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建筑界有哪些「大事件」？ 第1页

谢邀 @周鑫 。

这个回答由我在个人专栏“Maximum Minimalism”中连载的十篇建筑界2018年大事件回顾集结而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专栏阅读原文：

十篇原创文章连续十天完成，过程仓促，难免会有疏漏错误。因此，这个回答进行了一些修订：

1. 在原专栏中，参考文献与资料和引用图片逐条列于每篇文末。整合后，为避免因引注信息过多，正文结束后仍需不断下划，造成阅读疲劳，故创建了一个公开的One Drive云端Word文件置于文末，所有引注信息可以统一查询；
2. 更新增补了部分图片，以提升阅读体验；
3. 修订了部分文字内容，有补充或删改。

话不多说，言归正传。

“白”眼旁观：Long live the Architect! ——2018年建筑界大事记（零）：题记

须臾间，2018年已近尾声。这一年过得并不平静，世界似乎突然变得更加纷乱——固有的危机和新生的挑战此起彼伏。在这嘈杂的背景音中，建筑界也有不少大事发生，有些令人惊喜，有些令人忧虑，有些令人惋惜，有些令人唏嘘。然而回顾2018，建筑界仍可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行业的波动并没有降低专业的核心价值，反而为新的机遇提供了萌芽的土壤。故欲谨以此系列妄为一家之言，借在下司空的“白”眼，同各位一起回顾2018年建筑界发生的一些值得被关注或记住的事件。

“白”眼旁观 2018（壹）：巴克里希纳·多西获得2018年普利茨克建筑奖

每一年，“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里茨克建筑奖（图1-0）的归属，无一例外都是当年建筑界头版头条的重磅新闻。

继去年大奖花落相对低调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本土事务所RCR之后，今年这一国际建筑界的最高荣誉，也颁发给了一位并不像很多当打之年的明星建筑师一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的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B.V. Doshi，图1-1）。

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开山祖师勒·柯布西耶的弟子、并且与另一位现代主义建筑诗人路易·康有过共事经历的“活化石”级别的人物（图1-2 & 1-3），多西老爷子可称得上是20世纪后半叶现代主义建筑盛衰嬗变的全程见证者。

普奖评委会的颁奖评语最好地概括了多西在印度数十年不移的建筑实践：

多年以来，巴克里希纳·多西的建筑既未随波逐流，也不追求浮夸吸睛的设计，他的建筑经过深思熟虑的打磨，包含着为国家贡献的愿景和责任感。作品类型亦非常多样化，涵盖行政管理机关与设施、文化教育建筑、私人住宅等等。【注1-1】

多西的代表作包括建筑师自己的桑珈工作室（Sangath Architect's Studio，图1-4 & 1-5）。“Sangath”在梵语中意为“陪伴”或表示“关联”（此处鸣谢 @阿尔瓦 老师在亲自拜访了多西的事务所之后提供的重要信息：这个词更近似于英文的“Collaboration”，偏重“合作”的含义。另外，瓦工还友情提供了他访问多西事务所期间的三张第一手照片，特此加在本节最后） 。

多西的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印度学中心（Institute of Indology，图1-6~1-9）：

环境规划与技术中心（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 Technology，图1-10~1-13）：

班加罗尔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Bangalore，图1-14 & 1-15）：

多西的这些建筑设计作品，都体现了对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语言自如的运用，透过其效果不难看出多西本人扎实的设计功底以及柯布与康的深厚影响；而其将印度本土的自然与人文背景融入这种形式语言的实践，则在事实上拓宽了现代主义建筑的边界，具有相当超前的意义。在印度这个传统深厚而又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的东方国度坚持不懈地设计创造，本身也另一层可贵的品质——而这可能也是“建筑师”这个职业最大的魅力所在。

“白”眼旁白：

与20世纪中期诸多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同辈的多西老爷子以91岁高寿摘得普利茨克桂冠，实至名归，可喜可贺；同时却也又一次引发了当代建筑师们的思考与内省：我们批判、解构和颠覆了近50年的现代主义建筑，在今天到底距离我们有多远？柯布西耶圆框眼镜背后狡黠的眼神，似乎依旧在超越了时空地打量着这个早已物是人非却又一切如故的世界——这三千烦恼世界，都是建筑的“因”；至于建筑的“果”，也许早已经不是，或者从来都不曾是，建筑师想象中那样可以全凭自己决定的了。

彩蛋：桑珈工作室实景与精神矍铄的多西。图片来自 @阿尔瓦

“白”眼旁观 2018（贰）：“后现代主义建筑之父”文丘里等多位建筑大师辞世

多西以91岁高龄，仍然活跃在建筑设计界，令人崇敬。但2018年也有很多年事已高的建筑大师相继离世，令人惋惜。兹敢不敬列出数位，谨为缅怀。

首先是在距离2018年还有不过几十个小时的2017年12月29日，著名美国建筑师约翰·波特曼（John C. Portman Jr.， 图2-1）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家中离世，享年93岁。波特曼可能是现代美国兼顾建筑设计与地产开发两项事业最为成功的建筑师+商人，几乎以一己之力缔造了亚特兰大市中心的天际线，用个人签名一般的大尺度中庭打造了经典的亚特兰大凯悦酒店（图2-2）、马奎斯万豪酒店（图2-3）、AmericasMart商场（图2-4）等经典项目。

同时，波特曼与中国的缘分也着实不浅：上海商城（图2-4）、北京银泰中心（图2-5）等地标性都市建筑，都是波特曼在中国重要项目的代表。其中，上海商城还荣获首届“中国高层建筑成就奖”，以表彰其对中国高层建筑和都市人居环境的进步的杰出贡献。笔者2015年曾借学校课程的便利与十几名同学在亚特兰大拜见过当时年已九旬的波特曼先生。交谈时他清晰的思维和亲和力令人难忘，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能在设计与商业领域都获得成功了。

2018年2月2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之子戴复东先生（图2-7）去世，享年91岁。戴复东先生195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建筑系并开始从事建筑设计实践与教学工作，1957年设计的杭州华侨旅馆荣获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设计竞赛的一等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坚持学术研究，并于1984年公派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还成为了贝聿铭先生创立的在美华人学者奖学金的第一届获得者。戴教授与同为建筑师的妻子吴卢生的默契，也是一段佳话。

2018年5月28日，中国台湾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师王大闳先生（图2-8）去世，享年101岁。王先生是知名法学家王宠惠之子，早年先后求学于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与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同窗求学。在二战结束后短暂在中国大陆执业，1952年迁居台北，并于1953年开设自己在台北的事务所，从此开始了“据守”台湾一甲子的建筑探索，成为台湾战后建筑史上“风格与思路探索的第一人”、“在台湾街头巷尾，白日燃烛，追寻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生活与环境”【注2-1】。

王大闳先生的代表作为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图2-9）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竞赛方案（胜出，后因外界因素有修改。图2-10）。完整严谨的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教育和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让王大闳一生都在探求起源西方的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从形到神的真正融合与接轨，不肯妥协，也因此屡经坎坷（如当年故宫博物院竞图虽然胜出，但因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陈诚不满意非传统中式的设计，被迫修改方案）。

今日海峡两岸的环境，可能都不再有机会诞生这样一位隽永而耿介、真正融贯中西的建筑师了。晚辈才疏学浅，也只配说一句“先生千古，山高水长”了。

2018年8月26日，安缦（Aman）系列酒店与涵碧楼（The Lalu）系列酒店的“御用”设计师、澳大利亚建筑师凯瑞·希尔（Kerry Hill，图2-11）去世，享年75岁。如果你是精品酒店爱好者，或者是所谓的“安缦痴” （Amanjunkies），那么你可能对这个名字并不会陌生，至少你会对他设计的每一座安缦酒店的建筑与内装设计风格有深刻的印象：从巴厘岛和新德里的安缦酒店到东京安缦（图2-12），再到上海养云安缦（图2-13）和后来的伊沐安缦（图2-14），希尔的设计总是能够通过多种材料的巧妙结合，反映出当地独特的自然与文化特色，同时保持安缦系列一贯内敛沉静而精致入微的风格。

希尔还操刀过台湾日月潭和山东青岛两处的涵碧楼酒店（图2-14 & 2-15），注重结合极简主义的设计理念和东方禅意的精神内涵，形成了他自称的“Ongoing Style”，即让建筑同时间一起“行进”，经年累月之后依旧具有美感与价值，这也是希尔的设计有别于普通的当代建筑的最大特色。

2018年9月18日，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理论家之一，“后现代主义建筑之父”、1991年普利茨克奖得主、美国建筑家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图2-17）逝世，享年93岁。

