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世纪末叶起,我们确实发现城市的工匠是根据他们的职业而组成兄弟会的。这种组织大概是模仿商人行会与教会及寺院组成的宗教团体。早期的工匠团体,一定是为了满足经济保护的需要。团结互助以抵抗新来者,这种迫切的需要在工业一开始的时期就感到了。
从11世纪上半叶起,城市市政当局对于商品的销售乃至若干行业是握有一定的控制权的。在主教驻节的城市里,主教们还要关心天主教道德原则的确立。主教们规定贩卖者应遵守公道价格,破坏规则就要遭惩戒,像犯了罪一样。
要保证生产品质量的唯一方法,就是监督生产者,而监督生产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根据行业把工匠们组成团体,使他们服从市政当局的管理。这样,工匠们组成团体的自发趋向,又因行政管理方面的关心而加强。
也许可以说,到了12世纪中叶,城市工匠分别组成的职业团体,由地方当局所承认或由地方当局所设立,在许多城市里已经是既存的事实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自从11世纪以后,政府当局已按照行业的不同把工匠们组成不同的团体加以监督,用这个方法实行对城市工业的管理。
因此,在本质上,他们是有特权的团体。它们建立在排他主义与保护政策之上。
工匠们这种强制性的结合,其最初目的必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要保护消费者不受欺骗和掺假的蒙蔽,那只需要管理工业的实施与监督贩卖就够了,而各种同业行会所享有的职业垄断,对购买者说来,却是一种危险,购买者完全受同业行会的摆布。但是,对生产者来说,同业行会免除自由竞争,给予了他们无可限量的好处。这无疑是立法当局对生产者的要求所作的一种让步。
同业行会一定早就寻求一种权力,以强迫每一个工匠都参加同业行会的行列,否则就迫使他关店。
政府当局对允许这种要求也没有什么危难,因为这对公共治安有利,或是一种省事的理由,并且也有助于对工业的管理。
同业行会往往以负担某种捐税来报答这可贵的让步。在英国,它们为享有独占权而向王室缴纳一笔年金,在法国、德国和尼德兰的许多城市里同业行会所担负的一些捐税,也可作同样的解释。
如果认为同业行会本来就具有自治权,那就是一种全然错误的看法。在许多大城市里,同业行会从未摆脱过市政当局的保护,而且一直成为在市政当局控制下的活动的机构。
市政当局的成员本身就是一些最有权势的工商业行会的人,确切地说,这些工商业首脑倾向于控制行会,正如行会倾向于控制其成员那样。
市参事会甚至规定,非经许可,同业行会不得集会,并且进一步规定,它们与外埠工匠的通信需由市参议会审查。
中世纪的保护主义主要的目的是保护工匠免受外来的竞争,也免受同行之间的竞争。它把城市的市场完全保留给了同业行会的工匠。它排斥外来的产品,同时又监视不使同行的会员因损害别人而致富。
总而言之,它力求保证对每一个会员的保护,并且尽可能做到完全平等。
但是,城市工业并非到处都是一样的。在许多城市里,而且恰巧就在那些最发达的城市里,除了依赖地方市场为生的工匠企业主以外,还有一个为输出而工作的完全不同的团体。他们不是只为城市及其近郊优先的顾客的需要而生产的,他们是那些经营国际贸易的批发商的供应者。他们从批发商那里得到原料,为批发商工作,把制成品交给批发商。就他们与雇主的关系而论,他们不过是工资收入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为大工业服务的行东就是做外包的。
呢绒业这个中世纪最优越的“大”工业中心地,其织工、漂工和染工都处于这种地位。
和工匠的作坊式产业相比,大工业则是相反的情况,资本与劳动力是分开的。工人与市场远远地分开,只知道从他的企业主手中支取工资。
大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受着危机与停工的威胁。若遇战争或禁止输入时,原料来源中断,织机停止工作,事业队伍便徘徊街头,或在乡下漂流乞食。除了这些无可避免的灾难时期外,行东、所有主、作坊租佃者的生活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受雇于他们的帮工,生活就大不相同了。大部分帮工寄居在按星期计算的街巷的租赁房屋中,除了身上穿的以外,一无所有。他们从这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受雇于雇主。每逢星期一早上,他们就聚集在广场或教堂前面,急切地等待行东来雇佣他们做一个星期的工。
