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问的有水平。
就好比问“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搞大屠杀,那么多同胞死难,为什么还是有些南京人活了下来?”
隐隐透出一种活着的人是不是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的意思。
不然,你咋不死呢?
不该死的人没死,不应该高兴吗?不,他觉得这是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下。
那么多爱国者死了,鲁迅为啥就没死呢?这也是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下。当年被鲁迅口诛笔伐过的当权者们,也很想知道答案呢。
题主的意思,仿佛爱国文人就该是死绝的。不死就显得不那么爱国,就是一个问题,让人迷惑,让人生疑,让人看不惯,让人想解决一下,解决问题,或者解决掉问题本身。
得是多么强的道德洁癖,才会让人这样提问题?追问别人为什么没有牺牲?估计跟古代逼新寡的女儿自杀殉夫的父亲差不多了吧。
这样的人,现实中躲他们远点。万一他们觉得你活着也是一个问题,想解决解决呢?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必是第二个政府”,这是李敖大师的名言。他的这句话,常常让我想到鲁迅。
想鲁迅当年,那样痛斥国民党,针砭当权者,志在揭露国民政府的横暴,甚至意在动摇乃至推翻其统治,追随者之众、影响力之巨、身后力量之强、投枪匕首之猛,说彼时上海虹口景云里周宅是知识分子圈中的“第二政府”,应该不算太虚夸吧。
只是,问题的蹊跷在于:在那命如草芥的时代,辞职“下海”后的鲁迅,论公开身份不过一自由撰稿人,可说无职无权平头老百姓一个。思想如此“危险”,姿态如此决裂,生杀予夺的国民政府,却似一直对他莫可奈何,不仅没有暗害之,甚至还时常予以优容。
图: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母子与一众友人
虽然也批他为“堕落文人”,可实际上,不仅睁一眼闭一眼让他文章发表,继续“流毒中国的青年”,最终还让他安然老死家中,容许其风光大葬,甚至送一大笔钱安抚其妻儿,给其全集出版大开方便之门,搞得敌友界限都有点模糊了。
这一切,似乎显得当权者很宽宏海量,甚至很慈悲为怀,也给不少朋友一种感觉,认为民国政府很礼遇知识分子,是中国文人的“黄金时代”。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或者说,这就是全部事实了吗?为此,我一直都是存疑的。
一种很流行的意见认为,鲁迅之所以能横眉怒怼政府、撕心裂肺骂公权而安然无事,是因彼时的国民政府为政开明,以及势力松散之故,是以对“街巷异口之议”,或佯装不见,或姑息纵容。
我个人不完全否定这样的观点,只是觉得将缘由解释止此,未免过于单纯。不仅一厢情愿,也有悖于历史实情,更美化了一些“老虎”的本相。因为,稍悉现代史即知,人家民国政府照样是暴力起家、造反立国、暗杀成瘾的,对待异见分子并不比此前任何王朝更显慈祥。
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有一大份黑账,就是牠的暗杀史。在很短的时间内,仅军政与文化领域,被他们刺杀掉的异已人物,比较有名的都可写本书。比如这份小名单:铁良、德寿、凤山、郑汝成、陶成章、汤化龙、唐绍仪、陈其美、张敬尧、邓铿、曾仲鸣,邓演达 、张啸林、杨杰、杨虎城、杨永泰、廖仲恺、杨杏佛、黄竞武、史量才、王亚樵、李公朴、闻一多等等,实难以尽数
恐吓、枪毙、活埋、虐杀、爆炸、灭门,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裂肠断手,伤心惨目,令人鄙薄,令人发指。 这些本是为反抗满清而起的“革命党人”,当后来居上也成为秉政者后,不少人奉“革命”为神圣圭臬,容不下丝毫杂音。这些旧事,但凡读过高金陵《同盟会的“暗杀时代”》、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书的朋友,想必都曾触目惊心。
国民政府实在不是一个吃素的佛系政府。1920年代以后,它对左翼力量的剿除也始终不遗余力,典型的案例,就是诸如“左联五烈士”、“龙华二十四烈士”的街头惨死。这些年轻人,在当时只不过是“左联盟主”的“下属”,尚且要蹀血送命,当权者独独会放过头领鲁迅?难不成真的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周树人”笔名“鲁迅”?