这位出生于费城的建筑家，也有着典型的费城人桀骜不驯的性格：先后为两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小沙里宁和路易·康工作过（文丘里还做过康的助教），却依然写出了《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图2-18）、《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与丹尼斯·斯科特·布朗和史蒂文·艾泽努尔合著，图2-19））这种向现代主义建筑开火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宣言；还直接挑战最有威望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之一密斯·凡·德·罗的名言“少即是多”（Less is more），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少即是矬”（笔者的野生翻译，请勿当真。英文原文是Less is bore）。

文丘里实践的代表作有位于费城的母亲住宅（图2-20）——他用这座为自己母亲设计的、有着夸张建筑元素的小房子，同他在著作中举出过的、位于纽约长岛的“大鸭子”（图2-21）一起，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现代主义冰冷精确的形式与空间可以被拆解与颠覆，可以被重新赋予“人”的意义的时代，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

2018年10月12日，著名法国建筑师、中国国家大剧院主建筑师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图2-22）逝世，享年80岁。

这位法国建筑师最杰出的两个代表作——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图2-23）与中国国家大剧院（图2-24~2-25），都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前者因为2004年发生的2E候机厅天花板坍塌事故，造成4人死亡，安德鲁的大跨度椭圆壳体结构因而遭受质疑（图2-26）；后者则因为超大尺度的体量、酷似“龟壳”、“坟墓”等负面意象的外形、以及工业化的玻璃与金属外表皮，带来了与北京传统的城市历史文脉之间的疏离与冲突，2007年落成时引发的激烈社会讨论堪比五年后竣工的、争议性更强的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但安德鲁依旧因为其富有创造力的全球性建筑实践而广获声誉。

在此文成文之际，又有噩耗传来：2018年12月7日，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副总建筑师陶郅教授（图2-27）逝世，享年63岁。

陶郅教授在教学与实践领域均成绩斐然，多次荣获国内外各类设计工程奖项。而出生在湖南长沙的陶郅教授，代表作之一就是为家乡设计的长沙滨江文化园中的“三馆一厅”建筑群（长沙博物馆、长沙市规划展示馆、长沙图书馆、长沙音乐厅，图2-28）。

整个建筑群强调与自然景观的和谐融入，也体现了长沙的独特个性：“长沙新河三角洲是一块顽石，所以造型是自由的，但又经过岁月的冲刷，沉稳的外立面有一种岁月沉淀感。现在的‘三馆一厅’建筑有如河岸三角洲由河流冲击出来的沙堆砾石一般，以倔强不息的姿态屹立于此，这多像我们湖南人啊！湖南人骨子里是倔强、刻苦耐劳、吃得苦霸得蛮的，那么 ‘三馆一厅’在设计的时候，我用的线条就是有棱有角的直线，而不是柔美的曲线。”【注2-2】陶教授如此点评自己的设计。而他生命不息，设计不止的热情，也充满了湖南人骨子里的倔强。

“白”眼旁白：

这几位在过去一年中仙逝的建筑师，有终结了一个时代的理论大家（文丘里）；有用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与理念，为中国和世界各地带去优秀建筑作品和城市发展模式的建筑家（波特曼、安德鲁与希尔）；也有坚守中华文化，为中国建筑的传承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老先生（王大闳、戴复东）。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他们的同辈人中尚在人世者，不难发现我们这一代建筑专业人员和学生高山仰止的大师，像贝聿铭（101岁）、吴良镛（96岁）、弗兰克·盖里（89岁）、彼得·艾森曼（86岁）、阿瓦罗·西扎（85岁）、诺曼·福斯特（83岁），均早已岁至耄耋；而很多我们心目中当代建筑的“中坚力量”，比如库哈斯（74岁）、伊东丰雄（77岁）、安藤忠雄（77岁）、彼得·卒姆托（75岁）、让·努维尔（73岁），也都是古稀之年；更有扎哈·哈迪德这样不幸过早离世的情况。故在可预见的未来十数年间，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几乎必然会逐一离去，由壮年的Bjarke Ingels、Thomas Heatherwick、藤本壮介、王澍、张轲们拿过接力棒，继续推动建筑界的发展。

虽然说起来颇为沉重，但这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身为建筑师当更能省悟这一点。好在建筑师相较于其他行业的一项特权，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名字和思想同作品一道存世，而这种存在的时间跨度远比人类寿命本身长久得多，且同时拥有具象和抽象的意义，这甚至是哲学家都比拟不了的荣光。我辈唯有努力，方能仰无愧对于先贤，俯不自惭于本心，共勉之。

“白”眼旁观 2018（叁）：中式建筑的“几何密码”与现代建筑的基本元素

罗伯特·文丘里虽然建成作品不多，但是因为革命性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著作——包括不朽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和《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在20世纪的建筑史中占据了极关键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建筑这种实践性极强、同时又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有着直接与长久影响的专业，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洞见是何其重要。这一节就来简单回顾一下 “白”眼看来，2018年建筑界最重要的理论学术成果。

首先，我认为无可置疑的年度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科研成果——清华大学建筑学讲师王南先生的《规矩方圆，天地之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群与单体建筑之构图比例研究》（例见图3-0）。

这项科研成果完整地进入大众视线的时间，应该是2018年3月11日，借由王南老师在上海为“一席”节目做的一次题为“营造密码”的主题知识分享演讲（链接中有完整演讲稿）：

这次分享应该是王先生提炼了自己潜心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技法与文化二十余年的成果，进行了一次深度的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深厚夯实的研究基础，让这次演讲获得了非常广泛的好评，直到前几天还有听众在一席网站的视频下方留言，称赞这次演讲的精彩（图3-1）。

然而，王先生这项对《营造法式》和中国古建筑内涵的研究，之所以可以被列为年度最重要的科研成果，绝非仅仅一场精彩的科普演讲就能决定的，而是如王先生在清华的同窗与好友， @袁牧 老师所说，因为“此项研究成果意义重大，我个人认为属于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发现，而不局限于建筑史。”（详见以下袁老师对相关知乎提问的回答。）

袁老师的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对王南先生演讲的很好的补充和注释，条理非常清晰地写明了这个成果为何可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和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这项研究不仅是对朱启钤先生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的传承，更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将中国传统的建筑思想和营造技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进行了又一次唯物主义的统一。如袁老师所言，“……这项成果研究的是城市和建筑的比例问题……但本质上，这是科学、工程和工业建造的技术问题，而不只是美学的”，是对梁思成先生等营造学社前辈对中国传统建筑材料、模数等研究的补充和发展（图3-2 & 3-3），对未来中国传统建筑更好地被继承发展、更自如而非生搬硬套地被运用到中国当代的建筑实践中去，乃至与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建筑、文艺、思想、哲学等学科研究的接轨与融合，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一件重要的学术成果，应该是库哈斯（Rem Koolhaas）新书《建筑的元素》（Elements of Architecture）的发表（图3-4 & 3-5）。这本2500页的大部头，继承了库哈斯“出书一定要厚”的优良传统，介绍了所有最基本的建筑元素，包括房顶、墙、窗、门、地板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区域的发展与嬗变的过程，以及其中的异同，可谓书如其名。

这本大部头的创作也是旷日持久，前期研究从库哈斯数年前在哈佛大学授课时就已经展开，在2014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也策划了《建筑元素》这一阶段性的专题展，“带领人们‘透过显微镜来看待建筑’，深度剖析墙壁、天花 板、楼梯、阳台等基本建筑元素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发展的联结与互动。”【注3-1】

这本书涵盖的范围之广，已经不仅仅是库哈斯本人思想的体现（当然，他的思想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精神部分），而是如同著名中国艺术家徐冰所言，“这本书的思路极其有价值，很像建筑界的《说文解字》，把很多东西分门别类像字典一样编在一起，又不是简单地告诉你一个字要怎么用，而是把字最原始的含义和它与形之间的关系阐释出来。”也就是说，这是一本指导和解释建筑的、建筑师视角的《辞海》或者《百科全书》，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11月于中央美术学院举行的本书的发布会上，库哈斯还亲自现身，并提到了他团队目前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

我们还有一个正在进行的，关于中国11世纪建筑书籍的研究项目，斯蒂芬·彼得曼是项目负责人。这本书【应当指的是《营造法式》——笔者注】介绍了不同的建筑物应该如何建造，我们将其第一次翻译成了英文，对书中的细节进行了重构，还原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正式屋顶的建造方式。在一般的西方建筑观念下，我们认为中国建筑对于一些元素的复制显得缺乏想象力。但是当我们深入地研读并翻译了这本书后，我们发现这种重复实际上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可以帮助减少房屋可能出现问题，也展示了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色。这些中国古代的建筑学家诚不我欺。【注3-2】

