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和林有没有被明军攻克过？ 第1页

答案很明确——没有

太长不看版（摘要）：

在明与北元的战争中，洪武五年的李文忠东路军北征与洪武十三年沐英奔袭亦集乃之战，都经常被历史爱好者认为曾经攻克哈剌和林城。但过简单辨析后，不难发现这两种认识均来源于对史料的误读。

洪武五年李文忠曾攻陷和林的解读，依据来自明代多种历史作品中都存在的“取和林”三字。现存资料中“取和林”最早出现于董伦的《李文忠神道碑》，随后在明清私修史著中的传抄颇为广泛。受其直接或二次影响的史学著作有吴朴《龙飞纪略》、高岱《鸿猷录》、郑晓《吾学编》、尹守衡《明史窃》、项笃寿《今献备遗》、李贽《名山藏》、范景文《昭代武功编》、张岱《石匮书》、査继佐《罪惟录》、傅维麟《明书》等，甚至清代官修《明史》的部分列传也不免与外。

但董伦《李文忠神道碑》中的“取和林”，实际上是一种语义含糊的不确写法。十几年后，在以《神道碑》为基础撰写的《明太祖实录》的李文忠卒后列传之中，身为总裁官的董伦授意将其修改为了“欲取和林”。可见“取和林”表示的含义倾向于此次军事行动的目的，而非已成的史事。实际上，国史《明实录》明确记载的东路军的行军轨迹自和林以北穿过，未有任何夺取其城池的记载。而《明太祖实录》甯正卒后传中的沐英军“至和林”，则纯粹是编修者不察史实、不谙史地而成的衍误，十分明显。这两个例子提醒我们在阅读文本时需注意形成一个基本素质——对资料的史源和创作体例要有所概念。

对于明初对蒙战争的史地探索，最著名的集中研究是日本学者和田清经典论文《明初的蒙古经略——特别是它的地理研究》。这篇论文发表于1915年，是和田氏的早期成果，以今天的知识来看难免有不少问题，笔者在此结合相关资料也对该文的不少观点进行了考订与补正，最终形成这篇读书笔记。并在文章最后发表了对明军为何从来未染指和林这一问题的个人看法——“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和林在当时的实际地位与价值，并没有今人想象的大。

1、李文忠漠北之征的背景

洪武五年北伐，意在完全消灭王保保、哈剌章、贺宗哲、蛮子等残存元臣推戴的元昭宗朝廷。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战略构想中，明军“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徐达总中路军，率蓝玉、汤和等为正兵，出山西雁门关，声势浩大，缓缓而进，直趋和林，意在引诱元军主力动向。同时，李文忠总东路军，率华云龙（据《勋德碑》）、顾时、韩政、曹良臣、何文辉、金朝兴等为奇兵，出燕京居庸关，经应昌自东路包抄漠北。二路配合，互为犄角，以摧毁和林的元朝朝廷为直接目标。冯胜总西路军，率傅友德、陈德等为疑兵，兼夺取甘肃。

甲戌，命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山川、旗纛等神。遣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征西将军宋国公冯胜等率师征王保保。上戒之曰：“卿等立请北伐，志气甚锐，然古人有言：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扬言趋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来，击之必可破也。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以掩其不备，必有所获。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耴甘肃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乃善计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轻敌。”达等遂受命而行。（《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七十一》洪武五年正月甲戌日条）

从日后的记载来看，负责“行军迟重”吸引敌主力动向的徐达中路军是出师最早的。洪武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丁未）时，中路军已“至山西境”，先锋蓝玉自雁门关出击，在野马川、乱山败敌一部。而两天之前的二十七日（乙巳），东、西两路人马甚至还未完成集结调动（和田氏据此条认为三路同时出关，误）：

乙巳，诏发河南卫兵二万人从征西将军冯胜北征，人给布二疋为行帐。复诏大都督同知何文辉领山东步骑二万八千人，从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应昌。（《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七十二》 洪武五年二月乙巳日条）

这一点符合明太祖的出师既定方针，中路军大张旗鼓先行开进，为后出的东路奇兵、西路疑兵争取掩护。但是，相距千里的三路人马，在信息不通的情况下相互配合是极其困难的。出师之后，若某一路生变未能完成既定任务，而他路毫不知情，势必导致全局混乱。此次漠北之征，就因遭遇了这种情况而不幸失败。

首先，中路军并未遵守“扬言趋和林而实迟重”的作战计划，而是一路高歌猛进。三月二十日，先锋蓝玉已经进军至大漠之北的土剌河流域，并击溃了扩廓帖木儿本人所部。再次战胜王保保可能使中路军指挥层产生了和林已唾手可得的误判，后人王世贞也认为“时师数发，谻而心易虏，骤与之战”（《弇州史料·徐中山王世家》）是徐达此次失利的主因。总之，连续胜利后的徐、蓝等人不等李文忠迂回到位，就压上大部提前挺近和林，而这或许正中王保保的示弱诱敌之策。

五月初，中路军与扩廓帖木儿、贺宗哲统帅的元军主力展开了真正的决战，明军失利“死者万余人”，只得退军“敛兵守塞”。

2、明东路军进兵路线实考

对于李文忠在洪武五年漠北之役中的军事行动，《明太祖实录》的相关内容是存世资料中史源最原始，也是最详细的记载。总体而言，《实录》较为完整的保留了东路军的进军路线，其中并没有任何李文忠部进入了和林的记载。

2-1.《明实录》对李文忠之征的两处记载

徐、蓝中路败退之时，李文忠的东路军尚在何地，我们并不清楚。因为《明太祖实录》对东路军的行军与作战前后记录，并未按其实际发生时间归入每日条，而是全部收录在该年六月二十九日（甲辰）条中：

左副将军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辉等兵至口温之地，虏闻之，夜弃营遁去，获其牛马辎重无筭。遂进至哈剌莽来，虏部落惊溃，复进兵至胪朐河。文忠谕将士曰：“兵贵神速，宜乘胜追之，千里袭人，难以重负。”于是留部将韩政等守锱重。命士卒人持二十日粮兼程而进，至土剌河，虏将蛮子、哈剌章觇知之，悉骑渡河结阵以待。文忠督兵与战，战数合，虏稍郄，复进至阿鲁浑河。虏兵益众，抟战不已，文忠马中流矢，急下马持短兵接战。从者刘义直前奋击，以身蔽文忠，指挥李荣见事急，以所乘马授文忠，自夺虏骑乘之。文忠策马横槊，麾众更进，于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战，虏遂败走，获人马以万计。追至称海，虏兵又集，文忠勒兵据险，椎牛飨士，纵所获马畜于野，示以闲暇。居三日，虏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还，夜行失故道，至桑哥儿麻，士卒无水，渴甚。文忠默祷于天忽，所乘马跪地长鸣，泉水涌出，人皆以为天助云。是役也，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左卫指挥使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俱战没。（《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七十四》 洪武五年六月甲辰日条）