鲁迅没有“享受”到暗杀的同等待遇,据杨奎松等研究者推断,主因有二:其一,他在彼时名声太大、名望太高了,抬手动脚都会关涉到国际观瞻及各方势力,如此人物国民政府自然掷鼠忌器,不好贸然。《沈醉回忆录》就说,“顾忌他名声,一直没敢下手”。
其二,鲁迅生前,是骂天咒地,誓不合作,可并非蠢驴,不会白白自陷死地。他极为谨慎,“对朋友可以裸体,上战场必须穿甲胄”,所以他一般不会公然去辱骂袁世凯、蒋志清这样一些主脑人物。冯雪峰回忆说,1930年时,曾有人希望他公开骂下蒋氏,他当场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国外去当寓公了”。
图:第四排右一为鲁迅
他所取策略,是含沙射影声东击西式的春秋笔法,国民政府感觉未伤及中枢,会警告会敲打会恐吓,可也无妨放他一马了。
太多朋友还忽视了,鲁迅不止是“纯文人”而已,他还有彼时体制内,前资深“老革命家”的一面。他能保全自身,他这一身份,也是极为关键因素。
图:1911年的鲁迅,身穿自己设计的大衣
鲁迅至少在1906年6月,25岁那年,由仙台返回东京时起,就积极参与反清爱国运动,且是同盟会的一份子、光复会的资深成员。虽然,周作人说他未曾真入光复会,可是他的热心参预是有据可查的;其密友许寿裳,回忆录中更明确指他是会员,甚至该会曾有意栽培他为头领之一的。只是说,光复会是暗杀团体,“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是以即便其弟周作人,也不了解内幕。
这层隐秘身份,李敖特别提示过,“二周”研究专家倪墨炎,在《鲁迅的社会活动》这本2006年所出专著中,更有详细考证,确凿无疑。一般意见认为,是光复会在1907年要安排他回国刺杀清廷某位重臣,他觉得无甚意义,才逐渐淡出而已。可以说,摆起革命资历,他也是留日分子、革命党人、“二会”成员、“民国元勋”章太炎高足、民国政府日后一干要员的“好友”,资深程度只怕比蒋氏还要高出一筹。
图:民国时代的绍兴城
1903年前后,光复会密谋组建,活动中心在日本,大本营则在绍兴。其领导者蔡元培、陶成章,核心骨干徐锡麟、许寿裳等,不是鲁迅的同乡,就是其至交,不是其通家,就是其师长,鲁迅与当时的革命大业渊源极深。这些材料,如今都是有案可查的。
职是之故,论学历不过杂牌医专肄业的鲁迅,尚籍籍无名的周树人,1909年底一归国,可以就任绍兴中学堂监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一缔建,他能够立即“当官”,火速进京,受蔡元培直接任命,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此后,他历经14年的高级公务员生涯,如果不是和上司章士钊闹矛盾,差点升任司长,还受过袁世凯两次接见。
图:鲁迅知己蔡元培
鲁迅能有如此“官运”,当然绝非仅因与蔡元培有着绍兴乡谊、累世通家的“人脉”,凭借更多的,其实是他自身的“革命资历”。譬如他的二弟周作人,在日留学时就知读书,与革命党人关系较疏远,属于圈外人,就不可能有这官荣,只能到大学教书。
可以讲,鲁迅论起身份,本身就是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的“老同志”,他的指斥虽狠虽越界,可即便是国民党内部,不少人也觉得没啥大不了。不仅如此,很长一段时间,鲁迅在外面炮火四射,国民政府却依然给他发高薪呢。
我们都清楚, 清末革命党人及其国民政府,上层最核心力量,是由广东人和江浙人主导的。到了北伐后,随着孙文病逝、汪季新背离、廖仲恺被暗害,广东势力一落千丈,“江浙帮”基本把持了国民政府。