“白”眼旁白：

上面这两张图，第一幅各位应该都不陌生：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这幅画之所以流传后世，就是因为它代表了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人们重新把对“人”本身的几何比例与关系提升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开始打破神学的玄虚，以人本主义的视角，客观地认识宇宙万物的规律，也开启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和后续数百年西方文明的强势发展。而第二幅，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帕拉迪奥设计的圆厅别墅（La Rotonda，图3-8）的平面图。和谐而对称的由圆形与正方形组合形成的平面，在建筑设计上呼应了《维特鲁威人》中体现的对自然秩序的追求。这个平面虽然今日看来简单，但是在那个基督教十字架形状统治了重要建筑平面样式近千年之久的年代，能够重新把符合自然秩序的古典几何图形运用到重要的建筑设计中，无疑是突破性的创举。

我们也都对古希腊人在各种神庙中对黄金比例（图3-9）等几何概念的运用有耳闻，这也是西方建筑文化发展一直以来最深厚的土壤，因为这种与自然规律和谐统一的建筑空间比例是永恒而不朽的，在任何时代都可以作为建筑设计在形而上层面强有力的支撑。

遗憾的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都知道斗栱、模数、木作这样的概念，但是古代营建的经验记载，一直没有能够在现代几何学与建筑学、工程学的框架下被系统地解释。加上中国近现代文明发展的断裂、传统建筑遇到的客观破坏等问题，导致中国传统建筑很多时候只能停留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样抽象的思想层面，没有具象科学体系的支撑，显得故弄玄虚。中国传统建筑遗产“如何被运用到现代中国社会的建筑实践种”、甚至“能不能对现代中国建筑的发展有所用处”，也因此一直颇具争议。王南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提纲挈领地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层面，都对这些争议给出了全新的、有多方面科学支持的答复。如果以后建筑学院的学生们在学习平面构成或者确定空间比例的时候，除了“对称”、“黄金分割”等概念之外，还能够运用“中式平衡”这种被验证的科学空间比例，而非只能引用“古代匠人根据经验总结”得到的“方五斜七”（图3-10~3-12），那么这种深远的影响，就是当之无愧的2018年最重要的建筑科研成果——若再稍微夸张一些，私以为这甚至是足以引领一次新世纪初的“中式建筑文艺复兴”的重大成果。

而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建筑理论家（可能没有之一），库哈斯自从以记者的身份进入建筑领域开始，就一直用他敏锐的洞察力穿透建筑的表象，寻找背后的规律。旁观者觉得他一直在进行解构或者颠覆，肆意妄为百无禁忌，可以在北京天际线上摆“大裤衩”，也会在西雅图市中心严格按照功能图解建一座图书馆。但是解构与颠覆，只是对虚弱伪装的刺破，寻找镜花水月遮蔽下的真实元素，重塑建筑，才是终极的意义，这也可能也就是《建筑的元素》问世的初衷。不过这本书本身，也并非终点——毕竟，书中包括的元素本身会改变；而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新的元素也会出现并被加入。

无论如何，建筑业本身在人类生活中的必要性与相较于互联网、人工智能、新制造业等等的式微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反倒会逼着实践家与理论家们一起重新审视建筑业的内核与外沿，为新的变化做好准备（也可能永远无法做好准备）。结局如何，谁留在局中，谁就看得见。

“白”眼旁观 2018（肆）：并不遥远的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如果说王南先生发现的“营造密码”，揭示了中国古代工匠们在营建工作中超前的“标准化”思维，那么今日的中国建筑师与工程师们，则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将中国“基建狂魔”的属性伴随着“一带一路”发扬光大。2018年中国基础建设成就最值得纪念的标志性事件，非港珠澳大桥的竣工通车莫属。

港珠澳大桥（英语：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葡语：Ponte Hong Kong-Zhuhai-Macau），通常简称HZMB（图4-0）。

大桥连接香港大屿山、澳门半岛和广东省珠海市的大型跨海通道，于2009年12月15日动工，2018年5月23日完工，2018年10月24日通车。【注4-1】港珠澳大桥全长55 公里， 现为世界上最长的沉管隧道及世界跨海距离最长的桥隧组合公路，由海中部分主体工程、东西两座人工岛和三条连接线组成（图4-1 & 4-2）。

三条连接线分别是香港连接线、珠海连接线和澳门连接线。大桥路线起自香港机场东北方向的香港口岸人工岛（图4-3 & 4-4），自东向西，经过12 公里的香港连接路， 至粤港分界线，连接29.6 公里的主体工程【注4-2】，再到达珠澳口岸（图4-5 ~ 4-8）人工岛和珠海与澳门连接线。

港珠澳大桥是目前国内建设标准最高的桥梁，设计使用寿命120年，抗台风16级，设置桥墩共计224个，主梁用钢达到42万吨。主体工程的隧道海底部分长5664米，由33个巨型沉管连接而成，沉管排水量约76000吨，共消耗33万吨钢筋和100万方混凝土，足以建造8座迪拜塔。【注4-3】

英国《卫报》称港珠澳大桥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注4-4】。新华社报导也强调了大桥建设的“中国速度”，形容大桥是“中国乃至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标准最高、最具挑战性的跨海桥梁工程”【注4-5】。

虽然大家可能对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最长”、“最大”、“第一”这样的成绩已经司空见惯了，很多时候还会对各种超级工程的意义产生质疑，但港珠澳大桥的通车，不仅是桥梁隧道工程等专业工程领域的重大突破（桥梁和隧道的施工复杂程度，是随着跨度、长度和深度等指标呈指数而非线性增长的），更是城市乃至区域规划领域的里程碑事件，可以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图4-9~4-11）的建设，增加与长三角华东地区的联动，并进一步带动华中和西南腹地的经济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和物联网时代的到来，高密度、高发展程度的都市集群是有着资源、人才储备、市场、服务、流通等多方面综合优势的；而完备便捷的基础设施，则是这一切实现的物理基础。如果参考旧金山湾区硅谷的成功经验与教训，那么不难发现，硅谷的教育、政策、文化等方面都有值得学习之处，但是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硅谷则是更多地提供了失败的案例：继承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陈旧基础设施网络和城市规划思路，导致了都市密度不足、房价高企、公共交通不便、高速过于拥堵、城市行政资源分散、发展受到各方掣肘等诸多问题。从这个角度反思，合理的高密度都市群和合格的配套基础设施网络，是保持区域原有优势的同时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有效策略，港珠澳大桥则是这个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桥建成后，由香港来往珠海、澳门、广东沿海城市只需要几十分钟，较之前时间缩短超过三个小时，真正形成了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而大桥通车后仅十天，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总人数就超过了10万人，也印证了大桥建设的正面意义。引用《纽约时报》中文版的报道：

珠江三角洲包括半自治香港的金融中心、深圳的科技中心，以及东莞等其他几个内地城市的制造业中心，是中国的一个强大经济引擎。20世纪90年代连接东部城市的高速公路等交通项目加强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地位。 珠江三角洲的西岸相对来说欠发达，这里有前葡萄牙殖民地、博彩中心澳门。当地领导人希望，大桥将让人更容到达西岸的廉价土地，以及东岸的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从而扩大该地区的增长潜力。【注4-6】

“白”眼旁白：

从1980年代的伶仃洋大桥提案开始，港珠澳大桥的构想由来已久，但是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落实。而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因大桥施工威胁中华白海豚的生存、造成环境污染、施工过程中工人意外伤亡等情况，香港方面也提出了较多质疑与批评，这也是大桥竣工通车背后折射出的另一层更深远的矛盾。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龃龉已经不算是新闻，即使面对港珠澳大桥这样具有积极意义的项目，部分港媒与港岛民众也表现出负面情绪：

对项目持批评态度的人说，这个项目更多地是为了服务政治而非经济目的，它有助于中国中央政府将前殖民地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其他地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注4-7】

其实，不论是桥梁还是高楼，建筑物通常都是社会发展和矛盾的呈现结果而非起因。随着中国内地的发展与开放，港澳与内地联系越来越紧密是一个不可逆的事件，而如何将这种融合变成多赢而非互斥的过程，则需要更多的交流与智慧，绝非单纯的对立情绪可以解决。融合当然不等同于一味地迎合，但是如果不顾客观事实而一味煽动情绪，拒绝任何可能性，对任何一方都并不是最优解，也与最初构想这座大桥的人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白”眼旁观 2018（伍）：丑闻与闹剧