外甥李文忠部深入敌后转战几千里与中原绝信五月，而中路败信又已至，使朱元璋一度对东路战况甚为焦虑，赖文忠之父，自己的姐夫李贞宽慰稍稍镇定。直到接到“奏凯而还”的军报，太祖方才长舒一口气：

五年上命将出师殄之，授文忠征虏左副将军以行师出岭北，逾五月捷音未至。上颇以为忧，召贞入便殿谕意，贞进曰：“天生圣人承中华之运，陛下洪福齐天海内尽归职方，彼元氏区区余孽假息沙漠不足忧也。捷音行且至矣，愿勿劳圣虑。”未几文忠果奏凯而还，车驾复幸贞第，锡宴欢甚。（《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洪武十一年十月庚戌日条）

和田清在《明初的蒙古经略》一文中指出，六月二十九日恐怕是“军报到达京师的时间”^[1]。由洪武年间内府档案而来的《实录》对于东路军诸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语焉不详，碑传与私修史则有数种说法，高岱《鸿猷录》谓“二月捣应昌取和林”，郑晓《吾学编》之《大政记》将“文忠兵败虏于阿鲁浑河”置于六月中，而其《皇明北虏考》又谓文忠“四月败虏于阿鲁浑河”，董伦撰《李文忠神道碑》 称“王总兵东道，五月取和林”。二月说与四月说，全不足信，中路军战败于五月初，李文忠不可能先于徐达抵达漠北。《神道碑》则是于李文忠去世后三年奉明太祖诏创作的，或许参考了一些更可信的材料。据此推断，李文忠在漠北的战斗，大概发生于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同时和田氏认为，李文忠大概是在不知中路军已经失利南撤的情形下“深入漠北”的，笔者以为这个推断较为中肯。

除洪武五年六月甲辰日条外，《太祖实录》详细记录东路军作战轨迹的还有一处，那就是在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日李文忠去世之后附属的人物传记。在显宦亡故记载之后附带列传，是历朝《明实录》的共同体例。《五年六月甲辰条》与《李文忠卒后列传》涉及东路军北伐的文本几乎完全一致，只是个别内容有所损益或顺序略有不同：

五年正月……上常御武楼与诸将论边事，魏国公徐达因言王保保遁在和林，宜因此时乘其败而击之。上乃诏达与文忠及冯胜率兵十五万分三道并进，文忠为征虏左副将军，总兵由东路出居庸。文忠率都督同知何文辉欲取和林，兵至口温，虏闻之弃营遁走，获其辎重杂畜无算。进至哈剌莽来，其部落皆惊溃。文忠谕将士曰：“兵贵神速，千里袭人，难以重负。”留部将韩政驻辎重（于）庐朐河，命士卒人持二十日粮兼程而进。至土剌河，虏将蛮子、哈剌章知之，悉骑渡河。文忠督兵与战数合，稍却，追至阿鲁浑河，虏兵益众，宣宁侯曹良臣等战殁。文忠马亦中流矢，下马持短兵接战，从者刘义又奋前突击，以身蔽文忠，指挥李荣以所乘马授文忠，自夺虏骑乘之。文忠勒马横槊，麾众更进，士卒殊死战，虏众遂败，得马畜万计。追至称海，虏兵复集，文忠整兵据险，纵所获马畜于野，示以间暇。居三日，虏疑有伏兵不敢逼乃遁去，文忠引兵还，夜行失故，道粮且尽，至桑哥儿麻，士卒无水，渴甚，有死者。文忠默祷于天，忽所乘马跑地而鸣掘之，果有泉涌出，人马赖以济。（《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日条）

除此之外，《太祖实录》卷一二七的顾实卒后传、卷二百二十四的徐司马卒后传也有东路军北伐的部分史事，但未提及行军路线，故略而不引。

2-2.李文忠北征经行史地再探讨

《明太祖实录》六月甲辰日条与《李文忠卒后传》中，出现的七个地名，这构成了我们判断明东路军进军路线的依据。再结合其出师之地，李文忠北伐经过的地点依次为：居庸关—应昌—口温—哈剌莽来—庐朐河—土剌河—阿鲁浑河—称海—桑哥儿麻。从东至西自和林北面穿过。和田清据此判断，东路军的进至漠北的路线大致相当于清代的多伦-库伦大道，三十年后明成祖也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军的。这七个地名的具体位置，大多不难查证：

1.口温之地—2.哈剌莽来：元军在此遭遇明军后“部落惊溃”“夜弃营遁去”，这两个地方都在漠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可温河在应昌府西北，又西北地名哈剌莽来，乃渡漠处也，明洪武四（误，应为五）年，李文忠讨元遗众，取道于此。”据金幼孜的《北征后录》所记，哈剌莽来的汉名为“广武镇”，大概是永乐时代的赐名。不难判断，元军在漠南主动退却。大抵也是与对付中路军相同的诱敌深入之策。

3.胪朐河：即蒙古高原东部的克鲁伦河的古译，并无争议。永乐八年北征时，朱棣赐胪朐河以“饮马河”之名。李文忠自哈剌莽来渡大漠，首先将辎重屯于此处，亲率轻兵“持二十日粮，兼程而进”，也犯了与中路军相同的冒进错误。

4.土剌河—5.阿鲁浑河：也与今地名同，今日写作图拉河、鄂尔浑河。土剌河流经和林的西面与西北面，鄂尔浑河则位于和林的正北面。明军挺近土剌河后，遭遇了北元朝廷的支柱人物哈剌章、蛮子率部列阵迎击。据张绅《岐阳王家庙碑》与苏伯衡《岐阳武靖王勋德碑》，李文忠下令大军分为两路“自将一军，从流上而与之合，一军将以都督华云龙，从流下以分其势。”互为犄角，与之对阵。这时，北元一名骁将越阵而出，猪突至军前发起斗将。文忠亲自回应，“引弓一发”，敌将竟“应弦而毙”“舌吐不能收”。两军大战开始，元军奉行一贯的示弱之策，交战数合即行撤退，待李文忠追击败军至西北面的阿鲁浑河，才将主力投入战斗。在此，明东路军陷入了北伐之中最为严峻的苦战，鏖兵之际，李文忠本人甚至也因“马中流矢”只得“下马持短兵接战”，而《家庙碑》记载的版本则是“文忠中流矢、犹力战”！总之，形势一时危急。随后，赖亲兵刘义“奋前突击，以身蔽文忠”拼死护卫，指挥李荣将自己的战马让与主将“自夺虏骑乘”，才迎来了战局的扭转。李文忠脱险后“策马横槊，麾众更进”，明军大举反攻，击溃元军而走并“获人马以万计”。而东路军也付出了惨重的牺牲，部将之中，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左卫指挥使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均战死于役。

