张扣扣被执行死刑，对于这一案件你有什么想说的？ 第1页

泻药，

其实这个案件能够充分体现出现代国家的法权体系的最大特点，即通过赋予法权的方式进行统治，或者用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的口吻来说，就是“法权即另一种形式的统治”（Das Recht ist die andere Form von Herrschaft）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搜一下新华网官方今天发布的消息：

其中这一段话堪称全文主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害人王正军伤害致死张扣扣之母的行为已受到法律制裁，但张扣扣却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多年不如意，在其母被害21年以后蓄意报复王正军及王的父兄，精心策划犯罪，选择除夕之日当众蒙面持刀行凶，致三名被害人死亡，且有追杀王校军和二次加害王正军的情节，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

这一段话概括了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判决的考量，主要可以这么归纳：首先，张母被害一案已经有了判决结果了，张扣扣却不服从执意报复。其次，张扣扣蓄意报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主观恶性极大。最后，杀了三个人，犯罪结果非常严重。于是综合考量判处死刑。

其实，如果只是处于对量刑本身的考量来说，说明后两条足够了（主观恶性深以及后果极其严重）。但追加说明了第一条就显得意味非常浓厚了。实际上，这一条说明目的更多的不是为了量刑，而是为了否定张扣扣“为母复仇”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而作的。而正是这种二十年后“为母复仇”的传奇故事以及中国民间传统的“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才使得张扣扣的遭遇受到了如此多人的同情。

然而，即使是这样，最高法也是不可能认可这种行为存在的合法性的。原因便在于对现代国家中，“法权即另一种形式的统治”的批判性论断。法权体系终究是统治工具，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国家赋予了人以法律上认可的权利并不是为了保护人，而是为了统治人。是为了使人在法权体系下能够拥有国家所能承担的自由活动空间，充分发挥主观能力促进社会繁荣国家强大。但个人接受了国家给予的法定权利本身其实变相地相当于接受了国家对个人的统治与对个人行为合法与否的一切裁断。正如最高法所说，张扣扣幼年丧母，可不可怜？当然可怜。但是当时的犯罪者已经在法权体系之下接受了审判了。张扣扣的报仇行动既是对受害人的法定权利的否定，更是对国家统治的否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张扣扣不仅仅在关于法律的词条层面应该判死刑（即按律判刑），在更深层次的“法哲学”层面他更应该被判死刑，因为他的行为一旦得到了法理上甚至道德层面的同情和理解，这将会直接导致现代国家“以赋予人法权的形式统治人”的这一根本运行逻辑无法开展。

这个或许才是张扣扣案背后更值得探讨的深层次问题。正因如此，那些在朴素正义观看来是忠孝节义之体现的诸如二十年不忘母仇，未滥杀妇孺，只杀弑母的仇人等行为，翻译到了现代法权体系中就成了最高法通告中的“心怀怨恨，在其母被害21年以后蓄意报复王正军及王的父兄，精心策划犯罪，选择除夕之日当众蒙面持刀行凶，致三名被害人死亡，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其背后代表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不可互相比较的规范秩序。而现代法权国家的规范秩序中的根本原则，便是接受国家给予的法权，从而接受国家对法权的问题的一切裁断，从而接受国家统治。至于一个行为背后是否存在着珍贵的传统美德，最原初的道德情感，或者世人默默的赞许。都可能与该行为是否违法无关。

7月18号更新：看到评论区能吵成这样还是不得不添加两句说明了。首先，这个回答只涉及“是不是”，不涉及“应不应该”。任何说本屌主张支持国家垄断一切司法力量维系统治的说法可以停了。其次，你猜“法权只不过是是另一种形式的统治”这种论断为啥会是马克思作为法哲学批判的结论被提出来的呢？他这么说是为了干啥？不说了，下楼取个快递哈哈哈

