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后，各地的革党有没有对旗人进行大规模报复？ 第1页

首先说结论，从时间点来看，清帝退位后这种报复是没有的，或者说极少。但武昌起义后到退位这个时间段，对满族针对性的屠杀，是有的，而且并不鲜见。

其次，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并不仅仅是同盟会，还有各地的民间、社团组织，如哥老会等等，有些本身就带有黑社会性质。如同历史上的每次社会动荡一样，屠满，排满某种程度上，是这些社会组织的一个宣泄口。所以从过程上看，在早期革命最为激烈的四川、广东等省，大部分和满城达成和平协议，反而是革命军涉足较少的地方，如西安，太原等地，过程极其血腥，惨烈。

接下来一个个梳理下革命中满城的情况

武昌，武昌原不是八旗驻防地，但有部分荆州旗人居住。起义第二天早上时，原武昌城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幸存旗人躲入一些当地士绅家中。军政府本来准备强行进入搜人，但后来因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联手出面干预而作罢。14日路透社记者估计有800多人被杀，军政府方面估计人数在400-500人。

西安，其他答案也提到这里了，西安的旗人相较其他满城更多，在2万人左右，而且城高且厚。但不幸的是，武昌起义时，西安的旗兵正好处于更换武器期，新武器还未到。在抵抗一天后，满城即告攻破。然后就是长达三天的屠杀。在传教士凯特、李提摩太的记录中，遇害人数都在万人以上，其中还包括被杀害于西安南郊北美瑞挪会学校8名外国侨民。哥老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辛亥殉难录》里，记录有姓名的遇害者大约4000人左右，但仅仅包括了驻防兵丁。

太原，因为仅600驻防旗兵，抵抗更为微弱，但遭遇和西安类似，总计被屠数千人。

荆州，总计旗兵有7000多名，是内地最大的旗兵驻防地，总人数近3万人。因为武昌、西安等地的情况，旗人产生了“不战亦死，战或得生”的想法。最初旗兵打算扣当地汉人为人质，但在一个法国传教士马德修的调解下，汉人被释放，革命军随即开始攻城。荆州将军连魁请求传教士继续斡旋，只要答应不杀满人，愿意放弃抵抗。在持反对意见的副统领恒龄自杀后，荆州旗人正式投降。革命军也依约并未报复，还发放了救济金和粮食，大部分满人随后离开荆州。

杭州，杭州是由先由当地抚台投降，经过谈判后，旗下营也放弃抵抗。鲁迅在《谣言世家》里，记录了这段历史“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有时也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驻防军也终于被击溃，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

南京，在南京抵抗革命军的，却不是旗人，而是江南总督、江防营统领张勋。革命党在第一次起事失败后，又集结了江浙诸军3万多人卷土重来。张勋的2万江防营部队和铁良的2000旗兵抵挡不住撤退，南京的满人随即成为报复的对象。据《辛亥殉难记》记载，南京旗营官佐死亡38人，余下旗人数百人。

镇江，镇江驻防旗兵1692人，最初本已达成和平协议。但革命党因为在南京起事失败，转而把怒火发泄到镇江旗人身上，死伤者无数，幸存者被赶出满城。

福州，最鼎盛时这里有8000旗兵，超过荆州。但辛丑之后，仅剩2000余旗兵。战力虽然单薄，但福州将军朴寿却准备殊死抵抗，还组织了500多人的杀汉团，准备同归于尽。紧张局势下，福建咨议局的士绅上下奔走，试图和平解决，但被朴寿和当时的闽浙总督松涛拒绝。最终战争以松涛自杀，朴寿被擒结束，旗兵阵亡280余人，剩余旗兵就地解散，没辫子的发三元，有辫子的发一元，旗人则发一两银子。

宁夏，宁夏的情况和西安类似，革命党以哥老会为主。在初期起义成功，占领镇署后，随即攻打满城，结果被击退。当地哥老会首领刘华堂，刘跃鲤败走。

伊犁，革命军除哥老会外，还有一部分是左宗棠西征时留下的湘军，同样遭到了锡伯族旗兵的顽强抵抗。在前任伊犁将军广福的调节下才交出武器，但现任伊犁将军志锐被处死。

甘肃平凉，这里本没有革命军，原因反对立宪而被革职的陕甘总督升允因为临时外出，躲过西安起事，随即逃到这里。在继任的陕甘总督长庚的举荐下，朝廷让升允督办陕西军务。他随即组织了马安良、张行志等40多营兵力，分南北两路攻入陕西并连克常务，彬县。因志在复仇，其所俘虏的革命军一律处死，杀人如麻。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当心升允破坏和议大局，随即派河南毅军赵倜部赴陕西增援。《白鹿原》的前半部分，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12年3月下旬，清帝退位的消息传遍全国，军心已乱，升允无奈交出兵权，远走西宁，31年病逝于天津租界。

