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其实并不难被说服,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诈骗犯,也不会有那么多PUA高手。
在说服别人的问题上,真正的难点从来不在于人能不能被说服,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说服别人。
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说服”,是直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去让别人信服自己所说的话。但实际上,真正想说服别人的人,从来都不去讲道理,而是会利用情感与富有情绪性的话语,去引导对方做出改变。
实际上,现实中这种技巧应用的最多的领域,便是销售。大多数时候,一个好的销售与普通销售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会利用客户的情绪和思维去引导对方购买自己的产品,而后者则可能会直接与客户讲道理,反而不一定会起到好的效果。
好比说,你是个国产汽车的销售,如果来了一个客户,他更倾向于选择进口车,到你们店里只是随便看看。那么,你要怎么说服他选择国产车呢?
一个新手销售可能会直接否定这位客户看好的进口车,说那款车性价比不高、零配件有问题、售后麻烦等等,然后说还是自己卖得国产车比较好。这个做法否定的其实不是车,而是那位客户的选择和判断力,这种销售往往不会成功。
而一个有经验的销售,则会站在客户的角度来说。比如,他可能会问,您看的那款车的确卖的很好,我认识的人里也有不少买的,但您现在买车更看重的是哪方面的性能呢?我是觉得现在咱们挣钱都不容易,有钱也要花在刀刃上嘛。
这时候,客户就会说我买车是想干什么干什么。然后,销售就可以顺着客户的想法,说您挑车真的是挺有眼光的,但其实您的这些要求,我们店里的某款车也能满足,您可以看一下bulabula。这样再带着客户去看,销售成功的概率就要高得多。
销售如此,很多商务谈判乃至于国家层面的的外交谈判也是一样。说服别人最忌讳的是先否定别人,然后再去讲道理。谈判的高手,往往都是顺着对方的思路,去引导对方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
当然,在现实中也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不同人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不甚相同,有些东西在各自的文化背景内就是相冲突的。好比说,在某些国家,大多数国民都可以认同同性恋并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在另一些国家,大多数人可能对同性恋行为本身就是抵触甚至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前者是无法用“性自由”、“恋爱自由”等的理由去说服后者的。
再比如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中,我们也看到了国外很多反对防疫政策的人,反对的理由是“这不自由”。在他们眼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远大于全社会的整体价值,或者说“自由大于生命”。你固然可以摆事实讲道理,跟他们说“如果不执行防疫,我们要死100万人”,可在这些人眼里,哪怕死100万人,也不能限制每个人出行的自由。甚至,就算他们自己的亲人因为感染新冠去世,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遇到这种情况,你再讲道理也没多大用了。
总的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想要说服别人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寻找到合适的方式。很多时候,真想要说服别人,首先应当摆脱的观念是 “我讲的是对的,你讲的是错的,所以我要说服你”,而应该是“你想的东西是对的,只是有些地方还有所欠缺,我站在你的角度帮你补充一下的你观点”。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对方事实上已经被你说服,但却并不认为被你说服的情况。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说服,才是更有价值的。
这个问题真的好!(咏叹)
曾经给女儿说过,为什么承认自己的错误很难,而且人越是成长便越难。
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给她说的。
人并不单单是现在你我眼中所见所思所想的自己,而是由无数个过往所组成的综合体。
吃饭的你,穿衣的你,开心的你,难过的你,做题的你,跑步的你,骂人的你……
无数个曾经存在的片段一同组合成了“你”。
而当其他人告诉你,曾经某一刻甚至某一段时间的“你”是错误的、不该存在的时候。如果你承认错了,那就是与某一刻的你进行否定和割裂。这无异于自己杀死曾经的自己。
这时的较量就已经不是你和其他人的较量,而是你要保护曾经的"你",这是属于你意识层面的较量。
而人的意识,包含自我觉醒和自我认知。其天然的本能就是走向独立和统一。
独立:指的是摆脱外界的干扰,进行自己的判断,具有天然的排他性。
统一:指的是认同所有过往的自己。
因此,越是成长,自我意识越是觉醒,便越是相信自己,越是不会认错。
当然这么说很浅显甚至肤浅,但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总结就是:
你以为互相说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战斗?那实际上是你与过去的你在战斗,与你意识维护人格统一的天性在战斗。
柴进坚信自己的丹书铁券可以护身,无论是庇护凶犯还是仗义出手都敢干。
但手下庄客中也有明白人,劝他道:“大官人,这丹书铁券也不是玉帝给下来的,官家若是认这就是丹书铁券,官家若是不认便是废纸,您做事还需留有余地。”
柴进听了心里很不痛快,冷冷的说道:“太祖便是大宋的玉帝,他老人家的话谁敢不从?我这么多年一向如此,也没出过事。你若是怕了便去他处高就吧。”弄得庄客很尴尬。
后来柴进的叔叔被殷天锡欺负,柴进也说:“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