立马想到了我的老乡胡文海，因为要复仇狂杀十四个人，包括仇人的老婆和未成年孩子。远比张扣扣更硬核。

“记者问他后悔不后悔时，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不后悔，一点不后悔！就是遗憾，没有把该杀的都杀了。遗憾没有死净的话，胡文海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据分析，是担心给他父母妻儿留了后患。记者问他为什么连孩子一起杀时，他蛮有道理的讲：不把他们也杀了，他们长大要欺负我家娃娃。”

在我看来张扣扣事件中最奇怪的其实是被杀的王姓兄弟，早年杀了张扣扣母亲，还目睹少年张扣扣抱着七窍出血的母尸仰天长啸，要和他们拼命；之后玩手段几乎脱罪后也不知道避祸搬家；后来也知道张扣扣长大成人，当兵，复员，难道就没有本能地感到危险？既然不逃，也不先下手为强，居然也不在家里常备家伙防身，最后被张扣扣拿冷兵器差点灭门。心中一点忌惮都没有，是不是太看不起人家？

王家为什么如此托大？难道是觉得家里有个当副乡长干部，就吃定对方不敢造次了吗？张扣扣如果是个胡文海一样的狠人，王家早就鸡犬不留了。

法律可以管这管那，但是除不去人类本性中的暴虐，管不了血亲复仇带来的念头通达：复仇，手起刀落，当然如同畅饮烈酒。

张扣扣当然是罪有应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忍了二十几年，放弃了这个社会要给他的包括结婚生子的条条框框，手刃了心中誓不两立的仇人，大仇得报，再吃一颗花生米而已。愿赌服输，何必惜命。在我看来，唯一的遗憾就是二十二年太长，太煎熬了……

张扣扣死了。

大家一直为张扣扣感到遗憾，觉得为母报仇的人，不该落得这个下场。

张扣扣认为是王正军父子三人杀死了他的母亲，但法院仅仅判决王正军一人有罪，且罪名为故意伤害，刑期为7年，并且王正军在监狱里只待了4年就出来了。

张扣扣认为，这个判决有猫腻。

1、

判决显示，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扣扣母亲汪秀萍朝王正军二哥王富军脸上吐唾沫，引起争吵后打架。汪秀萍拿一节扁铁打了王正军，王捡了一根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棒，汪秀萍因钝性外力所致颅脑损伤死亡。

根据新闻，张扣扣同村一好友描述：汪秀萍先超王富军吐口水，王富军打了她一巴掌，后来，王自新、王正军、张扣扣的父亲和姐姐都加了进来，张扣扣的母亲拿了一条钢条把王正军的头打破了，王正军从路边捡起一根木棒砸在张扣扣母亲太阳穴上。

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2001年7月递交的“刑事附带民事状”声称：17岁的王正军“是致死人命的凶手”。

张福如现在接受媒体采访称：他未参与打架，老婆被四个人维修，王自新喊“打死她，打死她我给她抵命”，王富军遂拿棍子把汪秀萍打死，王正军是出来顶包的。

张扣扣也认为，王自新也在现场，是最终的负责人，王正军是出来“顶包”的。

世界上有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事实，即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一个是法律事实，即法官根据证据认定的事实。

法官不是机器猫，没有时间机器，不能回到现场查看现场查看客观事实，因此法官只能依据法律事实判案。

在刑事法律，更是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证据标准的要求比民事案件更要高出许多。

从判决书以及各方的程序可以看出，王自新是否在现场，说法并不一致，实施致命一击的王富军,还是王正军，张福如也无证据证明，关于“三个人一起杀了张扣扣母亲”的说法，证据薄弱，疑点众多，在法律实施上，显然无法成立。

2、

王富军和王正军都参与了斗殴，王正军实施了致命一击，，为什么王富军不是共同犯罪呢？

这就涉及到刑法上的“实施过限”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定“共同犯罪”，各方必须在思想上是统一的，如果其中一个人实施的行为，超出了两个人商量的结果，那么对于超出的部分，其他人是不负责任的。

