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习惯上将 1453 年奥斯曼攻陷君士坦丁堡看做欧洲中世纪结束的标志？ 第1页

首先我们要明确，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划分/标志，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划分/标志。那么是谁最先开始做这种划分的呢？

众所周知，中世纪这个概念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有意地想要展现出一种新的价值，一种不同于过去的价值，在新的价值中，人本身将要胜过圣徒和上帝，他们自然便要把新的时期和旧的历史时期划清界限。同样我们需要注意，中世纪这个历史分期是由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居民给出的，是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的。

最早提出“中间时代”（media tempestas）这个词的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教宗图书馆的管理员乔万尼安德烈布西，他在1469年在著作中将其作为“过去”，从而与“现在”相分隔，他生活在15th，这或许是中世纪的结束和15th产生联系的先声吧。

而第一次给出严格划分的则是1688年的德国路德宗历史学家塞拉里乌斯，他把君士坦丁大帝作为中世纪的开端，而把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的结束。之后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则很愿意遵从这种习惯，从而这种标志被广泛运用，即便给“中世纪”这个广阔地域的历史时期划定标志未必合理，但是人们愿意这么运用，也就自然成为了习惯。

（以上参考雅克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当然勒高夫提出了一个更长的中世纪时段，这里我不过多叙述）

如同古典世界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端一样，我们很难用某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因为这些转变都是以百年为尺度的进程，选择任何一个单一事件都只是以偏概全而已。

转变时期的大量事件都具有强烈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代表和蕴含了旧的秩序的瓦解和新的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他们又依然是充满着旧时期的风格，他们和被划清界限的过去并没有截然地断裂：

阿维尼翁之囚和10th奥托大帝控制教廷是否可以截然划分成两种类型的事件？威克里夫-胡斯，路德，加尔文的思想是否是突如其来？但丁、彼得拉克这些人文主义者们的要皇帝/法王不要教宗的思想，和中世纪的吉柏林派与圭尔甫派的对立是否是本质不同（事实上但丁本人就被深刻卷入了这一对立之中）？

14-16th是一个变革的进程，如果我们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看作是转变的主要事件的话，那么1453唯一的意义就是作为希腊文献流入这个进程的一个代表事件，而且还不见得是最好的代表事件。

难道14th在威尼斯用希腊文献校订经阿拉伯语翻译而来的拉丁译本的学者们就比苏丹和皇帝们低人一等吗？他们同样是变革的推动者，与他们同列的还有广大的其他劳动者们，“持羽毛笔的手与扶犁的手是平等的”（雅克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与文化》前言）。

罗马的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王侯，欧洲各地的国王和领主们，意大利诸共和国的巨商们，罗斯诸公国的大公们，终于明白了，那个曾经带来荣耀、传承、文明和历史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