说完了里程碑，再来说说糟心事儿。

虽然说建筑师和画图党们经常吐槽行业的种种弊端，但是大部分同行依然对建筑师所进行的工作有着相当高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同时也对自己的职业操守有着比较严格的自我要求，毕竟很多人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并不是贪图安逸或者“钱”景。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任何一个行业都必然是鱼龙混杂。今年的建筑界就出现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丑闻和闹剧，其中最耸动的事件，当属年初曝出的五名女性控诉著名美国建筑师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图5-1）曾经对她们进行性骚扰或性侵犯的丑闻；以及最近诉诸报端的、已故著名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图5-2）生前的事务所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图5-3）为争夺扎哈身后留下的七千万英镑遗产，不惜与包括扎哈侄女在内的另三位遗产继承人对簿公堂的闹剧。

2018年3月18日，《纽约时报》在艺术与设计板块刊登了文化记者Robin Pogrebin撰写的题目为《5 Women Accuse the Architect Richard Meier of Sexual Harassment》的报道文章（图5-4），报道了五名迈耶事务所的前员工或他的合作者（分别为迈耶的前助手Laura Trimble Elbogen，迈耶事务所的前员工Stella Lee，Alexis Zamlich【图5-5】和Judi Shade Monk，以及曾经与迈耶合作过的家具设计师Carol Vena-Mondt），指控迈耶在前后跨度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场合对自己有过性骚扰或性侵犯的行为。此文呼应自2017年10月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以来如火如荼的#MeToo运动，一时间业内震动。

此事曝光之前，现年84岁的理查德·迈耶可谓是业内外最德高望重的建筑师之一：早年间作为与彼得·艾森曼等人比肩的“纽约五人组”之一，偏好以纯粹的白色和简洁的几何元素进行设计，个人风格鲜明而典雅，于1984年荣获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茨克奖”，后来更是因为1997年开幕的洛杉矶盖蒂艺术中心（Getty Center，图5-6）而名闻天下，成为了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建筑大师之一。

然而，再高的荣誉，也无法掩盖迈耶曾经的恶行。在《纽约时报》曝光此事的同时，迈耶就宣布暂时离开自己创立的事务所6个月的时间。同时，迈耶的母校康奈尔大学，也拒绝了原计划为纪念迈耶执业55周年、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教席的安排以及相关捐赠。

“这些女性对于我曾经的语言和行动的控诉让我非常困扰和尴尬，虽然我的记忆与她们所描述的非常不同，但如果她们觉得被冒犯了，那我很抱歉。”【注5-1】

2018年4月6日，又有另外四名在迈耶事务所工作过的女性站出来指控迈耶的不端行为。

在事件曝光7个月后的2018年10月9日，迈耶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正式宣布了理查德·迈耶永久离开迈耶事务所的消息。一代大师因为品行不端而晚节不保，若再联想到迈耶曾在公开场合支持罗伯特·文丘里的伴侣和学术伙伴丹尼斯·斯科特·布朗拥有同等的学术地位、应被补颁普利茨克奖，且在自己的设计中惯用纯洁的白色，已经成为了他的标志性风格之一，则不免更多了一些讽刺的意味。

另一件事情，虽然性质并没有迈耶的丑闻那样严重，但是因为事关另一位普利茨克奖得主扎哈·哈迪德，还是在扎哈故去两年多之后，难免令人关切和唏嘘。

作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扎哈·哈迪德以其前卫大胆但是充满灵动美感的设计举世闻名。而德国人帕特里克·舒马赫，则是扎哈事业扩张全球的最为功不可没的合伙人。事实上，在扎哈晚年事务所项目激增，且她本人健康状况恶化的时间里，坊间已经默认舒马赫是扎哈事务所实际上的主事人，且舒马赫于2008年提出的“参数化主义”（Parametricism，图5-7），可以说是从理论上为扎哈的超前设计提供了新的支撑。虽然扎哈去世时年仅66岁，令人始料未及；但是按照扎哈生前两人的合作关系，业内外也几乎不会对舒马赫接班感到丝毫意外。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托孤大臣”，却在手握大权后频繁地“搞事情”——在2016年11月于柏林举行的世界建筑节上，舒马赫以扎哈事务所总监的身份发表演讲，提出了非常具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特点的、解决伦敦住房危机的路径，包括停止提供保障住房、停止环境保护、公共空间服务等等十分激进的观点。这些观点被建筑媒体报道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上了《伦敦晚报》的头版，还引来伦敦市长Sadiq Khan的严厉回应，甚至连他自己的大本营都后院起火：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都发表公开信，宣称“帕特里克•舒马赫在《城市政策宣言》中的观点，不代表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的过去——也与本公司日后的发展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说，从那时起，舒马赫与事务所其他合伙人的矛盾就已经公开化了。而这次，舒马赫更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在2018年11月启动法律程序，“要求去除另外三位【扎哈遗嘱的】执行人，由他来执行遗嘱，理由是他‘没有其他选择来有效地推动一些事情的进展’。”【注5-2】

另外三名执行人——拉娜·哈迪德（Rana Hadid），彼得·帕伦博（Peter Palumbo）和布莱恩·克拉克（Brian Clarke）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予以回击——“扎哈的侄女拉娜·哈迪德表示，扎哈‘如果得知舒马赫的所作所为肯定会很伤心’。”【注5-3】

舒马赫的这一举动是非常具有风险性的。虽然他早已成为扎哈的重臣和事务所实际的掌权者，但即使在扎哈去世两年多之后，事务所毕竟也还是顶着“扎哈·哈迪德”的名头，而非“帕特里克·舒马赫建筑师事务所”。另外三位执行人也都是扎哈十分信任的伙伴甚至亲人，还掌管着扎哈的基金会，而如果遗产纠纷无法达成一致，也都会收归基金会所有，届时舒马赫可能会一败涂地，名利两空。无疑，舒马赫走的是一步险棋，至于为何非要如此决绝，也只有他自己清楚吧——毕竟，能够成为说过“If you want an easy life, don't be an architect”的扎哈在专业上的最倚重的合作伙伴，舒马赫应该也是有着与扎哈相似的疯狂执念的那类人吧（图5-8）。谁知道舒马赫自己心里会不会默念道“It's Zaha's legacy, but it's my time”呢。

“白”眼旁白：

传统的建筑设计与更广义的建筑行业，因其周期漫长、资本投入巨大等特点，资源极端向上集中。初出茅庐的设计院校学生，恐怕也都明白自己进了设计院或事务所之后，一开始根本做不了心目中“高大上”的设计工作，而是要排车位、排卫生间、画施工节点、甚至打杂整理材料样板。虽然这些也都是基本功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高速迭代的时代，这种笨重显然已经过时，但是建筑行业本身的结构却依然陈旧。至于性别歧视，更是心照不宣的事实：扎哈去世之时的2016年，普利茨克建筑奖37年的历史中，仅有她和妹岛和世两位女性得奖者。也许在革新到来之前，我们还会听说各种八卦传闻，有的令人愤慨，有的令人唏嘘，有的令人不齿或心寒。两件事中，最让我惊骇的莫过于迈耶丑闻报道中的以下桥段：

“Judi Shade Monk在迈耶事务所开始工作时年仅26岁，工作开始不久，公司中不同阶层的同事就已经提醒她，不要和迈耶单独呆在办公室里，在入职仅仅两个月后的公司活动上，迈耶给这位女性受害者引荐其他知名建筑师，同时，迈耶把自己的手放进了这位女性的裙子里玩弄她的下体。”【注5-4】

很难想象这光天化日之下的黑暗会以这种方式存在。借用电影《聚焦》（Spotlight）中的一句台词“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it also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one.”

然而，建筑界毕竟和全世界一样，处在一个飞速向前的年代，应被改变的，终将被改变。太阳虽远，但终有太阳。

“白”眼旁观 2018（陆）：更“大”的“我们”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几家忧愁，自然就有几家丰收。前面讨论了2018年两位老一辈成名成腕儿的建筑师令人遗憾的丑闻和闹剧，这回就来看看另一位近年来国际建筑界的当红炸子鸡——比亚克·英格斯（Bjarke Ingels，图6-1）在2018年搞出的大事情。

Bjarke Ingels近些年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他领导下的“大”事务所（Bjarke Ingels Group，简称BIG）在全球各地完成或在建了一系列地标项目，诸如纽约曼哈顿VIA公寓（图6-2）、丹麦乐高体验馆（图6-3 & 6-4）、2016伦敦蛇形美术馆（图6-5）和硅谷山景城谷歌新园区（与另一位明星建筑师托马斯·海德威克合作，图6-6）等等。

这个当今青年一代建筑师中最具“入世”态度和娱乐精神的丹麦人，不断刷新着“建筑师”这三个字的内涵和外沿——比如今年仲夏季节，在内华达州沙漠中举行的“火人节”（Burning Man）上，BIG就别出心裁地在节日营地上按照地球五十万分之一的比例，设计了一个直径近30米的镜面球形装置“ORB”，成为了本年度火人节最具辨识度的标志（图6-7 & 6-8）。

