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问题下已有的回答大部分都是信口胡吣。自从1642年李自成开始建立根据地开始,闯军的行政效率就吊打大明朝廷。闯军积极在占领区内恢复生产,向老百姓分发耕牛、种子。政治上也建立了正规官府,并且开科取士。这些举动让当时的很多明朝官员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朱翊辨这个既是明朝官员,又是宗室的人,焦急万分地向朝廷报告说:“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你们要是觉得朱翊辨是李自成打入朱氏家族中的卧底,故意抬高流寇,贬低朝廷,那当我没说。
接下来,是我的一个猜测,毕竟我也不可能知道李自成当初是怎么决策的,只能靠自己看到的一部分史料去猜测一下。
1643年年末,李自成平定了陕西大部,还控制河南南部和湖广北部,1644年新年的时候,顺军面对的是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四个省的敌人。山西方面,有大量的明朝边防军存在,这些部队是当年卢象升的旧部,原本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但是由于经年拖欠军饷,以及孙传庭兵败后的士气低迷,只需要一场军事游行就可以全部收编。河南方面,已经没什么像样的明朝军事力量了,不过还有很多亲明的土豪乡绅的团练武装,虽然战斗力一般,但是一个一个收拾却很麻烦。湖广方面,主要敌人是左良玉,左良玉掌握的是目前明朝第二强大的军团,仅次于吴三桂。左良玉的部下其实也有很多能打的部队,但是左良玉的嫡系部队已经被李自成歼灭,他需要依靠各路杂牌,无法有效掌控部队,如果李自成的主力出动,左良玉也难当一击。此外,郧阳还驻扎着王光恩部,他不是明朝正规军出身,而是受招安的流寇,战斗力不错,而且还敢于主动出击。四川方面,活动着农民军中战斗力垫底的摇黄十三家和各路本地军阀,打得难解难分。
没错,与很多人以为的不一样,张献忠不在四川。1643年12月24日,张献忠抵达了荆州,留守荆州的闯军孟长庚、任光荣等人不战而退,把荆州让给了张献忠。荆州还驻扎有农民军马守应部,因为李自成杀死罗汝才、贺一龙而和李自成闹翻,此时马守应病故,其部加入了张献忠麾下。虽然张献忠占了李自成的地盘,挖了李自成的墙脚,但是李自成并未打算和张献忠翻脸,而是致信给张献忠,希望他支持自己称帝。张献忠的回复也很客气,并且向李自成馈赠了礼品。在此之前,张献忠已经在湖南占领了大片土地,并且设置官府,大有要在湖南建立根据地的架势。我们了解后来的历史,知道张献忠在此时莫名其妙地彻底放弃了湖南,转而向四川进军,但是李自成可没有这个情报,想来张献忠也不会向李自成仔细汇报自己的作战计划,就算汇报了李自成也不信。
所以从李自成的视角,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张献忠已经占了湖南,自称西王,现在他大举北上,抢了我的荆州,吞并了马守应的兵马。那么,站在李自成的立场上,他会觉得张献忠想干什么?后来的历史发展是,张献忠就是路过而已,在李自成的地盘上擦了个边就去四川了,但是这么不按套路出牌的招数谁猜得到?李自成可是把湖广当成自己的后勤基地来用心经营,他哪里想得到,自己这么看重的地盘张献忠居然不稀罕?所以,站在李自成的角度猜测张献忠的动机,应该有两种可能:第一,张献忠想和闯军争地盘。第二,张献忠想打左良玉,报昔日的一箭之仇,与左良玉争夺武昌、九江等地的地盘。很明显,后一种更合理,左良玉和张献忠是多次交战的死仇,又占着很富饶的好地盘。而闯军此时如日中天,实力远强于左良玉。按照一般的军阀思维揣度张献忠,从荆州顺流东下打左良玉才是最优解,说不定能形成和李自成南北对峙,平分天下的态势。
既然这样的话,李自成再去打湖广就十分犯不上了。李自成要南下湖广,第一步先得打郧阳,而郧阳城中的明军战斗意志很坚决,李自成也不见得有把握迅速吃掉他们。但是南下湖广这个动作,很可能刺激到张献忠,使得张献忠以为李自成想吞并自己。目前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关系还算和睦,明朝未灭,顺军和西军反目是不划算的,因此,坐视张献忠和左良玉二虎相争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张献忠选择和李自成为敌,李自成也有后手,他在襄阳本就留有一支军队驻防,袁宗第指挥的右营兵马也活动在豫南一带,随时可以增援襄阳,张献忠就算从背后袭击李自成,得手的概率也不大。湖广局势的最终结果是张献忠去四川了,左良玉发动袭击,被袁宗第打退,但是张献忠这么诡异的操作谁能料得到呢?