打个比方，两个人协商去偷东西，甲负责防风，乙负责盗窃，乙在盗窃的时候看到女主人如花似玉，临时起意把女主人给玷污了，那么甲仅仅定盗窃罪，而乙则是盗窃罪和强奸罪两罪并罚。

在这个案子里也是如此，王富军、王正军和汪秀萍、张福如等人互殴，此时各方更多的是一种意气用事，并不追求伤害对方，在刑事上比较可能是构成寻衅滋事罪。

转折点在于张扣扣的母亲出其不意地用钢筋打到了王正军的脸，王正军愤怒之下从路边捡了一根木棒敲击张扣扣母亲的头部。

这一下并没有和他的哥哥王富军商量过，从路边捡木棒也看出他并没有事先准备，是典型的临时起意，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哥哥和他有共谋，只能认定他的行为属于“实施过限”，将这一下的责任归咎于王富军一个人。

3、

王正军明明打死了人，为什么定的是故意伤害罪？

两个罪名的区别，主要在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图”上，而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又主要通过其客观行为体现。

王正军从路边拿起一根木棒打了汪秀萍一下，看到汪秀萍十分痛苦，就没有继续进行打击了。

结合汪秀萍打脸在先，王正军反击灾后，王正军的工具是从路边捡的，打了一下之后就没有再打了，法院认为，王正军并不是真心想要汪秀萍的命，因此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非故意杀人，这是符合常理的。

如果王正军在打了一下之后并没有停手，而是继续疯狂打击，把汪秀萍当场打死，或者打个半死，那王正军将会被定故意杀人罪。

4、

根据当时刑法规定，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起刑点是7年。

王正军本身未满18周岁，且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也非常良好。

事情发生后，王正军的父亲进行了积极的赔偿，承担了部分丧葬费用。

从起因来讲，汪秀萍先吐口水，也先打王正军的连，对事情的发生负有重要的责任。

考虑到这些情节，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最终判了最低的7年，这排除了所谓“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贯彻了现代刑法的精神。

这份判决书，堪称典范。

5、

根据法律规定，拘留、逮捕的时间，需要在有期徒刑中按照1：1进行折抵。

所谓的7年有期徒刑，扣除在看守所的时间，大概只需要再服刑五六年即可。

王正军在被收监之前，已经在看守所待了一段时间。在被收监之后，又获取了减刑。

综合起来，他在监狱蹲了4年，也是正常的，至于减刑是否存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并无法判断。

张扣扣母亲的案件，在法律上并不存在疑点，但是在张扣扣的认识里，母亲被王正军打了一下死了，王正军犯了杀人罪，但法院法院只判了7年，最后只蹲了4年就出来了。

为什么呢？他左思右想，最后想通了，杀人的不是王正军，而是王正军父子三人，但他们只手遮天，只吧王正军推出来顶锅。

这样子，他的心理会好受一些。

6、

96年的判决并没有问题，张扣扣及其家人提出的这些质疑理由，其根本目的不针是对原96年案件，而是为张扣扣杀人所寻找的借口。

那么张扣扣为什么杀人呢？

检方梳理了张扣扣的心路历程，发现张扣扣传销被骗，打工没挣到钱，也没有结婚生子，最终将自己的困顿，归咎于其母亲的遇害。

张扣扣在提审的时候也说：“如果我生活过得好了，自己有钱娶妻生子了，也不会发生今天杀人的悲剧。”

所谓的复仇只是一个借口，他就是一个社会的loser，觉得自己生活无望，临死前想要拉别人垫背。

7、

1925年秋，直系军阀孙传芳俘虏奉系军阀施从滨，并将其枭首示众。

1935年冬，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为父报仇，刺杀了孙传芳。

该案轰动全国，各界一致认为，为父报仇是，应该特赦。该案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二审改判7年，入狱不到1年，施剑翘就被最高法院特赦释放。

按照这个案子的逻辑，张扣扣为母报仇，那么王正军的儿子，也应该杀了张扣扣全家，一直杀到有一家死光为止。

同态复仇或许是前现代法律体系的正义，但却为现代法律体系所不容。

因为同态复仇会让秩序崩塌，让社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状态。

或许张扣扣有他自己的正义，但他的正义还活在100年前.