《太祖实录》谓阿鲁浑河之战明军取胜，无疑是事实。因为同年七月十四日，东路军俘虏的“故元官属子孙及军士家属一千八百四十余人”的确被献至了京师。

这便是李文忠的本次漠北之征，最为接近和林的时刻，根据以上记载不难发现，明军距离和林城址始终还有相当距离。简而言之，明军挺近土剌河自西接近和林附近后，没有向西南进军以“取和林”，而是又被元军引诱至西北方的阿鲁浑河进行了战斗。但是，在阿鲁浑河一战已大败元军的情况下，也没能南下完成“取和林”的目标。根据下文记载，明军穿过了和林北面，向西方继续行进。

6.称海：据《明实录》记载，李文忠在阿鲁浑河大胜后，又“追至称海”。称海之名，来自于成吉思汗时代大臣田镇海建立的军事经济据点“镇海城”，之后逐渐讹称为“称海”。元一朝，曾在此设称海宣慰司与屯田总管府，将其经营为岭北最重要的屯田地之一。

然而，镇海城的具体位置，则一直是一桩谜团。和田清《明初的蒙古经略》文结合李文忠的北征线路做了一个争议性极大的判断，他认为称海“如果不是在乌格伊泊，就是在其东面的鄂尔浑河附近”仍然距和林不远，这无疑是有悖于史实的。陈得芝教授在《元称海城考》一文中评价道：“……诸说中，屠寄、和田清的说法去事实最远。大量历史资料证明，称海城应在金山沿边一带，绝不会跑到鄂尔浑河以东去。”^[2]

史籍中直接记载称海坐落之处的唯一资料为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由其可知，丘处机听闻邮人说“田镇海八剌喝孙”（即镇海城）在积雪的阿不罕山之北。陈得芝根据《西游记》所描述的“地理位置与景物”考证认为“所谓阿不罕山，无疑即今都尔根泊南之宗海尔罕山”^[3]。宗海尔罕山是阿尔泰山脉的一脉，其地望在今蒙古国科不多省东部。这一结论得到了主流学界的长期认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中的称海宣慰司位置，即按照该观点绘制。

如果《明太祖实录》李文忠“行至称海”的记载无误，那么，我们就将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作为“东路军”的李文忠部，自蒙古高原东部的克鲁伦河，穿过和林北面，一路打到阿尔泰山脚下。甚至，抵达了比冯胜西路军更西的地带。

李文忠在阿鲁浑河一战后，为何会选择继续西进？这并不是一个好解决的问题。此时，东平侯韩政留守的东路军辎重尚在胪朐河，文忠若撤军班师，理应东返与韩政汇合，再退入关。但据《明太祖实录》所记李文忠并未就此罢兵，而是“追至称海”，即俘获了了大批俘虏、牲畜后又翻越杭爱山一路追逐败退的哈剌章、蛮子至一千六百余里开外。这究竟是国史编修对于东路军功亏一篑的曲笔，还是事实，由于其他材料匮乏今日已很难分析。大体来说，当时的史实无外乎两种可能：

可能一，诚如《实录》所记，哈剌章、蛮子兵败阿鲁浑河，被迫扈卫元昭宗及朝廷西撤，明军追杀不止。紧随这种假说而来的是一个小小的疑惑，挟大胜余威的虎狼之师，为何放过了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和林，甚至没有派遣一支偏师南下完成形式上“取和林”？或许当时明军将帅下定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以追击消灭昭宗朝廷为首要目标，暂时缺乏放弃实际军事价值的哈剌和林城？如此，看似可以解释。

可能二，明军惨胜于阿鲁浑河后，也无力南下再夺取和林，遂与元军转为对峙姿态。同时，通往克鲁伦河韩政所部的路线已被元军控制，东路军主力只得携带俘获的人畜西进，择路而归。李文忠西进称海的原因虽尚不能肯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明军在此遭遇的不利的局面，以至于放弃了主动攻击的意图。在称海，力量庞大的元军“又集”，李文忠没有进攻，而是选择“勒兵据险，椎牛飨士，纵所获马畜于野，示以闲暇”与敌军对峙。最终使对方“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遂得以安然南撤。

7.桑哥儿麻，是《明实录》所载东路军行军路线上的最后一个地名。明军对这里的地理似乎已不甚了解，故因黑夜行军而迷路，大概还因不清楚河流的位置遭遇了“士卒无水，渴甚，有死者”的困境。最后还是玄学的力量解救了大军，“文忠默祷于天忽，所乘马跪地长鸣，泉水涌出，人皆以为天助云”。但李文忠部将济宁侯顾时的碑传材料显示，“失道粮尽”的明军似乎是靠掳掠敌资解决的给养问题，这会不会才是当时的史实呢？

五年命副征虏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北征，时与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粮且尽。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战，时奋厉，独率麾下数百人跃马大呼冲击。胡兵引去，掠其辎重粮马而还，士卒复振。（《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二》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日条，《明文衡·卷七十二》刘崧撰《顾时神道碑》略同）

“默祷于天，泉水涌出”故事的可信度，仁者见仁，但“桑哥儿麻”的方位对我们判断李文忠的班师路线极为重要。“桑哥儿麻”位于现今何处，还未有人给出过信服的考证。清胡林翼《读史兵略续编》说，桑哥儿麻即“土谢特旗中左旗北轟郭儿山也”，和田清认为这个读音与“克鲁伦河上游一条支流僧库尔河有些相似，但是否是它不详”。这两个猜测自然都是南辕北辙的，已行至阿尔泰山下的明军，有何理由折回上千公里外的漠南科尔沁草原或克鲁伦河上游？桑哥儿麻最有可能的位置，无疑在称海城（在科布多省）至亦集乃（今额济纳）之间的戈壁阿尔泰山脉之中。

东路军是在何处入关的，我们已不得而知。只知七月十四日时，李文忠已将俘虏的与元朝家属献至南京：

（洪武五年七月）己未左副将军李文忠以所获故元官属子孙及军士家属一千八百四十余人送至京师。（《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七十五》）

2-3.其他讨论

除了行军路线外，李文忠征漠北之事还有着诸多待考之处。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明实录》的记载中抵抗东路军的元臣为哈剌章与蛮子，而五月初击败徐达中路军的王保保与贺宗哲并未出现。王、贺所部主力元军当时正在何处？有没有与李文忠交战？对此，和田清做了一定分析：