然而Bjarke今年搞出来的最“大”的事情，还是和势头强劲的共享办公空间企业WeWork“勾搭”到了一处：2018年5月8日，WeWork联合创始人Adam Neumann撰文，宣布Bjarke Ingels正式以“总建筑师”（Chief Architect）的身份加入WeWork，这家2010年起于纽约的共享办公空间创始者公司（图6-9）。伴随着文章一起出现在WeWork官网和各大媒体网站页面上的，还有Neumann和Ingels二人站在纽约某处高楼的屋顶，意气风发、指点江山、ji情满满的合照（图6-10 & 6-11）。

其实早在去年，BIG就公布了事务所将为WeWork设计旗下WeGrow教育空间的消息。位于纽约市切尔西区，色调温暖、童趣盎然的第一家WeGrow，也已经于2018年9月5日正式开幕迎接新学年（图6-12 & 6-13）。

WeWork借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后小微创业企业的萌芽而兴起，专门为人数少、资本积累薄弱但是潜力和活力巨大的初创公司或个人提供办公空间与服务。截止到2018年，WeWork已经覆盖全球96个城市、拥有超过500间共享办公场所，并且还开始涉足共享居住（WeLive）、共享健身（Rise by We）、共享教育（WeGrow）等领域。在本文发布的不到24小时之前（2018年12月10日），WeWork刚刚在落成不久的旧金山最高建筑Saleforce大厦中开张了自己新的旧金山总部办公室（图6-14）。目前，其公司估值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可以说代表了信息时代地产开发与建筑设计相关行业的最先进发（资）展（本）方向。

在公布消息的文章中，Neumann提到了BIG代表性的作品，比如结合了垃圾处理厂与滑雪场的、位于哥本哈根的零能耗建筑Amager Bakke（图6-15）和BIG为曼哈顿设计的应对气候灾害的都市水岸基础设施系统Big U（图6-16）。“Bjarke将为推广WeWork在建筑、地产、技术与设计领域的工作提供洞见与想法，并将同时助力WeWork拓展这些领域的边界。【注6-1】”Neumann在文中指出。

Neumann还借机讨论了“未来的建筑师”（Architect of the future）这一话题。虽然主要是为好基友Bjarke宣传，但还是提出了WeWork的一些愿景和野心：不仅要在办公空间所在的建筑内有积极影响，还要在其所在的社区和城市产生正面作用。同时，他还表示WeWork会与世界各地的建筑师、规划师、政府官员和其他政商领袖一道，打造一个可以持续输出正向影响的城市环境：“（八年前我们创立公司之际，）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另一座【平庸的】办公楼，而是需要人们能够合作，融合，甚至改变世界的空间。【注6-2】”——这也可能，是未来建筑师这个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与主要工作模式吧。

“白”眼旁白：

这是一个大家都在高呼建筑师这个职业越来越难“混”的时代。年初关于建筑师“终身负责制”的讨论，也是让广大建筑师又郁闷了一回——本来熬夜加班赶图已经是家常便饭，地产行业乃至整体国民经济的新常态，也让前些年还算值得用命去拼的丰厚回报渐行渐远；在配套法律法规与行业标准都没跟上的前提下，草草提出“建筑师终身负责制”，也是惹来了经典的反问句吐槽：“我在这个设计院每年才拿十几二十万，你凭什么让我【终身】担保这个建筑的问题？”

我曾在2017的年度建筑总结中提到过：“BIG是现时最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建筑设计公司”【注6-3】。他们关注现实，融入现实，服务现实——这种精准而与时俱进的定位，就足以让他们在保证建筑品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与大众、与其他行业平滑衔接。这次BIG与WeWork的联姻，可能也只是建筑师新时代开启的一个注脚——如果大家去LinkedIn上搜索WeWork的开放职位，会发现为数众多的建筑师、BIM技术人员、室内设计师岗位；而我身边两届以内的哈佛、伯克利建筑系的校友，从各个事务所跳去WeWork的已然不下十人。虽然没有谁甘于做一只风口的猪，但是看准机遇，借风飞翔，有时候未尝不是我们这些凡人做出不凡事的一种有效尝试。变则通，通则久——也许在下一个风口，会涌现出更多的Bjarke——It's an era when "we" can always do something "BIG".

“白”眼旁观 2018（柒）：忙碌的中国建筑师们

说完了春风得意的Bjarke Ingels，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回中国，看一看中国建筑师以及在中国实践的外籍建筑师们这一年都在忙碌着什么，都有哪些收获。因为计划为这一年印象深刻的建筑作品单独写一个回答，这里不会涉及过多具体作品的评价，而是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年又中国建筑师身影的一些事件上面。

首先，今年国际建筑界头等大事之一，就是2018年5月26日至11月25日举行的的第16届“威双”——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图7-1）。今年的威双策展人是来自爱尔兰的女建筑师双人组合Yvonne Farrell和Shelley McNamara（图7-2）。

二人以“自由空间”（FREESPACE）为主题策划了本届展览，强调建筑空间本身能够提供给使用这些空间的人们的自由与机遇，体现了建筑核心价值中包含的精神层面的宽宏与人性上的感知【注7-1】。

虽然本年度威双最引人注目的“金狮奖”花落瑞士国家馆，但中国建筑师群体在国家馆和独立受邀参展两条主线上都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李翔宁教授（图7-3）担纲策展人，中国国家馆以“我们的乡村”（Building a future countryside，图7-4）为主题，分“业、旅、社、文、居、拓”六个类别，“从诗意栖居到乡土制造，从文化实践到自在游憩，从社区营造到开拓创新，六条线索在空间和类型上描绘出中国当代乡村的发展趋势和一个充满机遇的自由格局”【注7-2】，展示了多位中国当代建筑师的作品。

以建筑师袁峰为例，展览现场的两个装置模型作品“云市”（图7-5）和“竹里”（图7-6）都收获了很高的关注度；而绘造社的建筑壁画《淘宝村·半亩城》（图7-7），通过惊人的细节和丰富的元素，展示了中国发达的电商时代的独特产物——“淘宝村”的独特景象，也令人惊艳。这些展出的作品，引用李翔宁教授的解释：“……目的不仅仅在于‘乡愁’，更希望回到中国文化的发源之地，去寻找被遗忘的价值和被忽视的可能性，于此展望，我们未来的乡村。”【注7-3】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馆没有拘泥于一般的城市建筑叙事，而是以非常独特的乡村视角来看待和诠释“自由空间”，无疑丰富了这次展览的维度和层次。

受邀策展人方面，本届双年展有王澍、董功（直向建筑）与徐甜甜（DnA）三位中国建筑师受邀参展。其中徐甜甜的作品“竹子剧场”（图7-8 & 7-9）和“石门廊桥”（图7-10 & 7-11）都在尊重本土文脉与环境的基础上，灵活地重新演绎了其独有的地域文化与空间内涵，也成为了主题展览的亮点之一。

当然，除了威双这样的压轴大戏，2018年中国建筑师们的身影还出现在许多国内与国际性的展览和奖项中。比如，上文提到的绘造社创始合伙人李涵，就凭借“The Samsara of Building No.42 on Dirty Street”系列作品（图7-12~7-15）获得了2018年世界建筑节（WAF）建筑制图奖的冠军。这一组颇有建筑电讯派风格的轴测图，被评委会评价为“挑战了数字演示的先入之见。它讲述了9年来数百个建筑、城市和人民生活发生变化的故事……可以感受到城市建设的速度，甚至听得到城市的喧嚣……”【注7-4】

此外，中国建筑师在另外两个重要的国际建筑媒体奖项，ArchDaily年度建筑大奖（Building of the Year '18，图7-16）和dezeen awards（图7-17）上，亦分别有所斩获。

其中MAD（马岩松）的黄山山居（图7-18）、ARCHSTUDIO建筑营（韩文强）的水畔佛堂（图7-19）、和李兴钢的天津大学体育馆新馆（图7-20）分别获得Archdaily年度住房建筑类、宗教建筑类和体育建筑类大奖；Gad Line+ Studio的杭州富阳东梓关回迁农居（图7-21）则获得了dezeen awards的最佳住房（Housing）建筑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Archdaily建筑日报中文站主办、范围针对中国本土的“中国建筑年度大奖'18”中，何镜堂院士带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团队设计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图7-22）、Wutopia Lab（俞挺）的八分园（图7-23）、和山水秀建筑设计事务所（祝晓峰）设计的苏州东原千浔社区中心（图7-24）分获冠、亚、季军。大家不妨借此机会，比较国际建筑师与中国建筑师在评价当代中国建筑时的微妙异同。