输出工业工人与现代的工资收入者有一个主要的不同。他们不是集中于大工厂,而是分散在若干小作坊内,上升为行东的织工或漂工,他们是自己所使用的工具的主人或租用人。行东受委托他们加工的雇主的压榨,他们转而又压榨学徒与帮工。而雇主正是代表城市的商人即资本家们,他们控制这市政当局,他们完全没理由为那些工人着想。
要实现他们的集体目标,行会会员必须合作。如果有会员懈怠,所有人都会遭殃。希望降低劳动成本的行会不得不让所有师傅降低工资。希望提升产品价格的行会不得不让所有会员限制产出。希望发展受人尊敬的声誉的行会不得不让所有会员销售优质商品 。 行会会员捐钱——用来支付牧师的薪水和购买宗教用品——也贡献了时间、情感和个人精力。会员频繁地参与宗教服务,参加葬礼,为了弟兄们的灵魂祈祷。会员们不得不虔诚地生活,既要戒除肉体的愉悦,也要戒除世俗生活的精神诱惑。协作的需要是一个共同性质。
为了说服会员协作并发展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会形成了稳定的,自我强制的协会,这些协会拥有制定和实现集体决策的体系。
行会会员每年不止一次地开会(大多数情况是更为频繁),为了选举官员,审计帐目,引导新会员,辩论政策,以及修订条例。
像高级市政官(aldmen),干事(steward),主任牧师,和牧师这样的官员管理行会的日常事务。高级市政官指导行会活动并监督低级官员。干事保管行会资金,周期性地审查他们的帐目。主任牧师召集会员开会,宴饮,举办丧事,在许多情况下,监督会员的行为。牧师做记录。一般通过工匠师傅间的多数投票做决策。
这些官员在行会会员间管理了一个契约纽带。这些契约因各个行会而有很大不同,然而在所有情况下问题的解决都是类似的。会员们统一贡献某些资源 以及/或者 采取某些促进行会的职业和精神努力的行动。行会的官员监视会员的贡献。生产商行会,例如,雇佣叫做搜查者的官员,这样的人会彻查会员的商品以确保符合行会的标准,并检查会员的商店和家里,寻找企图规避规则的证据。无法符合他们义务的会员面临了各种各样的惩罚。
因违规行为、行会、时间、空间惩罚各异,但存在一种模式。初犯者惩罚很轻,或许承受公众责难并罚点小钱,重复违反惩罚就很重。最后的威胁是开除。行会是自愿协会。面临严厉惩罚的会员可以退会脱身。
等级制度存在于大行会。师傅是拥有自己的作坊,零售专营店,商船的正式会员。师傅雇佣帮工,他是为短期合同的工资工作的劳动力,或者是一个日结工。帮工希望有一天提升到师傅的水平。为此,帮工经常得存够钱开店并支付入会许可费,或者要是他很幸运,凭借结婚或继承得到一个作坊。
师傅也监督学徒,他通常是青少年男孩,为住宿、伙食工作,或许还有换取职业教育的少量薪金。行会和政府都管理学徒身份,通常是为了确保师傅履行他们的学徒协议的部分。学徒期各不相同,一般持续 5 到 9 年。
行会的内部结构在整个欧洲都不一样。对于较小行会的体系,无疑很少有人知道,因为他们留下的文件很少。大多数证据都来自大的,成功的社团,他们的内部记录存续到了今天。以上描述都是以这些文件为基础的。似乎很有可能,较小的行会符履行多一样的功能,但他们的体系很可能不太正式,更加同质。
行会和政府间的关系在欧洲也是各不相同。大多数行会都希望作为自治社团得到承认,有权拥有财产和其它法律特权。行会经常从市或国家当局购买这些权利。例如在英格兰,希望拥有财产的行会必须从皇室政府购买允许它这样做的 令状(writ) 。行会是自发的、自愿的、自我强制的社团。
在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中,行会占据了许多利基市场。典型的分类学把与城市有关的职业行会分为两个类型:商人和工匠。服务业行会则是第三个小的分类,例如神职人员,运输业者,和娱乐业者。
商人行会是商人组织,涉及远距离商业和本地批发贸易,也可能是其所在城市的零售商品贩卖者,以及他们拥有开店权的远距离场所。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商人行会参与了国际商业和政策,并在外国城市设立了殖民地。许多情况下,他们逐步发展或变得与他们本国的政府纠缠不清。
商人行会在其会员之间,以及在会员和外来者之间强制执行合同。行会监督其会员的行为,因为中世纪商业根据社会责任制运行。如果来自特定城镇的商人无法履行合同义务或偿还债务,其行会的所有会员都负有责任。当他们在外国港口时,他们的商品可能被扣押销售以抵偿坏账。然后,他们将返回故乡,在那里向原来的违约者寻求赔偿。