江浙革命党人,论人数、声势、财资、骨干、力量、背景,自辛亥革命起,都几乎盘踞中心。光复会成立比同盟会还早,冯自由《前革命史》就说,“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直白讲革命刚兴起时,内部都是浙皖两省人。这一趋势,到了蒋志清时代的国民政府,更是变本加厉,江浙人完全占据为内部最核心的上层圈。
而据今人谢一彪《陶成章传》考察,革命党高层委实安徽人都少,最具声势的是浙人,而浙人内又主要集中于绍兴人。彼时最著名的一线人物,诸如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陶成章、陈伯平等,均为绍兴人。光复会的会长、副会长及其重要骨干,几乎皆出自绍兴。
正因其主持者几乎都来自绍兴,是以光复会中,绍兴籍会员也是此响彼应,父子联袂、兄弟相邀入会者,不知凡几。仅《绍兴市志》所记,城内登录在案的光复会成员,就达265人。大概也因此,后来有人就说,光复会就是“绍兴会”。
依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知道,鲁迅自1930年代彻底“左翼化”转向之后,选择与国民政府对抗,是好多次都深陷险境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并非真的安然无忧。例如1930年,这位民国政府的“老前辈”,就因参与自由运动大同盟,被当局通缉,沈醉明言曾“动议要干掉他”。
而他能安然无恙,与他的“人脉”强大、及地方背景不无关系。他遭到一些当权者嫉恨的同时,国民政府内部另一派系,诸如宋庆龄等,尤其是“江浙帮”、“绍兴会”的许多要员,其实也在暗中保护他。这其中,就有蔡元培、邵力子、朱家骅、陈布雷等身居要冲的江浙故人,连“上海滩皇帝”杜月笙都出过大力。更别说,许广平娘家,那是何等势力,其堂哥许崇智,连蒋公见了都得口口声声叫声“二哥”,焉能不“关照关照”?
图:“妻舅”许崇智
邵力子说,“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当国民党准备登报,造谣污蔑鲁迅拿日人津贴,从人格上破坏他形象时 ,陈布雷立即制止。就连蒋氏,对鲁翁都似乎颇尊敬,据增田涉写于1947年的《鲁迅的印象》这本书,彼时“行政院长(即蒋)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蒋也是浙江人,他的一生,对江浙人、对黄埔系,都比较宽容。
图:沈醉等
后来,鲁迅逝世时,蒋还派人送去10万丧仪费。甚至,鲁迅病重时,蒋还曾指示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
鲁迅抨击国民政府,与之对抗,并非无理取闹,并非单枪匹马,更无意专程自寻死路。他是有极深厚的人脉基础作保障,有着绝佳的斗争策略,并有多方势力在暗中回护他的。
图:杨虎城一家
他从来都不是天真的书生,也不是莽撞的粗汉子,枪林弹雨,赤膊上阵,作无谓的牺牲。鲁迅嘲骂丑恶势力,的确是明火执杖,是敢冒被逮捕被杀头的风险的,可他在公然抗争的1930年代前后,也的确聪明地“乱邦不居”,所借住乃上海日本租界领域。这是国民政府没有管辖权的地方,想查禁乃至谋害他,委实并不容易,引发的将是国际争端。
所以,作家李敖,对于同属“文坛英雄”的鲁迅,一辈子都不服气。当年,他作《李敖有话说》的节目,公开“炮轰”,说鲁迅之所以敢骂当权者,是因为他很“怂”,只会躲在租界里搞事情,受着洋大人与日本鬼子的庇佑,“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日本人的掩护之下写的文章”云云。
