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里但凡能有明确疗效的治疗方案和药物,现代医学基本上都已经吸收了。
但吸收的前提是“明确”两个字。中医的很多疗法和药物不能说无效,但确实做不到“明确有效”。
什么叫“明确有效”?主要就是三个指标:
第一,如果是疗法,能否形成一套标准化、可复制、无疑义的方案。
第二,疗法或者药物统计学意义上的治愈率有多少?
第三,副作用、不良反应和禁忌是什么?
能做到这三点,就算是没学过中医的美国人,也会承认你的疗法是有效的。
这几天评论里总是有人在BB“中医怎么可能标准化”、“辨证施治才是中医的灵魂”之类的话。
这些人摆明了就是来给中医招黑的。
如果你真觉得“辨证施治”是中医的灵魂,那么“辨证施治”到底是基于客观的理论、成熟的经验还是医生的瞎猜?
如果是基于客观的理论和成熟的经验,那么这“经验”和“理论”本身不就是标准吗?
在古代,这些“经验”或许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古代的医生可能会说病人身体发热,可能是某某情况,如果病人轻微发热可以用这种药,发热比较厉害可以用那种药,热的实在不行了再用第三种药。
这是不是就是对“发热”的辨症治疗?可是,没有温度计,怎么判断病人是轻微发热、发热比较厉害还是热的实在不行了?也许张三大夫认为病人是轻微发热,李四大夫认为病人热得很厉害了。甚至有可能,张三大夫的正常体温就是要比李四大夫要高个0.3℃,就算是去摸同样一个病人,张三跟李四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叫标准化?就是把以前玄之又玄或者无法准确表述的内容,用客观统一的术语说出来。如果把上面的那段话转换成“病人体温在37℃至38℃之间服用这个药,在38℃到40℃之间服用那个药”,这不就是可复制、可检验的的疗法了吗?
再说,中医粉们还真以为“辨证施治”是什么了不得的成就?西医看病也会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给出不同的药物组合。大多数去西医医院看的人,应该都有印象吧,大多数时候医生是不会给你单独开一种药的。
有的时候一粉顶十黑,真不是瞎说的。
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工作,一转眼,进入到现代医学这个领域也已经有快10年的时间了,治疗过很多病人,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自以为一般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已经难不倒自己,直到我的老母亲有一天向我倾诉了她的不适。
“儿子,我总是觉得口苦。”
“口苦?先排除一下消化系统的疾病吧。”
于是我陪母亲住进了医院,虽然母亲每年都体检,这回我还是给她安排了全身的体检。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无论是胃镜、肠镜还有腹部的CT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也是阴性,所以,我只能给母亲开了一些制酸护胃和促进胃肠蠕动的药物。
三个月过去了,母亲的口苦并没有好转,看着医院的检查报告,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而我们医院的水平还检查不出来。
“儿子,我还是觉得口苦,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面对母亲的询问,我竟一时语塞,毕竟,各项化验检查都在正常范围内,我又如何去向母亲解释呢。
“唉,没想到供你学了这么多年医,你连你老妈子的病都不好,唉,总还是我命苦。”母亲开始嗔怪起我来。
母亲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退休后又开始操心起我的终身大事,一刻也没有闲下来,只是一般的工人家庭,供养出一个研究生很不容易,母亲紧缩的眉头似乎一刻都没有展开过。
看着母亲烦恼的样子,我有陷入了沉思。
“心烦,口苦,心烦,口苦。”我小声地反复重复母亲的症状。
突然我的脑海里闪过《中医学》选修课上老师讲解《伤寒论》时曾经讲过,对于有“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嘿嘿不欲饮食”这组症状的患者,可以用小柴胡汤来治疗,而且,
上述的症状“但见一证便是”。
可是,古老的中医学,都没有经过循证医学的验证,能有效果吗?我不禁打起了退堂鼓,但再看看母亲的满面愁容,我决定试上一试。
马上打电话给学中医的同学,跟他诉说了母亲的症状,他也觉得小柴胡汤合适,于是向他讨来了方子,赶紧抓了一个礼拜的药来给母亲煎上。
厨房里飘来了浓浓的药香,使人想起儿时感冒时,母亲也曾这样在煤炉旁煎药给我喝,就这样一天一副药,过了半个月,母亲积年的口苦居然痊愈了,更令人欣喜的是,她的心情变得比以前开朗了很多。
母亲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连连夸赞我医术高明。
我可不敢贪功,没想到古老的中医学居然有如此神奇的疗效,两千年前张仲景的临床经验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这使我重新燃起了对中医学的兴趣,也不由得思考起这门古老的医学在如今渐趋式微的原因。
“浮散无根,至数不齐。散似杨花散漫飞”,这是中医学对于“散脉”这一脉象的描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描述,但是却让初学者摸不着头脑,与此类似的还有抽像的阴阳五行理论,五运六气学说。长久以来口传心授的教育方式以及过度依赖学生悟性的教育方法都极大的限制了中医学人才的培养,自然在与流水线式的现代医学的培养体系的竞争中处在了下风。
实际上抛开艰涩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在看病治病的实践层面上是非常易于操作的,这一点就集中体现在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的灵魂“辩证施治”四个字上,具体来说,就是《伤寒论》里的一句经典名句: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这句话说得更具有操作性一点,就是中医的处方,讲究的就是“方证相应”的原则。
“方证对应,是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一大特点,亦是运用经方的一大原则,是寻找方药与其主治适应证之间特殊对应关系的学说,临证时,有是证则用是方,方证紧密结合,成为临床取效的关键。”
就如同上文提到的“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嘿嘿不欲饮食”这一组症状,就被称作“小柴胡汤证”,只要患者具有这组症状中的一种,就可以处方小柴胡汤,也往往可以取得一定的疗效。
当然,能够在临床工作中灵活地辩证,有时是抓主证,有时是抓兼证,还要兼顾到各种变证,这就需要长时间的临床经验的积累,最最重要的一点,需要一位富有经验的老师长时间进行言传身教,这无形的延长了中医人才的培养时间。
所幸的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医人们也在不断地探索,他们通过将传统的中医理论与现代的人工智能相结合,创造性地发明了一套智能的中医处方系统,让年轻的医生,也能通过高科技的手段,与老前辈们共享宝贵的临床经验,这其中,最为成功的人工智能,当属“问止中医”人工智能系统。
基于中医“辨证施治,方证相应”的诊疗基本思路,问止中医超越了靠“人力”来总结经验,转而利用现代科技“解构”中医,再利用现代科技“重构”中医。
问止中医将方剂拆解为更基本的元素,这就是药对。症状的组合产生了证型,药对的组合产生了方剂,穴位的组合产生了穴组。中医结构分析的落脚点,便是把这些药对和穴组与证型相对应起来,使得医生在开方时,只需要通过望闻问切获取患者的证型,再输入到电脑系统中,就能够像查阅字典一样,提取适合患者的药物组合。
经过12年的数据积累和20万临床案例后,事实证明,问止中医的思维体系,打开方剂学宝库的钥匙,中医学,竟然可以被当作一门工程学去理解和应用。因此,问止中医也在实践中博得了广大中医工作者的信任,并被大力推广开来。
不可否认,古老的中医学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学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而逐渐走向衰落,所幸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并没有放弃过努力,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像问止中医这样优秀的人工智能必将为中医学的复兴和现代化进程提供强大的助力,古老的中医学也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重新闪耀出夺目的光辉。
如果对中医文化感兴趣,想要问道中医的读者,可以通过以下视频了解问止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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