从1996年到2019年，相比民意的喧嚣，法院的判决显得如此冷漠。

没有刀光剑影，但两个案子的法官一起打了一场漂亮的法律阻击战。

用判决画下了一条线，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所谓的复仇，我们只有一个评价，那就是故意杀人。

以复仇标榜自己，张扣扣最好的归宿，就是死刑。

每个绝望人，都曾有颗热血心。

张扣扣案子已经尘埃落定，无论对于张家还是王家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回头的悲剧，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热闹的人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意识去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的情感，认为死者活该被杀，或者认为血亲复仇无罪什么的。但站在一个社会背景下看待这些内心充满了喜怒哀乐的芸芸众生，对于个案的悲剧，你实在缺乏一种所谓的公平公正去厘清孰是孰非的问题，因为世间其实本无善恶，亦少是非，善恶之线，在每个人之间，其实都是顷刻一念。


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有想让对方马上去死的念头，只不过大多数人，在气头上的时候或者因为某些机缘巧合的事情而被打消了怨恨，又或者念及亲情爱情之类的浇灭了怒火。但社会是一个量子态，不到事件发生，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悲喜剧上演，它随机分布在每个人之间，挑选出了角色，就只能不由自主地接受命运带来的最终裁决。

张扣扣本也有机会挣脱命运的束缚。他在母亲命案惨剧发生之后的岁月里，也选择过遗忘和谅解，但命运似乎并不想放过他，让他有机会淡忘这段悲惨经历。他工作不顺，亲情爱情都缺失，人在落魄绝望的时候，就难免会抓住过往的某些事情纠缠不放，并且给自己找到因为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伤害的依据，然后就会想要把自己的不满情绪发泄到与此相关的人上去。生活中太多的不如意，社会上太多的歧视与敌对，都会让一个有意释放善意的人重新走向偏执与疯狂。悲剧发生后，所有的舆论多会把焦点对准当事双方，然后据此进行要么歌颂和赞扬，要么进行口诛笔伐，恨不得将他们认为邪恶的人生吞活剥，却鲜有人反躬自省：这些悲剧的发生背后，除了当事双方之外的人，是否也参与炮制了剧本的编写，是否也参与推进了剧情的推演？

社会能给人什么样的剧本，决定了这个人此后的命运。假如张扣扣在后面的履历里不是处处碰壁，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生活蒸蒸日上，假如他在落魄的时候得到了相应的关心和安慰，有人给他爱的温暖，他内心纵有冰川，也足以被融化，用不着堕入回忆的魔道里不可自拔，然后产生不可逆的恨意。与他类似的许多人，都有相似的悲情历程，只有一次打击，大多数人都能够承受住，但若是不幸接踵而来，则大概只能让他陷入绝望，接着就是产生怨恨了。当然，每个人对于怨恨的方式，也各有不同，这就取决于性格问题，然后走向不同的道路，生存之路渐窄，毁灭之路渐宽。

因为害怕孤独，人类走出蛮荒地带，聚集在一起组建城市，一群人混在一起生活，因为需要安全，人们又成立了族群部落、民族国家。大家承受着拥挤之苦，本意是为了消除孤独寂寞，人们忍受着敌意歧视，本意是为了寻找一种安全庇护。但偏偏有人会成为狂欢的旁观者，被晾在一边默默欣赏别人的幸福之时，要独自承受加倍的孤独，更有人会成为安全的牺牲品，他们也许在旷野中可以无忧无虑地独自生存，但偏偏不见容于拥挤的人潮里，然后，他们就成为被抛弃和打击的重点对象。


