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几件事吧,通过这几件事的勾连,可以感受从1908年摄政开始,到1912年清帝逊位的短短三年之间载沣的心态变化,由此可以窥见作为摄政王的载沣与作为个体的载沣的不同。
1909年前后,慈禧去世后不久,隆裕太后召见奕劻独对,载沣在侧主张杀袁,“庆伏地无言,后怒甚,问:汝何意?庆回奏请召汉大臣议,并陈张之洞在值未退。”张之洞入见时力陈“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袁世凯于是得免一死,令其回籍养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权在握的载沣,似乎他早已对袁世凯等汉人官僚心存不满,只恨从前无权无势,不能为清廷扫除这些奸臣,于是当他终于拥有了梦寐以求的权力,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袁世凯,然而很快载沣很快就会意识到,也许权力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美妙。
1910年10月7日,立宪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与此同时地方上除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张人骏明确反对外,十八省总督联名请求设立国会、内阁。代表齐聚摄政王府,载沣不愿与代表会面,派人告知代表们自己已经外出,然而代表拒绝离开,载沣不得不答应第二天由肃亲王善耆代陈,9日将请愿书递交资政院。11月3日,载沣代表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国会事宜,毓朗认为:“时事危迫,国会诚不可不速开……故必先设新内阁及请海陆军进行政策,再开国会。”载泽认为:“朝廷注重国防,人民注重实业……为今之计,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最后决定缩短四年,在宣统五年召开议会。面对来势汹汹的立宪派,当载沣焦急的与这些亲贵们商讨国会事宜时,他或许才真正体会到维持政局的艰难以及自己的手足无措。
1911年10月14日,在武昌起义爆发仅仅四天后,奕劻、那桐、徐世昌提议起用袁世凯,奕劻给出的理由是:“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且东交民巷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张。”载沣对此很不放心:“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吗?”奕劻回应:“这个不消说。”最终载沣被迫应允:“你们既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当载沣不得不起用自己最为痛恨的袁世凯时,他实际上便已经承认他和他信任的亲贵们已经彻底无力控制当前的局势了,载沣和他的皇族内阁,在辛亥革命中仅仅坚持了四天,而此时的载沣恐怕也预见了自己的结局。
仅仅半个月后,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实际上掌握了清廷的权力,12月6日,载沣被剥夺了摄政王的名号,被勒令退归藩邸不再预政,回顾三年前回籍养疴的袁世凯,不免使人感到几分讽刺。据申报记载,载沣退朝一路大哭出东华门,一小京官途遇,在车上犹闻其哭声,传言载沣回邸后,复又放声大哭约40分钟,经人力劝方才止住,难怪时人评论“监国如此,清祚其能久乎!”被放逐出权力中心的载沣,开始展现出自己平凡甚至脆弱的一面。
最后就是其他答主所提到的,当清帝逊位已成定局以后,回到家里的载沣长舒一口气:“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其妻大哭。从摄政之初的意气风发,到请愿国会时的踌躇不定,到武昌起义后重新启用袁世凯的无可奈何,再到被勒令归家时的崩溃,最后是逊位后的长舒一口气,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妄图重振祖业的摄政王,被一步步还原为作为个人的载沣,他一步步的认识到如今的局面不是他能掌控或扭转的,也一步步的认识了自己。
对于清帝逊位前后的清廷而言,载沣并不是一个个例,虽然清朝的衰亡早已积重难返,但是这些亲贵们的反应也不得不令人感慨,面对革命的浪潮,他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庆亲王奕劻算是当时亲贵中为数不多的老油条,他也积极的在清廷与立宪派之间周旋,然而他的贪婪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武昌起义爆发后,锡良曾请缨亲自率兵督陕,奕劻竟然想其索贿八万金,不由令人痛斥“值此日此势,当轴犹忍索金。”武昌起义当天奕劻召集内阁会议,决议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平乱,荫昌当即表示不满:“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踢呀?”而荫昌到达湖北后,某日凌晨卫兵报告称有三四百个革命党直奔火车而来,荫昌立刻开车北逃,结果发现只是百十个来摘棉花的农民,荫昌才安定下来。在革命爆发以前,梁启超曾寄希望联络载涛,发动兵变实现立宪,结果当起义爆发后,载涛被问及手下陆军的兵力情况时竟然回答:“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清廷已经在实际上名存实亡,与其将新政视为清廷的自我改革, 不如说是它维持自身统治的砝码,清廷通过改革的积极姿态,为自己争取为数不多的支持,慈禧运用她那一套纯熟的帝王术维系着清廷、督抚以及立宪派之间的平衡,而当慈禧去世以后,当清廷落到载沣、奕劻等一帮亲贵手中时,他们甚至连慈禧续命的帝王术也无法应用,载沣本就是个性格懦弱、优柔寡断的人,摄政王的权势让他以为自己开始大展宏图、振兴祖业,但是他终将认清时局的真相,顺带认清自己。载沣和那些无能的亲贵,几乎成了清朝末年皇族权贵的缩影。正如成都将军玉崑听闻逊位已成定局时所感慨的:“乃最病恨者,诸贵胄家!”