李逵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
柴进也不听,认为李逵这粗人的话不值一驳。自己这么多年在丹书铁券的护持下也没事儿,不可能栽在这里。
直到李逵打死了殷天锡,柴进还是执迷,认为殷天锡的姐夫太守高廉不敢对自己怎么样,还会和以前一样化险为夷。
等到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被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发下牢里监收眼看性命不保,这才知道悔之晚矣。真要弄你时,根本不会让你拿出什么丹书铁券。
“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并且除了服从激情和为激情服务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来自:休谟,《人性论》
现代的道德心理学可以说是完全按照休谟的思路发展起来的。而道德心理学家们用了一个又一个实验的例子证明了,我们关于什么行为是对是错几乎完全是出于情感的因素这么认为的。而其他人持有另外的意见无法更改我们原初的看法。
在著名的《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中,美国道德心理学家海特(Jonathan)提到了一个针对美国和印度五岁小孩的道德意识的问卷调查。之所以选择五岁小孩作为调查对象即是观察在人的道德意识形成的原初阶段的形态。问卷中发现,在五岁时,美国和印度的小朋友在对于许多行为的道德涵义上已经有了极大的区别。比如:
美国小孩认为是错误的,印度小孩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妻子在未经丈夫允许的情况下出门看电影,回来时被丈夫打了;一个老人将遗产的大多数给了儿子,只给女儿留了一小部分。
美国小孩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印度小孩认为是错误的行为:孩子在家里直呼家长的名字;一个寡妇在所在的社区每个月吃两到三次的鱼;在上完厕所后没有换衣服就做饭。
海特认为,事实上通过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小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能出形成系统的道德判断,而无论是美国小孩还是印度小孩,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普遍有效的,放之四海皆准的。这似乎说明了人的道德意识很有可能是所在社会直接灌输的,而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当测试者询问其判断的理由时,美国小孩给出的理由往往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诸如平等啊自由啊等理由。印度小孩则更多的会诉诸荣誉,清洁,尊重等理由。这似乎说明,任何道德意识背后都能找到其相应的理性的辩护。
据此,海特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心理学的模型:
人的道德判断由情感产生,而在产生了特定道德判断之后才会出现支持判断的理由,之后再用理由去为自己的道德判断辩护。
海特将这一心理学现象很形象地称之为“驾驭大象的骑手”(the rider on the elephant),我们的情感,直觉和感情便是一个前进中的大象,而作为理性的骑手无法改变大象的前进道路,而只能控制其速度以免失速,或者为大象开道提醒其他路人避让。总之骑手是为大象的前进更好地服务的。
所以当两个人在面对同一个社会事件,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时,互相之间根本无法说服对象反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根本原因是两个人情感的大象的行进方向完全不一样。而这绝对不是作为骑手的理性光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就能让双方达成一致的。“人为什么很难被说服”可以用海特的这个图表来说明:
如图所示,当一个事件E发生时,A在知道了之后会引起她特定的直觉(这个直觉可能由其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决定的),而A的直觉导致了A在E事件上的判断。而事后A给自己的判断一个特定的理由。而这时,A会把自己的判断以及判断的理由告诉B,试图说服B同意自己的判断。但是很可惜,A的说服首先激起的不会是B的理性,而是B的直觉。而B会根据自己的直觉产生自己的判断,并且事后给自己的判断一个理由,并试图用自己的判断和理由来说服A,但B的说服首先激起的也不会是A的理性,而是A的直觉……结果便是,除非A和B有着类似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能够形成类似的直觉,否则他们谁都说服不了谁,因为他们内心情感的那个大象已经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自己的立场上动摇。
综上,海特的结论似乎是很悲观的,即人们不可能基于理性共享同一套道德准则和看待事物的态度。后天的学术培养或许能让我们在论证时更加中立,但是改变不了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已经成为直觉了的观念。就像其书名的副标题——“为什么好人会被政治和宗教区分开”(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一样。人和人之间在理性能力上区别其实都不大,但是社会环境,教育背景,文化背景的区别注定了人们不可能相互理解。因为大家都是骑着大象的小人儿。而我们心中的大象所前进的方向早就被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确定好了。
参考文献:
Johonan Haidt, The Righteous Mind, Penguin (2012).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为什么有的时候,尽管我们要锤给锤,也还是难以说服他人呢?
