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的日本妇女反对战争吗？ 第1页

• 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

看到这样冷酷的话语，你大概会认为“能够说出这种话的一定不是亲妈”吧？

你猜错了，这些话还真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即将出征的亲生儿子说的。儿子名叫东史郎，是侵华日军第16师团20联队士兵，1937年参加了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战后，人性复苏的东史郎悔恨自己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恶，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勇敢地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揭露日军的暴行。在日记中，他记下了出征时和母亲告别的情景：

• 九月一日，母亲和重一来与我告别，我们在旅馆楼上相见。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接着，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着文字的匕首。

儿子出征，做母亲的没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没有泪流满面的不舍，反而冷静地要求儿子高高兴兴地赴死，还送给儿子匕首用于自杀，着实让人匪夷所思，你大概会认为这个母亲是个另类吧。可还真不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多到日本人已经习以为常，下面这件事才真正骇人听闻，轰动了整个日本。

事情发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阪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接到了出征中国东北的命令，他新婚还不到一个月，和妻子千代子感情很好，对即将到来的离别闷闷不乐，甚至产生了厌战情绪。为了不让丈夫因为自己丧失战斗意志，无牵无挂地去侵略中国，井上千代子竟然在丈夫出征的前夜割颈自杀，还留下了一封激励丈夫斗志的遗书。

遗书写道：

• 尊敬的大人：我很高兴能在您出征前的一天，先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您就不会担心以后的事情了。我会一直守护大家，请您也好好为国家效劳……满洲是一个寒冷的地方，我很担心您的肠胃不太好，所以千万注意不要受凉。
• 四十日元，封在地上的信封里。
• 祝您成功。为您祈福。
• 妻。

《大阪每日新闻》整版报道了这件事，立刻轰动了全日本，一夜之间，千代子成了“发扬日本妇德的光辉典范”。这件事不但被日本各个媒体大肆渲染，还被拍成了电影《死亡饯别》，影片风靡了日本列岛，又被送往前线放映。甚至连日本皇后都亲临她的“遗德显彰会”，盛赞她是“昭和烈女”，称她的死让“所有皇国军人大受感动，出征将士士气大振”。

44岁的安田夫人是大阪的一个家庭主妇，也是井上清一和千代子的媒人，她借此机会成立了“大日本国防妇人会”，该组织的口号是“国防从厨房开始”，以此来呼吁妇女们走出厨房，走出家庭，为国家尽力。

该组织一经成立，立刻吸引无数日本妇女狂热地加入进来，她们积极从事宣传、慰问等活动，一面给日本军人以精神慰藉，一面向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2月2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进攻庙行时，为了打开突破口，三个日本兵抱着炸弹，以自杀式攻击炸开了中国军队设置的铁丝网，成了轰动日本的“炸弹三勇士”。

国防妇人会立刻行动起来，她们募捐为“三勇士”竖起了铜像，又在各地组织街村葬礼，宣传“三勇士”的“英雄事迹”，并借此向国民灌输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思想。

成立仅仅两年时间，国防妇人会的成员就达到了60万，到七七事变前更扩大到458万。1942年，国防妇人会与其他妇女组织合并为“大日本妇人会”，其人数几乎达到了一千万之多。

在这些宣传和鼓励下，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走出家庭，狂热地为军国主义奉献自我：有的为了鼓励士兵英勇战斗，突击嫁给即将出征的士兵；有的为了支持战争，投身军工生产；更有甚者，为了慰藉前线的军人，奉献出自己的身体……二战时日本涌现出无数的“军国之母”、“军国之妻”、“军国少女”，为日本兵在前方进行侵略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自杀来勉励军人的日本妇女并不只有井上千代子， 1940年11月23日，22岁的藤田多美子前往茨城县茨城郡吉田村，参加陆军航空通讯飞行学校的成立大会，4天后，她留下了两封遗书，然后在飞行学校校园内跳井自杀。遗书一封给家人，一封给“吉田航空通信学校各位空中勇士们”，她在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燃烧的天空》（反映日本空军的电影）让她非常感动。“那电影与眼前在战场上活跃的陆海空军人的身影在眼前相互映照，我强烈感到女性的生命简直贱不足惜。此时站在贵校成立大会的一角，领略了伟大的空军阵容……我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祈祷吉田学校无一人牺牲。今晚我特地来到这里献上我的生命。”