图:上海鲁迅故居——“租界”各拆一半,是为“且介亭”
他还批判说,鲁迅的文章,“卖出去也许会被骚扰,可他的人身非常安全,不像我们,动不动就要被关起来,他不会。所以鲁迅的勇猛,在我看来,必须得说,是来自租界的保障”。鲁迅地位比他高,他很不满,“今天将鲁迅捧为英雄的人,指他怎么敌视,或者如何跟国民党政府对着干,把他说得那般高风亮节,我无法接受这种说法”。
李敖的话,虽然偏执,可细想也并非纯然信口雌黄。我们如今所了解到的,鲁迅在彼时,虽说孤军奋战,可暗地里至少受到三方势力庇护,可能连他自己蒙在鼓里:1,国民党上层中的开明派,诸如宋庆龄、蔡元培、陈布雷等要员;2,日本的某些同情人士与进步势力;3,来自延安的力挺者。三方虽并非一伙,甚至时常敌对,可都有自身考量,反倒歪打正着不谋而合。
图:在日本友人家中
不然,假若国民政府真动真格,真通缉你,真暗杀你,连廖仲恺、唐绍仪、杨永泰这等守备森严的权要,都难逃一死,一介文人的鲁迅,不要说啥租借,山陬海澨照样分分钟让你丧命。通缉令的发出,很大程度上,不过申饬他不要太过分,要留心言行分寸而已。
鲁迅骂人20多年,尤其爱怒斥当权者,何以能全身而退,原因自然不一而足,以上不过几点推测而已。
我下午蹲窗边闲谈这些,私心所期,是能多少还原一点历史的真实状况。另外需要补说的是,我个人极为喜欢鲁迅,最近所重读书,依旧还是他的杂文集。我谈这些,主观上没有丝毫用意,要去降低周公的“伟大性”。我重点想提及的,是我们应尊重历史,同时也有必要将迅翁复原为真实的“人”——惟有真实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尊重。
图: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其偶像鲁迅故居门前
鲁迅不是刀枪不入无所畏忌的神。他也有老婆孩子,也有顾虑之事。他的一生,都在顽强地斗争,与权贵斗、与权力斗、与虐政斗、与国民党斗、与国民政府斗、甚至还要与愚民斗,几乎与四面八方结恶。最终,不至于潦倒落魄,且能保全而退,依仗的不是侥幸,不是虎狼们突然良心发现,更不是险恶社会施予慈悲,而是靠策略。
鲁迅是勇者,也是智者,其勇足以达其道,其智又足以自保。当年,曹聚仁的《鲁迅评传》这样评价他,"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车里作战的,他先要保全起自己来.再用猛烈火力作战。它爬得极慢,但是压力很重——毕竟他从绍兴师爷的天地中出来的,每下一着棋,都是有其谋略的”。
为什么鲁迅如此凶猛,如此火力大开,狙击当权者,抨击国民政府,却安然无恙,我觉得理解通曹聚仁这段话,就可以领会全部了。
我读鲁迅先生的文章,结合我自己在知乎写东西被夹的感受:
拿历史骂今天的事件和现象,当然就没事。这中间需要脑补,知识严重不足的人看不懂,还脑补不出来,能脑补出来的人呢,很多举报你都不敢,因为他们自己脑补的过程说出来也犯法。
你骂中国的事肯定有问题,但骂洋人就没事。所以可以骂越南(字面意义的越南)、朝鲜、古巴、俄罗斯、伊朗、阿根廷、美国、英国等。空间转移。
《狂人日记》就是典型。骂得再狠,不会有人跟行为艺术作品较劲。故意引入魔幻、游戏、想象、传说等因素,就让人哭笑不得,要不然怎么说P社玩家都该杀呢,各个装着玩游戏为神罗说好话。
鲁迅靠的就是马甲多。哎我又跳出来啦,哎我又跳回去啦,打我呀打我呀笨蛋。
这个不用说了过去100年都是如此。鲁迅往租界一躲,谁敢造次?张作霖那种土匪出身敢抄苏俄人家的,还是极少数。
任何时候不在塔的射程范围内造次,帕提亚·蒙古轻骑战术:轻骑兵永远不肉搏。被队友骂刮痧也无妨。
人正火急火燎的一肚子气,你在那里说风凉话,这叫做不会做人,说好听点叫做头铁。鲁迅先生就不撞中日摩擦的热点。