通常来说,我们都会认为最好的改变别人错误观点的方式就是用事实说话。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难免会经历到这样的情况——
自己摆事实,讲道理,费尽口舌,结果对方毫不领情,反而认为你是在耽误他,祸害他。这时,我们不由会生出一种对牛弹琴之感。
这个效应,就是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心理学上的解释是“当人们遇上与自身信念抵触的观点或证据时,除非它们足以完全摧毁原信念,否则它们就会被忽略或反驳,而原信念反而更加强化”。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新闻,受骗后非要打钱给骗子,警察银行拦着都不信,亦或是老人喜欢保健品,而子女摆一堆科学道理甚至是产品欺诈的证据也无济于事。
当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就越固执己见,并且更难接受新的信息和事物。另外,当一些新的信息与我们之前对熟悉事物的认知相左时,我们便会发现自己很难去接受这个新的事实,甚至会产生排斥的心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难说服老一辈的人,每一代人都会有巨大的沟通代沟,但是其实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子女也会用相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
正如一句西方谚语说的那样:“你不能教会一只老狗新的把戏。”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学无止境,学海无涯。”因此,年龄并不能被当作是我们停止接受新事物新观点的借口。
我们的大脑对两句话都很认同,但是这两句话的语义放置在一起时,却显得无比矛盾,难道是我们错了吗?
为什么一个人容易这么固执呢?
从我们记忆生成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就是我们大脑中有无数的神经元相联结,而神经元在一次次接受刺激后就会逐渐被强化。
就像是乡间小道,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被人踩踏出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大脑里的神经通路就是如此。
当我们坚信一个观点时,同时也就是反复强化了神经元的联结,从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
因此,如果我们自身的观念被攻击,那么这种感受几乎等同于自己被攻击差不多,所以我们就会本能地想要捍卫自己的观点。就像是追星族喜欢某个明星或者人物,就更倾向于接受其正面的新闻信息,如果发现负面新闻,就会想要用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完美偶像,而追星程度过于严重的话,就会出现“一粉顶十黑”的情况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改变一个人的观点是这么困难并且具有挑战性的事呢?
以往的很多研究认为原因之一就是这会使一个人暴露在一个新的认知层面上,那么这个人就不可避免的产生质疑他们自身本来认知的境地。
就像是新出现的信息摧毁了这个人原来的世界观,那么间接地否定了这个人过去人生中的大部分奉为真理的观点和行为,那么自然,这个人就无法接受这种现实。因此,就产生了一种角力。
如前面的解释所说,如果这个新的复杂的信息完全凌驾于旧的信息之上,特别是在旧的信息基础上进行提升的情况下(比如虽然某某电子产品有辐射,但是这个剂量的辐射并不至于对健康造成损害),那么这个新的信息更容易被人接受,我们也就更有可能说服他人。
如果不是,那么我们说服他人的尝试也就通常以失败告终,或者引起对方的反弹,因为新的信息无法征服旧的信息,因此对方也就更加坚信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旧的观点也就变的更加根深蒂固不可动动摇。
一个近年发布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另外的解释,就是当人们接收到那些低估他们自身认知的信息时(比如新的信息证明了他们原来坚信的事物是错误的),这就激发了愤怒和惊慌的感受,使得他们很难去接受新的事实。
用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的话,这其中的很多情况用“丢面子”就能解释清楚(当然,外国人也有面子问题)。而影视剧里的有些桥段,主角(配角)复读机一样的喊着:“我不信我不信”,然后开始哭闹或者砸东西,也可以用逆火效应来解释。
这个新研究的主要观点就是逆火效应可能不是我们大脑中两种观点的角力,而是与信息接收者的自我认知有关,新信息威胁到了接收者的自我认知,激发了负面情绪,而众所周知,负面情绪能阻碍我们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因此,产生的这种负面情绪同时影响了接收者对新信息的消化。
这个研究用了转基因食品为话题,理由显而易见,就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的多,并且由于信息的传播以及各类人知识水平的不同,对转基因食品的错误观点也非常之多。
研究者招募了120名学生被试,用量表测试了他们对转基因作物的知识以及他们对日常纯净食物的需求程度。而量表中的评测项之一就是”我经常会想到食物在我身体里的持续性作用“——而这一项,又能用来预测被试对于食物纯净度要求的高低。
因为思考这个问题越多的人,很显然会更希望食用纯净的食物,他们的态度也更倾向于反对转基因食物,所以食用的食物纯净与否又会关系到被试的自我认知,食用不纯净的食物明显会损害高标准被试的自我认知。
研究者希望通过这个来了解这种自我认知在人们接收到挑战性的新信息时会如何被影响,他们是会接受还是排斥。
被试随机得到两种科学信息,一种为直接驳斥反转基因观点的科普文章,而一种会解释为什么不应该反转基因的科普文章。在研究者给与被试驳斥反转基因个观点的文章时,那些对食物纯净度要求很高的被试表达了自己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感受到自己有了更多的负面情绪,并且在之后的跟进测试中,这些被试对转基因食物的批判较原来更为严重,态度也更为坚决。
另外,在整个实验结束后,与另外一组拿到温和文章的被试相比,收到挑战性信息的被试更容易转变为反转基因阵容中的一份子。