据说在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的246万个亡灵中，有57000多名女性，大多是“大东亚圣战”中志愿为天皇捐躯的“昭和烈女”。她们的行为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可在当时的日本，却实实在在对侵略军起到了激励作用。和母亲分别后的东史郎就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

• 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我觉得母亲特别的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

而被妻子以死来激励的井上清一呢？

根据《大阪朝日新闻》的报道，井上清一没有因为妻子的自杀而推迟行期，他拒绝了部队长官让他留下处理后事、延期前往“满洲”的建议，第二天就和部队一起出发了，当时有无数日本人专程去为他送行。

在登上驶往中国的军舰前，他说道：“面对妻子的死去，我也不期盼着生还了。我要恪守优秀军人的本分。”不但他不打算生还，就是他所在的联队也立下了“我们不再活着回来”的誓言。由此可见，井上千代子的疯狂行为不仅激励了她的丈夫，对于其他官兵也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井上清一确实没有辜负千代子的期望，1932年3月，井上清一所在的联队完成任务被调回日本国内。但他拒绝回去，继续留在了东北。同年9月16日，日本守备队在抚顺的平顶山村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村民，杀死3000余名无辜百姓（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儿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带队的军官就是井上清一。

满铁东京抚顺会编印的《抚顺煤矿终战记》证实了这件事：

• 当时抚顺守备队长是川上大尉，但在袭击当天是另一位中尉值班，对平顶山村民的报复性屠杀应该就是他下达的命令。这位中尉的妻子在丈夫出发前自杀了。

由于与生俱来的母性，妇女从来都是反战的主力军，然而这些日本妇女不但支持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还积极呐喊助威，卖命出力，是因为不知道她们所支持的战争的本质吗？

先来看看《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浅海、铃木在1937年12月写的一篇报道《百人斩超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 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十日中午，两个少尉拿着刀刃残缺不全的日本刀见面了。
• 野田：“喂，我斩了一百零五了，你呢？”
• 向井：“我一百零六了！”
• 两少尉：“啊哈哈哈……”
• 结果是谁先砍了一百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再重新砍一百五十人怎么样？”两人的意见一致了，十一日起，一百五十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

相信只要还有一丝人性的人看了这样的兽行，一定会良心不安而予以谴责，可是当时的日本妇女是怎么看待它们（笔者实在不能把这两只禽兽当作人，所以用了“它们”两个字，以后同此）的呢？她们不但把这两个魔鬼当做“英雄”予以崇拜，许多年轻妇女甚至对它们产生了爱慕之情，想要嫁给它们呢。

所以，这些日本妇女对她们的男人在海外的暴行是清楚的，但她们非但没有劝阻，反而竭尽全力鼓励他们，她们对战争所起的作用不亚于那些在邻国作恶多端的鬼子兵，完完全全就是助纣为虐。

只是，当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想起死在战场上的丈夫、兄弟、恋人以及其他亲人，想起曾经鼓励他们去慷慨赴死的时候，这些狂热支持战争的日本妇女心里可会有一丝后悔？如果她们没有死于美国人的凝固汽油弹和原子弹的轰炸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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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妇女是个群体，按1940年日本总人口有7100万，女性有3000多万，妇女必然上千万

千万级别的样本里，肯定有反战人士存在

但我们不能根据个别个体的存在就对整个群体定性，事实就是：二战时期日本妇女最著名的形象是捐金造军舰，卖逼挣军费，自愿用身体抚慰在异国烧杀抢掠的马鹿，用热血文字鼓舞自家马鹿武运长久，即使大和沉没、李梅火攻之后还在了练习竹枪坦克杀

这样的人你居然问她烦反不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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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着战争失败不到一年，之前还在“捐金造军舰，卖逼挣军费，自愿用身体抚慰在异国烧杀抢掠的马鹿，用热血文字鼓舞自家马鹿武运长久，即使大和沉没、李梅火攻之后还在了练习竹枪坦克杀”的日本女性就纷纷在五一劳动节这天走上街头散步？

合着战争失败才一年，之前还在“捐金造军舰，卖逼挣军费，自愿用身体抚慰在异国烧杀抢掠的马鹿，用热血文字鼓舞自家马鹿武运长久，即使大和沉没、李梅火攻之后还在了练习竹枪坦克杀”的日本女性教员就走上街头散步？

合着战争失败才两年不到，之前还在“捐金造军舰，卖逼挣军费，自愿用身体抚慰在异国烧杀抢掠的马鹿，用热血文字鼓舞自家马鹿武运长久，即使大和沉没、李梅火攻之后还在了练习竹枪坦克杀”的日本女性就参加因为GHQ的政令强行中止的由全日公职人员工会组织的2·1总罢工？

