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所谓「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数理科学」，却说「西方自古就有科学」，这是学术界共识吗？ 第2页

很多人纠结于“什么是科学”这一概念，在定义上斤斤计较，恕我直言，这并没有什么意义，就算你证明了古希腊的那一套不是科学，也没什么卵用。

因为“西方自古以来是不是就有科学”之所以会被拿出来问，是为了解决“我们要怎么去追赶西方”这一难题的。而要追赶，就意味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落后。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真正要问的不是古代西方有没有字面意义上的“科学”，而是要问中国没有出现西方在近代的飞跃式发展，西方却发展迅速，这是偶然的，还是各自文化体系的必然延伸？

究竟存不存在一种跨入科技时代所需的必要文化基础，只有古代西方拥有而东方没有，导致西方领先于世界是迟早但必然的结果，而东方文明由于文化内核所限，再怎么折腾也会被局限住？而这一点就直接关系着我们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要“西化”，是可以只学科学技术等客观知识，还是连整个文明内核都要学着西方去改变，否则纵然学再多的“术”也不过是高级一些的洋务运动？如果存在，那它叫不叫“科学”都不重要，叫逻学技学哲学算学构学……意义都一样。

至少从目前来说，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让中国人振奋，这也许是中国坐拥世界第二的gdp和军力，依然不足以让国民拥有与之匹配的自信的原因之一吧。

有人说我肯定的判断和行文自相矛盾了，稍作解释，这个问题被恶意篡改过，我赞成的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个说法，而不是西方自古就有科学。

是。

以我个人浅见，现代科学的产生主要来源于两大思想根源：作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和作为有力工具的逻辑思维。除了两大根源，还要有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几何学、博物学和天文学等知识。

西方先有逻辑思维，到近世，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发展以后就顺理成章出现了现代科学。

中国人很早就有功利主义传统，但是逻辑思维不发达，还有种很糟糕的传统叫做遵祖制，“传道受业解惑”，传的是祖宗之法，继的是祖宗之业，有惑是因为你没学明白，不是祖宗之法有什么问题。在农耕时代的技术勉强堪用以后，这个传统就不再鼓励“开宗立派”的行为，把形式逻辑和科学思想的发展都给堵死了，遇事不决问祖宗，而非从事实和逻辑当中找答案。

所以古代中国，没有成熟如西方的几何学、逻辑学和哲学，只有单纯因实用而长期领先的算术、农学之类，但是需要用到大量几何学知识的技术（比如用石头盖房子的建筑技术）也很难掌握，这是事实。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学术共同体的共识。西方古代也没有。到现代科学出现之前，那些用来指导实践的不成熟的理论都是“前科学”；现代科学出现以后，还把这些东西吹上天，并且声称跟现代科技一样可靠（却不能被现代科学用实验来检验），那就是“伪科学”。

中国古代科学成果乏善可陈，这是事实。但是，只要自己可以定义“西方”和“科学”，那中国就败的体无完肤。

比如吴国盛和这里绝大部分人，都有意无意陷入（我猜是有意）一个“公知式”的前置对比背景，那就是拿中国和全世界对比，仿佛无论中国和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外国两个概念，除了中国就是西方，我觉得这多少是脑子有点问题。

严格来说还属于晚清民国流毒，那时候的中国完全出于被动挨打状态，很多文化人有类似观点，但比现在激进多了，康有为甚至要请伊藤博文来帮溥仪管理中国，现在还在出现这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难辨的河殇论，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舆论战的一种。

中国，这里应该是以汉文化为主题的精神概念，属于世界文化一个组成部分，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你看这些鸡贼呢，把（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日耳曼文化+盎格鲁撒克森文化+罗马文化+斯拉夫文化+中亚文化，甚至古印度文化……）加起来，用围殴式的方法，来证明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中国古代科学不行，问题是中国连东方文化都代表不了啊，怎么就成了全世界的对比对象呢？我是真服了这些鸡贼了，怎么就那么大聪明呢。

于是，哪怕西方（非东方概念）再破落的国家也可以共享“西方灿烂文明”这个大荣誉，似乎祖上也比中国阔过，中国成了唯一的“小丑” 。

上述这些文化冲突到血流成河，到了证明中国不行的时候，却被中国人团结得铁板一块，其实完全没必要的，你拿“古英国”科学就可以压的古中国死死的，很何须十八路诸侯联手讨伐，我觉得这多少有点贱吧。

西方自古这句就是扯淡。

同意有个答主的回答，系统化实验对我们现在说的科学一词具有决定性意义，古典逻辑体系只是一些必要因素，单一原因是发展不出复杂后果的，所以吴本人的思维方式就存在严重问题，简单归因的缪误太大。

