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小说还是现实上侠文化的巅峰是唐朝吗？ 第1页

下面这篇文章用来纪念金庸先生“头七”，也纪念我们读金庸的日子。

家属院外，大侠变身——金庸笔下的20世纪江湖

1 史上何时有江湖？

金庸小说最喜欢写历史，尤其喜欢让真实历史人物进入故事情节。即便是《笑傲江湖》、《侠客行》这种和时代关系不大的小说，也能明显看出背景是古代中国社会。所以，很多读者会好奇一个问题——历史上什么时代有过类似的侠义江湖？或者说，金庸小说以哪个历史阶段为背景？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给出了一个很没有“古风”的回答——金庸小说写的并非历史，而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其中“门派”概念来自中学生活，“江湖”则对应毕业后的职场压力。

金庸的主角可能从任何地方出现，令狐冲来自华山绝顶，张无忌生长在北极火山岛，段誉拥有皇家宫殿，郭靖只知道蒙古草原。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正式进入江湖之前，一定拥有一个宁静、简单、却又能学一身本领的环境。一般来说，这个环境的物质生活不一定太好，但绝对安全、温情。主角在这个环境里不光要学文学武，还会确立贯穿一生的基本善恶观。这个环境里不一定有他的初恋，但至少可以确定他对爱情的看法。比如说韦小宝的妓院和虚竹的少林寺。这个生活环境还往往是个门派，有明确的师徒传承，有同学（师兄师弟小师妹）和教材（紫霞秘笈？）。

等到主角或同学学到一定程度，现在的师傅无法让他们再提高，一般就有新情节出来，让他们改投更高的门派。凡是在义务教育体制下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这描写的是什么。

金庸的主角们有出师的那一天，带着一身看似不错的功夫和单纯的心走向社会，或者说江湖，去迎接自己的第一场招聘会，当然那个时候叫武林大会或者门派比武之类的名字。这样的主角会遇到什么呢？其实读者大多有类似经历，也读过金庸全集，都知道下一步就是江湖险恶，主角四处碰壁，才知道理想中那个侠义江湖和现实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过了一关又一关，更艰难的风浪在前面等着主角呢，主角只能摸索前行，每晚休息的时候往往怀念当年安静学艺的日子。这是毕业生吃过散伙饭之后的必经之路，每年7月都要在所有的城市上演。

七年后，回头再看自己当年的回答，觉得还是有些不足——金庸小说的核心情怀是浪漫主义，校园生活对应门派，在气氛上还算过得去；职场生活对应江湖，是不是只强调了现实残酷一面，缺乏了一点浪漫色彩？此外，金庸终究写的是“武”侠，而校园和职场都不靠打斗确立秩序，似乎也有点偏差？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曾有进一步分析。一方面职场也不完全是残酷斗争，至少还有点浪漫情怀支撑现代白领电视剧；另一方面，金庸小说里面的“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而不是肌肉对抗：

金庸武侠并不是彻底的玄幻场景，在武侠世界下面还有一个靠俗人肌肉劳作维持的真实世界。这种两个世界并存的格局，我这一代读者也很熟悉——就是现代教育和现代社会逐渐压倒传统农业社会的工业化阶段。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大多数没受过教育的人口只能靠体力劳动谋生，另一方面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少年男女入校学习，希望毕业后获得技术-管理岗位，或是留在教育体系内当老师，搞科研。

回到前面的话题，既然学生们读书是为了避免体力劳动，那小说中的武功对应的就是数理化语文政治外语，或是舞蹈、音乐、书法、体育等才艺……总之大多不是依赖肌肉的科目。学生们逃避体力（蓝领）劳动的想法越强烈，肌肉发达的角色在金庸小说中的地位就越低。中考总成绩700，体育只占60分，不到十分之一，所以女侠的肌肉也比真正的肌肉运动员差一个数量级。

但回顾我经历过的20世纪，我意识到，的确金庸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还依赖于另一个只在近现代社会存在的背景——史上最“发达”的街头“江湖”。

