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思想性和他的个人修为来推崇鲁迅,那还是低估了鲁迅。
鲁迅是教我们写文章说话的人啊!
《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
也就是从《狂人日记》开始,中文写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其中标点运用,遣词造句的方法,都是从最基本的开始教国人如何说话写作。
这是对十几亿人语言进化的贡献,哪里只是他个人才华的事情。
而且,鲁迅真正的伟大之处还在,他的一生都在探索中文写作的所有可能性。
有人说鲁迅没有写长篇小说,其实那是长篇小说其实之前的四大名著都是白话,其实基本上也探索得七七八八了。
你仔细看鲁迅你会发现,当时全世界的文学文学流派基本上全部背鲁迅试了个遍,适合中文写作的都留下来了。
你再看看全世界其他语言,现在都必须靠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正确才能为人所知。他们得早多少个合体才赶得上一个鲁迅?
这种人何止是要推崇,简直就是孔夫子再世啊!
人不舒服的时候,扎针管用,就推崇扎针;人舒舒服服的时候,白左更high,就推崇白左。
人类社会是以神经生理为基础的群体盲动,有良心的,讲道理,没良心的,上邪教!
中国现代并没有对鲁迅十分推崇。名义上的推崇,只是一种无害化后的惯性。
事实上,即使是鲁迅的崇拜者,也只是崇拜早期作为民族主义文学家的鲁迅,认为其最大贡献是针砭时政亦或揭露国民性。然而鲁迅并不是仅仅依靠这些在建国后获得如此崇高地位的(当然,绝不是说先生的此类文字不够好。)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对鲁迅后期思想性的转变基本是绝口不提,课本上无非学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之类的“无害”文章,这很难被称作推崇。
举个例子: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受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 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份。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 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像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即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 “武器”,——不,“文章” 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 “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 “以意为之” 的错误的。
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话,若不加上鲁迅先生的名讳,莫说在过去几十年的文艺界,就是在知乎,也要被很多人痛骂许多遍,最后给作者加个余孽的名头出来了。但毕竟挂了先生的名字,便只能束之高阁了,让大家学些偷豆子吃的乐趣,这样的推崇,到底意义何在,就不得而知了。
王富仁 | 在我的感觉里,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
在我的感觉里,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感到中国还有一个醒着的人,我心里多少感到踏实些,即使对现实的世界仍然是迷蒙的,但到底少了一些恐怖感。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自序
鲁迅的生前和死后,都有各种不同的人给他做出过各种不同的评价。有赞之上天的,也有贬之入地的;有奉为圣贤导师的,也有斥为魑魅魍魉的。
我认为,所有这些评价,大概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人与人原本就是不同的,不同的人眼里的鲁迅当然也就各不相同。我有我眼里的鲁迅,你有你眼里的鲁迅,非说我眼里的鲁迅才是真的鲁迅,而你眼里的鲁迅就不是一个真的鲁迅,或者反过来,非说你眼里的鲁迅才是一个真的鲁迅,而我眼里的鲁迅就不是一个真的鲁迅,恐怕人类还没有发明出能够最终证明这一点的理论来。
所以,我在这本小书里说的还是我眼里的鲁迅,别人眼里的鲁迅是什么样子的,与我的相同还是不相同,我是没有权力干涉的。对鲁迅,我过去也用过别人的现成的评价,但现在想起来,都并不完全符合我心目中的鲁迅的样子。鲁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当我要给这本小书起书名的时候,我才突然感到,似乎说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更能符合我心目中鲁迅的样子。
我这一生,与其说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过来的,不如说是从中国文化中走过来的。我不善于交际,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总是感到有些不自在,并且一个乡巴佬进了城,现实生活是城市的,生活习惯是农村的,自己也感到自己傻乎乎的,活泼不起来,潇洒不起来,所以从很小的时候就躲到了书里来。父母因此认为我学习很用功,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因此认为我很傲慢,思想不进步,有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其实都不是,只是有些孤独,想逃避到书本中来寻求一时的心灵平静罢了。但是,到真的把文化的世界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世界,心里就亮堂了吗?也不是!那时读的外国的书比较多,也喜欢读。但那到底是外国的玩意儿,与中国文化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越是读外国的书,对中国的文化就越是糊涂。中国的书我也读过一些,有的也喜欢,但总觉着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绵软软的,虚烘烘的。中国古代文人写过很多好作品,但他们写的到底与我的实际生活和实际感受有了很大的距离;中国现代文人也有很多好的作品,但他们大都是善变的,读得越多,心里越没有底,有点抓摸不着东西的感觉。