安全是中世纪经商者的重大担忧,他们担心商品在运输中或储存时可能被盗。互相保护和结队旅行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当时国家干预在某些地区是零星或不存在的。作为自由城镇特许状的一部分,英格兰的国王授予了组建行会的权利。
自由特许状涉及君主售卖那个特许状,也就是当拥有特许状时,就宣布放弃了城镇居民支付封建责任的义务。反过来说,他们可以将自己的税收用到经过城镇的商品流通中。商人行会的确也回馈了他们的社区,来自会员的慈善赠品有:食物、酒和金钱,这些都是规定给牧师、穷人和穷困人群用的。城镇的政治阶层通常来自商人行会,特许状还设立了地方法庭,一个新的有权力的中间阶层突然出现了。类似的发展模式出现并在其它欧洲国家上演。
城镇的政治阶层通常来自商人行会,如此一个新的,有权力的中间阶层突然出现了。
商人行会也保护会员免受统治者掠夺。追求税收的统治者有动机从外国商人那里夺取钱财和商品。行会威胁抵制那个统治者的领域,一个在中世纪称为 withernam 的惯例。因为抵制让依赖于商业的王国和关税是其主要税收来源的政府陷入贫困,报复威胁制止了中世纪君主的过分侵占行为。
商人行会倾向于比工匠行会更有财势。商人组织通常在宗教和世俗仪式上拥有特权地位,并且对当地政府有过分的影响力。
工匠行会是按特定行业组织起来的。这些行会的会员通常持有或经营小业务或家庭作坊。工匠行会活动于许多经济部门。食品业者的行会购买农产品,把它们转化为消费品,然后销售成品。例如面包师,酿酒师,和屠夫。制造业行会制造耐用品,当有利可图时,将他们出口到远距离市场。例如纺织品,军用装备,和金属件生产者。
法国和意大利从 12 世纪起,建立了‘工匠’行会,即手工业中师傅的社团。像米兰、佛罗伦萨和图卢兹这样的城市就有食品生产者和皮具工的行会。英格兰一些最早的行会是织工的行会,特别是在伦敦和牛津。其它的工匠行会最终包括刀剪匠(cutler,刀具餐具工人)、成衣匠(haberdasher,需要缝制和编织商品的经销商)、染工(dyer)、面包师(baker)、马具工(saddler)、砖石匠(mason),铁匠(blacksmith)、盔甲匠(armourer)、锁匠(locksmith)和宝石匠(jeweller)这样的金属品专家,以及涵盖日常生活所有方面的其他人。
一些行会以他们会员工作用的材料,而不是终端产品为基础,因此在法国,例如有一些单独的皮带搭扣(buckle)制作工的行会,他们要么依赖黄铜,要么是铜。所以,也存在念珠工(prayer bead)的行会,由他们用来制作珠子的材料区分,要么是骨头,要么是琥珀,要么是黑玉或别的什么。每个行会都由一小群人管理,称为行会会长(guildmaster),每当会员之间有争端时一群审查员会辅助他。
随着这个有自己生意的技术工人阶层变得更加富有,进入行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有特权的那些人设法把没特权的人挡在外面。另一方面,有另一个理由限制进入:为了维持特定专业技能的高标准。为此,很多行会坚持要求入会费,用于支付新成员学徒期的部分款项,而且还要支付一些维护费,即会员开会地点,会馆,行政开支,以及如果有必要的话,还有会员的保健服务。此外,行会还组织节庆,为其会员支付丧葬费,或者对寡妇和已故会员的孤儿给予财政支援。
如前所述,工匠行会尤其精于确保会员的产品有足够高的品质和重量,尺寸和材料,或者商品的成分全都要符合当前工业标准。甚至像面包师这样的行会都可能面临行会会长和审查员对面包的随机检查,正如巴黎面包师阐述的这个摘录那样:
如果师傅确定面包不够好,他可以没收剩下的所有,甚至是还在炉子里的。如果橱窗里有好几种面包,师傅会评定每一个。发现太小的那些,师傅和审查员会把他们捐给慈善机构。
通过规定学徒期进一步维持质量,学徒期必须有一个最短的,和一个手艺精湛的师傅一起的持续时间。在训练学徒几年之后再为一个师傅工作。为了成为师傅,学徒必须将一个‘满师杰作(masterpiece)’呈送给行会高层,表明那个工人在他们的独门手艺中学会了必要技能。还有一个财务负担,因为师傅头衔只给予那些有能力投资自己作坊,工具和庆祝宴会的人。