因此,得出了结论就是即使研究者提供的挑战性信息是科学的,但是却无法改变被试的原有观念,反而产生了副作用。之后的数据分析中,研究者直接测试了这种认知问题是否会影响对于新的信息的学习理解,被试在实验结束后会进行一个关于文章理解程度的短测试,结果发现被试的负面情绪与更差的测试分数相联系。
结合我们国内的转基因大战的话,看看崔永元和其支持者们的表现我们就很容易通过逆火效应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了。
另外,有时当我们成功说服他人的时候,往往也得不到期望的效果。
一份美国的调查发现,大约43%的大众认为流感疫苗会带来流感,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因此特地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正确的科普文章,来更正这个流传的谣言。
研究人员研究了这个做法的效果,发现这个科普文章很显著的改善了大众的误解,相信谣言的人数数据大约降了20%,但是伴随着这个数据下降的还有人们去接种流感疫苗的意愿。
对于那些原来深信流感疫苗能带来流感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更加不愿去接种疫苗,因为如果他们去接种疫苗,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之前所作的一切反驳都是错的,这个科普文反而激起了他们的逆反心理。这个研究就表明了有时即使更正错误信息的行为产生了作用,但是同样也会伴随副作用。
所以在我们试着说服他人时,即使我们的观点非常正确,但是与其直接否定他人的看法,试着用委婉的语言风格不失为一个更好的方法。
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是有认知错误的一方,却不自知,一旦形成了这种认知偏见后,就很容易被蒙蔽干扰,无法做出正确判断。
我们的大脑其实像个自尊心很强的小孩,直接指出他的缺点反而会激怒他。所以在得到新的内容或者信息时,在充分了解前还是不要妄下结论为好。毕竟,当一个人主观上认为某些事物是错的,且稍有证据能支持自己的观点时,就有可能迫不及待的转发传播,却没经过仔细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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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皇帝还是乞丐,不管她是圣徒还是妓女,会轻易地认为自己的思想竟然是错的。
有一天,王阳明的弟子问:
“老师,我犯过许多错误,可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王阳明反问:
“我没提醒你,你怎么知道自己犯了错误?”
弟子答:
“我学习后才知道。”
王阳明说:
“所以我教导你学习啊。”
弟子有点疑惑:
“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帮助我改正错误。”
王阳明笑道:
“你自己的错误,别人怎么改正得了?只有你自己,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
其实这个心理,可以用《道德经》里的两句话来概括。
1、
公元200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叫“官渡之战”。
最终,曹操以三万兵马击败袁绍十几万大军,从此拉开了历史新序幕。
可是这场战役,不仅袁绍自己后悔不已,就连后世无数的历史学家也为之扼腕痛惜。
为什么?
因为袁绍本来不会失败,如果当初他采纳了田丰提出的“持久战+游击战”建议的话。
那么按照常理:
失败后的袁绍一定会痛定思痛,亲自去监狱里给田丰松绑,并且赔礼道歉,重新启用。
还别说,在“官渡之战”失败后,真就有一个狱卒向田丰提前道喜。
然而,田丰却仰天长叹道:
“他若胜了,我或许能活;如今败了,我必死无疑。”
【备注】:《三国志•袁绍传》: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
果然,袁绍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田丰“杀人灭口”。
2、
不过,田丰之死虽然可惜,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起码他临死前的这一叹,就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人性的天大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
正常的人,是不会认错的。
什么?让一个人认错真的有这么难?
对!不仅难,而且难于上青天。
3、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为了研究这个现象,还专门写过一本书来探讨。书的名字就叫《谁会认错》,他在书里收集整理了数不胜数的真实案例:
从总统到平民;从明星到穷人;
上至国会议员,下到企业职工;
无论是高教育的大学教授,还是低文化的街头小贩。
几乎无一例外,全体国民统统都是“死不认错”的代言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可以用一些形象的比喻来解释:
因为当一个人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就等于是从大脑中强行卸载掉旧的思维,同时再安装一套新观念。而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往往会引发大脑信息短路,从而造成思想系统的紊乱。
这可并不是我空口无凭,一时臆想,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心理学和脑神经学双重依据。
我上面描述的那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
“认知失调”。
这个概念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在1956年首次在《当预言失灵》一书中提出来的:
因为他发现那些所谓的末日邪教派成员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仰坚持。哪怕他们的教主关于地球灭亡的预言失败了,他们也不会认为教主在欺骗。但是,毕竟这种“预期落空”引发了他们认知上的不协调,那怎么办呢?