周恩来曾对载沣作出过公正全面的历史评价:①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临终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的。其实,不是因为载沣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了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这个历史责任不能由载沣来负担。②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还说;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③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④到了民国时代,载沣还一直在王府里坚持实行前清的旧礼,好象是要永远坚持下去。但是到解放以后他就把它全取消了,这是他思想开通进步的表现。⑤载沣的国学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到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他如果能够有更长的寿命,一定会对文史研究做出很好的贡献。
能力不配地位,自然招来祸患。
一般人们在评价明朝灭亡时候,会把相当一部分原因归为崇祯,认为要不是崇祯胡搞,至少大明还能再苟个几十年;但说起清朝灭亡,却普遍小看了载沣在其中的作用。主要因为国内自民国以后,无论北洋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是后来共和国时期,都基于自身政治因素,强调清朝灭亡的必然性。当然,清朝灭亡确实有其必然性,但是这个必然的时间是不是就该1912呢?正如我们说崇祯胡搞时候一样,明朝灭亡有必然性,但这个灭亡应该是1644还是1688,与崇祯就有很大程度的关系了。而载沣其人,在做摄政王时代,其胡搞程度甚至可以说远超崇祯。也就是说,清朝灭亡可以说必然,但是能1912就灭亡,载沣功不可没。
事实上,在溥仪继位(也就是载沣当朝)时候,清廷的局势真不能说风雨飘摇,不说大好,也是小好。主要因为革命党起义经历了1907—1908高潮后,此刻陷入低谷。而且实际上此时革命党的路真不好走。不好走的原因就在于:革命党的基本盘被釜底抽薪了。抽走的关键是立宪派和革命党彻底分道扬镳了。
在庚子之变后,清廷就考虑立宪问题。1906年,慈禧真正提出了预备立宪方案。不得不说,在当时慈禧依然是眼光最好的统治者,她这一招其实才是对革命党的将军一招。革命党能够起势,伴随的是清廷对外节节败退从而制度上让各级实权派、士绅、知识分子感到怀疑,既然清廷制度不好,那应该怎样?从当时世界看,只能是学西方,革命党提出的就是美国为代表的共和国模式。但是,士绅们怀疑的是制度,要学的是西方,为什么要学你美国这种共和国模式?当年的美国可不是世界灯塔,地位是不如欧洲几个大国的;共和制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绝对少数派,全世界没几个用的。所以一旦清廷主动提出立宪,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主动改变进行学习西方的制度变革。无论学英国还是学德国,这都是看起来光明的前途啊。
所以立宪派于革命党的矛盾就摆到了台面上。之前可以说清廷腐败落后,从而吸引士绅、知识分子加入。但如今立宪派眼中,清廷制度落后不假,要学西方当然对,但谁说非得学一个稀奇古怪的共和国?欧洲除了法国几乎都是帝国王国的,不照样不错吗?关键是立宪而不是皇帝。相反,立宪的话,社会平稳过度,自己手中现有的权利也不会有人瓜分;一旦革命,泥沙俱下,谁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损害?就算没有大损害,回头革命党进来分蛋糕,分的也是自己盘子里的。
可以说,慈禧给溥仪(载沣)留下的这份政治遗产并不差。清廷预备立宪,让立宪派彻底明确了目标,也和革命党划清了界限。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基本盘都是期待制度变革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以这种争夺就是一种此消彼长。同时,由于立宪派本来就是各级实权派,其势力远大于革命党,所以这个争夺中,立宪派是明显占据优势的。
这也是为什么1908年后革命陷入低谷的原因。甚至到了1911年初,革命党宁可把自身精英都押上搞一个黄花岗起义,因为再不打点动静,真的要被慢刀剐死了。
但载沣的上台很快打破了平衡。打破原因很简单,立宪派要求立宪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权力,而载沣认为这超出了立宪派在慈禧预备立宪时候提出的要求。他并不明白慈禧是慈禧,载沣是载沣,没有什么协议是永不改变的,关键是双方势力对比。慈禧在,清廷权力多一些,立宪派也很满足;载沣在,清廷权力就必须再打个折扣,立宪派才满足。立宪派看不起载沣的能力,载沣应该做的是:要么自己确实能力强,通过一系列纵横捭阖分化立宪派(本来立宪派也就是一类人的统称,并不是严格意义团体),保证自己权力分割较少;要么就接受自己能力不如慈禧的现实,多让渡出部分权力。毕竟立宪派只是要权而已,并没有任何要命想法,只要权力可以,都是愿意做大清忠臣的。
载沣没有慈禧的能力,无法靠自己来稳住局面。但又不想乖乖多让权力。于是,掀桌了……
皇族内阁的成立就是开历史倒车,不仅不满足立宪派要求,反倒向纯粹的君主专制倒退了。这么一来,立宪派要不来权,只好也要命了。