我在知乎最近被夹的两个答案你们都想不到:一个是郑爽daiyun,一个是Sinya大哥被挂我去声援了嘲笑对方是李鬼。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鬼,但我体会撞热点就大大增加送死概率。
其次得考虑到对方的逆鳞在哪里。知乎就特别明显,特别怕跟某些传统正规媒体冲突,答案不能骂他们,除此之外人懒得管你。
你盯着一个人一个事件咬,人早晚过来收拾你。但你用散弹枪射击,伤到很多人,就会有人认为你是喷子。鲁迅动辄开地图炮、全屏攻击,攻击所有中国人,自然就“人人都被攻击,等于人人都没挨打”。所以你骂邯郸大学或是华为,答案可能被夹;但是你骂所有985、211,或是“国内互联网大厂”,肯定没事。
鲁迅不光骂人和写杂文,还写小说当教授,都非常降嘲讽和恶名;骂人也经常捡软柿子往死里敲(讽刺人家做女婿之类的),碰到硬茬子就去刮痧。有作家江南的例子,恶名太高就是躲在美国,台湾也敢派竹联帮去杀人,美国当时已经吓傻。
中国的言论自由一直还是很不错的。不能追求绝对的言论自由,因为实际上大部分国家能有相对的就行了。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 “谁叫你赤膊?”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空谈》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
“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
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鲁迅在《空谈》里推崇壕堑战。什么叫壕堑战?有沙袋,有炮台,有马刺,有机枪巢,有铁丝网,有支援壕,有储备壕,有交通壕,有防炮壕,有远程支援火炮,有各种永久半永久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甚至有食堂和卫生间。战壕不止一条,而且必须修筑成弯曲状,防止敌军的炮弹和手榴弹一次性杀伤过多士兵。如此就是一个既足以自保、又可以持续不断输出火力、即便有一点被突破也有足够的纵深和空间与敌周旋的坚固阵地。
鲁迅作为真正的猛士,不仅仅因为他敢于斗争,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斗争。革命资历颇老、堪称辛亥元勋的他比很多人更明白反动者的残忍与无耻,也更加讲究斗争策略。他从来不怕死,但他坚决反对无意义的、送人头式的死。正如鲁迅所言,我们的敌人既不是刚勇的斗士也不是堂堂正正的英雄,相反个个都是只要没被彻底打死就会找机会反扑的咬人之狗。偏偏这些自诩高等的家伙还喜欢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杀人。从城墙到钢马甲再到铁甲车、坦克,皆是如此。甚至保护高等人的法律(古有《大清律》,今有《训政时期约法》),埋葬高等人的棺材,以及高等人的脸皮,都是厚得不能再厚。这些家伙自然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持自己的优势,同时还费尽心机地蛊惑革命者毫无防备地走进他们的射程范围内。
但是革命者何必跟着敌人的指挥棒走?敌人指望我们赤条条地来到城楼下然后再放乱箭射死,我们何不全副武装地身穿板甲再挖个地道把敌人的老家给偷了?敌人指望我们毫无防备地来到坦克前然后再一炮轰杀,我们何不待在坑道里看着敌人的坦克一头栽进反坦克壕沟?