2 大院与眷村

金庸笔下的江湖，有这样几个无需特意说明的背景：

1. 赞美武力，崇尚单挑，以武力建立江湖秩序，譬如华山论剑。

2. 但依然热爱拉帮结派，讲兄弟义气，一杯酒就是过命的交情。

3. 江湖豪杰们不事生产，专心练武，不能随便打劫，一般也避免交游权贵，但依然生活优裕，酒肉不断，筑起精致的庄园，最起码也衣食无忧——包括普通丐帮弟子。

这样的江湖，比水浒传的世界更不可思议——梁山好汉的武力服务于战争，战争则用来获取财富，在逻辑上还算自洽。金庸世界的侠客们，绝大多数都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却能练出远超常人的武功，为何要有这样的设定呢？

我前面提到，历史上没有金庸小说这样的门派。跑江湖的武师有可能收徒，但不会像现代班级这样，“平行”地向一批同辈（异性）弟子传授技艺。但读者之所以觉得“反史实”的门派不奇怪，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男女混合的现代学校中，认为这很“合理”。与之类似，学生读者认定侠客们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也是因为他们身边有类似的群体。

具体来说，这样的群体就是工业化初期的待业青（少）年。他们或是因为父母有稳定的月薪，或是因为化肥提高了亩产，总之不用劳动也能吃饱肚子，最多帮家里干一点杂活。但另一方面，工业经济的扩展还不够快，没有足够的岗位容纳他们，所以他们只能满街游逛，给自己的生活找一些“意义”。

年轻人在无政府状态下游逛，最过剩的是精力，最需要的是零花钱，最想做的人是英雄好汉。所以，无论有没有听说过武侠传奇，年轻人们都会结成团伙，互相斗殴、谈判，用轻微犯罪换取一点收入，在几年内制造出一个“江湖”。

与旧时代用暴力求温饱的底层江湖不同，这个“江湖”上人人有退路——大不了去街道工厂，或是躲在家属院里“啃老”，一般的规矩是街头斗殴绝不会延伸到家属院内的成年社会。所以，它的残酷性远低于真实场景，潇洒和浪漫则远过之，给整整一代年轻人制造了“武侠”气氛。

在大陆，第一代有类似体验的年轻人，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血色浪漫》里面描写的少年帮派。这些大院子弟和旧市民子弟时而冲突，时而合作，自以为“侠客生活”来自于自身的肌肉，全然忘了父辈带来的工资和粮票。这是当代武侠梦的来源。

与之类似，台北的眷村（逃台军政人员家属区）周围也盛产类似的少年帮派，《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描述了类似的故事。

又过了几十年，两岸的60年代“游侠”们聚在一起，共同创作了一部舞台剧：《往事只能回味》

已经成为朋友的歌唱家老田应邀来拜访电视制作人老王。一首走调的「往事只能回味」，让两个人聊起儿时都喜欢偷听对岸发送的短波广播节目和音乐；老王一时兴起，想要把两个人的故事作成节目，两个人就边聊边演边唱，两个人都有一个不成功的哥哥，也都有着一段疏远但难以割舍的兄弟情…，都有一段浓浓的美国梦。

海峡两岸的军官肯定没料到，解放战争后仅仅十几年，双方的下一代居然进入了类似的生活状态。可见类似的经济基础总会制造类似的上层建筑。前几年的电影《老炮儿》，实际上怀念的也是京城少年曾经的游侠岁月，只是视角从大院外开始。

3 全民武侠

当然，如果视角只限于京城，官二代和市民子弟喜欢充“游侠”倒也算是有“传统”。北京和台北的“大院子弟”，应该说兼顾了新旧时代两种少年社会的文化：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少年行》王维

但是，随着工业化社会的“面积”扩展，工业化社会的“周长”也越来越大，在边界上形成了平民化的“江湖”，大多数家庭都曾经在某个阶段出现过“游侠”子弟。这就不是古代“传统”能解释的了。

定海桥地处整个杨浦的一角，因为靠江便利运输，国棉十七厂、梅林食品厂、华光啤酒厂先后在此开厂落脚，解放前这里就是轻工业区，工厂需要劳力，定海桥就成了和三湾一弄、虹镇老街旗鼓相当的苏北移民聚集地。

解放后不久，定海桥便迎来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批婴儿潮，那是一个争当“光荣妈妈”的年代；而到了70年代，这些工厂子弟们长大成人，当年又恰逢时世动荡，不少年轻人过早辍学后，便走入了社会。