当时蒙古方面的军队也分成两军，王保保，贺宗哲等率领主力军打败了敌人的中路，乘势南下，后来遭到敌方东路军的意外袭击，哈剌章、蛮子等别军赶来才勉强抵挡住了。^[4]

但这两个判断都值得商榷。

第一，并没有证据表明元军主力在击败徐达后曾立刻“乘势南下”。自五月初中路军失利后长达近两月之间，明方资料中丝毫未见有元军侵袭漠南的记载。元军开始对明朝的反攻，是晚至六月末到七月的事。据《明太祖实录》相关日条记载，六月癸卯（二十八日），元军“寇大同之宣宁县下水镇，杀掠吏民而去”，这是李文忠军报递至南京的前一天。七月丙辰（十一日），汤和所部又在断头山“遇虏兵，与战不利。”平阳左卫指挥同知章存道“守哈墩不剌营，遂力战死”。而三天后的七月十四日，东路军本次北伐的俘虏也已被送至南京了。断头山与哈墩不剌是明代史料中经常提及的地名，大致位置较易判断。《英宗实录》称断头山“去宁夏不远”，《读史方舆纪要·宁夏镇》谓其在“镇东北三百里”，和田清据以上记载认为断头山的方位“似乎还应在宁夏东北，今河套内去寻找”。不难看出，北元军队的“乘势南下”是在使明军中、东两路全部退兵，保障漠北安全之后才进行的。

第二，东路军抄捣和林附近，也谈不上“意外袭击”。笔者发现的诸多证据表明，元军通过燕京的情报网络，对东路军的步步动向早已悉知。宋濂《华云龙神道碑》（《翰院续集·卷六》）记载，元朝遗留的旧官家属多与明军结为姻亲，而北元方面的谍者便“因倚之侦我事情”。李文忠在燕京更通过捕获的间谍破获了“故宦之家有官兵马司者，相率抅奸”，计划在明军主力出关之际“伪作文榜欲为变”的骇人之事。而在漠南口温“部落惊溃”与哈剌莽来“夜弃营遁去”的元朝散兵游勇，即便不是早已布置的探哨，也会为北元朝廷提供明军正在渡漠的情报。将明军引诱至阿鲁浑河流域进行决战应该是元军的既定策略，而非和田氏判断的“遭到意外袭击，哈剌章、蛮子等别军赶来才勉强抵挡住了。”

总而言之，李文忠此行虽然有所斩获，但究竟功亏一篑，未能完成“肃清沙漠”的既定任务。王世贞《弇州史料》称其“虽名为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尝”。阿鲁浑河一役，战死的高级将校就有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左卫指挥使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等人，可见其伤亡明显。随后又有将士死于回军路上的饥渴。明太祖晚年在与儿子晋王、燕王的信中回忆五年北伐，仍悔恨惜叹曰：“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该信同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与《明太祖钦录》）这当是征伐漠北方向的徐、李两军的总折损，扣除中路“死者万余人”，至少也有上万东路将士马革裹尸。

诚然，洪武五年东路军北伐中的具体史事仍有许多的未解之谜。但无论个中细节如何，李文忠统帅大军在辎重未备的情况下两渡戈壁，且战且行，对穿而过蒙古高原而“名为全还”，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远征壮举。

3 · 明清文献中“李文忠取和林”叙述的史源、嬗变与沿袭

在明、清时代的诸多官私史著中，“取和林”三字经常被作为洪武五年李文忠北伐军事行动的代称，但客观而言这并非是一种准确的描述。达力扎布教授曾指出，“和林”在元明之际既可以指哈剌和林（元宁路城），也可以泛指整个岭北地区^[5]。但无论“取和林”中的“和林”为哪一种都不能确切地概括史实，至少存在语意含糊的问题。因为李文忠的进军轨迹既未经过和林城池，其征伐也未能达到摧毁北元朝廷夺取岭北地区的战略目的。在现存资料中，这一用语的最早源头应为董伦为李文忠撰写的《曹国公岐阳武靖王神道碑》。

3-1.从对五年北伐的记述看明初李文忠各传记间的袭承关系

洪武十七年三月，李文忠病逝于南京私第，终年四十六岁。朱元璋为之辍朝三日，亲撰祭文“赐葬地于钟山之阴”。按常例，在古人去世后，家人会首先邀请与其交好的旧人、门生编写一篇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文章，即《行状》（或称行实）。由现存信息可知，李文忠的《行状》由当时在府上教授子弟的门客白范撰文。白范，字以中，是明初浙江钱塘的名士，后终官至黄州府同知。遗憾的是其文集《虚室集》今已不存，导致包括《李文忠行状》原文在内的白范一生的大多数诗、文都已散佚无踪。

亡人的《行状》完成后，家人便开始延揽名士在《行状》内容的基础上撰写正式的碑传文章。李文忠离世的第二年，其子李景隆便请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山东名士张绅为父亲撰写了《岐阳王家庙碑》。据张绅在文中称，其撰文的信息来自“王子羽林左卫指挥佥事景隆与其客白范叙王世德”。所以《岐阳王家庙碑》应该是由人物行实而来的第一种李文忠传记，其中记述洪武五年北伐的部分如下：

壬子，北征。师次可温，虏弃营走。哈剌莾来，众散去。王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宜轻兵兼进。”乃以辎重屯庐车河，褁粮二十日，深入虏境。至土剌河，元将蛮子、哈剌章率胡骑千群列阵以待。王领正军据上流，都督华云龙率奇兵泛下流合进。虏骁将独出迎战，王引弓一发应弦而毙。两军夹击之，王中流矢，犹力战。自辰至未，虏稍散去，且战且行。追至骋海，而虏骑益众。王据险以守，椎牛飨士，势若有。三日，虏不敢近，相率遁去，乃全军而还。（清康熙四十三年李延基等修《李氏族谱·下卷》）

洪武十九年，李景隆袭曹国公爵位，又邀请散文大家苏伯衡“考其客白范所为状”为父忠撰写了勋德碑，即《岐阳武靖王勋德碑》（以下简称《勋德碑》）。其中北伐相关段落文本为：

五年，依旧与中山王征迤北，而东道兵则王节制。次可温，虏弃营走。哈剌莾来，寻益北走。王曰：“虏褫魄矣，可袭而禽，我当轻兵兼程而进。”乃留辎重庐车河，人持二十日粮，深入至土剌河。其将蛮子、哈剌章悉其骑渡河，阵而待部署。我军而两之，王自将一军从流上而与之合，一军将以都督华云龙，从流下以分其势。有健将出众，豕突而前，王发矢殪之，虏舌吐不能收，遂战。两军犄角，且战且前，至骋海，而虏骑滋多，乃整险椎牛具食谩为犒大军者。虏疑，相率解去。留骋海三日，全军而还。失道乏水，军多渴死，王以为忧。次歌而麻思，行寻水处，忽所乗马蹄地出泉，军得以无渴，若有神助云。（《明文衡·卷六十四》）