当然,鲁迅也没有使我聪明起来。中国当代文化的风云变幻仍然使我像在茫茫暗夜中走路,不知自己的脚将踩在什么上。但鲁迅的书却给了我一点踏实的感觉。记得小时和母亲住在农村一座黑糊糊的土屋中,睡梦中醒来,见母亲还坐在我的身边,心里就感到很踏实,很安全,若是发现身边没有一个醒着的人,心里马上就恐怖起来。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反正在我的感觉里,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感到中国还有一个醒着的人,我心里多少感到踏实些,即使对现实的世界仍然是迷蒙的,但到底少了一些恐怖感。中国现当代文人说的多是梦话。梦话也有文学价值,但对我这样一个胆小的人,说梦话的人甚至比不说梦话的人更加可怕。
鲁迅之所以在我的心灵中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大概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由这种感觉,我认为称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更为合适。有了这么一种想法,才发现鲁迅自己好像也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守夜人的。他曾经说他是徘徊于明暗之间的,这就是说他认为他处的是个文化的暗夜了,在夜间而能够知道自己是在夜间,说明他还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昏睡过去,他自己还是醒着的。醒着做什么呢?开始的时候,他是想“呐喊”几声把人都喊醒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声音不但并不委婉,而且有如怪枭,难听得近于刺耳,醒了的人非但不以自己的昏睡为可怖,反而厌恶了鲁迅的声音,愤恨于他之扰乱了他们的清梦。
鲁迅于是就“彷徨”起来了。在夜里“彷徨”,别的作用是起不了的,不论鲁迅自觉还是不自觉,他都起了为中国文化守夜的作用。在夜里,人们是看不清自己面前的路的,有人把鲁迅说成是圣贤,是导师,我有点不信,在留日时期他没有说他以后得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五四时期也没有预见到他后来会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这说明他是摸索着往前走的,是在夜里走路的,他不像在白天走路那样一眼就能看到他走的路的尽头。他连自己的前途都看不清楚,怎么能够当别人的导师呢?怎么能称为“圣人”呢?但是,他还是醒着的,不醒着,是无法走路的,是连“彷徨”也“彷徨”不起来的。他醒着,且“彷徨”着。他是一个夜行者。按理说,夜行者不会是一个好的行者。夜行者走不了多少路,并且曲曲折折,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后来人把他当一个体育运动员来看待,好像他就是那个时代的竞走冠军,致使有些人愤愤不平起来,丈量来丈量去,发现他没有走出多远的路。实际上,他确实也没有走了多远的路。
在那个时候,有的人走到外国去了,有的人走到中国的远古去了,有的人走到了资本主义,有的人走到了共产主义,而他转来转去,还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还是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他关心的是中国那个时候的事,“研究”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说的是中国那个时代的话,老是在原地打转子,怎么称得上是一个竞走冠军呢?但是,守夜人有守夜人的价值,守夜人的价值是不能用走路的多少来衡量的。在夜里,大家都睡着,他醒着,总算中国文化还没有都睡去。中国还有文化,文化还在中国。
我认为,仅此一点,我们就得承认他的价值。当然,在夜里,醒着的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人。但在夜里,别人都睡了,正是偷东西的好时机。小偷就多了起来。小偷才是夜里最清醒的人,他们比守夜人还要清醒得多,不但睁大着眼睛,而且调动着自己的精明。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在白天,别人都醒着,要把别人的钱物弄到手,就得强取豪夺,就得当强盗。小偷是没有当强盗的勇气的,他得等到夜里,趁别人昏睡的时候,悄悄地跑到人家家里,把人家的钱或财物取了来。既不用花费与这些钱物相当的劳力,也不必像强盗那样冒太大的危险,就把钱物据为己有了。乱世出英雄,暗夜出盗贼。对于现代社会,中国大多数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明白了一点世界大势。只要他们不管别人的死活,不管整个中国的前途,耍点小聪明,施点小诡计,就能捞摸到不少的好东西。