当年社会上流传一句话，“闸北流氓、虹口黑道，侪不如杨浦工人阶级的拳头硬”。

到了80年代，大陆已经有上亿人口在工业社会就业，普通农民家庭也因为化肥而不再为口粮发愁，但完成工业化还需要一代人时间。在这个阶段，“游侠”文化达到了最高潮。每个城镇、每所学校，只要是待业年轻人多的地方，都会产生自己的“带头大哥”和帮派。这其中有敲诈同龄人的小团伙，有庇护小偷收保护费的黑帮，也有单纯给同乡、同学出头的好汉。总之，既然同龄人中开始产生基于武力的秩序，原本的空白区也被迫制造出类似的秩序保护自己。

此时我已经记事，并在类似的气氛中小学毕业，去读中学。课余闲谈，每天都能听说某某街的好汉又抢下一块地盘（其实可能只是在街头闲逛的权利），又听说某某学校的团伙颇为神勇，敢于奔袭几十里，冲进别人学校，痛打另一个团伙的老大。某些“大侠”以一对多取得胜利，或是在别人整个学校（在校内，小团伙往往能动员全体男生）的追打下全身而退，类似的传奇可以在县城流传十年之久。少数参与街头斗殴的“女侠”，更是可以一战成名，到21世纪的同学聚会上还有当事人津津乐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庸小说得以流传，电影《少林寺》轰动全国。与其说是文艺作品改变了社会文化，倒不如说史上最强的“游侠文化”把武侠文艺捧成了年轻人的主流。

总之，金庸小说描绘了一种遍及全国的“侠风”。从历史来看，支持类似文化的社会基础，要么是封建豪强雇佣军，要么是首都郊区的官二代，都和普通人没什么关系。

然而，如果把20世纪晚期的中国也纳入“历史”概念，金庸小说就是毫无疑问的历史小说了——门派对应新兴的义务教育校园，江湖对应校门外的待业青年团伙，哪里普及这样的社会结构，哪里就会普及金庸小说。至于当局是否禁止并不重要，台湾戒严期间的刺刀也没拦住金庸小说的流传。

4 江湖远去

如此解读金庸小说，貌似是走偏门，实际上是任何小说进入文学史后的常态。《三国演义》动不动就说“三声炮响”，显然描述的是元明两代的半火器时代，不能理解为三国期间发明了火药。《水浒传》和《金瓶梅》涉及大量的生活细节，对应的是明朝人的生活而非宋朝。我读金庸，用他经历过的中国社会，去分析他的小说，不是很合理么？

从20世纪社会史的角度看金庸，他的身份首先是华语世界最早的一批中学生。金庸读中学的时候，全国四五亿人口，中学年龄段四五千万人，只有几十万中学生。所以，他的武侠小说，不妨理解为中国第一代精英中学生向几十年后的第一代平民中学生传授人生经验，而这正是金庸最擅长的工作。要知道，金庸平生第一本书，就是他初三那年编写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这也是中国第一本从学生角度介绍中学生活的出版物。

原来金老这一辈子，只做了这么一件大事。

回头再说70后、80后、90后中国人熟悉的那个“校门外江湖”，它的形成方式就注定了它是工业化走到半程的临时性产物。工业化水平如果太低，就没有足够的财富养活这些无所事事的青少年；但如果工业化水平足够高，年轻人都能升学或是找到工作，这个江湖也会瞬间消失。

中国20世纪的工业化速度足够快，所以类似的江湖只持续了一代人，70年代后期从大院子弟扩展到全国，到21世纪初就快速消失了。尤其是90年代后期，一方面内地大下岗，城市闲人的家庭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沿海工业快速增长，吸纳了大批劳动力。所以青年帮派迅速分化，大多数走进工厂和作坊，小部分继续打打杀杀，成为更高级黑社会的预备队。只有《老炮儿》中六爷那种有房产，有土豪朋友的顽主，才能继续保持无业游民状态

我1992年读初中，1995年后，同届就出了一批街头斗殴的好汉，在周围几个县都有名气，偶尔也会给熟人处理一些小事。21世纪初房地产逐渐升温，其中有几位在拆迁队里冲锋陷阵，替政府搞定了几条街，过了几年花天酒地的好日子。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绝大多数同学都送孩子读小学的时候，这几位“干将”却纷纷意外而死，其中缘由难以捉摸，总之没落个好下场。