偏听偏信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日本人民时作出的所谓“忠君爱国主义”思想毒草，做出以偏概全的论述误导广大人民，这岂不是你也沦为日帝迫害日本人民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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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 作者吕乃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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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很复杂。

中下级军官的配偶和女性亲属、普通平民女性（包括普通士兵配偶和女性亲属）、受过完整初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新女性、特权阶级的女性在当时的旧日本帝国完全就是4个不同的阶级群体，而她们对于战争的看法都是不同的。

在这其中，相对来说比较主动地表达对战争支持的普通平民女性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大部分人的行为是出于明哲保身和类似于报复社会的心理。在这其中所谓的“大日本帝国妇人爱国会”的成员的表现就更为明显和极端。这个群体的干部和意见领袖绝大多数是在战争中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而她们对于其他丈夫和儿子还活着，至少是没收到死讯的妇女是持有一种近乎于敌意的苛刻要求的。发动群体言论暴力甚至欺凌来逼迫这些妇女进行各种符合她们利益需求的行为大抵也是出自这一点。

不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在这个过程中相对清醒和冷静（例如说发表老百姓瘦了皇后肥了的那位）。而她们也算是战后引领日本女性权利和呼吁和平的主力。

最高票答案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样本选择偏差。

他的例子中的各种极端到令人咋舌的旧日本帝国妇女“支持战争”、“爱国”的行为是旧日本帝国的宣传机器为了满足战争需求的特定宣传。但这是否可以真正代表民意则是很值得存疑的一件事。这种倾向性极重的宣传与其说是代表民意，不如说是绑架和带偏了民意。

日本国内毫无疑问是有着支持侵略的人群的，从旧日本帝国到现在的日本国皆是如此。但是无论哪个时代，日本的大多数平民都扮演着“沉默的多数”这种角色（其他主要国家的平民亦然）。而这种“沉默的多数”，恰恰就是最容易被舆论制造者所绑架的主力人群。他们习惯了自己人微言轻的社会地位，进而放弃了发声的权利。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且可悲的现象，那就是他们无论有何种想法，几乎都会止步在在思维，最多是自己的社交小圈子之中。

举个例子：苏联在80年代末接近倾颓的时候，你仍然能在“真理报”之类的官媒上找出大量老百姓（尤其是在苏联末期受官僚特权阶级压迫最严重的工人和农民）热爱支持苏联和苏联国内情势一片大好必将长治久安的文章和社论。但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会觉得这种报道很荒谬无稽。

然而有趣的是，当之前的强力中央政权因为各种原因被赶下台或是出现了控制力的萎缩时，这些“沉默的多数”中的相当一部分就会立刻变得非常乐于发声。这并非是墙头草的表现，而是这些人在长久以来的言论压迫和管制下的一种反弹。所以如果我们只看旧日本帝国的战时宣传，再回过头来看1946年之后日本国内如同暴风骤雨般的控诉战争的言论和文艺作品，一定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所以题主的疑问完全可以进一步扩展成这样的问题——

“二战时的日本人反对战争吗？”

如果你说他们坚决反对战争！那么他们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怎么解释？

如果你说他们坚决支持战争！那么解散议会成立为战争服务的大政翼赞会，从昭和天皇即位（1926）后特高课就大肆监视国民言论甚至愈发频繁地大量抓捕惩戒异见人士并制造政治恐怖气氛怎么解释？

所以说把任何一个大于等于两个人的群体都当成一个整体是非常愚蠢的想法。而过去，今天和未来我估计会有前赴后继数之不尽的人一直会这么愚蠢（摊手）。

P.S：不要小看舆论制造者的力量。19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后关系好得蜜里调油和2012年后中日关系迅速冷却甚至出现恶化趋势都可以“归功于”舆论制造者。

为什么现在反日的主力大多都是年轻人？那是因为这群年轻人的长辈们是经历了上述两种舆论时代的人的。他们已经察觉到哪里不对劲了（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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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模式启动（

日本学界对这方面研究不少然而读起来太累了我很懒，所以还是抄国内的吧.jpg

十五年战争时期的日本社会虽然总体上逃不开坠入军国化深渊的趋势，但战时体制的建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复杂斗争的结果，放在这一时期日本妇女运动的命运上也是一样，从争取自由权利到翼赞国家的转向，厘清与反思这一悲剧性进程我觉得更重要一些。