系统化实验，用仪器设备进行观测和验证，可重复实验，是关键性的突破催化剂。

为什么人文社科老是被质疑是不是科学，不在于没有逻辑体系，而在于我们有限的生命时间无法进行一种超越于社会历史之上的可控制“实验”，有的是所谓的思想实验，社会政治层面也只是“实践探索”，因为不可能真正有再来一次（后果清零）来的机会，只能在前提后果中继续找到可能性。

有时间看吴的书，不如去看贾雷德他们的人类学。

作为一个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我国虽然近代经常挨打，但是古代科技却十分灿烂辉煌”的典型中国学生，曾几何时，我听到“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时候也是十分难以接受的。然而，当我仔细阅读了不少中外科技史的文献之后，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科学上面的落后绝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

很多人总是觉得西方科学好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一样。事实上，仔细研究科学史就不难发现：西方的科学是有着极强的连续性的。

以天文学为例，不少人都知道哥白尼（~公元1500年）的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公元100年）的地心说。但是，大多数人却并不知道托勒密之前发生了什么。

大约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崇尚“万物皆数”的毕达哥拉斯就建立了一个宇宙模型：

宇宙的中心是球形的地球；地球外面被一圈球形的天空包裹着；天空的外面距离地球由近及远运行着五大行星、月亮、太阳，再外面则是恒星。所有的这些天体都围绕着地球做着匀速圆周运动。

要知道这是两千五百年前，希腊人就提出了地球是球形的了，而且这里毕达哥拉斯的体系已经有了几何学思想的雏形。而此时以及之后很长时间内，中国人还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但是，这个模型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法解释行星的逆行。于是，欧多克斯提出了一个“同心球”理论。后来，亚里士多德进行了优化，成为了“水晶球模型”。

《星空的琴弦》作者汪诘说：“欧多克斯是第一个开始用几何学的思想和理论来真实地模拟天体的运动。正因为有了这个方法，人类才有胆量去预测天体的位置，天文学因此逐渐开始有了脱离哲学和占星术的原动力。”

然而水晶球模型仍然有很明显的缺点：如果是圆周运动的话，五大行星与地球应该是距离不变的，然而五大行星亮度却有着明显的变化。这时，阿波罗尼提出了“本轮+均轮”的理论，解释了亮度变化和逆行问题。

然而，这个理论与实际观测数据仍然有着很大的差距。这时，托勒密出现，他把阿波罗尼的理论进行了优化：把地球的位置调整偏离之前所在的圆心。这样，托勒密的模型就能够比较精确地预报日食、月食以及行星排列图形。

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希腊到古罗马短短的几百年间，西方世界的宇宙模型就经历了数次的迭代和完善。

那么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型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型主要有三种：

1. 盖天说：所谓天如穹庐，地似棋盘的天圆地方
2. 浑天说：即“浑天如鸡子，地如鸡子中黄”
3. 宣夜说：地球被虚空包围。在这种虚空里，太阳、月亮和恒星都是由气凝结而成的

其中，盖天说主要是唐朝以前比较盛行，浑天说则在唐朝之后比较盛行。

在浑天说理论中，地球不论是球形的还是平面的（张衡并没有详细描述，或者描述已失传），都漂浮于水面之上，并被无边无际的天球包围，季节的交替是由地球在垂直方向上运动引起的。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这几种模型完全没有引入数学定量体系，没有明确的几何图形：除非古人能够飞到外太空亲眼看到地球，否则只凭星空观测的数据是无法证伪这些模型的。比如，如果有人问我怎么用浑天说来解释行星逆行，那么我完全可以说宇宙中还存在“气流”或者“水流”把行星“吹”逆行了。反正我也不需要准确地预测哪一天会逆行。

反观古希腊古罗马的模型，虽然最开始的模型相对简单，但是能够被观测数据来不断修正，从而不断地逼近真相：你阿波罗尼的学说很复杂很厉害，但是总是预测错逆行的日子，那么我照样抛弃你，直到托勒密模型出来。

拿托勒密的学说和盖天说、浑天说比较，虽然现在看来都不是正确的模型，但是显然托勒密模型距离真理更近。

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试图把数学运用到天文学中吗？其实也不是，比如僧一行就曾根据观测数据采用插值法来计算日食。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宇宙模型和数学计算是分开的，而在古代西方则是二者相结合的。这个结合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难：要有非常复杂的几何做为基础，还要有非常实事求是的心态来研究。但是，这二者一旦结合，就会产生质变：它变成了一个可以不断检验、完善的体系，从而不断逼近真理。

话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其实也不是没有辉煌的一面：主要成就是在星象的记录方面，比如：超新星爆发、太阳黑子等等，但是这些东西更多的是一些现象的观察、记录，而非天文学最本质的部分。

西方自托勒密之后，天文学一度陷入停滞，一方面由于该模型相对比较完善，很难找出更好的模型；另一方面也是和教会压制、中世纪等历史因素有关。黑暗过后，后面的故事我们都比较熟悉了：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不断完善理论，最后牛顿横空出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为了近代科学的集大成者。