金庸在工业基础更发达的港台写小说，社会进程比大陆早了近一代人，但模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所以最晚出版的《鹿鼎记》，也写出了工业化完成后“江湖”的衰落。《鹿鼎记》之前的主角，无论萧峰、郭靖、令狐冲，都是江湖顶尖高手，而且无论机缘多么好，都极力回避拥有官方身份，愿意做一个无拘无束的江湖侠客。到了韦小宝，武功低微不说，还非常喜欢高官厚禄，企图同时拥有体制内的富贵和江湖上的潇洒。其他主要配角，如陈近南、白衣神尼，尽管武功高于韦小宝，也无不积极介入朝堂政治，而不是单纯地享受江湖侠客身份。

很巧，我最后一部读到的金庸小说就是《鹿鼎记》，读到1/3的时候，一度非常不适，觉得前几部小说塑造的江湖在崩塌，不知道金庸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世界观。但20年后，回头再看《鹿鼎记》和20世纪初的县城，我发现鹿鼎记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现实小说。中国年轻人和校门外的那个江湖总有一次告别，要感谢金庸为这场告别举行了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典礼。

5 写给未来的读者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时代性，但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有资格被后代分析时代性。金庸小说改变了中国语文，把“华山论剑”、“屠龙刀”、“东方不败”等概念变成了无需解释的成语，显然属于能超越时代，被后世读者分析的那种小说，值得为将来写一点注解。

本文就想提醒后世读者，金庸小说属于20世纪。它的执笔人是金庸，但创作它的时代属于十几亿被工业化浪潮卷过的中国人。如果将来的读者想理解金庸为何要描述一个貌似有历史感的奇幻世界，我会提醒他们看看20世纪的社会史，看看金庸和20世纪平民经历过的生活，而不是对着辽宋金元史去理解《天龙八部》。至少，要想理解为什么金庸武侠第一高手是藏经阁扫地僧，你得先知道金庸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中央（重庆）图书馆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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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法大略是不差的，在此我们先不讨论“官僚为侠”的情况，而讨论大家一般认识里的所谓“游侠”群体。尚任侠的风气从未在封建社会消失，然而其造极于隋唐五代确是事实。

1.隋唐之前“任侠”风气的演变

“尚任侠”风气于社会的影响按时间线大略如下：先秦（衍生）——西汉（勃兴）——东汉（前中期压抑，后期奋盛）——三国两晋南北朝（保守型的继续发展）

“魏晋风流”的印象深入人心，然而这种放任潇洒与所谓的侠并不同质，尤其体现在贵族阶层主流文化的清谈俊雅，推崇超然世外的心境，而非在现实中仗义行侠。

梁昭明太子萧统咏“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可见一斑。

换言之，魏晋南朝的贵族文化有我们对“侠”印象的那种不拘一格，有那种逍遥英朗，却没有“侠”的生活气息。

真正存在于魏晋南北朝的游侠其来源主要是由社会的极度动荡而被迫成为游侠，那种个人为义而任侠的性质虽有，却已经冲散大流中了。（东汉建国后对尚任侠的风气颇为打压，直到末期天下大乱游侠这个群体才再次兴盛起来）

这种情势下产生的游侠群体已经不再像先秦西汉时期那么的有血有肉兼个性独立。我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豪客身上看到的功利性更突出，即便显赫于王公高门也往往都带着浓厚的悲情色彩。

2.梁陈更替与“侠”之崛起

南朝历史中，陈朝明显是一个特例。号称“江左建国，莫斯为盛”的梁朝经过侯景之乱后旧门阀贵族被冲击几近崩溃，齐梁贵族推崇的超然世外的生活方式也不再为时人所尚。于是陈建立时“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争相而起。处于离散飘零氛围之中，游侠得以迅速发展，依托乡里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如江南人周迪，少时居山中，武力超绝，侯景之乱时以此招揽豪门筑城自保，以功加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北朝的情况同样类似，北魏孝明帝后国家混乱已经不可转圜，士族实力削弱，各地豪强奋起，游侠自然成为武装集团格外重视的一股力量。史书中各种北齐北周的风云人物，其性格描述多“有气侠”，“好任侠”，“性豪侠”之语，一直到隋代，许多开国功臣本身也都是倾慕“侠气”的豪杰，即为当时风气之例证。