李文忠去世的“越三年秋”即洪武二十年秋天，因其墓“神道碑石已具而未有刻辞”，明太祖又令左春坊大学士董伦操刀撰写神道碑文。这篇《曹国公岐阳武靖王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是当前我们所知最早的称东路军远征漠北为“取和林”的材料：

五年春，诏王同中山复征迤北，王总兵东道。五月，取和林。师进可温，至哈剌莽来，虏连遁去。王曰：“兵贵神速，千里袭人，难多重负。”乃留东平侯韩政驻辎重于庐车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粮兼程并进。至土剌河，元将哈剌张、蛮子悉起营渡河列骑以待。王督军力战，虏却，追至骋海，虏来益众。王据险为营示以单弱，虏疑有伏，遯去。军还，失故道，乏水，渴死者甚众。王患之，至哥儿麻思，出野寻水脉，忽所乘马以足跑地，泉随涌出，三军赖之，乃刑牲以祭。

《家庙碑》、《勋德碑》、《神道碑》三篇文章记录漠北之战的文本稍有区别。如《家庙碑》无有大军班师途中缺水的记事。又如李文忠在克鲁伦河对众将说的话，《家庙碑》写作“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宜轻兵兼进。”《勋德碑》写作“虏褫魄矣，可袭而禽，我当轻兵兼程而进。”《神道碑》写作“兵贵神速，千里袭人，难多重负。”相对而言，《家庙碑》与《勋德碑》记述战斗过程的内容更丰富一些，还不乏有现在看来十分珍贵的记载。李文忠一箭毙敌猛将以及分大军为两翼之事，不见于《实录》。而北平守将淮安伯华云龙参与北伐并统帅别军的事迹不仅不见于《实录》，就连宋濂奉敕所作的《华云龙神道碑》都不曾记载。唯一的解释是，他在漠北之战中的重要角色与功绩被明太祖下令抹杀了。这也许与其生前的罪责有关，洪武七年，华云龙因镇守北平期间行为不端逾矩被明太祖诏回南京，卒于途中，最终收获了“生弗为善，死其忸怩”的负面盖棺定论（《华云龙神道碑》）。董伦所撰《李文忠神道碑》隐去华云龙在北伐中的角色，自然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是奉敕撰写的缘故。

古代作者在创作碑传文章时，史事固然取之于传主的《行状》，而行文、修辞则有极大自由发挥的空间，这也许就是三篇碑传的文本、记事略有损益之别的原因。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三者相当清晰的同源性：其一，行文结构基本相同，用词重合较多。其二，所记进军路线都是口温-哈剌忙来-胪朐河-土剌河-称海，略过了今本《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决战地点阿鲁浑河。其三，地理译名完全统一，且与《太祖实录》的版本有差别，《实录》中的“胪朐河”在三碑中均为“庐车河”，“称海”为“骋海”。《实录》记载大军回途遭遇缺水之地名为“思哥儿麻”，《勋德碑》与《神道碑》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文字倒置，苏写作“歌而麻思”，董写作“哥儿麻思”。类似讹误，无疑反映了三者的共同所本——今已散佚的白范《李文忠行状》的面貌。

众所周知，后朝编纂《实录》记事的直接史源是内府所存的前朝档案，白范《李文忠行状》与今本《明太祖实录》在漠北之战历史地理记载方面的差别甚大，其地点遗漏、文字倒置都很难用誊抄中产生的错误来解释。这说明，《行状》作者白范所参考的史源应该只有李氏的家记，未曾获过得内府的档案的支持。而张、苏、董撰写三篇碑文时应该也都没能得到直接查阅《国史》资料的机会，否则必然会对这样的明显错误加以修正。

阐明这一背景后，我们便可以开始讨论“取和林”的文字源头。它是《神道碑》作者董伦袭承自史源《行状》的文本，亦或是自己的创作呢？笔者倾向于后一种推测，因为同样衍生自《行状》的《家庙碑》、《勋德碑》均无“取和林”三字。当然，我们其实并不能完全排除白范《行状》中已经有“取和林”三字，张、苏、董三人只是对所据文本内容进行了不同取舍损益的可能性。但在《行状》原文散佚的当下这一问题已经无法查证，当前“取和林”的源头，仍然只能锁定在董伦的《神道碑》。

结合史实来看，“取和林”的“取”为“趋”的通假字似乎更恰当一些，即“五月，趋和林”。但笔者倾向于董伦在当时欲用的原字大概就是“取”，因为“取和林”的描述在十几年后他所裁定另一篇李文忠传记中被修改为“欲取和林”。这便是《明太祖实录》中的李文忠卒后列传。

在记载达官显贵的去世当日的条目中附带一篇人物列传，是历朝《明实录》的共同体例。现存的九朝《实录》（自太宗始）的修纂凡例都有这样一段：

凡公、侯、驸马、伯，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近侍五品以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正官殁，皆书卒及概见其行实，善恶务合公论。其有赠谥，及赐祭赙赠之类，皆书。若文武官有治行功绩显著，不限职之大小，皆书。

而此处人物列传的内容，往往与其碑传之间存在因袭关系，已有学人曾对《宪宗实录》中的卒后传与人物碑传的文本进行过比对，确定了“相应碑传文为《明宪宗实录》传记的史源之一”^[6]。与《神道碑》相比，《太祖实录》李文忠卒后列传的行文、记事结构大体一致，可以看出明显的沿袭痕迹。但是后者的内容经过了扩增与修正，例如东路军北伐真正的决战地阿鲁浑河得以被指出，缺水之地“哥儿麻思”也被改为“桑哥儿麻”，做出这些修正与补充的依据无疑是内府所藏的洪武一朝档案。

而《神道碑》中的“取和林”三字，在重新编修的《卒后列传》文本中变更为了“欲取和林”：

五月，取和林。师进可温，至哈剌莽来，虏连遁去。王曰：“兵贵神速，千里袭人，难多重负。”乃留东平侯韩政驻辎重于庐车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粮兼程并进......（《神道碑》）

文忠率都督同知何文辉欲取和林，兵至口温，虏闻之弃营遁走，获其辎重杂畜无算。进至哈剌莽来，其部落皆惊溃。文忠谕将士曰：“兵贵神速，千里袭人，难以重负。”留部将韩政驻辎重庐朐河，命士卒人持二十日粮兼程而进......（《太祖实录》卒后列传）