除了维持公众对产品的信心,所有这些规则对行会会员的优势是,他们可以控制竞争并免除本地税,然而生产者不会以低于同类行会会员的价格出售产品。会员间相互保护的额外规则包括不从另一个会员的商店挖客户,或者批评同类会员的产品(这尤其是和烹饪相关的),不在宗教节日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不在天黑后工作。
行会控制的行业的其它部分包括工资和产品销售的条件。而实际上,行会建立了对特定工艺品的所有方面的垄断,在瘟疫和饥荒这样的条件下,劳动力变得短缺,他们对工资的控制是极其显著的。在正常情况下,劳动力短缺意味着劳动工资上涨,但行会经常确保这不会发生(然后就让他们的商品卖得更贵)。甚至禁止普通工人成立自己的社团,这有时造成暴乱和反抗,例如 14 世纪法兰德斯和佛罗伦萨一再爆发严重的暴力事件。
行会通过对内实施工作规章,对外实施垄断这两项职责而起作用。
西方中世纪行会的理念在“行会政策就是生活政策”这一主张中得到了最为显而易见的表达。换言之,虽然竞争渐趋激烈,生活机会越来越少,它意味着行会会员殷实的生活能维持着;使每个会员必须均能实现传统生活标准,并一直保持下去。传统生活标准的概念相当于现在“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行会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引人深思。
为实现机会平等,必须对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加以反对,特别是避免资本在单个工艺师父手中的不平等增长以及随之产生的分化;一位工艺师父不准跨越至另一位的前面。出于这一目的,对劳动过程进行了规定,没有哪位工艺师父敢采用规定之外的任何方法打破传统进行工作。行会控制产品质量,并规定学徒与工人的数量。它还尽可能控制原材料的供给——只要那时计件劳动[1]仍然通行,这相当于是一种集体的方式。
另外,行会或者城市负责采购原材料并分配给各个工艺师父。
最后,行会对个体手艺人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规定。行会坚持如下立场:原在单个作坊内,材料的全部加工过程必须尽可能完成,每个工匠必须尽可能独立完成对劳动对象的加工。所以,劳动分工不是建立在不同工序的专业技术上,而是建立在最终产品的基础之上。
然而行会唯恐生产流程的横向划分可能使离市场最近的工人处于一种主导其他工人的地位,因而将他们压低为雇佣工人。
至此,行会在生活上遵行一种政策。然而,它也尽力使成员获得平等的机会并得以保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对自由竞争加以限制,因而行会制定了如下规章:
(1)工业技术。规定了每个成员能雇佣的工人数量,尤其是学徒的数量;特别是在可能把学徒逐渐当成廉价劳动力来雇佣的地方,每位师父只能招一两个学徒。
(2)原材料的种类。特别是必须使用合金的工业,例如钟铃铸造工业,则需要的控制,以保证产品质量并排除不公平竞争。
(3)工业技术与生产流程,因而对麦芽生产、皮革制造、布料修整以及染色等工艺不得不加以规定。
(4)对所使用工具的种类进行控制。每个行会一般都拥有对某种工具的垄断权,只能本行会使用这种工具;工具的样式遵循传统的规定。
(5)在销往市场之前,产品的质量必须得到行会的检验,检验合格才行。
行会还对工业的经济关系进行了规定:
(1)限制资本数量,没有一个雇佣工人的企业主在行会内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即超过其他工艺师父并强迫他们服务于自己。出于这一目的,禁止与行会之外手艺人的所有联系,尽管此项禁令罕见实施。
(2)任何参加行会的人都被禁止为别的工艺师父工作,以防止他们沦为雇佣工;也禁止为商人工作,这一定会立即导致发料加工制。最终产品必须是由面向顾客的雇佣劳动[2]生产出来的,这种雇佣劳动是由行会中为薪酬而劳动的手艺人提供的;对于那些计件劳动的人,产品以自由买卖的方式售出去更好。
(3)采购机会被行会控制了。行会禁止抢先采购,换言之,行会任何会员都不敢在其他同伴之前自行购买原材料。他们往往确立平等分配权;如遇缺货,任何会员均可要求兄弟会员以成本价格为其提供原材料。
(4)行会还反对个体会员在其他会员之前销售产品。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常常推行强制性销售,而且以禁止减价与招引顾客的方式强化控制;因而限制了价格竞争。