指望他们知错就改,回头是岸?公开承认自己蠢?别开玩笑了。
认错这么反人性的事情,世界上从古至今就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
声明一下:
这里的”认错“是指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的思维是错的,不是那种勉强装出来的面子功夫。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信徒为了解决这种认知失调的办法不是承认错误,而是去接受一个新的预言:
外星人已经因为他们的虔诚信仰而饶恕了这个星球。
也就是说:
当人们在遇到一个跟自己认知不匹配的新观念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接受并改正,而是找出支持旧观念的其他理由,哪怕这个理由荒唐至极。
4、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神经科学家德鲁·威斯顿通过核磁共振技术,扫描人类在处理信息时的脑电图表明:
当人面对令自己认知失调的信息时,大脑主管理性的区域就会突然“断电”,停止工作;而当恢复了协调时,大脑的情绪区域就会突然“亮灯”,兴奋异常。——艾略特·阿伦森《谁会认错·第一章》
也就是说:
当人在面对自己错误那一刻,是没有理性的,所以是不可能认错的。
除非等大脑适应了那一套新的、正确的思维程序,人才会恢复理性,改过自新。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即使听到一个人说“对不起”的时候,也往往是几天,或者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
当然,如果他的大脑与新思维程序不兼容,那么我们恐怕就永远也不可能看到他低头道歉的样子了。
5、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
让一个普通人认错都是那么地艰难,何况是帝王将相呢?
当我们明白了这条人性规律的时候,也就明白了“不自是”的重要性。
所谓“不自是”,就是不以自己的想法为绝对准绳,去度量天下一切人和事。
尤其是当一个领导者“自是”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涟漪效应,造成的恶果也往往会放大数十倍。
6、
讲一个老典故:
公元631年,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在公共场合妖言惑众,可能说了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
唐太宗大为光火,下令道:“关起来严查!”当时的大理丞张蕴古经过一番调查,最后上报说:“此人有癫痫病症,所以才疯言疯语。按大唐律例,应该无罪释放。”唐太宗一听:“罢了,那就按制度办吧。”
第二天,有一个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李好德的哥哥跟张蕴古是老乡,恐怕两人有私情。”
唐太宗大怒,二话不说。立马派人将张蕴古抓起来,拖出宫门外,就地处斩。——《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
然而,唐太宗前脚刚砍下了张蕴古的人头,后脚就悔青了肠子。
是的,他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他面对错误的方式特别有意思:
他并没有从灵魂深处对自己进行一番深刻的检讨,而是顺手一推,将责任迁怒转稼给了文武百官。
他质问道:
“张蕴古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朕只是一时冲动,你们当时怎么都不劝谏呢?你们这些辅臣是干什么吃的?有什么用?”
7、
你看,这就是人性。
即使是英明神武的唐太宗在面对自己错误的时候,跟一个街头不讲理的泼妇也毫无二致。
当然,作为一国之君,“自是”是付出巨大代价的。
张蕴古被杀之后,大唐的法官们人人自危。
为了怕被人扣上“徇私枉法”的帽子,纷纷在处理案件时都不加斟酌,一律从严。
从而导致天下百姓惶惶不安,提心吊胆。
最后,唐太宗痛定思痛,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不得不下诏:
“从今以后,凡是死刑案件,必须反复上奏五次,方可决断。判决前,上奏两次;判决当日,上奏三次。”——《旧唐书·刑法志·第三十》
于是在第二年,才出现了全唐死刑犯只有320人的“贞观奇迹”。
这就是一个帝王在“不自是”以后,政策所散发出来的一道明朗光辉。
所谓的“彰”,不就是“彰明”吗?
所以老子说:
“不自是,故彰。”
1、
西汉初年,准确的说是公元前200年。一方诸侯韩王信(备注:并非淮阴侯韩信)谋反,刘邦亲率大军讨伐。刘邦连战连捷,一直打到了山西太原附近。韩王信狗急跳墙,于是勾结了北方的匈奴。准备双剑合璧,联手应战。
刘邦大怒,但是为了摸清虚实,只好先派了一些使者去查探。匈奴首领将计就计,故意将精兵和肥马隐藏起来,军营内外调派的都是老兵瘦马。——《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使者前后一共派出了十几拨,回来都报告说:
“匈奴可伐。”
刘邦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这样的好消息,自然心花怒放。
认为平定中原,指日可待。
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刘邦最后决定象征性地派娄敬再去一趟。
然而意外的是,娄敬出使回来却浇了一盆冷水说:
“两国相持,匈奴应该展示肌肉才对。但是匈奴的军营里连一个壮丁都看不到,此必有诈。所以依老臣看来,匈奴不可伐。”
刘邦本来信心满满,已经精心策划了好几个月。
听到娄敬的报告,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个老匹夫,就会呈口舌之利!匈奴给了你什么好处?妄想用一张嘴就堵住朕的二十万大军。”
于是,娄敬被关进大牢,刘邦率全军出征。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刘邦中了匈奴的埋伏,被困在山西大同的白登山七天七夜,史称“白登之围”。
要不是陈平临时使出了一套变相的美人计,刘邦恐怕就饿死在白登山上了。
2、
这一整个事件的过程:
其实就是使者们和刘邦从“自见”到“自是”的一步步生长发展的过程,他们像井底之蛙一样沉浸在幻想的情境中运筹帷幄, 根本就没有想过站在匈奴的角度去客观地看待两国对峙的全景,焉有不败之理?