而在展览方面比较有代表性和话题性的，则是9月21日在鸟巢开幕的、由著名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策展的“2018 China House Vision探索家——未来生活大展”（图7-25）。

展览汇集了张永和、柳亦春、李虎、马岩松、青山周平等国内外知名建筑师不同风格与侧重的专题设计作品，试图回归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家”，思考和探讨“家”在未来应有的样子和可能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知乎也积极参与和跟进了这次展览，并且推出了相关专题“下一个家：方寸之问 x 居住之解”，我本人也有幸参与到了专题下的“居住十问”环节：

“白”眼旁白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了最近在圈内颇有人讨论的一档节目《丹行道》——演员王珞丹与11组（12位）中国当代建筑师最具代表性的中坚力量对谈，谈建筑（图7-26）。

之前也有很多大众化的节目，比如《梦想改造家》和《漂亮的房子》，吴彦祖这种建筑科班出身的国际明星的参与，也让一些内外兼修的建筑师有了更高的曝光度。很可能我为这篇专栏文章忙碌了一个晚上查阅的资料、挑选的图片、码出来的文字，都比不过最后上面这一张海报图片带来的流量。一个不算最一线的女明星的侧脸，占据了整个海报大约4/5的面积，而应邀参加录制的国内最优秀的建筑师群体中的12位，只占据了最下方的窄窄一条。建筑师一年的忙碌，最后的高光竟然是一档娱乐节目——其中某一集的捧哏。看着这12位教育背景从同济、清华到伯克利、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的建筑师，我一度最好奇的，是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王珞丹在一个娱乐节目上谈论建筑，而不显得过于尴尬。

我并不犬儒，甚至厌恶那种无差别愤世嫉俗的态度，但是这个时代，忙碌的建筑师们是不是真的也需要学着接接地气儿了呢？毕竟，成功如Bjarke也会像网红一样满世界发Instagram，而建筑师也早已经不是古希腊语含义中的Archet Tecton（首席工匠）一样，可以高高在上地俯瞰芸芸众生了。其实，从公元前“首席工匠”这个词开始，建筑师就是一个接地气儿的职业——刘看山的确不是山，看山却是可以还是山的。

“白”眼旁观 2018（捌）：宅技术与技术宅

2018年，忙碌的不仅仅有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与建筑相关的其他行业中，也有许多专业人士为推进行业的进步与融合而不断努力。而诸如人工智能（包括智能工业制造）、人机交互、大数据、虚拟/增强现实、3D打印这些当前最为炙手可热的技术领域，对推动建筑业、乃至整个人居环境未来的发展，也有着最显著的影响力。这里就来回顾一下科技与建筑两个领域在过去一年中交叉的一些标志性事件。

根据ReportLinker网站在2018年2月发布的《2018年度全球施工市场报告》（Construction Global Market Report 2018），全球各类工程施工（涵盖建筑、基建、路桥、土地规划与开发、以及其他各相关专业施工）的市场总值，在2017年已经超过了17.14万亿美元，其中建筑类施工Building Construction占比达到49%（8.45万亿美元）【注8-1】；对比当年全世界的GDP总值80.05万亿美元【注8-2】，施工市场贡献的价值所占比重超过了1/5。而根据同一份报告，预计到2021年，工程施工市场总值将达到24.33万亿美元【注8-3】，接近当年全球GDP总值预估的1/4【注8-4】。而如果考虑到其上下游的配套行业，比如规划、设计、咨询、市场、法律、服务，则总估值只会更为惊人。对于这样一个市场体量庞大、但整体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技术应用革新相对缓慢的领域，自然有非常多潜在的机遇。

正因如此，近年来新兴的科技巨头和背后的资本推手，都在试图染指涉足广义的建筑行业。同时，各大专业教育与科研机构也都在试图从理论和体系上提出新的角度，引领新的变革风潮。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Sidewalk Labs于2017年10月，就公布了在加拿大多伦多东湖岸区（East Bayfront）Quayside开发一片面积为4.9公顷的智能社区——Sidewalk Toronto（图8-1~8-3），并且已于2018年12月初推进到了第四轮汇报。如果项目效果良好，将扩建应用至附近325公顷的市区。

这片智能城市“试验田”的主要使命，是尝试利用“正在涌现的技术、材料与程式”来解决都市社区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无障碍与可达性、包容性和维持增长等方面的问题【注8-5】，并在未来推广至北美和全球。

除开谷歌的美好愿景，建筑施工业在2018年初也迎来了重磅消息：1月24日，彭博新闻科技板块报道，大家耳熟能详的软银集团向一家“鲜为人知的工程-科技初创企业Katerra投资8.65亿美元，足以震撼建筑工程行业。”【注8-6】

软银自不必多介绍，但是Katerra（图8-4）是何方神圣？新闻发出时，很多建筑业内人士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而那时它的估值已经超过了30亿美元，同时还有13亿美元待建的新项目【注8-7】。Katerra的三位创始人Michael Marks、Jim Davidson和Fritz Wolff都是硅谷的资深老兵，Marks曾经领导科技制造商Flextronics International（伟创力）13年，Davison与Wolff都有资本与地产投资的经验。

Katerra本身的模式并不能算是巨大创新——工厂预制房屋建造，即所谓的“装配式建筑”（Prefabricated Building，图8-5）。

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工厂内完成主要构件的生产，运输到现场之后只进行拼接装配工作的建筑。这种建筑本身有着节约工期、节省人力、工业自动化程度高更、质量控制更容易、受现场环境制约与影响小等优势，但是一直因为成本、技术、政策等多方原因没有推广开来。然而随着美国经济摆脱10年前次贷危机的阴影，房市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工会和保护政策造成热点区域（诸如旧金山湾区、西雅图、纽约）人工成本飙升（旧金山湾区一般的建筑工人，当前的时薪都已可达50美元左右，而工班长和监理的年薪丝毫不逊于科技公司的软件工程师），装配式技术的上述优点带来的成本节约和风险控制，就凸显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Katerra用这种已经超过百年的建筑工业概念，依然能够在两年内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虽然Katerra在节能、环保、智能化与自动化方面都有着意发展，甚至在年中还收购了两家加拿大与美国的建筑事务所，但是面对积重难返的美国建筑施工业现状（高能耗，低技术，地方保护主义，生产效率甚至低于50年前【注8-8】），也爆出了工厂工期延误、生产事故、管理层离职等高速增长中的问题——也许正如联合创始人之一Fritz Wolff所言，“这事儿出位又疯狂，我都懂，但是如果想成规模地解决问题，那这些都是必需的代价。”【注8-9】

美国西海岸实干家们的故事暂告一段落，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海岸的学者们。2018年6月5日，麻省理工学院（MIT）校方新闻报道，学院已经批准设立了新的“都市科学专业”（urban science major，图8-6）。

新专业将会是一门由建筑与规划学院与工程学院联合教学的“结合了都市规划与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本科项目”（Interdisciplinary undergraduate program combines urban planning and computer science），届时会“为学生提供机会，去调查当今都市地区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与挑战”，其跨学科的教学设置可以帮助学生“将都市政策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工具相结合，从而为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提出创新性的策略与方法，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注8-10】

这个专业的创立，是世界顶级院校近年来结合技术与都市规划/建筑设计尝试的又一个重要事件。之前两年哈佛大学新设立的设计工程学硕士（Master in Design Engineering，图8-7）、更早的斯坦福大学d.school（图8-8），都是将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设计与技术结合的例子。

鉴于都市规划与设计是比单体建筑设计更为复杂和综合的领域，因此以往的政策常会因为现实中人类行为带来难以预料的熵增而失效，而规划设计图纸，也因为不可避免的模糊性，很无奈地只能“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而有了大数据、智能基础设施等技术的支撑，同时强调都市规划的远景式思维和计算机科学严谨的逻辑，都市规划和设计有机会向科学分析进一步靠近，将概念性政策更平滑地与实际结合。

中国方面，也有相当值得关注的建筑与科技结合的消息：据36氪2018年6月20日报道【注8-11】，“人工智能建筑应用公司小库科技已于2018年5月完成数千万PreA轮融资”。根据新闻内容，小库是一家主攻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建筑项目前期拿地方案、概念方案设计（所谓的“强排”）效率，节省重复劳动的人力与时间的公司，应对了新常态下“稳坐GDP头把交椅的建筑行业，符合新科技客户高营收、高毛利、有多种应用场景、付费尝试意愿强等特性”，因此前景看好。

类似的建筑产业应用科技公司的新闻，还包括不到一个月前欧特克（Autodesk，AutoCAD与Revit的出品公司）斥资8.75亿美元收购施工管理云端平台PlanGrid【注8-12】，将自己的服务范围从设计与施工协调进一步拓展到更复杂的全程项目与施工管理（图8-9）。