武昌起义为什么作为一个组织混乱,目标模糊的起义,居然一下子就能达到之前同盟会、光复会等那么多精心组织的起义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很简单,之前革命党造反,立宪派是忠臣;现在革命党造反,立宪派直接参与。铁杆皇党、立宪派、革命党三者,立宪派的实力是远大于其他两者的,立宪派站在谁那边,谁就会快速胜利。
载沣的表现,等于生生将己方最好的帮手,推给了对方,原因就是己方这个帮手干活的同时居然还想要权!又要马儿跑,又不愿给马儿吃草,马自然不跟你,还踢你了。
也许在载沣的意识里,真的不知道权力是下级给你的,而不是老天给你的。总觉得下级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不知道上级给的报酬不够,人家分分钟可以跳槽或者造反。
从这个角度说,载沣对于清朝灭亡的贡献,绝对不次于崇祯对明朝灭亡的贡献。大清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确实实情。
评价载沣千万不要受溥仪《我的前半生》影响,溥仪在该书中说了不少“谎话”,比如他说自己满语很差,可事实上清廷非常重视皇帝的“国语”教育,就连溥仪退位那天“国语课”还照常上。
对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自己生父“糊涂无能”千万不要当真。
那么载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著名社会学家赵鼎新教授曾经在小范围内臧否人物,他认为有些政治家是真强人,关键时候他真敢拍板,真敢做决定;有些政治家是“玻璃罩子强人”,这种政治人物表面上看上去威风八面杀伐决断,但事实上不过是大家看在他家世上,看在他父亲、爷爷面子上让他;真遇到像“五四”那种情况,真让他拍板果断处理,他就一下子手足无措了。
我对赵鼎新教授的观点深以为然。
载沣就是这么一个“玻璃罩子强人”。
载沣执政三年里看似干了很多事情,表面上清庭似乎彻底改变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内轻外重”、“利权下放”的弊病,统一了烟税、从地方督抚手里剥夺了新军的控制权、甚至把司法权也从地方督抚手里夺去了;
中央的刺头袁世凯、铁良、庆王奕劻不是被赶回老家、就是被外派闲置、要么就是靠边站了。
可以说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载沣可能觉得他不但扭转了咸同光以来清廷中央的颓势,而且他主政的清廷权威之重,督抚里头满蒙勋贵之多,简直是梦回康乾盛世。
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表面文章消耗的是清廷仅剩的那么一点点祖荫。
古典帝国不是民族国家,更不是后来希特勒式的法西斯国家、前苏联式国家,古典帝国是前近代国家。
中央朝廷和地方衙门对社会的控制是非常业余的。
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俾斯麦在德国搞国家强制义务教育被许多哲学家、教育学家诟病?法国学者为什么会认为国家强制的义务教育就应该免费?
只因为义务教育的另一面是国家通过义务教育有意识的给受教育者灌输国家想灌输的价值观,也就是国家洗脑。
比如21世纪后岩里政男把中国历史从台湾历史教科书的本国历史挪到了“外国历史”,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在洗脑。
所以法国学者才会认为既然我要被政府洗脑,所以义务教育理所应当应该免费。我因为义务教育获得的一些读写技能只是我被洗脑的副产品而已。
而这一切在古典帝国时代,是通通没有的,或者说是非常粗糙和原始的。
所以说,古典帝国所谓的威望和国民认同,本质上更接近宗教认同。
换句话说,这种认同是非常稀薄的。
根据洛阳出土的安史之乱时期的部分墓志铭,洛阳沦陷不过半年时间,洛阳很多人已经把唐朝称呼为“伪唐”,自豪自称“大燕人”了。
而连续经历甲午战争、戊戌之变、庚子国变这三件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来说大失败后,爱新觉罗家族和清朝的威望已经可以说比锡箔纸还稀薄。
孝钦在1901-1908年,完全是靠政治权谋勉强维持中央朝廷的那么仅剩一点点权威。
而且孝钦非常注意满汉之别,非常在意给外人“满人打压汉人”印象。
孝钦先是用袁世凯出面搞所谓的政体改革,本质上是为了收地方督抚之权,但是她绝不让庆王这样的满蒙勋贵冲锋陷阵,而让袁世凯这样的汉人督抚出面和张之洞为代表的南方督抚打擂台。
成功把满人要搞中央集权变成汉人督抚之间的南北之争,最后事情搞成功了,中外舆论关注点都在袁世凯与张之洞的政治角力上。
之后再用瞿鸿机、岑春煊为首的小集团把袁世凯各种兼职剥夺的一干二净,舆论关注点还是在“大臣内斗”,而不是“抑汉扬满”上。
毫无疑问,1901-1908年的孝钦,政治斗争手腕真的已经炉火纯青,她默默干了这么多“中央集权”的事情,可就连我们历史教科书上都不怎么提孝钦干的这些事情。
但是,历史上活生生的人不是游戏里的NPC,更何况是袁世凯等内斗精英,他们对孝钦的手段未必没有察觉,未必内心没有看法,虽然这些人精没有明确表示出来,但是内里肯定是有看法和不满的。
换句话说,孝钦这么干,也是在消耗仅剩的那么点“权威”,但是她毕竟手法巧妙,使用起来很节约。
载沣执政后就不一样了,载沣虽然也排挤了铁良、庆王、载泽、肃王等满蒙勋贵,但是他大张旗鼓的任命自己兄弟担任要职,排挤袁世凯等做派给中外舆论的印象就是载沣在“排汉”。
保皇派王锡彤就痛心疾首的说载沣“自坏长城”,“国不自亡谁能亡之”。
其实严格来说,载沣只是延续了孝钦生前的“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政策。
