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爱国文人被明杀暗杀，而鲁迅先生却能一直工作到「他休息了」？ 第1页

鲁迅一直主张迂回作战，打“壕堑战”，而不是盲目冲锋，因此，他很懂得保护自己，掌握好批判的尺度，只骂整体，几乎没有指名道姓地骂过某个掌握实权的个人，他也从不忽悠别人去做炮灰，不管是面对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他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请愿游行，认为这是逞匹夫之勇，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而应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长期斗争，以进行思想启蒙，使民众觉醒为主要工作内容。革命仅靠学生和知识分子难成大事，要让工农大众都起来反抗斗争。

鲁迅留日期间，加入了反清组织光复会，光复会的很多成员都受组织委派回国串联会党、策动起义，有的去刺杀王公贵族和朝廷大员，但鲁迅一直对这些做法的有效性颇为怀疑，他曾说过：“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许广平写过，鲁迅看到某君和别人谈笑自若，而他的部下正在国内做着丢炸弹、搞暗杀的事情，鲁迅想到那实际工作者惨死的情景，便焦躁不安起来。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里说，光复会曾派鲁迅回国执行暗杀任务，鲁迅本来答应了，但临行时又后悔了，想到自己的结局多半是被捕或被杀，母亲怎么办呢，便向上级提出了这个担心，得到的答复是“心有旁骛是做不好事情的，既然如此就别去了”。他认为自己更适合做一个思想启蒙者，但他对于那些敢于挺身而出、流血牺牲的，一直是颇为敬仰，比如徐锡麟、秋瑾等，他们牺牲的消息传到东京，人心愤怒，同乡会开会，吊烈士，骂满洲，革命党人就是否要打电报到北京斥责清廷展开过论战，鲁迅情绪激动，坚决站在主张打电报的一方。

后来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时局的演变，更是强化了鲁迅的这种观点，靠暗杀除掉几个台前的人对国家实际的转变无济于事，革命者们抛头颅洒热血，新的国家相比前清却只是新瓶装旧酒，头上的辫子没有了，但心里的辫子还在，这段时期的他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思想一度消沉，醉心于金石书画、经史子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就是鲁迅多年之后对那个时期的自己的总结，他形容当时自己是在“铁屋子里”，他体悟到，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使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国。经过多年的积淀后，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以笔为枪，发表了一篇篇惊世骇俗的文字，迸发了巨大的战斗能量。

五四运动开始后，鲁迅非常关心青年们的一举一动和事态的发展，但身为公务员的他并没有公开发表过支持学生的宣言，也没有像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几员干将一样上街游行示威，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颇为复杂，认为由于学生这一群体的局限性，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不应当否定，也不应过誉。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五四运动的意义显然被他低估了。当然，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声援，全国各地各阶层普遍响应起了巨大的作用。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鲁迅致宋崇义信，1920年5月4日

在给宋崇义的信里，他还认为青年人要先有学问，否则爱国就是空谈：“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

对于当时的抵制日货运动，鲁迅也不赞成，因为“获利的却是美法商人。我们不过将送给英日的钱，改送美法，归根结蒂，二五等于一十”。”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周树人先生也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而不是逞匹夫之勇，他写文章时喜欢使用笔名，前后使用过一百多个，1932～1936年就用了八十多个。“鲁迅”是最常用且著名的一个，这一方面是怼人所需，另一方面也是怕引起国民党的杀心，今天我们看到鲁迅全集里有如此多火药味浓烈的文章，在当年并不全都挂在“鲁迅”名下，比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一文用的笔名是“L·S”，发表《知了世界》的笔名是“邓当世”，发表《趋时和复古》的笔名是“康伯度”，国民党也想不到这都是周树人写的。一有风吹草动，鲁迅便立刻转移，1930～1934年，由于政治或战乱，他曾4次举家搬走，柔石、白莽等人出事后，他“挈妇将雏鬓有丝”，连夜带着妻儿避难。

在北洋时期，鲁迅就在《记念刘和珍君》里说过“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后来，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一二九运动时，鲁迅先生“题未定草”这篇文章结束时引了“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文章接着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欺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又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鲁迅先生在这里深信群众革命运动必然爆发。他的“不要再请愿”的思想在后来这个革命运动深入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学生们不再向国民政府游行请愿了，而是南下工厂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有的还加入了红军。

他在《空谈》中指出请愿和游行往往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华盖集续编·空谈》）

他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两地书）

1930年，李立三从苏区来到上海拜见鲁迅先生。李立三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劝说鲁迅参加公开的游行示威，并伺机冲击政府和警察局。谁知，鲁迅不容置疑地拒绝了李立三的要求，说：“我是主张壕堑战的，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用胸膛对着枪眼和炮口的绝非真正的勇士。”随后，李立三又提出要鲁迅用真名写一篇“反蒋宣言”，同样被拒绝，周建人记述过此事：

他（鲁迅）说：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是个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阵地。

因为这些做法，他同时遭到了左面同志的不满和右面对手的嘲讽，陈西滢、苏雪林、梁实秋等人嘲笑他收取苏俄卢布，又想造反又怕死，躲在租界阴阳怪气，有时还故意用激将法怂恿他少些空谈，去实践自己的主张，左边的同志成仿吾、高长虹、阿英也认为他保守懦弱，也写过大量攻击他的文章，希望鲁迅更加激进勇猛，这使得鲁迅颇受打击，李立三不得不出来调停，要求太阳社和创造社顾全大局，和鲁迅休战。