如果Autodesk能够将PlanGrid与Revit等设计与BIM软件平台进一步结合，则对提高各专业协调的效率和弥补建筑师与现场施工人员认知水平的差距是切实的利好消息——建筑师们也许可以多避免很多次“秀才遇见兵”的尴尬和无奈，少和分包商吵很多次架了。

而2018年11月底，另一家当红结合网络与线下业务的公司爱彼迎（Airbnb）也公布了新的创新项目“后院”（Backyard，图8-10 & 8-11），一次“为建造与共享居所设计新的原型的努力”【注8-13】。无独有偶，从目前的信息分析，Backyard应该也会采用装配式来设计共享住宅的原型。

这是继WeWork之后，又一家原本业务就与建筑业相关，但之前没有深入涉足全过程设计与建造的科技公司新星，正式进军设计与施工建造领域。从这些引领时代的公司的动向，可以窥见未来发展的端倪。至于实际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白”眼旁白

科技圈似乎流行用“XX元年”来标记一些里程碑事件的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回顾科技与建筑结合的新闻，就会发现似乎没有什么是需要用“元年”来纪元的：方法论也好，价值体系和理想目标也好，落地实践的通用规则也好，其实依旧是由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和承包商们搭建并且正在遵循的。从正面来看，这暗示了这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机器替代；从反面来看，这也证明了这个行业的陈旧和低技，在“后工业化时代”，依旧难以做到一些其他制造业最基本的标准化和流程化。

借助科技的工具，我们得到的其实是进一步去伪存真的机会，而不是恐惧和迷茫。颠覆性成果有概率出现，但是面对颠覆也是执业者的责任——无法由别的人或者别的机器来代替。汽车代替的是马车而不是马夫，真正代替那些不愿意学习开车的马夫的，是汽车司机。

如同李诞接受采访时所说，如果有一天真的都用人工智能写段子、说stand-up了，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第一个需要找的人，依旧是他李诞。换言之，找到一个让别人觉得必须找你的理由，可能就够了。

“白”眼旁观 2018（玖）：“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还是美式的“逃离北上广”？

既然已经提到了科技公司在建筑业开疆拓土，接下来就把视角聚焦到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大本营——旧金山湾区硅谷。不过，与科技巨头们攻城拔寨、欣欣向荣的景象不同的是，湾区的地产建筑界近年来正经历着异常严峻的考验。如果说中国的年轻人正经历着“追求梦想与事业”和“逃离北上广”之间的矛盾挣扎的话，那么湾区的原住民与新来客们，也面临着类似的“新美国梦”与“逃离湾区”的两难抉择。

旧金山湾区近年来的发展，用“井喷”来形容并不为过。在经历了十年前的经济危机之后，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崛起从硅谷辐射开来，带动了湾区的复苏和兴旺。科技巨头、初创公司、资本投资……一个云端的新世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喷薄而出。随之而来的，是全球高端人才的涌入，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无可避免的，日益高企的房价、外来弄潮儿与本地居民的冲突、以及城市更新过程中带来的种种问题。从下图（图9-1）可以看出，在经历了十年前的经济危机后，2012年开始至2018年3月，旧金山及附近的Marin、San Mateo、Alameda和Contra Costa五个郡的房价翻了一番有余，而且增速明显高于美国平均——这还没算上包括“宇宙第一学区”、斯坦福大学所在的Palo Alto市及Apple、Google等科技公司扎堆的南半岛、以及加州第二大城市San Jose（圣何塞）在内的Santa Clara郡（图9-2）。

而飞涨的房价，似乎并没有让建筑品质随之提高。新世纪以来全美最大的建筑工程事故之一、千禧塔（Millennium Tower，图9-3）的沉降与倾斜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持续发酵，已经沦为了业界通用的揶揄对象。这座接近200米高、位于旧金山市场街南金融区的豪华住宅塔楼，由业内声誉颇佳的Handel Architects设计，加州最大的总包商之一Webcor Builders承建，2005年动工，2009年完成，总耗资3.5亿美元，落成时为当时旧金山市内最高的住宅建筑，获得了当年建筑、结构、工程领域多个奖项【注9-1】。援引项目开发商千禧伙伴（Millennium Partners）官方网站上的文字：“千禧塔大厦坐落在旧金山索玛社区最前沿的心脏地帶，在金融区一支独秀，提供无与伦比的生活方式。……是旧金山奢华生活的极致缩影。”【注9-2】

然而，千禧塔于2016年被曝光地基下沉且正在向西北方向倾斜。截至2018年，地基沉降深度和塔楼倾斜距离已经分别达到约45厘米和35厘米。倾斜带来的问题包括“楼内出现蛛网一样的几米长的裂缝……更可怕的是，因为沉降不均匀，千禧塔正逐渐向周边密集的建筑群倾斜，甚至面临被市政府关停的风险。”【注9-3】

“在 CBS 拍摄的影像中，千禧塔地下车库墙上布满像蛛网一样的裂缝，有些裂缝甚至从地板绵延到天花板。在墙上的裂缝上有数十个应力计，正以毫米为单位默默记录着裂缝的缓慢增长。”（图9-4）

这样严重的工程质量问题，让塔楼的住户每天都生活在惊恐之中；而业主、旧金山市政府与房屋质量监管部门、开发商、承建总包商、建筑师，互相之间复杂而漫长的司法诉讼程序和高昂的司法纠纷成本，则卷入事故的每个人的精神都经受着另一层折磨。政府部门指责开发商和地勘顾问的地基方案存在缺陷，而开发商坚称自己采用了所在地区常见的地基施工方案，是临近的跨湾交通枢纽（Transbay Transit Center，图9-5）的施工不周，造成了地质环境的破坏和塔楼的倾斜……

如果说这场闹剧在2018年中有什么积极进展的话，可能就是最近公布的最新补救方案了——将52根钢筋混凝土桩打入超过80米深的地下，来调整塔楼的受力（图9-6），并有望将修复成本从逾4亿美元降低至不到1亿美元——但是究竟何时能够付诸实现，仍然是未知数。

屋漏偏逢连阴雨，仿佛老天爷嫌单单一个千禧塔倾斜还不够戏剧性，又给上文提到的跨湾交通枢纽（Transbay Transit Center）炸了个雷——2018年9月25日，在正式开放仅1个月出头之时，耗资22.6亿美元的Transbay Transit Center就因为支撑顶层开放式花园的钢梁出现裂缝（图9-7）而被迫关闭，直到本文发出之时仍然没有开放【注9-4】。

这座施工旷日持久、被寄予厚望同时媲美纽约中央车站和高线公园的综合性公共建筑（图9-8~9-10），在施工没有完成全部收尾工作的情况下就粉墨登场（图9-11），短短一个月之后就以这样的方式草草关闭（图9-12），令人叹息之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湾区建筑业目前面临的全面困境与挑战。

“白”眼旁白

如果把在伯克利读书的四年和硕士毕业之后回到湾区工作的两年多时间加在一起，我在湾区度过的时间已经占了目前人生的五分之一，我也已经把这里当成我的另一个故乡。

然而即使抛开主观感情的因素，我也认为湾区面临的种种问题，从房价高企、基础设施陈旧、公共交通拥堵（湾区的小伙伴们应该都体验过101号高速“全天皆高峰”的情况），到政策保守、邻避主义盛行、当地居民抗议科技公司与制药公司班车占用道路、工会推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施工质量与效率低下，再到市中心流浪汉遍布、街道上排泄物清理不力（笔者在旧金山街上遇到过各种“清新脱俗”的场景，幸运的是到目前位置没有踩中过“地雷”。有个有趣的网页专门追踪旧金山市区范围内人类排泄物的密度：human wasteland，大家可以参考）等等，不一而足，都是高速发展和转型的都市群面临的典型问题。

艺术家Chris Cobb在2011年创作的一幅地图拼贴画中（图9-13），可以看到纽约曼哈顿用旧金山市区及周边三分之一左右的面积，容纳了大约为旧金山市两倍的人口。

而如果对比纽约都市圈和整个湾区，也有着明显差距：纽约都市圈（包括纽约市以及周边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和宾州的数十座城市）用3.45万平方公里出头的面积，容纳了超过2000万人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88人【注9-5】；而湾区与旧金山接壤的9个郡用1.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仅容纳了780万人口，人口密度为426人每平方米——若扩大至整个区域有经济联系的12个郡，则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332人【注9-6】，不到纽约都市圈的一半。