反观娄敬,他就并没有让自己的视角局限于敌我的任何一方。
所以才能透过层层迷雾,看出完美假象背后的破绽。
幸运的是,刘邦并没有像袁绍一样愚蠢的“自是”到底。
他逃回来之后,亲自去大牢里认错检讨,还把娄敬敕封为建信侯。
当然,你可以说刘邦并非是诚心改悔,只不过是一番政治表演而已。
但你无法否认的是:
在后来汉王朝的朝堂上,一定会站出许多敢于提反对意见的人。
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是好事,这不就恰恰印证了“自是者不彰,不自是故彰”这句话吗?
所谓的“彰”,指的就是良政能发扬光大的意思。
而一个好领导者的标准:
就在于随时随地都能虚怀若谷,不仅不能自以为是,甚至还要常常自以为非。
3、
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就在《林肯与劲敌幕僚》一书中指出:
美国历史上的第十六任总统林肯,就是一位“不自是,常自非”的领袖。
在他的八名内阁成员中,竟然包含了他曾经的四位政治死敌。
这四位政敌甚至还被他任命了一些最高职务:
比如国务卿的职位,他给了威廉·西沃德;
陆军部长的职位,他给了爱德温·斯坦顿;
财政部长的职位,他给了萨蒙·蔡斯;
首席检察官的职位,他给了爱德华·贝兹;
我们要知道,这四位政坛老将可都是专门跟林肯唱反调的人。
即使他们进了内阁,依然对林肯冷嘲热讽,甚至掀桌子大骂都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林肯为了避免自己变成井底之蛙,为了避免自己做决策的时候陷入“自是”的假象。
选择了忍辱负重,兼容并蓄。
这就是一个优秀领导者的政治远见和职业胸怀。
4、
在上面关于“不自是故彰”的解读中,我提到过一个心理学名词叫:
“认知失调。”
就是指人在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大脑会发生短路,暂时失去思考的能力。所以会一错到底,死不悔改,这就意味着:
普通人的大脑中都安装着一套“死不认错”的思维系统。
而美国的神经脑科学家德鲁·威斯顿则用现代医学技术,证明了这一点。
他曾经做过一项研究:
在人类处理信息时,通过核磁共振进行扫描,脑电图表明:当人面对令自己认知失调的信息时,大脑主管理性的区域就会突然断电,停止工作。——艾略特·阿伦森《谁会认错·第一章》
也就是说:
人在面对跟自己意见相反的信息时,大脑会关闭理性,启动情绪来对抗。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古代的一则笑话:
话说楚国有一个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生姜。
有一天跟人争论说:“姜是长在树上的。“
对方纠正说:“错,姜是长在土里的。”
这个乡下人却固执己见,说:“你去找十个人问一问,我敢以自己骑的毛驴跟你打赌。”
然后,他们果真问了十个人。结果十个人都说:“姜是从土里长出的。”
这个乡下人气得脸色大变,拂袖而去。临走时还留下一句话:“毛驴尽管输给你了,但是生姜还是树上长出来的。”——(明)江盈科《雪涛小说·姜从树生》
虽然,这只是一则笑话。
但是它无疑是脱胎于现实生活,道出了一条人性至理:
每个人都是根深蒂固的“自是”者,不管你拿出多少证据证明他错了,他依然会从另一种角度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即使是那些黑社会人士以及监狱里的罪犯,也不例外。
你一定会说,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这就是事实。
5、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戴尔·卡内基在写《人性的弱点》一书的过程中。
曾经对美国一所著名的“星星监狱”进行了深入的访问和调查,他惊讶地发现:
无论是杀人犯还是黑帮头目,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罪有应得,有的人甚至会认为自己为社会做出了某种贡献。
比如:
杀人犯会说自己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非法经营者会说自己的黑市交易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著名的黑社会教父阿尔卡彭则自豪地声称:“自己为社会的边缘青年提供了一份谋生的工作。”
其实,他们的逻辑虽然听起来荒唐不经,但并不难理解。
因为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是统一的。如果发生偏离,人就会感到迷茫和手足无措。就好像机器人的指令和行为如果不统一,也会陷入瘫痪的状态。
所以,人一旦发生“认知失调”,就必须立即校正。
那么,思想和行为哪一个更容易被调整呢?
当然是思想。
因为你投入行动的成本,一般都远远高于你思考的成本。根据行为经济学的“沉没成本”效应,你投入的越多,就越不容易放弃。
所以,你最划算的办法就是:
校正自己的思想,以符合自己当前的行为,哪怕是随便找一个荒唐而可笑的理由。
这就是人们往往“死不认错”的经济学原因。
6、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越自是的人,越容易犯罪。
所以罗素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麻烦就是:傻瓜和狂热分子对自己坚信不疑,而智者总是充满疑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智者就像是一个大法官,每天都要面对并且处理原告的诉讼状和被告的辩护词。
所谓的“被告”就是我们“行为”,“原告”就是我们的“思想”。
而大法官其实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决断思想与行为究竟“孰是孰非”的,甚至往往会出现“今是而昨非,明是而今非”的矛盾状态。
所以罗素还说过一句名言:
“我才不会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万一我是错的呢?”