后者无疑是编修者综合审定新旧资料后做出修改后的面貌，以使叙述更得当，更符合史实。如果“取和林”是由其作者误以为东路军曾进入和林城池而来，那至少在《明太祖实录》编修时所能见到的洪武一朝档案、史料之中并没有任何支持此事的依据，所以得到了更正。如果“取和林”中的和林所指为“岭北”，那《卒后列传》所更正的便只是前文语义含糊的问题，“取”变为“欲取”后，其所指到底为“战役目标”还是“已达成事实”的歧义便消失了。

《明太祖实录》李文忠卒后列传的作者是谁？我认为，今日所见的这份文本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李文忠神道碑》作者董伦的又一作品。建文元年正月，惠帝朱允炆下诏修撰《明太祖实录》，其两位总裁官之一正是时任礼部尚书的董伦。董氏身为此职，本就肩负史书内容的最终审定之责，面对以自己所撰文章为史源的部分时，想必也很难不尤其留意。所以无论李文忠卒后列传的成文曾经手何人，最后呈现的文字应该都反应的是董伦本人的意志。虽然建文朝的初修本在永乐年间又历经了次修、三修后最终才形成了我们能看到的《明太祖实录》。但永乐年间两次重修主要任务是美化成祖的历史形象，针对建文初修版中涉及燕王朱棣的所谓“任其私见，昧良是非之正”部分进行删改。李文忠的历史形象书写在永乐两修中产生嬗变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现存《明太祖实录》的李文忠相关内容应该还是保留着董伦总裁初修的面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日条的文本与《李文忠卒后列传》基本雷同，只有个别内容略微差异。例如李文忠在克鲁伦河训谕官兵的话语在《卒后列传》与《神道碑》中一致，为“兵贵神速，千里袭人，难多重负。”而十七年三月戊戌日条写为“兵贵神速，宜乘胜追之，千里袭人，难以重负。”表明后者编写时的遣词造句实际上一定程度也受到了《神道碑》文本的影响。

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洪武年间几份李文忠传记资料的袭承关系归列如下：

资料袭承关系明晰之后，我们也可以顺便对“取和林”三字的产生过程做一个最终梳理。现存资料中，“取和林”最早出现于董伦以《李文忠行状》为史源创作的《李文忠神道碑》。由于同样以《行状》为源的《勋德碑》与《家庙碑》都没有“取和林”三字，所以这很有可能是董伦个人的修辞而非袭自《行状》。数十年后总裁初编《明太祖实录》时，董伦接触了内府中的原始军报档案，但并未见到任何能证明东路军曾经“夺取和林”的信息，遂察觉原用词不妥。所以，便授意在新撰写的《李文忠卒后列传》中将《神道碑》易生歧义的“取和林”修正为了语意更准确的“欲取和林”。

3-2.“取和林”在明清史著中的传袭

对于明代的私修史作者来说，收录在已刊书籍中的碑传是撰写人物传记的首选材料，而官修《实录》自内府中大量传抄而出的时间则要晚的多。这种情况，使得“取和林”的流传度远远比经过修正而更准确的“欲取和林”要广泛的多。

董伦的《曹国公岐阳武靖王神道碑》 在明代是一篇影响极大的名文，其全文被焦竑《国朝献徵录》、成化《中都志》、徐纮《皇明名臣琬谈录》等多种文献收录。万表的《皇明经济文录》也以“李文忠克开平大宁录”之名节录其文。同时，《李文忠神道碑》也是明中后期的私修史作者常用的信息来源，在随后以其为史源的大量私修史作品及沿袭前书的二次引用作品中，“取和林”三字逐渐成为了洪武五年东路军北伐的代称。

在私修史之风蔚然始兴的嘉靖年间，涌现出了多部影响较大的早期作品。如吴朴《龙飞纪略》、陈建《皇明通纪》、高岱《鸿猷录》、郑晓《吾学编》。吴朴《龙飞纪略·卷五》是其中年代最早的，其对李文忠北伐史事的写作颇有意思：

二月，李文忠取和林，追虏至阿鲁浑河大获而还。

文忠引兵出居庸捣应昌，是月戊申取和林，师进至可温、哈剌莽来，虏拔营连遁去，文忠曰：“虏褫魄矣，可袭而擒，我当轻兵兼程而进。”乃留韩政驻辎重于驢驹河，令军士各持二十日粮进至土剌河。元将哈剌张、蛮子悉起营渡河列骑以待，战数十合，文忠自将一军从上流而与之合，华云龙将一军从下流以分其势。有健将出众，豕突而前，文忠发箭殪之，舌吐不能收。文忠复战，两军犄角，且战且前。虏却，追至阿鲁浑河，虏骑滋多。文忠据险为营示以单弱，仍推牛具食谩为犒大军者。虏疑有伏，相率引去。是役也，文忠马中流矢，得马气益厉，遂一战破之，俘获万计，遂略地至驢驹河、朵颜等处。左副将军顾时率兵深入，迷失道，粮且尽，猝遇胡兵，士卒疲不能战。时独引麾下数百人躍马大呼冲击，胡兵败走，遂掠其辎重粮马，我兵复振。曹良臣以孤军深入，后军不继，战死。

经比对可知，吴书该部分的内容文本除有沿袭自《神道碑》外，还有来自苏伯衡《勋德碑》的文字（标黑部分）。除二碑文，吴朴还广泛参考了其他来源的诸多信息。顾时“独引麾下数百人躍马大呼冲击”之事，或来自《顾时神道碑》。而吴氏文中出现了阿鲁浑河的地点，以及存在“文忠马中流矢，得马气益厉”这一句，则说明他很有可能已经阅读过外泄《实录》的片段。

然而，参考丰富的资料并没有使《龙飞纪略》关于东路军的记事变得更准确。吴朴认为李文忠征进和林在当年二月，不知何据。其“追至阿鲁浑河，虏骑滋多，文忠据险为营示以单弱”，也是将东路军在称海的事迹张冠李戴误置于前一战场（吴氏或许认为阿鲁浑河即是称海？）。曹良臣战殁于阿鲁浑河的主战场，并非因“孤军深入”而死。“遂略地至驢驹河、朵颜等处”之句更是令人感到无话可说，驢驹河固然是东路军所经之地，但洪武五年时根本就还没有所谓的“朵颜卫”，而其“故地”远在脑温江-松花江流域！永乐之后才南迁至大宁接近李文忠曾驻军的应昌。再者说，东路军的铁蹄横穿漠北直至阿尔泰山，如何也不是“略地至驢驹河、朵颜等处”所能形容的。由此可见，吴氏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漠北史地概念，故无力综合辨析其所搜集资料中的诸多信息，只得将其一锅乱炖了事。