所不同的是,孝钦深知清帝国实际情况,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载沣被表面繁荣所迷惑,干的是大张旗鼓,风风火火。
载沣不知道的是1901年清王朝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开谘议局后,绅矜短暂的成为了权力的另一元,这其实意味着华夏两千年“权力一元化”结构被打破了,哪怕只是1.1元,也意味着权力舞台上有了新的选手。
1901-1911年,这十年间表面上看,清王朝中央集权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咸同时期下放给地方督抚的军权、财权被收回中央。
但其实载沣等新贵没有发现这些权利表面上被收回中央了,地方督抚权利变小了,但地方督抚“失去”的真正权力其实是被各省绅矜们拿走了。
用李细珠教授的话说,载沣执政时期清帝国呈现“内外皆轻”的状态,“重”的是地方绅矜。
用大白话说,载沣削弱了地方督抚的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并没有真正回归到中央,而是被各省绅矜悄悄拿走了。
而载沣以及他身边的人满蒙新贵对此一无所知,还得意洋洋的认为“集权皇族”很顺利,殊不知,地方督抚这批为数不多真正忠于清帝国的高级官僚被载沣这些满蒙新贵的做法搞得一肚子怒火,载沣不知道自己已经把清帝国200多年仅剩的余泽挥霍殆尽了。
所以载沣很快就看到在清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自己要搞君主立宪,要搞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地方督抚和保皇派与立宪派合流,大张旗鼓的要搞英式立宪,要搞虚君共和。
其实此时载沣只需要把地方督抚被剥夺的军权、司法权还给地方督抚,督抚们自然会掉回头收拾地方绅矜,毕竟历史上收拾地方势力最厉害的都是地方高官。
可载沣却不管不顾,一味的集权皇族,认真说,他搞皇族内阁其实却已经是重大让步了,标志着清帝国愿意葱普鲁士、日本式中央集权退回到英式君主立宪上去,但是载沣之前所作所为让地方督抚和他离心离德,所以竟然也变成了他的罪状。
载沣执政之所以引发这么多不满,另一个关键在载沣执政后,认为世风日下的关键在于“上下没有体统”,君臣之间关系应该回到乾隆时期,军机大臣见了亲王贝勒也要恭敬行礼的时代,要端正所谓“上下名分”,野史还留载沣嫌弃张之洞不懂规矩,不先给他这个摄政王行礼,把张之洞气吐血。
这事当然是子虚乌有,但是载沣执政时期与张之洞政见不合确实属实。
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就像从玻璃罩子一下子来到了真实的大自然,一下子就吓懵了,身上那点贵族气质也无影无踪了,立刻就显出无能的原型了。
醇亲王一系在我看来都缺乏足够的男子气概。
载沣辞职时和清廷有约定,清廷每年要给载沣五万大洋,虽然北洋政府从没有如数拨给退位的清廷400万大洋的经费,但是清廷每年都照给载沣5万大洋,一直给到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载沣不管清廷困难不困难,这笔钱从来没有说不要过。
溥仪为了活命在自传里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小丑,载涛新社会变身“教员铁吹子”,什么事情都可以联系到教员“文成武德”上,也真的丢尽了末代皇族的脸。
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涛
慈禧太后出于“垂帘听政”的需要,选定一个3岁的孩子溥仪承继光绪皇帝,并连带把无心从政的27岁的载沣推上了监国摄政王的高位,这段史实当然不应由载沣负责。载沣执政期间,忠于清朝,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未能阻止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非某位个人的过错。载沣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是好的,其间他辞去了监国摄政王的职务,并不主张以武力对抗革命,也不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
-----周恩来
只讲三件事
保路运动时,载沣严厉对抗起事者,逼得立宪派把他哥光绪的牌位摆出来焚香祷告,载沣怒不可遏、利令智昏,竟向示威的立宪派开枪,大肆搜捕立宪派,于是乎保路运动的立宪派领导层被大清一扫而光,取代他们的是号召武力推翻清廷的革命党,清廷先是皇族内阁,后有镇压立宪派,尽失人心。
1912年,南北议和后,孙中山去见了载沣,两人言谈甚欢,1925年孙中山再次来到北京后,拜访了载沣,两人阔别十余年,晚宴融洽。孙中山曾送给载沣一张照片,在照片后写到“醇亲王惠存,孙文赠”。孙中山去世后,载沣把照片供在大堂,焚香悼念。一帮遗老遗少骂他是“奴才”。
自民国建立后,清廷的遗老遗少王爷们一直不老实,和日本人搞满蒙独立,载沣从未参与,后来张勋复辟,他也持消极态度,日本人与天津的溥仪接触洽谈,也找过当年的摄政王载沣,载沣拒绝,溥仪跳出来甘愿为奴,随后伪满洲建立,载沣与溥仪断绝父子关系。
载沣这个人怎么说呢,年轻时冲动,中年看清形势,晚年识大体,甚至说,他可能并不恨推翻清朝的孙中山,两人关系还不错,孙中山最后的时光里,与载沣的交谈比与张作霖之流要畅快得多,相逢一笑泯恩仇。
急功近利的性格被地方反对派利用。
铁路应该国有化!镇压地方立宪派杀人杀的太少,多多益善。
载沣为何支持铁路干线国有?