如果要纠结“是与不是”，某个高赞回答所指出的战争狂热自是九一八后日本妇女的重要面相，但显然不是唯一的声音，在当时的民间妇女团体中甚至称不上主流。

像民间妇女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妇女参政运动总体上就还保持着反战姿态，1932年第三届全国妇选大会上金子しげり从女性立场出发，明确表示反战主张，无产妇女同盟堺真柄提案的反法西斯动议获得满场赞成。1933年第四届妇选大会上，秋田县代表从母亲立场出发申诉军费膨胀、增税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表示了不愿将儿子送上战场的母亲的心声。但由于社会民众妇人同盟支持九一八事变，妇女团体产生分歧和对立，大会没能通过反对战争、反对军事预算的决议，只停留在希望政府为了“国际协调实现裁军”而努力的层面上。1934年第五届妇选大会上，因为事前被告知反战决议不会被承认，因此大会表示了希望国家保障伤病军人家族的生活、反对庞大军费、希望取缔有关战争的恐怖出版物、笼统地反对战争、普及爱好和平思想等间接批判战争的姿态。作为参政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后来急遽转向的市川房枝在《国际和平和妇选——写在满洲事变之际》中还在坚持和平主义立场：“为了解决国际纷争，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赞成行使武力。我们相信战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浪费，牺牲众多的生命才是最大的罪恶。战争让交战的两国国民感情越来越疏远，为将来种下了祸根”

就像妇选会内部的分歧对立一样，其他妇女团体的反应也很复杂，全关西妇女联合会既对国际联盟的调停立场表示理解，同时又给关东军司令发去了感谢和勉励的电报。矫风会等与基督教关联团体在东京、大阪召开集会，张贴反对战争的宣传画，发起“世界裁军请愿书”的签名，站在“从母性立场出发”的立场，组成“慰问我军人与在满官民团”，派遣代表访问中国与中国妇女团体联系，希望增进理解。

甚至于社会主义的妇女团体也表现出同样的分裂，尽管像无产妇女同盟这样鲜明喊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口号，但也有社会民众妇人同盟这样做出“我等相信建设社会主义日本是通往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阶段，有必要拥护满蒙权益”表态的。

在普遍的分裂与摇摆背后是民间妇女运动的萎缩，与此同时翼赞战争的妇女团体急速膨胀，最终所有成建制的妇女活动都被纳入翼赞战争的轨道，到了1942年更是将三大翼赞妇女团体爱国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统合为大日本妇女会这一巨无霸妇女组织，几乎将全日本妇女置于战时体制的严格管控中，日本女性在垄断性的官方女性团体（意味深）统合组织下“铳后奉公”，在各方面支持了战争。

对于这一进程，日本政府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大日本联合妇人会是1930年由文部大臣小桥一太直接召集成立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前身大阪国防妇人会虽是安田せい为首的家庭主妇发起的，但能扩大为全国性组织是当局直接插手的，一批陆海军将领出席了成立大会；爱国妇人会是老牌的国家主义妇女组织，最初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成立时就是得到时任贵族院议长近卫文磨等高官贵胄的首肯，会务长期接受内务省指导后援，九一八后新任事物总长就是内务官僚小原新三。

除了对翼赞组织的扶持，对民间妇女运动的压制与收编也是重要环节。前文第五届妇选大会对决议的干涉、对社会主义团体的残酷镇压自不必说，市川房枝在自传中透露出的当时的忧虑彷徨可谓典型：“至今我在可能的限度表示了反战的主张，招致了军部的攻击。我准备一边显示出对政府的、自治体政策的支持姿态，一边为在其中加入我们的要求而苦心为之，为的是在一定程度下达成我们的目的。但是，现实情况是战争已经开始了，值此时刻，是正面反对战争被关进监狱，还是妇女运动全面退却，再或是暂且先认可这一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支持，应该选择哪条道路呢？”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后的高压环境终于将摇摆不定的民间妇运团体推向了转向的命运

讽刺的是，战时体制下日本妇女就业率升高并大规模涌入男性行业、少数女界精英破天荒地进入政府部门、国家对女性义务付出与女性重要性的高调宣传，国家对妇女的这些需要与利用居然营造了女性对国家前所未有的公民归属感，“国防妇人会的妇女们精神抖擞地走向社会难道不是一种妇女解放吗？”（市川房枝语），为父权国家服务以求解放的幻梦，恐怕是今天我们最需警惕的（二度意味深）

以上参考胡澎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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