(5)禁止销售外人的产品。如果违反此规定,会员则被当成商人并赶出行会。
(6)为维持传统生活标准,对价目单进行控制销售。
在对外方面,行会政策具有纯粹的垄断性质。
(1)行会力求实现这样的目标,那就是,在许多情况下,将本行业工艺技术的管理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他们就维持了一个工业法庭。要不然,他们将无法控制工艺技术与生产流程,也无法维护会员的机会平等。
(2)力求实现强制入会的目标,起码字面上是这样,尽管实际上往往被规避。
(3)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在每个地方都力争成功设立了行会区。不过仅有德意志这一个地方完全成功;在法国与意大利获得部分成功,而在英格兰则一事无成。行会区是指对某些区域的垄断。在行会权力完全控制的地区,在行会的工业以外,不准再有任何工业。这项措施是为了对付在很大程度上受压制的流动工人以及乡村工业而采取的。行会在城市一旦得势,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尽力压制来自乡村的竞争。
(4)在产品从一个行会转到另一个行会时,行会设立了价格税,为了应对外面的价格垄断实行最低价。
(5)为有效实施行会规章,劳动分工必须尽可能根据行业而非根据横向工序进行。换言之,正如上文所述,一个工人必须按生产工序从始至终生产出最终产品,而且始终保存在自己手中。在行会控制的工业范围内,行会用尽所有办法抵制大型企业的发展。来料加工[3]业的发展是他们无法阻止的,还有其中暗含的手艺人对商人的依赖也是他们没办法组织的。
另外,还必须加上一些行会制度晚期所出现的规章。首先,行会使工艺师父身份的获得变得越发困难。起初是通过“名作(满师杰作)”制度实现这个目标的。除了名作这项规定以外,已经处于计件劳动者地位的工艺师父还通过为以后的工艺师父规定最低限额的资本来争夺垄断地位。
此后还规定了一段义务劳动时间。这一情况在德国引发了流动期制度的形成。帮工在获准以工艺师父的身份定居于某地之前必须流动一段时间,这种安排在法国或者英国从未听闻过。
其次,行会通常接着把工艺师父的数量限制在绝对的最大数字内。这项措施并非总是为了维护作为垄断者的行会的利益而采用的,而是城市(其领主或者地方议会)规定的,特别是后者唯恐因工艺师父的数量太多,致使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用于军需物资以及具备政治重要性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这里的意义在于,如果工艺师父过多,就会占用有限的用于军需和政治用途的资源。比如原本要用于生产武器的物资被用作生产民用产品。
行会,特别是商人行会,随着商人的兴旺,帮助培养了中世纪社会富有的中间阶层,他们开始购买购买一直被视为贵族精英的标志:土地和房产。这些暴发户可能还未被完全接受进入上流社会,但他们通过将自己与在他们之下的每一个人区分开来,开始开创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社会等级地位。
很多行会,即使是工匠行会,如果他们是现有会员的儿子,他们才接受新会员,或者如果他们可以得到师傅的赞助,那个师傅肯雇佣他们作为学徒。师傅经常偏向亲戚,并且对社区之外的那些人有更高的会员费,如此一来很多行会实际上培养了阶级职业。进一步说,通过规定师傅以他们的作坊或工具的形式拥有他们自己的生产手段,行会因此在业主和劳动者之间创造了一个永久的阶层。
随着行会制定规则和决定工资,普通工人保护他们的权益变得困难起来。例如 1274 年根特市的呢绒工罢工,导致了业主与邻近城镇的人达成一致不给罢工者工作机会。总之,重要的是在中世纪社会中,财富和劳动力之间的冲突要比竞争行业和城镇中的冲突要少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会实际上可能有助于使中世纪社会,至少在较大的城镇,更具有凝聚力和稳定。最后,起源于有教育意义的行会,至少有助于让一些人有提升社会地位的办法,它的一个社会方面就是中世纪西欧的 22 所大学。