说句老实话,我之所以比较喜欢罗素:
就是因为他不装逼,总爱说老实话。
7、
由此可见,智者的思想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人不断地打破“我执”的过程。
先是信,然后疑;疑,然后再信;信,然后再疑。如此循环往复,小疑小信,大疑大信。
释迦牟尼讲经的时候也曾经对一些外道的教徒们说:
“佛法如金:金不怕火,法不怕疑。以火验金,以疑证法。”
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看来:
一个人如果没有怀疑,那他根本就不会有真正的信仰。
而反观现实中那些“自是”的人,往往就都对自己的理念一信到底,坚定不移。
最可怕的是,他们还往往不允许别人质疑。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杀人狂魔希特勒。
8、
希特勒就是一个极端自是的人,而极端的自是,必然会造成极端的犯罪。
因为在他的决策团体中,只允许不折不扣地执行,从来就不允许出现不卑不亢的质疑。
希特勒的一位忠实追随者阿尔伯特·施佩尔就在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透露道: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偏离了现实。很快就会被周围的人发现并且批评,从而能得到改正。但是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中并不存在这种矫正的机制,它完全是与世隔绝,与外界隔离的。所有的人就像是置身于一个四周都是哈哈镜的大厅之中,你的任何一个表情,都只会被放大并且反复确认。在哈哈镜里,除了我自己,我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尽管希特勒在二战期间一共屠杀了至少六百万无辜的犹太平民。
但是,他从来没有一天怀疑过自己的正义性和正确性。
“自是”到这种地步,已经无药可医了。
显而易见,希特勒肯定没读过《道德经》。
即使读过,也不可能读懂。
如果他读懂了,就断然不会熄灭良知之火,堕落到黑暗的世界中不可自拔。
所以老子才会说:
“自是者不彰。”
——以上内容选取自《酷说老子~第二十二章以及第二十四章》
作者: @紫侠狼 ,90后文字狂生,夜色如墨,月光如我。
你好!欢迎来到新统国学的世界,这里是当代人的国学院!我是紫侠狼,一个立志复兴传统文化的90后,研究《道德经》十四年,累计读书2.5万小时,目前正在全网连载《酷说老子》,每天更新,预计全书120万字。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会竭尽全力,不做任何保留,秉持“用科学开释国学,以新统承继传统”的理念,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帮你打通各个学科之间的理论壁垒,用我十几年来搭建的知识体系为你架构一条通往《道德经》的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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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紫侠狼,90后文字狂生,夜色如墨,月光如我。
卡尔霍弗兰的“一面提示,两面提示”理论了解一下?
有空来补。
人很难被说服是错觉。
因为多数人忽略了说服别人的基本技巧。
实际上有高胜率说服人的方法。
也就是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范畴。
1,多数人的思维中,对自己坚持的东西,来源于外部信息的支撑,比如“专家”“意见领袖”的意见;比如“道德共识”是这么要求的。很少有人在坚持观点时,是有明确的分析和逻辑支撑的,因此要说服别人,只要先看穿他的观点支撑来源,并且将其证伪,就容易动摇对方的观点。
2,在说服和讨论中,就事论事的讨论其实很难动摇对方观点,因为人们习惯于从自己的视角(利益、经历、环境等造成的)去思考和抒发论点,不同的视角,就事论事而言可能都有道理。这时候,要代入对方的视角,从对方观点中,找出一个他视角下,利益受损或逻辑相悖的弱点,去集中的阐述,就可以说服对方。
3,很重要的一点,说服对方不是打击对方,也不是赢对方,而是“帮助他”想清楚没想明白的内容,就像乾坤大挪移一样,四两拨千斤,而不是直接用通背拳去攻击他。单纯的攻击会引发自我保护意识和自尊被伤害的感觉,导致对方什么都听不进去,一旦如此,则说服必然失败。
4,说服别人的一个前提,是自己可以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并且能跟对方共情,这就需要对对方有足够的信息了解,比如要商务谈判,在谈判前,应该调查清楚对方的性格、在公司中的位置、对方公司当前的KPI和战略,对方的财务情况等等,要做到知己知彼,同时要尽量屏蔽己方的信息,而在对方面前包装一个他可以接受和信任的人设。
5,说的直白一点,把对方当成一个题目,分析清楚,逐步解题,则说服的难度就降低了。
以上
加油,诸君。
思考问题的惯例: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所以,人们真的很难被说服?
