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反战运动确实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题主提出的理由,并不是不靠谱,只是“没说全”或者说“留下了一些其他背景”。正确性并没有问题。作为人类,反战实际上压根不需要理由;跟着我这样想,如果现在你接到通知马上要前往征兵处报告,去鸟都不拉屎的世界边陲送死,你会接受吗?如果你知道你周围的人纷纷应征,你会对此抱有好感吗?如果你知道自己国家的军队正在万里以外施暴,你会不反对吗?
别急着反对,嘿嘿,战争爆发之初,还真会有很多人出于种种原因相信自己战争的正义性而不反对,比如65年,GNS的民调显示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人反对越南战争。实际上,反战情绪都会随着战争延长而增长,这个是正常的。实际上,如果战争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上文的几个问题都还不能引起一个人的反思,那么你就有理由怀疑他是法西斯分子了。
这个地方的思考点在于:无论短时间内是否体现出来,从长期上看,对战争的反感是一种切切实实的理由,或早或晚都会被发现。比如43年的苏联和44年的英国都有是否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讨论,而这还是我们唯一知道的“百分百正义战争去打法西斯”呢。
从一战以来,美国国内就有这样那样反战的声音,虽然没有达到英法那种高度,但是影响极为深刻。17年美国和平集会就提出:Si vis pacem para pactum。意思是: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准备和平。或者说“如果你想要和平,就付出行动证明自己想要和平。”——这句话是直接批判英国式的武装和平,也就是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意为:如果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实际上,一战这场英德之间的自杀式失心疯让美国国内对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厌恶:虽然那个年代的信息非常闭塞,但是阵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到了35年到39年,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阴霾已经非常明显的笼罩在世界上空,苏英法德日中意的旧世界各国到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全部都开始大规模再武装的时候,美国人通过了一个叫做《中立法案》的东西,从35到39——39年的时候德国已经开始全国范围内民转军经济动员了。到这里我想说的是,反战不单单像上面说的是人之常情,更是USA自有国情的一部分。
但是为什么说上文没说全呢,因为所谓的反战情绪,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浅层的,表层的”一种“内敛的”反对,绝对没有到达全国范围内大型政治活动的高度。越战的反战情绪,绝对不是“反感战争”这种四海皆准的东西能够解释的。
越战反战运动能够抵达最终的高度,是整个社会分化的一种体现。
首先,一种社会活动要想发展起来,必须有人去支持,去推广:而60年代开始正好是黑人运动,平权运动,女性主义第三次高潮和自由主义的高潮。比如在学校:60年代美国大学入学率和高等教育数量庞大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有大量的有思想也有教育水平去认识到战争危害的人能够去参与反战活动——同样的情况也在社区和工业领域存在,社区的肤色纠纷,工业上世界大战经济转回民用后的第一次工业矛盾,工人和企业,活动家和联邦政府的集权主义思想,白人和黑人,甚至传统艺术和新兴艺术家,流行文化——60年代是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回归正轨的十年,如果说五十年代仍然有浓厚的后战争色彩,这一系列的矛盾和民间分化在6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不只是反战——实际上各个相互联系的社区也有反传统,反白人主义,反集权主义等等一系列诉求,而反战为之提供了第一个突破口。
其次,要想一种社会活动持续性造成社会动荡,说明在支持者之外,仍然存在大量的反对者,让社会对立持续下去。一旦突破口出现了,各个群体就开始针对自己的诉求反复申诉——也遭到了残酷镇压。FBI和个人权益保护者,黑人和白人,工人和资本持有者,要求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至上的集体主义者和关注国内改革的···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你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里见到的各路牛鬼蛇神都在彼此拆台。
60年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代,他不像70年代中期那样,由冷战高潮重新点燃对立的情绪;70年代早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直接从世界大战的阴霾下走出来的一代开始进入自己成年期的时间点,如果一个人50年出生,64年他14岁,74年他24岁——整个社会活动的时间点是和一代人的成长轨迹对应的。他们的父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更大的善忍受了很多不合理的社会机制,那么他们没有体会过这种战争的威胁,拒绝再把这种不公当作逆来顺受。他们过分又不知好歹,许多团体提出了匪夷所思的诡异诉求;但是也同样充满活力,拒绝对现实妥协,打破了几十年来死水一样的文化氛围。
实际上,越战很大程度上是把神经绷得过于紧张的美国社会打开了一个泄洪的渠道。如果横向对比,类似的音乐,绘画,小说,工人运动,学生思潮,在英帝国爆发地要早得多。从“我只想要一根香蕉”到“如果人民的利益无法被保障,那么硕大的帝国又有何用”,一个过于紧张的社会迟早会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渠道爆发出来,在今天的索马里叙利亚利比亚都是一样的,需要的只是一个导火索。
总体上来说:第一,六十年代是战后第一代人成人接受教育后的时代,他们对父辈留下的国家和社会存在诸多有道理也没道理的不满,不仅仅是反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第二,越战为这种不满的释放提供了创口,反对一场关乎意识形态的遥远战争和战场上的野蛮残暴,作为一个“无论如何没错”的选项,在各种错综交织的诉求网络里也就能保持声浪不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