每一万个人里，一定会有相当比例早夭的人、也会出几个疯子、几个乞丐、几个病人、几个富人、几个充满意外的人、大多数穷人，还有，就是罪犯。没人知道这一万个人里面如何消除等级差距，也没法清除那些潜在的危害群体，大家都混沌地在这个圈子里活着，等待未来事件的发生，避无可避。为了维持秩序，确保安全，就像人体衍生出头、手、耳、鼻一样，社会也会搭建起一个管理架构，有人去当了城管，有人去做了小贩，有人变成了大官，有人沦落成贱民。在蛮荒世界里不存在的等级，在文明世界里却成为不可或缺的标配。于是，便有了对立，也就有了仇恨与杀机。

我们本为追求安全而聚在一起，最后却因为聚在一起而产生出了安全问题，这真是人类社会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悲剧。夏俊峰们努力地生活，挣扎在人类边界的最底层，尽管前途黯淡，但他们也并未放弃对继续活下去的渴望，用一颗热忱的心面对这个对他并不友好的世界，卑微低调地苟活，从未想过挑战既有秩序，更未曾有过想要逾越红线的念头。

但命运似乎并不想放过他们。因为他们被命运从冥冥之中抽了出来，单独放到了那些小概率出现的篮子里，等待他们的就是一系列猝不及防的惊悚悲剧接连上演。他们不想挑战的秩序，有人出来逼他们去挑战，他们不想逾越的红线，也被命运推到了红线的那头。

我们不知道，需要多少样本，才能确定人性中善恶比例的成分。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无论我们将道德提高到什么水准，无论我们将法治完善到什么程度，依然还是难阻同类悲剧的继续发生，因为人群中相应比例的角色魔咒始终是存在，并且永远无法根除的。他们注定会被贴上“反社会”、“反人伦”的犯罪标签，尽管在事前看起来，他们曾是一群正常的人，尽管从事后的分析来看，他们也似乎只是充满了无数悲剧色彩的可怜虫，但是历史毕竟终将沉淀，然后就会被埋没成为淤泥，为他们的故事翻页。

因为，后面是别人的悲剧正在排练。

有些热爱生活的人，会因为某件事情而突然绝望，每个绝望的人，都曾有颗对生活充满无限向往的热血心。他若不热血，就不会那么容易陷入绝望，他若不绝望，就不会做出那么剧烈的反抗，我们见多了心如止水形同枯槁的人那种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着，他们对社会失望的时候，可以选择像沈巍那样去流浪，也可以像高楼顶上大海旁边的自杀者一样自我了断。唯热血不冷，方有大恨，他们选择了最为剧烈的解决方式，快意恩仇，玉石俱焚。

面对这些悲剧，少去妄谈什么事前预防，事后隔断之类的虚招，更用不着借此开展什么道德建设、制度完善之类的花架子，人性的善恶，是一念之间的产品，完全随机爆发，你能去针对谁？又能够挽救谁？所谓的防范与隔离，反倒更会促进仇恨与敌对，或许，温情未必能够完全化解戾气，但至少可以让凶手的目光缓和少许。若无城管，市场也许会有脏乱差和强买强卖的事件发生，但可能就不会有夏俊峰这样的杀人犯出现，若是早几年就有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出现，那么上海的警察也就犯不着跟一个骑单车的年轻人过不去，杨佳也就担不上袭警的罪名。

人类需要秩序，人类渴望安全，但人类在创造秩序的时候，也同时为自己带来了混乱和麻烦，人类在构建安全体系的时候，也在给自己埋伏了杀机。我们总想把社会整理的井井有条，但最后你会发现，无论怎么打理，社会还是混沌一片。所有建设与毁灭，所谓热血与低沉，都是和平与杀戮交替，仇恨与友爱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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