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民族构建,埃及人虽然大多数是阿拉伯人,但如果非要论古埃及血统,现代埃及说自己继承最多还真没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
现代意大利虽然继承自日耳曼人的政权,但语言确实是和古拉丁语一脉相承,谈历史可以算是半个罗马人。
现代秘鲁、玻利维亚虽然通行西班牙语,但大多数人身体里还流着一半印加的血,还有一千多万人固守着克丘亚语,谈历史可以说自己是太阳神的子民。
埃及人怎么看古埃及我不知道,但如果他们认为古埃及历史属于自己,我丝毫不意外,毕竟萨达姆在伊拉克当政时期还在货币上印楔形文字呢。
我是无锡人,“无锡”二字源于古越语,意思是“一个叫 Xi 的部落”,现在这种语言早已失传,只留下几个“白相”之类的词语游荡在吴语方言里。何况我只是1/4个本地无锡人,还有1/4的苏北血统和1/2的安徽血统,但我依然对古代那些名字都不像汉语的吴人有认同感,毕竟这是我的家呀。
比较文明学这个东西呢,说白了就是:“从不同中找相同,从相同中找不同;陌生历史熟悉化,熟悉历史陌生化”
埃及文明一步步走向灭亡,融入地中海文明圈,最终被阿拉伯化这一事件,之所以让无数中国人扼腕叹息,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从不同之中找相同,陌生历史熟悉化”的道理
何为“陌生历史熟悉化”呢?
实际上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有十个甚至九个“埃及”,他们和埃及差不多诞生(远古时期),甚至差不多时候灭亡(古典时期)
一个浙江人为什么能够理所当然的认同良渚文化,一个四川人为什么能够理所当然地认同宝墩-三星堆文化,一个旧热河地区的人为什么能够理所当然认同红山文化,仿佛他们这5000年来不存在任何的断裂呢?
只不过因为,良渚、宝墩、红山们没有像埃及一样留下可释读的文字
中国建立起了稳定的大一统体制,确保了这些地方“一天为中国,便永远为中国”
过于成熟的史书体系,只会告诉你华夏人来到此地开疆拓土,却不会告诉你原住民的去向,
以至于我们会认为这里的原住民也是华夏的一部分,
以至于这些地方,会流传起华夏族的传说
尽管越王王表上所有王名都不符合汉语的习惯,但是我们却毫不怀疑他们就是北方华夏族的后裔
尽管禹“生绵阳北川,葬绍兴越城”,但我们对这样的结论并没有觉得有丝毫不妥
所以,我们在问“埃及官方史观如何看待古埃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先问问“四川官方史观如何看待宝墩-三星堆文化,浙江官方史观如何看待良渚文化”呢?
毕竟你对埃及的情况感到陌生,但是四川和浙江的话,你想必十分熟悉。
2,再下一个诛心之论。你为什么问埃及阿拉伯人怎么看埃及,却不问“伊拉克阿拉伯人怎么看巴比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怎么看大卫王和所罗门”呢?
这本身就是对埃及文明的一种有色眼镜。现代流行文化把埃及渲染成了一个刻板印象化的、沙漠中的异域国度,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够与其他文明平起平坐的交流,在它灭亡后依然能将遗产留给整个人类的伟大文明
这一切,都不过是因为没有十个甚至九个《游戏王》《刺客信条》是以古巴勒斯坦和古伊拉克为背景罢了
谢邀,埃及的历史教材也有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区别,中小学的历史教材参见 @胡轶凡 的答案,他的回答相当说明问题。
我手头只有一些可能被用作大学历史教材的原版专著,比如这一本:
《古埃及史(Tārīkh Miṣr al-Qadīm)》第一卷
作者拉马丹·阿卜杜胡·阿里(Ramaḍān ‘Abduh ‘Aliyy),明亚大学文学院埃及学教授,开罗大学东方复兴出版社(Dār Nahḍat al-Sharq)2001年出版
绪论
学习和了解古埃及史的重要性
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思维被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现代科技充斥着,充满了对当代和未来的希冀,物质生活的种种问题也占据着我们的脑海。因此,我们似乎没有道理对过去加以重视,也没有道理对那无论从时间还是性质上看都距我们如此遥远的古埃历史及进行研究,而不思考如何解决本世纪文明所带给我们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黎民百姓还在面临着生活开销的增长,还在为一口吃食争斗不休,这时候研究埃及古迹和文明遗产无异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奢侈(al-taraf al-thaqāfiyy)”。
然而,尽管我们完全同意应该优先重视人们愈发艰辛的生活需求,但振兴我们民族文明遗产,却能为实现埃及的复兴带来莫大的影响,使我们得以借鉴古代历史中的最高典范和价值。