鲁迅原本也是有条件趁机捞一把的,但他非但没有捞,反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些小聪明、小把戏,戳破了不少,记录了不少。我常想,要不是有鲁迅的存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不知道要把中国的历史描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还不知道怎样把黑的说成白的,把臭的说成香的。有了鲁迅的存在,他们再想任意地涂抹历史就有些困难了。这实际就是一个守夜人所能起到的作用。到中国人都从睡梦中醒过来,知道了中国现代社会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人们至少还可以从这个守夜人的作品里,知道那时候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把牛皮吹得大一点,我可以说我是研究鲁迅的。鲁迅原本就是一个特殊的人,是和别的中国人都不一样的。所以一个研究鲁迅的,不论写什么题目,都实际是在阐述一种观念,一种与鲁迅的思想有某种联系的观念。
本书里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从题目上看,似乎不属于鲁迅研究。但我自己认为,它们实际是比《鲁迅与中国文化》和《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更贴近鲁迅的。如果说后两篇文章还是用别人的思想、别人的方法看鲁迅的,前两篇文章则是以鲁迅的思想看别人、看历史的。所以,我把这两篇文章附录于本书,并不全是为了凑篇幅。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我从爱好文学的那一天起就熟悉、喜爱乃至景仰的出版社。五十年代该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和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使我最早接触了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现在我这本小书能够在该社出版,我是感到十分荣幸的。王培元是我的师弟,他为该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我就不必表示感谢了。王富仁2001年7月3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选自《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
在作者的感觉里,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感到中国还有一个醒着的人,我的心里多少感到踏实些。”所以他称鲁迅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守夜人有守夜人的价值。在夜里,大家都睡着,他醒着,总算中国文化还没有都睡去。中国还有文化,文化还在中国。作者通过对鲁迅与中国文化、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富有说服力地阐发了鲁迅作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的独特价值。
其他回答从鲁迅先生文章的深刻,刻画人物的准确方面说了很多了,我从另一个角度说说。
我读书的时候看了很多周国平的书,他提到过这么一件事情
他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他作为知青去了广西插队
但是当时的文化形势是非常复杂的,所有的旧书都被打成“四旧”,如果偷摸的看,被抓住也是被批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基本都被“毛泽东思想”占据,这时候他偶然间在一个小学校里看到了《鲁迅全集》,他高兴坏了,就想方设法借来陆陆续续都读完了,还做了笔记,写了很多感想,据他说,鲁迅的文采和犀利的语言,强大的批判和思维能力,是当时一些官样文章所没有办法比的,这些书帮他度过了精神生活最为困苦的时候。但后来他回忆,如果有的选,他可能当时并不一定会读这么多遍的鲁迅,鲁迅的书当时他跟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一起也研究过的,还准备出个《鲁迅语录》,但是当时的选择是很多的,这个就放下了,直到去了广西,才迫不得已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样的经历,王小波、马未都都有过,当时精神生活极为空虚,凡是能够刺激思考的都是读了又读,而鲁迅作为官方推崇的作家,他的著作是不会被禁的,而他的逻辑水平,他的理论能力,他的知识量又是别的作家所不及的,所以鲁迅在那段社会动荡时期,作品是被阅读最多的作家之一,当年那些读了鲁迅的人,现在都成为了社会的支柱,他们动辄引用鲁迅的话,动辄拿鲁迅举例子,动不动就把孔乙己、祥林嫂作为梗拿出来调笑,,他们也爱研究鲁迅,亲近鲁迅,也促进了更多人读鲁迅。
并不是鲁迅怎么怎么好才读的人多,这并不是说鲁迅不好,只是说,读鲁迅的人多,也跟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给其他的答案做一点补充
鲁迅先生被何人推崇过?
什么鲁迅所骂之人宛似栩栩如生。
什么今日之怪现状。
鲁迅就像是现代钟馗,被无数人拿来当作打击反对者的武器。
每每遇到问题,词穷之际,随意摘取鲁迅先生的一段语录,加黑加粗,裱糊起来,便有呼应者。
不管有关无关,裁剪鲁迅先生的一幅画像,黑板上一贴,反对者就萎了。
孔乙己、闰土、阿Q简直是资源宝库,改上几个字,获赞数冲破天际。
就是在这个问题下,堆砌一些辞藻,夸上几句,底下评论感叹声连连。
各位,鲁迅先生是庙里的神像,让大家来拜拜吗?
鲁迅先生一生最恨阿谀奉承,他的一大部分文章都是与人辩论,今日这一片颂赞之声,可是他的初衷?
投枪与匕首,是拿来削苹果的吗?
夸赞鲁迅先生,不如说是消费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有多少花多少,这辈儿花完了就不管下辈了。
嬉笑怒骂,可不是攀附前辈。
是推崇鲁迅先生,还是想请神上身?
我看很多人是把鲁迅先生故意竖立成他生平最厌恶的人,建一座歪七倒八的佛龛。
还要蒙一条红布,插上几柱头香。
以此昭告世人,看,这就是吾们的神。
鲁迅先生教导大家的是这些吗?