对于这些刺激怂恿，鲁迅一概不接招，他说过，“绝不上别人讥刺我，就去自杀和拼命的当”，他始终保持着思想的独立性，不逾越当局的底线。

从一些国民党的内部文件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内部是有人主张对鲁迅实施清除行动的，但只进行过探讨，从未实施过，要是当局真想置他于死地，恐怕也不成问题，但一来鲁迅住在租界里，要考虑国际舆论，二来鲁迅此时的名望如日中天，成为了无数青年学生的偶像，暗杀将造成巨大的愤怒和民怨，鲁迅的葬礼被左翼人士通力合作办成了大型政治运动，可见其影响与能量。所以，计划并未实施。但鲁迅如果受别人挑拨做出实名公开反蒋之类的举动，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

在鲁迅的葬礼上，孔祥熙和国民政府官员王晓籁出人意料地赠送了挽联，宋霭龄也在送葬队伍之中。

此外，针对鲁迅的去世，国民政府在宣传上有过指示（也算是一种评价），既非全盘肯定，也非全盘否定：

“查左翼作家鲁迅逝世后，各地报纸刊物多为文纪念，阅其内容，复逾常规，殊有纠正之必要，兹指导两点于下：一、鲁氏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写作亦少贡献，对于这点，应表示惋惜之意。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字，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

观其一生，鲁迅一直不希望自己在政治上牵涉太多，而是更愿意做一个思想与文化上的启蒙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用文字哺养青年，用呐喊唤醒民众，为后来的人铺平道路，这就是他毕生的追求。

提这个问题的朋友忽略了一个根本点，即蒋记国民党政府杀爱国文人是为了达到政治镇摄作用，这是他们借暗杀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因此，他们在选择扑杀对象时，要充分权衡，以最低的政治损耗，获取最大的政治威摄作用，是他们考虑的首要一点。

蒋记国民党的每次暗杀，都是一场精心的政治算计。

秘密扑杀左翼文学青年，在占居着统治地位的蒋记国民党看来，其负面影响是一时的，因为城市左翼力量在政治上太弱，无力与其抗衡，杀一批左翼青年显然不会动摇其统治权力。但却会产生政治威摄作用，使一些向往左翼的青年人因这血腥暗杀而怯步，远离左翼，从而达到削弱左翼舆论力量的目的。

暗杀杨杏佛是为了镇慑国民党左翼和社会正义爱国人士。杨既非国民党左翼也非右翼，只是一位有正义心怀的国民党人，他参加以宋庆玲为首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并担任秘书长一职，完全是出于对蒋记国民党虐待杀害政治犯的不满。宋与杨都是国民党人，宋的政治地位和威望决定了她的绝对安全性，没有任何国民党人敢动宋，蒋当然不会蠢到杀“国母”。而她的秘书杨杏佛则不然，比起宋来杨的影响小多了，选择暗杀杨既不会引发大的政治风波，同时也是对宋和“人权保障同盟”其他成员的一政治威胁。从实际效果来看，蒋的这一招确实达到了目的。

后来的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暗杀也同样出于这样的政治算计。李和闻都是大学教授，纯粹的学者文人，社会名望高，影响大，他们站出来反对蒋记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在学界可能产生连锁反映，引发政治风潮。但这两位学者与政界要人无更多勾连，其影响也只在教育界和学界，有再大的风波也抵不住蒋的血腥镇压。蒋就是要用杀两个文人来镇慑更多的反对他的文人学者。当然，这两位名教授的牺牲也唤醒了更多的国人，失了人心的蒋记国民党政权虽然维持了一时的统治，但终于还是败于武装起来的人民力量。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蒋记国民党政府杀了这么多文人为什么不敢杀害鲁迅？一些朋友谈到许多原因，其中有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说鲁迅的社会关系网让蒋有所顾忌，不敢轻率下手，但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是中国文学界唯一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暗杀鲁迅所产生的政治负效应可能会越出国界，这是蒋记国民党政府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二是鲁迅自新文学运动兴起以来，他以杂文为武器反对军阀政权和背叛革命的蒋记国民党政府，但他从来不将笔锋剌向首脑人物。鲁迅之所以这样做，我认为并不是他惧怕什么，而是出于他的政治信念。他一直支持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并没有让中国获得新生，当初的革命者背叛革命，反对革命的旧势力宣称“咸于维新”，新旧势力同流合污，仍盘踞在统治地位。“革命”早已变质，在这样的形势下是不可能出现“好政府”的，也不是反对某一个政府头头所能改变的，能使中国重获新生只能是“别样的”力量，不是换个执政头头就能改变。鲁迅不点名批蒋，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信任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后，鲁迅毅然站在共产党人一边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看透了国民党，并相信被蒋记国民党视为死敌的共产党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力量。总之，鲁迅期望的是改变中国而不是赶一个腐败政府的头头下台。

这个问题很恶毒。

事实上在1933年6月就有美国人在上海主办的报纸《中国论坛》上以《钩命单》为标题披露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发出的预谋暗杀革命、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部反蒋分子的黑名单，其中列有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茅盾等五十六人。

你不能因为里面有的人没死，就质疑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