无论如何，《龙飞纪略》都是明朝第一部系统记载明太祖一朝史事的私修编年史^[7]，意义较大，影响广泛。比对文本可知，时间稍晚的三种明朝重要私修史高岱《鸿猷录》、陈建《皇明通记》、郑晓《吾学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龙飞纪略》的影响。在晚《龙飞纪略》十余年后成书的《鸿猷录》中，其“北征沙漠”一篇基本上沿袭了《龙飞纪略》的文本^[8]，而且还衍出了新的史实错误。高氏言：“副将军李文忠总东道兵趋上都，顾时、陈德副之”。而陈德当时为征西左副将军，正在冯胜麾下攻略甘肃！百年后，晚明时代范景文的《昭代武功编》又全篇沿袭了《鸿猷录》的相关文字。

由于吴朴对李文忠北伐事迹的整理十分混乱，陈建与郑晓都抛弃了《龙飞纪略》的文本，改为对这一部分进行重新书写。但吴氏对东路军行动的概括性归纳性语句“捣应昌，取和林”却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与沿袭。《皇明通纪》谓李文忠“捣应昌、进可温河”（陈建的口外地理概念似乎优于其他作者），《吾学编·韩政传》则直接使用了吴的原句“出居庸，捣应昌，取和林”。陈建、郑晓从《龙飞纪略》中汲取的营养仅限于修辞为止，他们所用的史源信息高度依赖《李文忠神道碑》，《吾学编·李文忠传》的相关部分则几乎与《神道碑》的文本完全相同，《皇明通纪》则综合了其他资料。后者对东路军漠北之战的地理空间叙述，继承了《神道碑》略过主战场阿鲁浑河，并倒置“桑（思）哥儿麻”文字为“哥儿麻思”的特点。同时，由后文附有史源不详的“曹良臣至阿鲁浑河，孤军深入与虏战没”一句可见，陈建确实不知东路军决战之处正在阿鲁浑河，误以为曹良臣所率另一军深入而死。以上内容说明，陈建没能阅读到相对完整的《太祖实录》。但他的确获得了一些传抄出的片段，例如“（文忠）马中流矢，下马持短兵接战，部将李荣以所乘马授之，文忠得马气益厉”这种与《实录》文本完全相同描述。

除雷礼《国朝列卿纪》李文忠北伐相关内容抄录自从内府外泄的《明实录》洪武五年六月甲辰日条外，隆庆、万历直至清初各种私修史对这一史事的书写史源均不出《神道碑》与嘉靖年间的吴、陈、高、郑之书。例如李贽《名山藏》、项笃寿《今献备遗》、尹守衡《明史窃》、傅维麟《明书》、査继佐《罪惟录》、张岱《石匮书》，均有“取和林”或“捣应昌，取和林”之语。这种影响，甚至持续到了以传世传记资料为部分史源的清朝官修《明史》列传。但《明史·李文忠传》的编修毕竟能够参考完整的《明实录》，也如同几百年前看到内府档案时的董伦一样意识到了“取和林”不甚准确，又可能疑为通假字，将“取”改为了“趋”。

明年，复以左副将军由东道北征，出居庸，趋和林，至口温，元人遁。进至胪朐河，令部将韩政等守辎重，而自帅大军，人赍二十日粮，疾驰至土剌河。元太师蛮子哈剌章悉众渡河，列骑以待。文忠引军薄之，敌稍却。至阿鲁浑河，敌来益众。文忠马中流矢，下马持短兵斗。指挥李荣以所乘马授文忠，而自夺敌马乘之。文忠得马，益殊死战，遂破敌，虏获万计。追奔至称海，敌兵复大集。文忠乃敛兵据险，椎牛飨士，纵所获马畜于野。敌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还，失故道。至桑哥儿麻，乏水，渴甚，祷于天。所乘马跑地，泉涌出，三军皆给，乃刑牲以祭。遂还。是役也，两军胜负相当，而宣宁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张耀俱战死，以故赏不行。（《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十四》）

有趣的是，其他编修执笔的同书《金朝兴传》依然存在着“取和林”，可见其内容应该是自明代诸私修史的《金照兴传》中直接而来，所以继承了在诸私修史中大量出现的“取和林”三字：

四年从大军伐蜀。七年帅师至黑城，获元太尉卢伯颜、平章帖儿不花并省院等官二十五人。遂从李文忠分领东道兵，取和林，语具《文忠传》。（《明史·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十九》金朝兴传）

4、余论及洪武十三年沐英“至和林”辨析

如果说洪武五年的李文忠北伐，或或许进入和林的一定可能性。那么洪武十三年沐英所指挥亦集乃之战的发生地，就可以用几无争议来形容了。《明实录》中对这一史事的直接记载有如下两条：

上以故元国公脱火赤、枢密知院爱足率众万余屯于和林，恐为边患，命西平侯沐英率陕西兵往讨之。（《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洪武十三年二月壬申日条）

西平侯沐英师至灵州，遣候骑，侦知脱火赤等兵次亦集乃路。英遂率师渡黄河，经宁夏，历贺兰山涉流沙，凡七日夜至其境。去穹庐五十里，分军为四道，至夜啣枚而进，合围之。擒脱火赤、爱足等，尽获其部曲以归。（《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洪武十三年三月壬子日条）

记载中，军事行动的前因后果均比较清楚，元将脱火赤、爱足率军屯驻和林附近，引发了明方的高度重视，沐英受命赴陕西迎敌。一月后，明方侦得脱火赤、爱足已率部南下至甘肃亦集乃（今额济纳），沐英自灵州出征奔袭，在对方措手不及间发动攻击，“尽收其部曲”。王景《沐英神道碑》的记载也略同，但将此次战斗称为“征和林”：

十三年，以陕西兵征和林，元国公脱火赤等略以集乃。渡黄河，回贺兰，涉流沙，侦骑报去穹庐五十里。王分为四翼，自以骁勇冲其中坚，衔枚夜薄其营，生擒脱火赤、知院爱足，全部皆降。《明文衡·卷七十三》

很明显，《神道碑》的“以陕西兵征和林”对应的便是《实录》中的“上以脱火赤、爱足率众万余屯于和林，命西平侯沐英率陕西兵往讨之”之事。或许明方一开始确实有度过大漠在和林附近攻击脱火赤部的计划，但实际情况并未如其愿，元军很快南下，沐英便在漠南的亦集乃路发动奇袭，大获全胜。但是，《明太祖实录》中沐英部将甯正的卒后列传对这一军事行动记载却出现了问题，竟称此战发生于“至和林”后，并未提及真正的战斗地点亦集乃：