因为鲁迅先生休息的早。
备注:为了防止某些人疯狂恶意揣测,我必须备注一下。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休息晚点,那肯定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就像闻一多先生一样。
因为鲁迅虽然有医学知识,寿命却短。如果再活13年,相信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鲁迅一直打擦边球,虽说惹厌,但不至于被杀。纪念刘和珍君是直接对准段祺瑞的,骂完了立马转天津,然后一溜跑到厦门,到广州,不给人杀的机会。
在厦门不骂了,改写朝花夕拾,回忆性质的散文,到广州干脆封笔,那叫一个乖。这就是他自己说的“躲进小楼”。
进了租界,重操旧业,继续打他的擦边球。听说他的小朋友柔石等人被抓,带着老婆孩子半夜跑路。这段是“挈妇将雏鬓有丝,忍看朋辈成新鬼。”
参加自由大同盟,他自己说是跟着捧个人场,但是发起人后面第一个就是他的名字。为这个得了个“堕落文人”的号,浙江全境通缉。后来同为发起人的杨杏佛被杀,他去吊,许广平有怕他回不来,结果回来了。(注)
就像有个人答的,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抓住一个归来的问他怎么竟能归来,自然也有原因,他能记起有一回跑得慢就没了,有一回幸好躲得远。但最根本的是,只要没死绝,总要有人归来。
原回答不改,(注)了一下。
我这个回答草率,禁不得分析,我知道。我也知道这里的回答是不常被分析的,所以就从没有过担心。不巧的是,它被分析了,“逐句分析”。分析者虽然没圈我,但他在评论里有贴给别的人的链接,说是“实名反对‘是撒’的回答”,我早知道。
先前我没回复,怀揣的想法是观念不同。观念不同的人,交流起来都是费劲的,说服,共识更是奢谈,因此我也就放弃了尝试。然而,这个话题显然还有人在关注,我的回答还有人看,通过角上的红色提示,我能知道。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我的这个草率的回答大体上还是靠得住的,并不如分析者所说的”篡改“,”隐瞒“事实,”混淆视听“。
一切主观的臆断我都不反驳,只说一下他的评论下对我表示支持的同学也给我遮拦不住的”很多历史事实错误“。
如果真如分析者所说,我也能算是个天才了,每一句话都能有问题,很少有人做到的。
关于第一句,有评论替我辩解(在此谢过)说”至于你说的中间间隔四个月才到厦门,人家说的是立马转战天津,才一溜烟跑到厦门。题主你找时间上的纰漏也应该是从天津开始吧。中间隔了个天津,你这四个月没有说服力呀。“分析者回说”并没有什么“立马转天津”的情节“。
所以,分歧在”天津“。
刘和珍的事情发生在历史上称作318惨案的事件中,鲁迅对这一事件的议论,在《纪念刘和珍君》之前,已经发表好几篇了。凡看过这一名篇的人(没看过的应该极少吧)也都能知道,这不是即时文章,鲁迅的话是”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很显然的,当时的人们跟现在并不两样,多激愤的群情都抵不住”时间的流驶“,鲁迅写这文章算是打卡(我这句话怕也是能分析出恶意的)。现在的精明人是不把打卡派放在心上的,可当时的北京z府飘飘摇摇,脆弱敏感,没法沉稳的,于是据说把鲁迅收进了一个搜捕名单。搜捕名单竟提前泄露,鲁迅知情后,立马转天津,盘桓于各大外国医院多日。这算是我的”立马转天津“的详解。
经这位分析者一分析,我也开始质疑自己的记忆了。又查了一下,网上所能得到的信息全不具体,能肯定的是鲁迅确实在医院躲了一段时间。我印象中是天津的医院,天津有租界嘛,但一时查不到,只能待有识者了。许寿裳对这事有较详实的记述,有条件的同学可以查一下,愿意告诉我的告诉我,接受反驳,但分析者所说的”而是一直待在北京,有时候还公开活动。“立马转天津”就是说鲁迅先生“骂完就跑”,显然就是一种污蔑“,这种层次的反驳,不接受。
鲁迅在厦门”确实也是在写《朝花夕拾》“,分析者也是同意的,但他依然认为我意图”误导“不知情者。说鲁迅还有在写”骂人“的文章,而且举出一例,他数了,整整八句,后来是做了《而已集》的题词的。这个例子能驳倒我的说法?我表示怀疑。鲁迅有原话,大概意思是:在厦门四个月,写的少,能收入集子的就六篇。这六篇的题目我倒是查到了七个,五篇通信,两篇是写给同一人的,鲁迅算作一篇,另外两篇是《<阿q正传>的成因》和《关于<三藏取经记>等》。由此看,谁在”误导“?