不,鲁迅先生一生的奋斗恰恰是要砸毁这一切。
谁要当神,谁便是鲁迅先生的敌人。
奉鲁迅先生为神,便是居心不良,便是居心叵测。
鲁迅先生不要任何人侍奉,他只要你成为一名战士,拿起匕首和投枪,猛力地刺向黑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鲁迅要是活到新中国,要是要被砍头的”。还有人说这话是教员说的!
这句话是我在课堂上听语文老师讲的,也是他告诉我这是教员说的。年幼的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感觉,鲁迅牛,敢和权威对着干的都是狠人。
现在回想这句话,只觉得细思极恐,这句话通过把鲁迅和新中国对立起来,既抹黑了鲁迅,也抹黑了教员。
那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句话呢?
还真有。
是不是某些人传的教员说的呢?
我特地去挖掘了一下这句话,
果然,这是亲爱的胡适说的。胡适嘛,懂得都懂。
50年代,台湾当局“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适还对美国学者说过一句话
“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也不知道是谁给胡适博士的脸,把鲁迅先生当做自己人。
鲁迅是怎么评价胡适的呢?
先生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直言不讳: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胡适怕也只有在先生故去后才敢大言不惭的把先生当成“自己人”了。
胡适说出“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这句话的根据在哪儿呢?
1935年,萧军想去延安加入gcd的左联,鲁迅写信对胡风说:“现在不必进去...一到里面去,即将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如此看来,鲁迅似乎是不大赞同gcd的组织的,进而鲁迅似乎是不大认同马克思主义的。
实际上恰恰相反,左联是鲁迅牵头成立的,而且这句话正证明了鲁迅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首先,评价一个人,不能看他说了什么,得看他做了什么。
通常我们认为鲁迅先生是一位作家,主要从事文字宣传工作,实际上,先生真的是一个战士。
身处国统区的鲁迅,面对国民党的威胁和封杀,直接参与领导了左联的反国民党文化“围剿”斗争;
主动承担了替监狱中的著名共产党人方志敏转送文稿给党中央的工作,其中就包括《可爱的中国》的文稿;
帮成仿吾接上党组织关系等本属于党内人员的危险工作。
其次,鲁迅反对萧军加入左联,确实是在指出当时我党里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鲁迅不止一次批评了苏区和苏联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当时斯大林搞出的文化大清洗运动和我党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
和胡适不一样,鲁迅先生从来不会“理智”地选边站,鲁迅先生不是为苏联站台、不是为gcd站台,更不会为国民党和日本人站台,先生一生只为真理站台、只为人民站台。
为什么先生的思想一生转向三次?
因为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先生不断寻找、发现着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能治中国的病的药就是好药。
先生不是站在任何预设的立场,也不是站在个人安危得失的角度去批判,而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真理的立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认识到革命道路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教员作为政治领袖通过政治斗争拨乱反正,先生作为文艺领袖则通过文字为革命敲响警钟。
始终站在最广大的被压迫的人民一边的鲁迅,一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其晚年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其人民底色的必然。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面对自己人胡适是怎么评价的呢?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13日)
而面对鲁迅,即使是蒋介石,也是一边通缉、封杀鲁迅,一边拼命拉拢。乃至先生逝世后,蒋介石还特地差人为许广平送来慰问金。
面对最忠诚的舔狗,即使是主人也会感到厌弃;而面对最忠诚的战士,即使是敌人也会感到敬畏。
对于先生,瞿秋白的评价最为贴切:
鲁迅“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
先生不是懵懂无知的跟风者,不是争名逐利的投机者,是经历了“战斗”、“经验”、“观察”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解决了他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根本问题,才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在小说《药》的结尾,革命者夏瑜的坟上出现了“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尖的坟顶”,表现出鲁迅相信后继者正在不懈奋斗;但对于革命斗争的最终奋斗目标并不清晰。
此时鲁迅的思想,同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中热烈拥护十月革命,宣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是有明显差别的。
但随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了解,鲁迅态度逐渐明朗。
1927年,鲁迅在广州发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称赞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
“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
毫不“因胜利而使脑筋混乱”,看清“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1932年,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明确指出,
苏联“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的命运的人”。
除此之外,鲁迅早早地就认识到了,中国人要走自己的道路,对于外国的文化我们要坚持“拿来主义”,保持高度的自信和独立自主对待外国文化,不能照搬照抄。
斯诺曾经问鲁迅“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
鲁迅坚定回答:“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来说,只能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能在中国最贫困交加、民族自豪最摇摇欲坠的时候,鲁迅先生能够有如此的认识,是何等的清醒明智!
2022年了,怎么还有人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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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川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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