作为主管大清铁路、电报等产业的邮传大臣,盛宣怀给载泽出的主意正是:把地方官府修筑铁路干线的权力收回朝廷所有,把各地已经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变为国有,简称“干线国有”。
这项政策其实从慈禧去世的前两年(1906年)就开始酝酿了,却一直没有真正执行,因为它一直遭到地方官府的抵制。 一直以来,像铁路、电报、航运等暴利行业,大清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从来没有真正地向市场开放,从来不允许民间的百姓们来投资赚钱,只能让朝廷自己当总包工头,这些企业就是“官企”。需要注意的是,“官企”其实并不是天然的暴利,只是由于垄断,就造成了暴利。但暴利是暴利,“国家”却并没有从中真正获得多少好处。
《泰晤士报》驻北京莫理循就曾报道:英国每年从他的内陆电报中取净利润2500万两,可是大清的人口比英国多十倍,电报收费也比英国贵(例如从北京发16个字的电报到天津,收费3.2美元),大清国却从电报业中得不到一点利润;利润都被管理电报业的当权者榨取一空。
于是乎,“官企”对外普遍只公布营业额,很少公布利润。公开的营业额逐年增长,暗地里的利润却很可能逐年下降甚至亏空,还要反过来伸手向“国家”要钱以填补亏空。即使有一两家利润丰厚的,管理这些“官企”的人也不会把利润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而是几乎都投向了当铺和房地产等来钱更快的产业,进行投机赚钱。这就不奇怪大清洋务运动多年,“官企”中仍然没有一家能拿得出手的像样企业。
现在我们知道了:大清的“官企”,它不是属于大清国的,更不是属于大清百姓的,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私企”,是皇亲贵族和权贵们的私企。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霸占着这些企业,成为他们的提款机和洗钱工具。最后,朝廷也没有这么多银子来填补亏空,不得不向列强借款——引进外资,比如向外资银行借款修筑铁路。而外资银行自然也不会来个“无抵押贷款”,他们需要朝廷以铁路的经营权甚至铁路沿线的采矿权作为抵押,这自然又引发了爱国人士的不满。
没办法,朝廷只好把由“官企”垄断的部分行业的经营权,由朝廷下放到地方官府,由地方官府向民间资本集资,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称之为官督商办或者商办。“官”之外总算有了一个“商”,看上去是进步了。
在盛宣怀提出这个主意之前,大清的铁路修筑从官办到引进外资再到官督商办和商办,已经在所有模式里做了一个全套。全国最重要的两条干线铁路是广州至武昌的粤汉铁路,以及成都至汉口的川汉铁路。由广东、湖南、湖北以及四川四省官府组建商办的铁路公司,吸引老百姓以出钱入股的方式持有铁路股票,并且不再引进外资,宣称这两条干线铁路光荣地成为了“爱国之路”“完全由清国人自己修的铁路”。
但问题是这四个省向老百姓集了不少资,铁路却基本没修成。比如在粤汉铁路沿线,参与投资的华侨们气愤地发现,工地上到处露天堆放着成堆的铁轨、枕木,任其日晒雨淋,生锈腐烂,没人去管;而在川汉铁路,开工一年半,花了400多万两银子,总共只修通了30多里。汉川铁路本来还请来了著名的詹天佑,可是詹天佑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而非官场问题。当他批评一个项目负责人不认真时,这位不知是哪位大官安插进来的小老爷竟然连理都不理詹天佑,径自离开去办理私事去了,詹天佑被气得目瞪口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作是善良的同僚,只要我一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四川的路,那是修不通的!
对于百姓投资者来说,当初花银子是为了投资修铁路的;铁路不修,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四省铁路公司股票的价值每天都在贬值,在市面上已经全部跌到票面价以下了。比如兄弟你之前受了“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鼓动,狠心花1两银子买了一股,现在要在市场转卖出去,对方只能出半两,甚至连半两都不愿意出。 大家总算是明白了,所谓的官督商办和商办,其实还是没有“商”的,对于资源和市场,朝廷从来没有真正地放开过,只是换了一个手段来管控。商办绝不是在商言商,而是在商言政,没有官老爷点头,商民必不敢办,它的本质是在官府垄断资源的情况下,以这个资源为诱饵,诱骗民间资本进行投入。最终在这些企业里“选举”出来的总理事、总办以及任命的各级办事员等等,既不是代表民间股东的利益,也不是代表“国家”的利益,仍然是朝廷或者地方上的各路神仙通过各种途径安插进来的利益代言人。这些人自然也是标准的官僚,每天领着数目可观的薪水混日子,从来不会真正关心本职工作,继续当好权贵们的提款机和洗钱工具。
号称把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商办”的朝廷仍然变着法子掌控着资源和市场,这就没办法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的问题了。大清的官场和社会向来都是大家都“往上看”,恨不得把眼睛睁着铜铃一样大,最终的结果是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民。只要官场一腐败,便是全民腐败,让原本还在逐渐与商业规则接轨的“商”,也不幸沾上了“官”的毛病,整个商场和民间也学会用官场的方法来办事。 百姓投资者们欲哭无泪。
当初之所以投资,是相信投资铁路这样的“国家工程”,回报应该丰厚有保障;现在才发现,想通过与官府做生意发财,那真是一个大坑啊!所以他们只有一个想法:想办法出让股份,爬出坑去,再也不与官府做生意了。他们不仅对四省的地方官府失去了信心,对整个大清朝廷也失去了信心。很显然,在一个官员们需要时刻“往上看”的体制里,如果地方上大面积贪腐,朝廷里却纯洁得像朵白莲花,那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开展洋务运动多年,大清的子民视野也开阔了,逐渐看清了大清整个官僚系统的流氓本色。地方上假公济私,难道朝廷里不是假公济私!
了解了百姓投资者的这种心态,这就很好理解地方官府和载沣的态度了。对于地方官府来说,他们好不容易把这些百姓投资者拉上了贼船,让大小官员有了中饱私囊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弃这个打着“商办”旗号的发财机会呢?