成都，由于11月下旬四川才宣布独立，西安、太原等城市的悲剧在前，士绅们四处活动，期望避免战火，成都将军玉昆也命令旗兵不得妄动。后来，四川军政府排除当时双方皆有声望的名宿徐炯前往劝降，十余次谈判厚，双方达成协议。旗兵缴械，革命军承诺保护，绝不妄杀。是辛亥革命中最和平的一次开城。

广州，广州驻防八旗是3000多人汉军旗，后一半人换为京城八旗。武昌起义后，广州气氛紧张，当地乡绅邓华熙、梁鼎芬等召集各大团体商议和平解决。会上众人主张“无论满人、汉人、本省人、外省人、中国人、外国人，凡在我广东者，皆可享受共和平等之福”。两广总督张鸣岐也表示赞同，又通告八旗协领，得到旗人代表认可。结果后来张鸣岐公开反对独立，局势一度恶化，直到水师提督李淮态度转变，赞同独立，并向革命军献出虎门要塞，才最终得到解决。但原军政大佬张鸣岐、李淮等怕被秋后算账，纷纷出走香港。局势再次变得微妙，省咨议局随即从香港请回胡汉民主持大局。三个月后，胡汉民、陈炯明等以检阅为名，下令广州旗兵一律携带枪支前往东郊场集合。检阅过程中，主持人一声令下，全体缴枪，不得违抗。于是每名旗兵各发两个月饷银，就地解散。

最后，在武昌起义前，诸如《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这样的书籍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再加上近代报刊大多掌握在年轻激进的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而有意的多刊登那些揭发满汉矛盾，倡言反满的文章。各式各样的排满宣传和动员，已经把汉族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如《苏报》主笔章士钊回忆说，当时之所以要在报纸上捏造一份清廷严拿留学生的密喻，目的就是要让更多民众“心为之动，血为之沸，气为之涨”。连当时尚未成年的邹容也在《革命书》中大声疾呼“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孙中山也在“八条罪状”中撰文：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这种一而惯之的宣传使革命者们在屠杀种丧失了罪恶感。相反，他们在从事杀戮时充满了神圣感甚至正义感。包括起义后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中即宣称“须知今日满贼，并非我汉家儿”；“藏匿满奴者斩”；陕西革命领导人之一张钫也在《辛亥革命东征举义日记》中说：“西安革命党人起义后，行至街中，向空中放枪数白响，到处宣言此举排满，与我汉人商民无关，尔等勿惊。识者门口备茶水，贴兴汉灭旗字样。”

-------------------7月23日更新----------------------

有个评论提到如果隆裕不退位，清廷能不能多熬几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把回复粘贴如下：

哇咔咔家的咔哇哇 7 小时前

大家可以搜索“清帝退位”。隆裕皇太后懿旨里讲的，不忍看见生灵涂炭，百姓遭殃，才选择退位。这种视野和胸怀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如果选择不退位，难道清廷就组织不了自己的军队力量？光把各地的驻防兵召回京城估计也能扛个十年、二十年吧？
最后，退位后呢，乱了近70年，幸亏邓先生上来。这70年遭殃的还是老百姓，老百姓最可怜。

我的回复：

很遗憾，以当时情况看。抗一两周可以，抗一两月都属奇迹了。首先，旗兵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各自满城的，人口分散，稀少。你让他们回去勤王，满城里的老老小小不是死得更惨了？而且就算老婆小孩不要了，四五百人的部队，穿过几千公里的敌占区，最后能活着到达北京的又有几人？

其次，清朝最后有战斗力的部队是新军，其中以原先由袁世凯统领的北洋六镇实力最强。

10月29日，驻防北京南苑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驻防沈阳的奉天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蓝天蔚等人在滦州（今河北唐山）联合发动兵谏，要求开国会，改宪法，剔除内阁中皇族人员。第二天摄政王载沣就宣布下罪己诏，大赦革命党，取消皇族内阁。

但为时已晚，北京达官贵人，开始纷纷逃亡天津。曾任北洋总理的颜惠庆在回忆录中写道：有次外务部开会时，部内主管电报的官员急冲冲进来报告，说收不到来自天津的电报了。与会官员马上散会，套车回家。几分钟人走光后，那位官员又来报告，说天津联络已恢复，刚才是因为电报员上厕所去了。

又隔两日，皇族内阁总辞职，摄政王载沣辞职，袁世凯复位。在溥仪的回忆录中写道袁世凯进言，“读法兰西革命史，要是那路易王室早顺民情，何至于被杀无遗”，务必“俯鉴大势，以顺民心”。这时的隆裕太后要钱没钱，要兵没兵，不能退位还能干嘛呢？恭亲王溥伟等，确实想过拼死一战，隆裕问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磕头回答“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隆裕听后默然。

这还没有完。袁世凯在11月26日使出杀手锏，让手下北洋军将领联名电奏“时至今日，皇上欲求之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以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当天晚上，清廷最主站的首领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这个时候，隆裕想不退位都不行了。

最后补充一下，退位诏书出自立宪派首领之一的张謇，隆裕点不点头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