我们都知道，适当的高密度是提升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一，但是湾区的现状，却颇为积重难返：高科技公司描绘的未来城市、智能基础设施等美好愿景，在它们总部的所在地，似乎也都遥遥无期——苹果公司去年新落成的库柏蒂诺总部，有着北京故宫一样的尺度和占地面积（图9-14），也有着故宫一样的建筑高度。抛开设计美学，在本来就用地紧张的湾区，是不是最具社会责任的建筑方案，令人怀疑。

过去一周内的两则新闻，也许最能代表湾区面临的复杂形式：其一，是东湾距离旧金山不到一小时车程的Lafayette市的市政经理Steven Falk在卓有成效地为当地服务了28年之后，因为“职业良知不允许”自己忍受当地居民“过分高涨的邻避主义情绪”【注9-7】和反对任何新的城市开发的态度而愤然辞职。

其二，则是一家加拿大开发商计划在与旧金山跨湾相望的Emeryville市开发一座54层高的住宅。在NBC新闻网的报道中，当地居民对这个开发提案的态度分别为“无家可归者和保障住房才是更大的问题。路上尚有冻死骨的前提下，盖多大的楼我都觉得没什么用”、“我喜欢Emeryville就是因为它与旧金山不同（其实就隔着一座海湾大桥，笔者注），我觉得如果我们盖一座高楼，那这里和旧金山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注9-8】。

耐人寻味的是，以上两句话分别来自住在东湾Oakland与Emeryville的两位居民；而另一位三藩市居民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他们尝试在这里盖更多——很多很多的住房，这可以解决房租过高的问题，所以我支持。”【注-9-9】

《圣何塞水星报》2018年中的调查显示，有46%的湾区居民打算在未来几年“逃离湾区”（Leave the Bay Area，图9-15），甚至专门出现了“Leaving the Bay Area”这样的咨询服务网站（图9-16）。

但是，这些人离开之后，是奔向茫茫夜色中的中部锈带，还是去往波特兰、西雅图、奥斯汀，再次上演同样的循环，让士绅化和高房价制造更多的旧金山湾区？

也许没有答案。

“白”眼旁观 2018（拾）：经冬复历春，河山待来人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节。收官的话题，应当是这一年间对建筑界影响最直接、也是社会关注度最高的一个——可能诸位也已经想到了：中国楼市2018年全面降温，地产商经历“寒冬”。

这基本上一个万能话题。即使我写的不是建筑界年度盘点，而是制造业、互联网业、教育界、法制版块甚至餐饮界，房地产都是一个可以搭上边而且高权重的话题。“买房”、“房价”、“学区房”、“楼市”、“房产税”……一个行业能够贡献这么多全民关注、街头巷尾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的热点词汇，也算是一道风景。不过，建筑业仍然是与房地产关系最直接的领域（之一），而且在中国当前社会环境下，也是最依赖房地产的行业（可能没有之一）——建筑业所能够提供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力，是需要房地产这个源头提供的资本和市场，才能够得以流动；否则，就如同干涸河床上搁浅的船。也正因如此，房地产打个喷嚏，建筑业就要感冒发烧——偏偏今年房地产自己都冻感冒了，建筑业的难受也是可想而知。

中国房地产的沉疴已非一日，而且因为疾不止于腠理，仅仅依靠理性策略和市场调节是不能够完全解决的。各类负面新闻，想必各位听得也都要耳朵长茧子了：

4月7日至7月26日不到四个月间，碧桂园广西、上海、安徽等项目工地发生多起安全事故（图10-1），累计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注10-1】，“高周转”的快速扩张战略备受质疑；

9月1日，一篇题目为《阿里 P7 员工得白血病身故，生前租了自如甲醛房》的公众号文章引爆网络，引来民众对链家旗下的自如租房（图10-2）甲醛含量超标的严重关切【注10-2】，而自如在宣布下架所有房源并经整改上架后，又被曝光不仅甲醛含量没有降低，相同房源租金反而上涨，引来更多争议【注10-3】；

9月底，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图10-3），在万科内部例会上，发表了“以‘活下去’为最终目标”的讲话，引起广泛讨论【注10-4】。联系8月份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以及下半年房企融资困难、一线城市房价走低或回调等前后事件，2018年对于中国房地产业，的确是不太容易“活下去”的一年。

然而，如果在2018年结尾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又会发现，碧桂园依旧占据着销售金额的头把交椅；全国范围内，千亿房企数量达到了近30家——Top 30的门槛，同比提高了近50%【注10-5】；万科喊完“活下去”，转过身就“身体力行”拉了友商华夏幸福一把：10月9日，万科32亿人民币收购华夏幸福河北约34万平方米住宅用地【注10-6】……

“看不见的手”从来都不是一句虚言，再强再横，也总归无法背离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凛冬已至，春天未必不远；河山依旧，来人依然可期。

“白”眼旁白

2018年7月31日环球网的报道【注10-7】，早在2016年，“根据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的房地产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房地产总市值占GDP的比例为411%。”相同的比例，如果带入到2017或者2018年，则中国大陆所有地区的房子都卖出去的话，可以买下不止一个美国。这一耸人听闻而又让人哑然失笑的数据，都指向了高泡沫、实体经济受损、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等不利影响。相关市场与政策类的解读，网络上也已经有非常多优秀的资源，远比我在一篇文章中能够提到的要更有深度也更为专业。

但是人们都明白，消解泡沫，远不是“刺破”一个动作那么简单。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多么的光怪陆离和错综复杂，截取上文提到的郁亮讲话中的一段便可知一二：“当前整个社会都倾向于反资本、反大企业，普通老百姓都把贫富悬殊、社会板结等问题都归结于大企业、大资本方，最可怕的是这是整个社会的共识，政府和知识界也站在普通民众这一边，来共同面对大资本和大企业。”【注10-8】——我们生活在一个，象征国家的建筑物上悬挂革命领袖画像，但同时最杰出企业之一的领导者又以“大资本方”自居的国度；一个“全国人民”都在盼望房价下跌，但若一地房价真正下跌，购房者又会“大闹售楼处”的国度。

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通常都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性产业。合理状态下的规模，亦会占到GDP总量的10%~20%，涉及到的领域从“软性”诸如的金融、法律，到“硬性”诸如的化工、制造业。在中国城镇化的潜力还远未被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存量和增量两部分都仍然有着巨大的机遇和潜力——毕竟，即使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传统儒家理想，也要真真正正地建出来“广厦千万间”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建筑是非常实事求是而且唯物主义的——Buildings don't lie。然而，巨大机遇和潜力也伴随着更大的挑战和危机，在2018年严峻外部环境的挤压下，一些原本潜伏的问题也最终不得不暴露在阳光下。牵一发尚且动全身，何况房地产在今日的中国已经渗透入每个人的生活；其出现的问题，也就不仅是房地产自身的问题，更是深层次问题的投射和管窥——所谓疾不止于腠理，非寻常方药可以根治。

看过描述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图10-4）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对影片最后阶段，布拉德·皮特饰演的老鸟交易员，对刚刚因为赌对空头而一夜暴富、激动不已的两个年轻合作伙伴那一番毫不留情的训斥（图10-5）。

而如果看懂了这个片段，再结合另一部描述次贷危机的电影《商海通牒》（Margin Call，图10-6）中，经理对菜鸟关于人性贪婪说教的片段（图10-7），我们也许能够更清醒一点。

那如果站在建筑师的角度，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大家一边吐槽设计费十数年不涨，一边纠结留在设计院、跳到地产公司还是干脆转行。个体的力量面对行业大势纵然单薄，但是如果心不在焉，留下或是离开，又到底哪里才是终点？

实际上，弯弯转转，建筑师们最后都还是非常的“建筑师”——即使转行，还是会保留一些特别的辨识度颇高的习惯。建筑师的名字会改变，工作的内容会改变，甚至——如同日本建筑师矶崎新今年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英文的“Architecture”和中文的“建筑”并不对等——连做的事情到底怎么定义都会改变；唯有精神内核和认知敏感的守恒，才是建筑作为一个渊源数千年的领域延续至今的关键。

也许开发商在未来会成为“都市发展决策顾问”或“都市运营者”，实践建筑师会与规划师、景观设计师融合成为“人居环境提供商”…… 著名建筑师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有一句名言，“Architecture is not so much a Knowledge of Form, but a Form of Knowledge”（建筑不是关于形式的知识，而是一种知识的形式，图10-8）；而我之所以会用“Long live the Architect”为标题，也是想表达：建筑师也许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职称描述，或者固定的日常工作，而是一类有共同特质的人的统称。

人会死去，建筑会衰败，著作会散佚，思想会被歪曲或遗忘，然而只要人类还需要一方空间，建筑师们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All being said, Long live the Architects!

祝2019顺遂。

参考资料与引用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