而对于载沣来说,“干线国有”之后,又回到了“官办”,自然也要去重新引入外资,因为朝廷是没有钱修路的。这看上去只是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过去的老路上,但对载沣的意义是不同的。他的“官办”,就是起用自己人去办,把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变成“国有”,其实就是变成载沣这个利益集团的所有。只要有了修路权,掌握了这些已经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就能以“国家”的名义从外国银行中贷到款,不仅可以牢牢把控这部分资金,其中涉及的回扣、大小官位的出售等等,都可以由载沣集团来主导了。这等于打着“国家”的旗号光明正大地夺走地方官府的机会——公款、私款、黑钱都让载沣集团一把给捋了回来。这就是有了修路权,就把控住了钱袋子。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的关键点只是,万两黄金由谁出?谁来管?怎么管? 当然,民间投资者对地方官府怨声载道,只想早日脱身的状态,他也是了解的。只是载沣还相信“大清国”这块金字招牌,他认为把原本的商办铁路公司变为国有企业,让百姓投资者变为国家股东,一定会受到百姓投资者欢迎的。这一定是一项大受欢迎的“民心工程”!
以如何修铁路为代表,大清的经济体制改革陷入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之中,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也到了必须要作出根本性的变革的时候。其实载沣也清楚,只要没有真正地放权,就是假改革,现在需要的是真正地商办、真正地市场化,但这又是需要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立宪相互配套的。既然在政改领域,载沣不能也不想真正地立宪,那么在经改领域,自然也要为了祖宗的江山,打着“国家”“民心”的旗号光明正大地“向后转”,把“干线国有”上升到保江山的高度。载沣对实施这项政策的信念是坚定的,态度是强硬的。
只是载沣并不知道,一切都还回得去吗?
1911年5月5日,根据事先安排,给事中石长信上奏,提出“干线国有”政策,载沣迅速把奏折批转盛宣怀的邮传部“研究”。5月9日,盛宣怀奏复,竭力赞成石长信的主张。于是,5月9日当天,载沣发布上谕宣告“干线国有”政策正式实施!
大清铁路的每一根钢轨,都纠缠着利益,如此重大的政策,仅用四天时间就批准了,效率真是高得惊人。不过,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另外一个时间就能发现其中的秘密了:5月8日,责任内阁成立,奕劻出任总理。“干线国有”的政策,正是要赶在这位总理大人上班之前出台,奕劻对这个政策不仅事先毫不知情,上谕也没有经他的副署,换句话说,内阁总理已经被晾在一边,再也无法插手这项重大国策,其中的公利、私利和黑钱跟他也就没什么关系了,完全落入载沣集团之手。奕劻很生气,自此之后,他在这件事情上当起了甩手掌柜,万事不管,就让载沣、载泽和盛宣怀他们去折腾吧。 接下来,按照盛大人原本的想法,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就是他的邮传部拿着这个上谕,再出台个细则文件,宣布由邮传部接管四省商办铁路公司,百姓投资者变为国家股东,一切都搞定了。
不出所料,地方官府继续抵制这个政策,不过督抚毕竟还是官员,不敢大张旗鼓。熟悉的一幕出现了,在督抚们的暗中支持下,铁路公司职员和百姓投资者出来闹事了,一向是火药桶的两湖地区首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然后广东跟进。
以盛大人的精明,他自然知道稳住那些百姓投资者才是关键,也明白了他们只想早日脱身,不论是地方官府的船还是朝廷的船都不想上了。于是,盛大人改变政策:两湖铁路公司的民间投资者主要是士绅和商人集资,投资规模并不大(约400万两),目前亏损也不严重,朝廷按票面价付现银来收回股票。 广东铁路公司亏损严重,股票的市场价早已经跌到票面价的50%以下了。朝廷按票面价的60%付现银收回股票,至于那剩下的40%,也转为国家保本无利债券(什么时候能兑现不知道,相当于打白条)。 广东铁路公司的民间投资者主要是华侨。很显然,盛大人给予两湖和广东这三个省投资者的都是优惠政策,他们都比较满意,既然能成功地下贼船,那就不再闹了。而他们不再闹了,三省官员们自然也无法再闹了,只好乖乖地交出了铁路公司所有权,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国有化”。盛大人这一招可谓是釜底抽薪,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盛大人给出的优惠政策,他自己也得到了好处。 在针对广东的政策出台之前,盛大人已经派亲信亲赴港澳、南洋各岛,按照低于票面50%的市场价从华侨手中回购了大量股票,然后等到政策出台,转手就获得了票面60%的现银。盛大人真是精明,左手代表“国家”制定政策,右手就伸向市场从这个政策里捞好处,他也算是公私两不误嘛。(《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在广东投资者发起“保路运动”的时候,他们曾经致电四川的铁路公司,要求进行串联,大家联合起来发动更大“保路运动”。令人奇怪的是,其他三省都闹得不亦乐乎,只有四川这里一直平静。四川的情况确实很奇怪:四川的官府和铁路公司管理层竟然都不反对国有化,甚至早就盼着国有化,似乎想早点脱身的恰恰是他们。而四川的百姓投资者们的态度呢?他们没态度,因为这些被强制投资者是四川千千万万的农民。
当初四川为了集资修铁路,出台了一道奇怪的政策,可以叫作“田租入股”,简称租股。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有些人有很多田,有些人没有田,有很多田的可以把田地出租给没田的人耕种,收取田租。那么兄弟你只要每年收取的田租达到十石(约1200斤)以上,四川官府设立的“租股局”就要强制性地征收你当年实际收成的百分之三作为修铁路的股金,这就是租股。 而事情并没有完。四川官府和铁路公司规定每一股的票面价为50两银子(后虽推出一种5两银子的“小股”,但并未执行) ,每股除了将来可以“返本分红”外,每年还可以享受四厘(即4%,后改为六厘)利息。如果农户每年上缴的租股不够50两银子,铁路公司先开收据,等凑够了再换成一股的股票。比如兄弟你如果每年收租正好是十石,上缴3%即三斗,按照粮价,你得交近70年才能换得一股股票。 相信大家已经被数字看晕了,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被强制征收了租股的表面上是有田者,不过,既然他们被官府抽去了租股,负担自然会转嫁到租他们地的无田者身上。正如兄弟你租个房子,如果房东要多缴税,自然会转移到房费上。所以,所谓的租股表面上是对以地主、富农为代表的农村中的中产阶层剪羊毛,实际是对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农户剪羊毛,是一种分摊到四川所有农户身上的税。租田的农户是租股实际上的出资人,却连名义上的股东都不是。而大多数的有田者因为在短时间里都累积不到一股,却也只是名义上股东,手中连一股的股票也没有,自然也享受不了股息。那么这明文规定的那六厘股息哪里去了呢?