是月，右军都督府左都督甯正卒。正字正卿，凤阳寿州人……（洪武）十三年从西平侯沐英征北，至和林，擒元平章脱火赤、知院爱足部众万余人……（《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五》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甲寅日条）

笔者猜测，这一“至和林”很可能是由参考资料中将此事称作“征和林”误衍而出（或许就来自《沐英神道碑》）。可见其编修者不但不察史实，更不谙史地，或许认为亦集乃就在和林附近不远，倘若他知晓两地的方位关系，便不可能犯下如此乌龙。和田清对十三年沐英亦集乃之战曾有过小考，而且判断大多是正确的，谨在此复述之。和田清认为，从沐英军“凡七日夜至其境”的史实来看，迫降脱火赤、爱足之战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和林或和林附近。因为自灵州至和林的直线距离足有约1000余公里，中间还需渡过大漠。而灵州距亦集乃（额济纳）则仅有600余公里，与沐英率军奔袭七昼夜之时间，正好符合。

在洪武五年北伐之后，明朝又先后进行过多达八次规模较大，深入草原的远征，二十一年蓝玉捕鱼儿海之袭、二十三年晋王、燕王迤都山之袭、以及永乐年间“六出三犁“。为何这之后的历次进军也都未染指于哈剌和林呢？

我认为，“取和林”这一举动缺乏实际意义，可能才是明军最终都没有染指其地的重要原因。当时残元势力的政权载体已退化为一个个游牧的“爱马”，即以军事首领为核心的部落，仰赖的是“人”而非“地”。客观来说，移动的北元朝廷核心人员比哈剌和林城池是远远优先需要摧毁的目标。

经历了洪武五年的大战，出于安全考虑， 北元朝廷似乎也已经不敢驻跸于和林附近。在学人之中，曹永年与达力扎布曾就宣光、天元时代北元政治中心所在进行过一些列争论，曹永年认为北元一直保持和林作为都城， 达力扎布则坚持其中心在东道。笔者认为以为，从史料来看达力扎布说更接近史实一些。明朝史料中有关徐达、李文忠北伐后北元朝廷位置的记载，都指向了蒙古草原东部。洪武七年明太祖放回元太子买的里八剌时，昭宗的朝廷“去全宁（今翁牛特旗）不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三》洪武七年九月丁丑日条）。二十一年三四月，蓝玉率北伐明军进军至庆州获悉“虏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 （贝尔湖）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九》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甲辰日条）。 从元廷在这两个位置的季节来看，其朝廷可能就是在北至呼伦贝尔草原南至全宁的范围中游牧的，以前者为夏季牧场，以后者为冬季牧场。很明显，其向东播迁的目的是为了与“东道诸王”及佣兵数十万的纳哈出势力相互依存，依据便是捕鱼儿海之战后吴王朵儿只（合赤温后王）也在明军的俘虏名单之中。

和田清在《明初的蒙古经略》一文还给出另一种猜测，他认为《明太祖实录》中洪武八年王保保卒于金山“哈剌那海之衙庭”的记载表明残元势力将汗庭西迁至了遥远的阿尔泰山以避兵峰。而元廷在洪武二十、二十一年出现于呼伦贝尔地区，则是为了“援助被攻击的纳哈出”。今日来看这种判断并不正确， 首先，据刘佶《北巡私记》等资料显示元朝中央在北奔之后对“西北诸藩”保持着高度不信任，绝不可能主动向西与其接近。 另外据明朝所知，东北的纳哈出一向仰仗“辎重富盛畜牧蕃息”而对元朝廷态度跋扈，“虏主数招之不往”。可见二者之间相距不远，北元朝廷绝不是在纳哈出投降前后刚刚迁至东道的。所以，王保保离世之处的“金山”，比起阿尔泰山更有可能是纳哈出盘踞过的东北金山（勃勃吐山），或者在这里只是一个表述东北方向的代指。

总的来说，残元势力活动范围播迁东道导致的明-蒙战场东移，使明军失去了“进入和林”客观机会。二十一年蓝玉摧毁天元帝朝廷的捕鱼儿海边，二十三年晋王、燕王迫降乃儿不花以下官兵家属“数万口”的迤都山（今蒙古国苏赫巴托省达里干嘎南），永乐年间明军的“五出三犁”尾随追击阿鲁台、马合木部众进军路线。无一例外都在蒙古草原东道，距离和林方向甚远。而且，几次远征均是以消灭残元势力统治核心、掠夺其人口主力为目的。

而和林，似乎在洪武五年漠北之战后已经逐渐变成了元-明对峙的前沿地带，受到明方的严密监视，和林附近出现大量元军，成为一种十分敏感的信号。如前文所引，洪武十三年太祖得知“脱火赤、枢密知院爱足率众万余屯于和林”时，马上派遣沐英“率陕西兵往讨之”。

总而言之，“进入和林城”对洪武、永乐时期的明朝军队来说，非不能也，是无谓也。因为当时的和林这座城池，除了其名可以作为标记整个岭北区域的代称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价值了。

参考

1. ^ [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页
2. ^ 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3. ^ 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4. ^ [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0页
5. ^ 达力扎布.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A],蒙古史研究（第三辑）[C],1989年
6. ^ 蔡果立.明宪宗实录人物传记与现存相应碑传文之关系与比较研究[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3期
7. ^ 篇末作者自叙落款为嘉靖壬寅，即二十一年（1542），实际刊刻时间更早。《皇明通纪》的国初部分《皇明启运录》约成书于嘉靖三十年（1552）。高岱《鸿猷录》自序落款为“嘉靖丁巳冬”（嘉靖三十六年，1557）。郑晓《吾学编》之《异姓诸侯传》落款于嘉靖甲子（四十三年）三月，而《名臣记》完成于嘉靖丙寅年（四十五年）八月。
8. ^ 《鸿猷录》卷六：五年壬子正月，上以残虏未灭为边患，乃以大将军徐达伐迤西，冯胜、傅友德副之；副将军李文忠总东道兵趋上都，顾时、陈德副之。各赐敕戒谕。文忠与顾时、陈德分兵入沙漠，时等各擒获故元将，文忠直趋上都。胜、友德亦大擒获于迤西。二月，李文忠捣应昌，取和林。虏遁去，文忠留辎重，自率轻兵兼程进，与华云龙夹河击虏众。虏一健将躍出斗，文忠引弓一矢而毙。文忠马中矢，步战复得他马，益奋，大破虏众，俘斩以万计，略地至驢驹河、朵颜等处。顾时深入。迷失道，乏食兵疲，遇虏奋击破之，得其辎重，兵乃益振。曹良臣以孤军深入，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