受到行会不平等对待的一个社会群体是女人。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女人行会,这些行会总是由男人支配的(有少数利外,例如巴黎的妇女丝绸行会和日那亚的金线纺织工)。就连由女人主导的职业,例如接生员,都没有自己的行会,但她们从属于外科医生那样的行会。女人,在纺纱、金属抛光、和食品制作这样的行业,尽管她们的确频繁地在男人旁边工作,然而只有很少人获得了师傅地位,而一些像胡椒商、布料商、(最后还有)酿酒师的行会都禁止女人成为学徒。法律上来讲,女人通常处于男性亲戚或其丈夫的监护之下。只有女人的行会会员其丈夫死后她才能享受一些自由。寡妇可以继续经营已故师傅的业务,比方说,如果她曾经在丈夫身旁工作并且没有再婚,他就有行会会员的完整权利。
行会存在于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行会是一群有共同目标的个体。术语行会(guild)很可能衍生自盎格鲁-撒克逊词根 geld,意指“支付,贡献”,因为行会的成员被要求向它的集体贡献财力。geld 的名词形式意味着为某些共同目的捐款的协会。该词根也代表“牺牲,敬奉”。这个双重定义很可能反映了行会同时作为世俗和宗教的起源。
术语 guild 在中世纪有很多同义词。这些词包括协会(association),兄弟会(brotherhood),学会( college),公会(company),友爱会(confraternity),雇主和工人代表的联合协会(corporation),工艺(craft),团体(fellowship),兄弟会(fraternity),伦敦同业公会(livery),社团(society)。
行会的起源学者们众说纷纭,但还是存在一个占多数人支持的理论——行会起源于城市。
那么我们试着再追问一下,城市又是怎么来的?答案是,商人——最早被称为“市民”的那群人——因为安全和生存的需要,使他们成为城市的居民。
还是先从城市说起。
在城市运动的开始时期,大批手艺人亲自携带了自己所制造的东西到市场上去售卖。在生产者和商人之间,尚未有区别。这一事实使我们得到城市起源说中最令人满意的解释,就是“商人”起源说。关于中世纪城市起源的真正线索,似乎是在于“商人(mercatores)”、“堡(burg)”和“市民(burgeness)”这些名词方面。
但这中世纪城市所从由来的堡不是老的卫戍堡,而是一个新的堡。一个有木栅或有城垣的圈围地,形成于封建城堡之外,或者在古罗马的情形下,形成于旧“城堡”之外;实际上,它是一个近郊。
它是一个新社会,并从开始它已享有一种乡村里所未曾有过的土地保有制…… “商人”在某个城堡或寺院城垣的旁边建立了他们的营业所,这样,在靠近他们所占的地带上,将有伯爵或住持的贱农和农奴的住所和茅舍出现;后者在“庄园”权利下住下来。后来,如果这个新的“商人”社会是成功的,它将扩大它的地盘,并将吞并它的“老堡”。
所以,城市的起源,来自一个由商人和手艺人居住着的“新”堡内,而不是来自“城堡”内。后者是由伯爵或主教占据,他住在那里,还有卫士、骑士、“半骑士”和租地农奴在他的周围。
到了 11 世纪末期,“堡民”(burgeness)不复意味着一个城堡的士兵或仆从,而意味着市民了。
在早期,我们祖先中间,盛行着一种为持久的,实际的而又合理的目的所表现的自由结社与组织的精神,关于这一点无序寻求更远的根源。例如,部族会、宗教团体、商人公会、饮酒总会…… 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来自周围乡村的移民居住着的。他们由于变更了他们的住处,离开了他们的亲属,因而离开了那些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人们。
行会在某种程度上所提供的,正是起着他们亲属的作用。
行会的历史重要性,不是在于它们的政治活动,而是在于它们的商业与工业活动。他们是中世纪时代解决商业与劳动问题的手段。
在城市兴起的过程里,我们第一次在欧洲历史上写下了“平民的传记”。前所未知的一个新社会集团,即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出现了。
在伦敦,最富有的工匠行会,称为同业公会( livery company),变成了城市中有很大权力的参与者。的确,在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城镇,若不是一个行会的会员,建立政治生涯几乎是不可能的。伦敦的同业行会最后变成了主要的金融机构。在整个巴黎的水域,水路商人垄断了赛讷河的贸易,有权管辖轻罪和盐粮配额这些事务。1260 年,有 4 个水路商人行会的审查员被任命为城市治安官。13 世纪德国有几个行会,包括来自不同城镇的,聚到一起组建了叫做“汉萨(Hanse)”的组织。往后的百年之中,这些汉萨合并形成了几乎有 200 个贸易城市的汉同盟。在当代佛罗伦萨,大行会长期代表着市议会。