这个答案相信兄弟你已经知道了,被地方官员和铁路公司管理者侵吞了。他们并不需要自己掏钱去买铁路公司的股票,却能够成为铁路公司的实际股东。他们只要把农户们上缴的那些零散租股集中起来,换成一张张股票,就能光明正大地享受利息——这不是贪污,他们有文件。
截止到1910年底,四川铁路公司收入的股金约1200万两,其中地方官府直接出资的只有23万两,商人投资245万两,而租股就有900多万两!这900多万产生的利息,就被白白偷吃掉了。
四川铁路公司资产的主人是千千万万的租田农户和有田者,也就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他们才是真正的股东,每年却只有交钱的份儿,连一张凭证都没有。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蛀虫们以“修铁路”立个项,白白吃着农民们利息,然后还反过来享受着“管理铁路公司”的高官俸禄。盘剥到了这种地步,也算是神鬼莫测了。按理说,蛀虫们的胃口应该满足了吧?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不受外部限制的权力和贪欲是不会自我捆绑的,否则他们也不会花了400多万,只修通了30多里的铁路。蛀虫们除了吃利息,另外因挪用和投机造成的损失还有300多万!
在载沣的上谕中,他规定了川汉铁路国有化的同时,四川要停止收租股。这是很正常的,国有化之后,朝廷要引入外资,铁路由国家来修,不是四川自己修,自然没有理由收租股了。这等于断了地方蛀虫们一条财路,但他们仍然在盼着国有化,秘密就在这300多万的亏空。在他们看来,国有化是最高层命令,硬顶那是顶不住的,但他们相信朝廷一旦国有化,就像为“官企”填补亏空一样,一定会为他们填补这300多万的亏空。这也是一笔交易,他们收租股的财路断了,以后吃不了利息,朝廷拨付300万下来,这很公平吧? 而盛宣怀和载沣恰恰都不同意。在他们看来,两湖和广东的集资,那是面向市场的集资,没人去强制那些投资者,他们和朝廷也存在一种协议关系,朝廷理应讲点基本的诚信,给退还回去;但四川收的租股,实际上是四川官府代表朝廷向千千万万农户强制性收上来的一种税,老百姓们其实早就把它看作“铁路捐”,看作是皇粮的一部分,很多人连收据都丢了,谁也不会在意70年后还能不能向官府换回那一股,他们的租股是上缴给“国家”的,不是上缴你四川地方官府的,所以朝廷对这个铁路公司想回收就回收。至于蛀虫们自己的造成的亏空,朝廷没有义务去填补亏空,朝廷没派人来查就已经不错了。之所以不查,那也是希望与你们达成默契:朝廷不追究你们的贪腐和挪用责任,你们也不要抵制朝廷的政策,自己去摆平吧。
更重要的是,以盛宣怀的精明,他也知道,即使朝廷真的把这300多万拨付下去,这些地方蛀虫们也根本不会拿它去填补亏空,而是又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想想看,他们付给百姓们的只是收据,不是股票,股票都在他们自己手里。即使现在要推行“国有化”,政策有变,地方蛀虫们仍然能够让百姓们相信“等到70年后去换那一股”。退一万步说,即使百姓们中有像与官府打过交道的商人、华侨那样的幡然醒悟者,他们也闹不起什么事来。这是因为有收取租股基层组织的存在——租股局。
四川各县的租股局里,负责向农民收取租股的是官府雇佣的哥老会等帮会分子,以及各村的“痞子能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租股才能顺利地收上来。这些人干着官府正式官吏一般不会直接出面干的催逼索要、强抢拷打等之类的事,同时他们也控制着一些能挣钱的黑道行业。如果做得太过火了,官府会打击一下,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都能够在城乡间太平地生存,这是因为他们与官府有合作嘛。这样的人,让大清的基层政权迅速帮会化和痞子化,除非受到领导和组织,农户们绝不可能像两湖和广东那样发起什么“保路运动”,给朝廷添麻烦。
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于四川的地方蛀虫们来说,他们对这笔交易的实质看法是:希望朝廷一次性“买断”他们收租股、吃利息的权力!至于买断的价钱,那就是亏空的那300多万两。反正朝廷也有填补亏空的惯例,把这300多万拨付下来,没有人会说什么。大家都名正言顺,心照不宣——这是地方官府与朝廷之间的谈判。这帮官员们大概已经忘了他们头顶上还有大清国了,只记得他们是为朝廷打工,为皇室打工。既然是打工的,条件自然是要谈的。以前还怕被摘顶戴和掉脑袋,现在都不怕了,反正对朝廷不满的已经是大多数,而朝廷内部也已经着火。载沣集团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又不能代表整个朝廷。
买断,一次性买断,载沣只能在他的皇宫里仰天长啸了。自古以来,代表“国家”的只能是君主,也只能是朝廷。朝廷就算是朝令夕改,地方官府也只有听命的份儿,从来没有听说地方官府还可以代表“国家”,来和朝廷谈条件的。载沣不能退让,这不比当初处理请愿运动,还可以成立一个“皇族内阁”来对付,这是要拿出真金白银,毫无转圜和退让的可能。奕劻不发话,载沣就连续发布谕旨,强令四川必须无条件接受政策!