以前的课本上，我们都知道并崇拜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开普勒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而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等却往往被描绘成科学的对立面，被当成落后的“反派权威”。其实，现在看来，托勒密、亚里士多德们同样伟大，都是科学的探路者，他们和牛顿、伽利略们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书：

《星空的琴弦》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082359/ （强烈推荐，非常棒的科普书）

《4000年中国天文史》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4950125/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0531629/

20220407更新

感谢大家的讨论。补充一些东西：

1. 中国古代的天文虽然没有几何数学模型，但是在日食的预测方面，中国的代数模型的表现并不差 -- 并不输给开普勒之前的托勒密模型：

崇祯二年五月初一（1629年6月21日），明朝的钦天监官员遇到了大麻烦。他们根据中国传统历法《大统历》预报，这一天将会发生日食，然而这次他们失误了。于是，皇帝下令让三组不同背景的天文学家（大统历科、伊斯兰历科和徐光启领导的耶稣会）在日食和月食预报方面展开较量，以判断各自的优劣。这对皇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的职责是保证上天的和谐，以及对重要天象的有效掌控。
对于1629年的那次日食，耶稣会的优势还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开普勒的天文算表还没有到达中国。预报日食首先需要一种能够非常精确地计算太阳和月球位置的历算方法。这样的历算方法是以严格的观察和经过不断调整的计算手段为基础的，这使得我们能够预测未来的天象。这种方法不需要特别的几何模型就可以使用，中国的天文学家很早就已经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历法，他们并不受几何模型的限制，只需借助代数公式就能在日食的预报上取得成功。
1629年6月21日这天中午发生了日食，太阳位于天空正中。那一天的日食并不是日全食。大统历科、伊斯兰历科和耶稣会三方被同时召来预报日食发生的时刻和食分大小，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的大统历科在这次日食发生时间的预报上只有一分钟的误差，耶稣会传教士的预报时间早了十多分钟，伊斯兰历科的预报则更不准确，几乎差了一个小时。不过，耶稣会传教士在食分的预报上却最为准确，他们估计月球覆盖太阳的比例为16%，实际结果是20%，但中国的大统历科的预报为32%。由此看来，由徐光启领导的耶稣会传教士在这次日食预报中做得还是很不错的。这场没有真正赢家的天文竞赛仍然给耶稣会带来了一些好处。由于崇祯皇帝对这些新的西方知识印象深刻，他决定设立一家新的天文机构，并任命徐光启为负责人，与大统历科和伊斯兰历科一起独立开展历法改革工作。终于，皇帝第一次承认了来自西方传教士的知识，他们为了获取皇帝对传教的支持，以及对建造教堂的批准，已经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 - 《4000年中国天文史》

不过，在开普勒模型之后，西方就完胜了

1665年1月16日是农历初一甲辰日，根据预报，这一天可能会发生日食。钦天监不同部门的天文学家再次展开了竞争，纷纷上报了他们的预报结果，其中也包括了在监狱里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当时，已经72岁的汤若望因为心脏病发作，身体非常虚弱，代替他参与这场新的天文学之战的，是年轻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他认为这次竞争对他们的命运至关重要，于是他拿出了最新的武器——开普勒的《鲁道夫天文表》。这次日环食在稍晚的时刻终于出现了，月球的阴影只遮住了太阳的中间部分，环食过程持续了7.5分钟。通过将观测结果与不同的预报比较，这一次耶稣会传教士几乎完美地预测了日食发生的时刻，而杨光先的误差有15分钟，负责采用伊斯兰历法进行预报的吴明炫也有30多分钟的误差。

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能够通过精确的观测数据以及插值法建立自己的代数模型，其预测（至少是日食）能力不输给托勒密模型。

但是，显然几何模型才是更符合行星运动本质的模型，这也注定了几何模型的上限比代数模型更高。

2. 关于中国古代对于行星轨迹的预测，只是说可以预测五星会和周期。但是，对于行星逆行等轨迹的解释或预测准确性，则并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如隋代张胄玄的大业历（608年）在五星位置的推算方面较前进步，它首创了利用等差级数提高行星动态表精度的方法，给出了令人惊叹的五星会合周期的准确值，火星误差最大，为0.011日，木星和土星的误差均为0.002日，水星仅差0.001日（1.44分），而金星则达到密合的程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此外，一行的《大衍历》以及郭守敬的《授时历》也都有对五星轨迹描述的代数模型，但是我没有找到对于其准确性的评估。如果有朋友找到可以回复。

3. 关于古希腊文明是否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很多朋友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之后的西方文明是有比较清晰的脉络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也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我还是想更多地讨论科学本身。关于历史方面的争议还是建议到相关的历史话题下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