我说鲁迅在广州封笔竟也被驳斥了,眼见了我还不能理解,因为鲁迅本人就有说过他的封笔。分析者说我”混淆视听“的论据是一篇演讲,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思路。虽然有演讲,但鲁迅在广州经过了一段封笔期是事实。事实,就是事实。
至于鲁迅的跑路,我被驳斥的是把”下午“说成”半夜“。这确实是我错了,我想当然了,跑路是半夜合适,鲁迅也说”长夜过春时“,我就以为是半夜了,实际是下午。我对待这种程度的错误的方式一向是轻描淡写,不当回事的,所以我把这事略了,由此就达到了虽然错了,但是没有错的状态。
我所愿意承认的分析者指出的唯一错误就是把”自由大同盟“和”民权保障同盟“搞混了。这个是因为……………………好吧,我争辩不了,确实是搞错了。
所以支持我的那位同学,没有”很多历史事实错误“哦,有,但并不很多 @津津有味
首先是幸存者偏差,被杀的人就不能工作到休息了嘛。
鲁郭茅巴老曹都是“休息了”。没有“被”英年早逝,是他们创作出成就并被认可的因素之一。
其次鲁迅笔名多、消息广、跑得快、朋友多、脑袋灵活。对手也比较菜鸡。
我们今天看到整理过的全集一大堆,当年很多文章可未必就知道是他写的。
有人说鲁迅不光明正大对线,鲁迅回答前人的血还没干,你当我傻?
他们也不是不想动鲁迅,结果鲁迅提前得到消息跑了。“城头变换大王旗”就是跑路路上所写。
当时的反动派,用王蒙的话说其实是“弱势政府”。所有墙全在透风。靠的就是残酷来替代效率。但是空子还是很多。
另外就是当时的中国事实上不统一,是半殖民地。
可以跑到另一个大王的地盘、租界以及外国朋友家里。
鲁迅最聪明的一点在于,他的文章大部分都针对社会,小部分针对政府,极少针对事件或个人;
不要把政府或者国家人格化,政府不会爱或恨某一个人,更不会组织对某一个的暗杀;想要干掉鲁迅的必然是政府里的某一个要员,而鲁迅很少对个人进行抨击;
至于社会很烂,这是人尽皆知的;政府很烂,这点北洋或者国民政府也都承认;他们自己骂自己的时候甚至更凶更直接,这是国民党四老之一时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在浙江土改失败后的发言,所谓的激进党就是共产党,他在这里直接预言的了国民党的灭亡: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
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
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这是国民党时任内政部长张厉生在重庆谈判后的发言,这骂的也相当直接了: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北洋和国民党里的人,只要不傻都知道自己控制的社会和政府是怎么回事;鲁迅骂社会和政府烂,这根本触动不了他们,他们只会认为这些都是同僚们的错误。像《记念刘和珍君》里那样,直接针对318惨案和段祺瑞执政府的文章,鲁迅写完之后直接跑路了。
鲁迅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有不经常针对个人开炮,所以他和许多国民党高层的关系其实不错;浙江党部虽然通缉了鲁迅,但是没啥动力去执行。鲁迅去世后,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还送了挽联,其夫人宋霭龄参加了送葬;这是国民党宣传部门在鲁迅死后的指示,基本上还是正面的:
查左翼作家鲁迅逝世后,各地报纸刊物多为文纪念,阅其内容,复逾常规,殊有纠正之必要,兹指导两点于下:
一、鲁氏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可予以赞扬。
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写作亦少贡献,对于这点,应表示惋惜之意。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字,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
至于蒋介石本人,那就更不厌恶鲁迅了;当时点名道姓骂蒋介石的文人都抓不过来,鲁迅只是影射一下,已经很给面子了。再加上鲁迅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元老,就更没动力去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