四川的蛀虫们失望了,他们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成都等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演讲:什么朝廷不让我们四川人自己修铁路,引入外资修铁路,“卖路卖国”;什么“铁路没了,四川也就亡了”;什么“保路就是爱国,保路就是护川”,等等。演讲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断有人挥刀断指,写血书表明立场。 市民们突然惊讶地发现,有了一个地方官府暗中支持的可以抨击朝廷的机会!压抑得太久的各界人士亢奋了,他们上街请愿、演讲、罢工、罢市,冲击和打砸不愿意加入“保路”的店铺和衙门,很多连为什么要“保路”都不清楚的市民也只好加入其中,甚至还包括妓女、乞丐和儿童! “保路”队伍还有一批人是帮会分子,停止收租股,他们就要被砸了饭碗,自然要来“保路”。当然,有些人既是帮会分子,又是革命阵营里的同盟会会员,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杀人夺权闹革命的大好时机,他们在伺机煽风点火,扩大事端。 在火上浇油的还有成都将军玉崐。这个人是奕劻的心腹,他两次与四川总督领衔会奏,抨击盛宣怀欺君罔上、卖国卖路,然后还告诉四川市民:庆亲王是不同意借外债来修路的,说老百姓中必有反对者!
四川版的“保路运动”终于在四川蛀虫们需要爆发的时候爆发了,局势很快朝失控的状态发展,“爱国、爱川”的口号在震天响。从事实上说,这又一场“义和团运动”,只是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主体是农民,现在却变成了市民和帮会分子;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是憎恨铁路,要扒掉铁路,现在却是“爱路、护路”。时间变了,人物变了,要保护或者毁灭的对象变了,不变的是幕后强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用极端化的语言,利用和放大民间情绪。
载沣十分痛苦,他死也想不明白,四川农民受租股盘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反抗,现在,“干线国有”和停收租股这项“民心工程”出台,受到了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为什么农民们还是沉默,还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支持朝廷?难道要让载沣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大臂一挥,号召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一起去反对这个官僚集团?可是,载沣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总头头啊,他的统治基础就是这个官僚集团啊!以官僚集团总头头的身份,发动和联合底层群众,去反对官僚集团,摄政王我做不到啊!载沣做不到,百姓们更做不到。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是需要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的。要使自由和民权这些抽象的概念沉潜到人的内心,是要有经济基础和现实条件的。人只有先衣食无忧,才能成为小飞侠。载沣和朝廷在根本上并不是为了真正让百姓们获得经济自由和民权,难道百姓们真傻? 但载沣认为他仍然不能退让。正如他在事先认识到的那样,因为各方利益集团到了用皇权都压制不了的程度,“干线国有”政策才并非只事关四川一地,而是关系到大清整个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几千年以来,从商鞅到王安石、张居正,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改和经改总是无法走出“不改就死,一改就乱”这个内生的死局。载沣想到的破局方法就是给政改披上“立宪”的外衣,组建“皇族内阁”;在经改上换成他的皇族亲信来办“官企”。是的,载沣有自信政改不一定会死,要死,那也要死在爱新觉罗家族人的手里。 既然这些地方蛀虫们俨然以老百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胁迫朝廷,那么这就不再是民变,而是“官变”!朝廷连民变都要镇压,更何况是“官变”了! 载沣下旨了,他撤换了四川总督,他也知道成都将军玉崑是奕劻的人。为了防止地方蛀虫与更多的当地驻军勾结,载沣想到了一招:派人调邻近省份的新军去镇压“官变”! 调哪里的新军呢? 自然是调邻近省份湖北的新军。湖广总督瑞澂是载泽的妹夫,他对载沣的政策自然会支持。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新军还没有入川,四川的局势在朝着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展,向着连地方蛀虫们都控制不了的方向发展。不断有人冲击官府衙门,这些人自然是同时加入了哥老会与同盟会的革命者,在他们的暴动下,9月25日,四川荣县竟然宣布了独立!
孙文、黄兴之前艰难地进行了九次起义,都没有撼动一个县衙,现在,第一个脱离朝廷统治的县级政权诞生了,比之后的“武昌起义”还早半个月——孙文后来评价荣县独立才是“首义”(首义实先天下)。而对于朝廷来说,这就不再是单纯地“官变”,而是真正地造反了。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他已经闯下了弥天大祸,赶紧上奏载沣收回成命,按四川的意思办。 载沣拖着不办,一直拖到了10月10日。这一天他发布了“按四川意思办”的上谕,后来又把盛宣怀开缺。盛宣怀在人人喊打中狼狈地逃到日本。然而,正是因为与朝廷离心离德的人就是“朝廷的人”,所以内部生变就会变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继四川“官变”之后,就在10月10日这天,在调新军之地湖北武昌,一场更严重的兵变即将到来!
引自
《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全4册)》
作者:黄治军
中途岛战役……
中途岛战役……
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