陈国和北齐北周的地方豪强与世代郡姓在乱世中无论为了自保还是图谋大事，都对轻险亡命之士趋之若鹜，恨不得尽收羽下。

也正是因此，如第一节所说的，此时的游侠更多是要为自己的主人服务的，为贫苦大众打抱不平的性质及侠客的独立性流失比较重，很多游侠本身也是抱着扬名立万的现实需求出世。汉时游侠那种“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风尚已经改变。

3.唐代带来“豪侠”时代“尚武之风”的顶峰

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　
——【授三秦豪杰等官教】

唐代的建立本身就有各地豪强游侠的一份力量，正如刘文静对李渊所说，“十万之众可得也”。

而在晋阳起兵前，李渊就已经安排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个儿子刻意结交各地豪强游侠：

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
——【大唐创业起居注】

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
——【旧唐书 太宗纪】

一大批颇有才干的游侠被笼络于李家父子麾下，比如刘鸿基“交通轻侠，不事生产”，投靠李世民后“出则连骑，入同卧起”，礼遇非常。

而建国后，唐朝继续沿袭北朝而来的均田制，却始终不能较好的贯彻下去。社会上由此到处可见失去产业的闲散之人。公元702年，武举制度实行，从而刺激了这批散人中产生尚武之风。更兼唐朝入仕须要倚仗名望，结交天下名士，社会漫游风气蓬勃。

这几大因素交织之下，游侠群体便不可能在唐代低调。唐朝150多位诗人撰写了超过400首涵盖各种类型的咏侠诗，明显是现实生活带来的文学灵感。详情参见——【以诗为剑，唐代游侠诗歌研究】。

轻訬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谑之客，富平悍壮之夫，居则藏镪，出便竦剑......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喑鸣则弯弓，睚眦则挺剑。
——【旧唐书 崔融传】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隋唐作为统一国家结束了西晋以来的混战局势，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批城镇拔地而起，这也为游侠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4.北宋后游侠团体的衰落

宋自武人政变建国，因而防备武人，抬高文臣地位，唐朝“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风气彻底被扭转。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尚武精神的流失：

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

宋朝中央集权之下收天下之财于朝廷，大量扩军容纳流民，降低了社会上闲散人口的数量。同样，科举开始从中央贵族走向各阶层，“天子门生”的荣耀使得许多地方富强之人专心于此道来取得社会认可。宋代游侠虽然依旧存在，但如此之下声势已经远不能和唐朝相比。

到元代对汉人南人各种武力活动比如聚众围猎，持有弓箭均有限制，游侠活动更不可能活跃。此后明清专制统治下对人民管制监控愈加完善，游侠这个群体虽未消失，却已经盛景难再。

【ps：突然接到别的任务，这个问题只能简单写到这里以后再补充。另外感谢我渣渣大哥 @寒鲲 ，他的回答让我发现，原来点编辑栏的“H”可以加粗标题，啊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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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xiao-63-71 网友的相关建议: 
      

对小说来说，单位制是反映时代风貌的。比如英国有英制到公制的改革和更复杂的币制改革，单位制反映了时代，而改革后特定人物使用单位的习惯也会对人物塑造起作用。殖民时期，殖民地使用的单位制也可以反映宗主国的影响。

单位制换算也是和精度相关的。一英尺左右和30.48厘米左右，精度是不一样。当然也可以考虑翻译成30厘米左右，但不是每个单位都是那么好处理。

这其实涉及怎么看待翻译的问题。我个人是希望，翻译能尽可能地保留作品原貌，而不是加入过多的译者主观创作。

至于题主提到的对长度没概念的问题，其实也很好解决，加个译注就好（不过得写成页脚注，有些出版社喜欢加章节尾注，翻起来就很麻烦）。我自己做翻译时，也会这么处理。但问题时，写译注得去算，得去查啊。现在英语书籍翻译，也就给千字七八十（听说有的出版社这个水平都给不到），译者选择“事越少越好，能不查就不查”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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