如果是的,那么希特勒为何能够说服当时的(至少是部分)德国人燃起对犹太人的仇恨,进而默许甚至支持纳粹犯下累累罪行。
如果是的,那么为何在双11前信誓旦旦不乱花钱,可是一看到商家宣传,又再次忍不住剁手——难道不是被商家说服了吗?
说服别人,想要让别人接受观点看似很难,可是说服与被说服的例子却一再上演,或许原因是我们没有找对说服的路径。
中心路径 vs 周围路径
中心路径(central route to persuasion)是一种在人们有欲望,有动机且有能力可以全面认真地分析加工信息的方式。
中心路径让人们关注说服的论据,evidence matters;也就是说,如果论据充分且扎实,那么说服的可能性将大增。
如前所讲,中心路径与个体的能力有关。
比如当科学家在阅读同行的学术论文时,就必须使用中心路径。学者必须要关注论文本身的论据能否支撑论点,论文是否科学合理等等。我们可以认为科学家具备了评阅论文,审读论据的能力,这样他们才可以使用中心路径。对于非本专业的人士来说,欠缺的能力就不足以支撑中心路径了。让狼宝宝阅读一下社会心理学的论文尚可,可要是看物理学的论文,堪比阅读天书。
中心路径还与动机有关。
再比如,我有朋友对美食非常挑剔,几乎每次外出就餐都要在APP上搜索然后查看一番商家的好评率,甚至还要阅读几条具有代表性的评价。他对于对比不同饭店烹饪水平的动机远高于我,这份动机驱使他并不满足于看看图片上的食物,而是要更加认真地筛选(这些人往往烹饪技术也是不赖的)。
周围路径(peripheral route to persuasion)与中心路径不同,毕竟我们不能每时每刻都调用自己的认知资源去缜密分析每条论据。因此,周围路径关注的是那些不需要使用太多认知思考,而是关注“无碍大局”的外部线索的路径。
广告行业大量使用周围路径策略。
比如可口可乐的新年广告——
绝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会去关心一瓶可乐里的营养物质究竟几何——中心路径。
而只要一看到这个广告,亲朋好友在新年里团聚的场景油然而生,这感觉,够爽。消费者将团聚,够爽,中国红,喜庆等等这些积极的意象与可乐联系起来——周围路径。
如上,我们知道了说服的两条路径:中心路径vs周围路径。
误用了路径可能就会导致很难说服,甚至结果失败。
假如狼宝宝(周围路径)和狗宝宝(中心路径)都是想购买护肤产品,他们同时走进一家商店,如果柜姐或者柜哥用同样的策略进行说服,恐怕就会出现问题。
正确的做法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识别对方(说服对象)所适用的策略法则,并作出相应调整。
狼宝宝买护肤品是帮忙代购,动机不强,买完走人,这种周围路径的,你需要做的就是情绪渲染,最好来点形象展示。因为狼对护肤品没有那么多兴趣,只需要知道大致的信息即可。
狗宝宝是要自用的,动机强,需要认真对比不同种类的功效用途。在这种情况下,不来点干货怕是拿不下来他的。
说服确实不易,但是掌握了基本要领,还是可以帮助我们事半功倍的。
参考文献
迈尔斯 《社会心理学》
西奥迪尼 《影响力》
我跟我妈生活了二十多年,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想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不要和她讲道理,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一点点瓦解她的价值观,并帮助她重建价值观。
我上初中那会就疯狂上网,为此还专门问我爸要钱买了一个路由器。我妈看到花了两三百买的路由器很不高兴,认为是浪费钱,后来还找了个由头骂了我一顿。
再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对我来说确实有用,我可以用笔记本上网,但是她不行,因为那时只有功能机没有智能机。所以路由器对她来说确实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花了两三百买这个东西可不就是浪费。
去年我回家时,我妈说家里路由器有点慢,你再买个新的。这种转变是因为她已经成为深度的抖音爱好者,她已经离不开WiFi了。
我曾经想买个豆浆机,我妈不给买,说一年用几回啊,你一回去上班,就放在家里吃灰。我一想想也是,就没买。然后她去了一趟我大姨家,我大姨用豆浆机给她做了一杯豆浆,然后她回家就让我买一个。
很多时候,你说服一个人不成功,是因为你们的关切点不同。就拿那个路由器来说,对于当时而言,我买了只有我能用,对她来说这两百多跟打水漂是一样的。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三观是由他的社会经验建立起来的。你突然去冲击他的三观,却是拿一件你花了好久时间建立的观念,甚至他都没有听过见过这个概念,你觉得他一时之间可以接受吗?
举个例子,老家的亲戚来看你,你告诉他坐高铁来,来了后上三号线再转一号线到哪一站下。他能接受吗?他接受不了,他没坐过地铁,会天然的抗拒。
很多时候说服是一件破坏性工作,之所以说着说着变成吵架,是因为你把对方的固有观念冲击的七零八落,而又没有承担建设的工作,帮他建设新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