把湖广排除之后,再看其他三个方向。四川和河南,都没有太大的价值,这两个省份经过连年天灾人祸的折腾,都已经很穷困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明军部队,各种乱七八糟的小势力打成一团,顺军要去把河南土寨、四川军阀逐一削平,得花费不少的精力,但是所得的收益却很有限。而山西却不同,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尚有数万明朝边军,这些人目前十分迷茫,士气低落,李自成要收编他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成本低廉而收益巨大。因此,山西对于当时的李自成来说是最优选择。
1644年1月8日,李自成从西安出发,3月1日便抵达大同,拿下了整个山西,明军完全不堪一击,望风而降,除了周遇吉之外就没有一个明军将领有像样的抵抗。而这时,宣府的明军也在争先恐后地投降,白捡的大批军队总不能不要,3月6日,李自成就占领了宣府。从宣府到北京,只剩下了160公里的距离。都已经到了这里了,断没有再回去的道理。刘泽清、高杰逃到了南方,目前整个北方的明军主力就只剩下了吴三桂一部,只要李自成再前进一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令直隶、山东两省传檄而定,凭空增加两个省的地盘。换成是谁,也不会放弃白捡两个省的机会。
而且,如果李自成此时放弃进京,只会让清军入关更加容易。吴三桂就算能堵住山海关,也不挡不住清军从蓟门破长城入关。过去清军历次入关,明朝内地都有大量的兵力,虽然并不能真的歼灭清军,但是毕竟给清军造成了很大的牵制,清军不可能在如此之多的明军的合围下在关内长期占领土地。可是现在不同了。松锦之战,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被打垮;朱仙镇之战,丁启睿的十八万大军被打垮;汝州之战,孙传庭的十万大军被打垮。清军此时入关,除了闯军之外已经没有人能对付他们了,如果李自成南下,多尔衮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内外夹击山海关,吴三桂毫无疑问会投降,清军就会白捡河北、山东两省。北到长城,南到黄河,西到太行,东到大海的土地全部被清军占领。到1644年的夏天,清军便会饮马黄河,李自成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平定江南,这种路线是绝对不能选择的。总之,对于李自成来说,既然已经打了山西,拿下北京也就是必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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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下的回答里,有人说顺军进京之后应该“遇万贯帛而不取”,李自成要真是这么干了,那他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第一大傻子了。
李自成历来宣扬“闯王来了不纳粮”“三年免征”,那他的几十万大军总不能喝西北风吧,不向明朝的达官显宦要钱又找谁要?李自成手下的这几十万人没造反的时候,还是大明朝的良民、忠臣的时候,明朝的统治者朝他们要钱时难道心慈手软了吗?
我是陕西神木的一个边军,欠饷已经半年了。我把自己的武器全当了,这还算好的,有的同袍连老婆都卖了。崇祯二年,听说东虏打来了,朝廷调我们去京城勤王,可是连安家银子都不发,没有安家银,我出征的时候我家里的爹娘喝西北风吗?后来才知道,安家银子虽然有,却进了参将老爷的口袋。我半路跑回了家,可是没过两个月,爹娘都染病死了,我干脆跑到王嘉胤军中入伙去了。
我是陕西蒲城的一个富农,崇祯三年,剿贼的官兵住在我家,今天要豆米、草束,明天要骡子、布袋,把我家吃了个空。我的邻居都逃荒去了,官府居然要我代缴他们的赋税,我交不出来,他们便把我抓去,打了二十板子,关进牢里,我老婆把家里的地卖给了同县的举人王文昌,交了税,我才被放出来。老婆没多久就病死了,我变成了王文昌的长工。第二年,王文昌带着乡勇去打流贼,被一个叫李自成的小头目砍了脑袋。奶奶的,老子也当流寇好了,反正已经穷到家了。
我是直隶开州的一个车夫,崇祯七年,我被征去运送剿贼官军的军粮,原本按律是要给工钱了。其实别说工钱了,官府把我们连人带车都扣了,告诉车行老板拿钱来才能把人和车带回。老板不知是没钱还是压根不想赎人,几天都没来交银子,官府便不给我们饭吃。我们几个兄弟悄悄翻墙逃了,当了流寇,十年征战下来,只剩下我一个了。