那么最后,遍及整个欧洲,很多行会和政府职能变得不可分割,因为较富有的中间阶层开始从统治贵族那里取得政治权力。更地下的社会梯级,工匠行会允许有技能的工匠工人保护自己的行业并提供社会互助,然而在底层,没有技能的雇工,为了不确定和季节性的工作,通常涉及到去他们可以找到这类工作的任何地方,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们的斗争。
总的来说,行会是一个保守的团体,本质上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即便如此,最终它还是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解体。
在行会圈内平等的观念指的是独立,而不是收入的绝对平等。出于对独立的忠诚,行会很可能在它的政策上表现出自绝的保守。
16 世纪列日的小绸布商投票抵制改进织机,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的结果除了会增加较富裕人的优势外,还会牺牲他们的独立。他们对在小的缓慢发展业务上的保持独立的喜欢程度,远远超过对一个在繁荣的出口业、在大的商人业主领导下工作的前景的渴望。同样的心态在当时列日的地方饮食行业中业非常普遍。
为什么中世纪行会没有给予经济生活更大的刺激?为什么它们没有进一步增加集体或个人的投资?对常常在它们的政策中表现出来的保守,最好的解释是对小需求和高风险的外部形式的重视呢,还是行会内建起来的社会关系,还是由于它们对富有想象力的革新信念和原则的不屑?
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行会本意不是想压制发展,相反,他们是因为发展前景黯淡而被迫采取这些极端的保守举措。他们所有的行为模式,都是为了保住现有的生活水平。或者如上所述,地方政府本身因为这种缘由需要本地行会的收入来源支持。只要这种组织能够在正式获得垄断权后,作为回报而向政府缴纳金钱和提供服务。
如果经济环境允许它们大肆发展,它们就变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由代理商(或批发商)主导的,使用来料加工制的——同业行会。
直到 13 世纪后期,经济扩张变得缓慢下来,工匠行会才普遍发展起来。他们最快的发展速度出现在 14、15 世纪,常常面临人口下降、贸易萧条和财政危机的时候。其次,有几种城镇显然比其它城镇更利于行会的发展。在那些最不利于行会发展的城镇行列中,有主要发展商业的大海港城镇,以及主要发展出口业的纺织城镇。
工匠行会最适宜活动的领域是中等规模的城镇,人口大概 10000,或者在意大利,人口大概 20000 或 30000,那些不是由单一利益主导,而是主要靠仅供当地消费的工业及一些混合贸易为生的城镇。
这样的环境为专业技术提供的范围比小乡村城镇提供的范围更大。同时,这种城镇的需求比那些依赖外国政治控制和远方市场,及依靠供应来源的港口和制造中心的需求更稳定。有技术的工匠有更多机会获得成功,并与商人和当地其它有权力的人一起分享政治影响力。
不可否认,中世纪的行会组织类型并不适宜投资的快速增加。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关系使小工匠更热衷于独立,而不是更为卖力地追求利润。
行会的这种独立精神,不禁使我想起当今我们的资本巨头,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没有节制的扩张。同样的事情业在我们身边发生,比如因为社区超市的出现,使很多小实体店老板的生意难以为继。许许多多的小业主因为资本巨头的扩张面临失业,他们赖以维生的独立性丧失了。
我想,每一个人,本意都是不愿意整日 996 的工作,基本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到头来却还要失业。正如那时的工匠不愿因为扩张而使自己沦为雇工一样,如果每个人有一个自己可维持下去的小店,谁会选择到工厂上班,或者送外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