我是四川绵州的一个农民,崇祯九年,我家的田地遭了灾,交不出税赋,不得不向蜀王府的奴仆刘大借了印子钱。崇祯十年,我家的地依然歉收,还被路过的官兵勒索去了好些米,印子钱还不上,刘大抓了我的老婆和女儿抵债,我就的地也被他占去了。这时,闯王手下的袁宗第将军攻打绵州,征集民夫,一天给四合米,我为了吃饭就去了,后来干脆入了伙。
我是河南登封的一个农夫,崇祯十三年,大旱,颗粒无收,我全家逃了荒。老娘受不了饿,上吊了。我卖了我老婆,但换来的那点吃的连塞牙缝都不够。我带着两个孩子挖野菜吃,不知错吃了什么,都腹泻起来,我侥幸活下来,两个孩子却都死了。第二年春天,我一路逃荒到洛阳,听说闯军打破了洛阳城,从福王府里搬出了堆积如山的米,散给饥民。闯军正在招兵,每人给五两银子的饷。人都到这份上了,别说当反贼,就算是当恶鬼,只要给饭吃我就干。
我是河南真阳县的一个农民,崇祯十四年的冬天,官府派差,我卧床不起,差役便把我家的牛拉走了。到第二年的春耕时,我饿得连走都走不动了,哪里还拉得动犁。我想把地卖了,可是谁买地就得交这块地的税,根本没人买。倒是有一个大老爷要买我的地,可他却搞什么“产去粮存”,要我把地给他,但税还是我交。那我还卖个六啊!我逃进了大别山,加入了刘希尧将军麾下。
我是河南裕州人,父亲是个廪生,家境虽然贫寒,却也还勉强过得去。崇祯十五年,左良玉的兵马过境,硬说我们村子通贼,不由分说便把全村杀掠一空。我当时不在村里,侥幸逃过一劫,回家之后,只见到父亲的无头尸身,妻子和妹妹都被乱兵抓走了。就在我惶惶不知所措之时,听说李闯王赶走了左贼,在襄阳建了官府,开了科举,不论何人,只要识字就可应考。好啊,官军不是说我们通贼吗,那我就做贼给你看看!
我家是陕西潼关卫的军户,世世代代都给大明朝服役。卫所的土地都被军官们占了,我们军户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佃户。后来闹了流寇,我被征召从军,南征北战,也立过点功劳。崇祯十六年,我跟着总督孙传庭去打李闯,孙总督向朝廷请饷百万,朝廷却只发了二十五万。好不容易挺过瘟疫,我们出潼关去打闯军,走到汝州,粮食吃没了,我们回陕西就粮,半路被闯军打散了。我被白广恩的部队收编,退到潼关,白广恩要我出战,我家就在潼关,还有好多兄弟的家属也都安置在潼关,你一文钱都不发,就让我们拿全家性命去拼?我们一哄而散,各自去保护家眷,白广恩也跑了,于是我们就都投降了。
我是山西阳和的一个边军士兵,跟着将爷们去河南打过流贼,也和进关劫掠的东虏打过。可是朝廷连饷都给不足,崇祯十一年,东虏又进关了,我们跟着总督卢象升去勤王,十冬腊月还穿着单衣,我骑在马上冻得发抖,连缰绳都握不住了,只能死死抱着马脖子。后来马死了,废话,人都没饭吃,马哪来的豆料,能不死吗。再后来就是巨鹿大败,卢总督死了,我们队四十多个弟兄就活下我们三个。崇祯十七年,顺军打过来了,说只要投降就发给四个月的口粮,我们所有人全都投降了,我们当兵的也不管什么朱皇帝李皇帝,反正谁给饭吃我们就替谁砍人。
现在,这些人进了北京,发现大明朝的勋贵、太监、高官们一个个都腰缠万贯,天天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崇祯皇帝的老丈人周奎,家产多达五十三万两银子。老子在宁夏戍边,三天两头和蒙古人打仗,一年才挣二十四两,还不一定发不发。就因为他姓周的把闺女卖给了皇帝,十七年吃喝玩乐就挣下我两万年不吃不喝都攒不下的家业,凭什么?大太监王之心,皇帝的家奴,家产竟有十五万两银子,我这样的农民,就是在太平年月,也得干一万年才有这么多钱,凭什么?
武将们在朝廷疏通门路,用的钱是哪里来的?都是靠贪军饷、喝兵血得来的,都是士兵们的卖命钱。随便哪个地方官进京,都要给京里的大佬们孝敬。他们用来孝敬的钱是哪来的呢?都是从百姓身上刮来的!
他们这样有钱,还欠我们的军饷,让我们卖儿卖女,凭什么?他们这样有钱,还向我们征粮,逼我们投河上吊,凭什么?
我们这些人在乱世到来之前或是在沙场为国拼命,或是在家努力劳作,在乱世到来后竭尽全力求生,没有一个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或许在某个时刻,多给我们一碗粥,我们就能救下自己亲人的性命。而这些京城里的达官显贵,吃着我们的血肉,养得脑满肠肥,还妄想改朝换代之后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想在我们流血拼命十几年,牺牲了无数兄弟打下的江山里有一席之地?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李自成如果不向明朝的贪官污吏们追赃助饷,他如何向这些追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交代,又如何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追赃助饷是李自成当时必走的选择,也是无可指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