自从古代君主们执掌这个统一自两个国家(即上下埃及)的埃及至今,已经过去了五千多年。这段历史的余晖烟消云散,也是将近两千年前的事情。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疑问:学习和研究古埃及史到底有什么益处?而对于这类问题的回答,主要突出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这是现代世界中最古老的一段历史,也是全人类最悠久的一段历史。事实上,我们也无法断言古埃及史发轫于何时,它的掌故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各个时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无法根据某个确定的时间或历史来定义这些[史前]时代的开端,但我们知道它们结束于公元33至32世纪——这是所谓“有史时代”开始的时候。
第二、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它有多么古老,还体现在它绵延不绝的烙印之中。我们发现古埃及史上的各个历史时期尽管前后相继,但它们之间并无差异,也没有十分显著的区别使它们互不相同。
第三、古埃及人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他们成功地保持了古埃及史大致的架构和面貌,尽管这种架构有时会受到时局纷扰的影响,呈现出各种衰弱之相。
历史上,古埃及不乏出现任何一个现代的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诸如社会革命、政治争斗、经济混乱、饥馑横行或是外族入侵之类的历史事件,上述事件古埃及都不曾幸免,但它却从这些前所未有的磨难中幸存下来。因此,那些屡次企图趁埃及衰微动荡之际入侵埃及的侵略者们,要么承受不住当地人民的抵抗而被驱逐,没有给埃及世代因循的政治制度和局势带来任何影响;要么尝试着定居在埃及富饶的平原上,适应这里的生活条件,遵循这里的文明形式。
从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332年马其顿人入侵为止,我们发现古埃及历史一直保持着一个同一且坚固的架构。
第四、古埃及不存在宗教或信仰上的偏狭思想,也没有极端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争斗,因此其大多数的历史遗迹都免于毁坏,只有极少数例外。古埃及人的信仰具有着包容的特性,每个地区在崇拜其专门的男女神祇时,也承认其他邻近或遥远的地区所崇拜的神。我们发现他们除了供奉本地的神之外,也会崇拜其他不同的神。一名祭司也不止为一个神灵服务,而是作为诸神们的祭司,他本人更是身兼多职,在大小神庙中为各位神祇主持祭典。包容精神是古埃及宗教最为重要的特性,也体现了埃及人在信仰方面的高贵之处。
第五、能够让古埃及史引以为傲的是,古埃及经历过很多使者和先知的到访,其中包括我们的领袖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我们的领袖叶尔古伯(雅各)、我们的领袖尤素夫(约瑟)及其诸兄弟,以及我们的领袖穆萨(摩西)。穆萨生活在某位在埃及国王在位的时代,在埃及土地上出生、成长。后来至高的真主简选他和他的兄长——我们的领袖哈伦(亚伦)一同劝服法老和他的宗族信仰正道,顺从真主。但是法老及其宗族否认了真主的迹象,妄自尊大,他们最终遭到惩罚,尽数溺毙,与之前其他地区不信道的民众一般下场。
第六、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古埃及史,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对人类的劝戒和教导,因为古埃及人本身就了解死亡的真理:即一个人无论有多少丰功伟绩,无论学识多么渊博,无论寿命多么长久,他的命运也终将归于死亡;他所能留下的,也只有记载其事迹的故事,以及通过石刻、书写等不同文献所表达的历史。
(翻译中)
除了研究埃及的历史教材之外,也不乏了解现代埃及人如何看待古埃及文明的渠道。
我的老师曾告诉我,有一年他接待某个埃及教育界的官员时,询问过对方对古埃及文明怎么看。那位外宾是这么回答的:
’Abī ‘Arabiyy wa-jaddī Fir‘ūniyy.
(我的父辈是阿拉伯人,祖辈是古埃及人。)
Fir‘ūniyy意为“法老的”,可表示法老时期的古埃及人。
这句话基本可以代表埃及主流知识阶层对于自己民族和文化属性的界定,即“古埃及”和“阿拉伯”都是其文化标志,“阿拉伯”的影响最为直接,“古埃及”则深深根植于血脉深处,二者的关系尽管到不了和谐统一,但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对立。
还有一些埃及学者把古埃及也算做了广义上的阿拉伯文明,对他们来说,“古埃及”属于阿拉伯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这种问题。
在一些现代埃及人看来,“法老(Fir‘ūn)”既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标志,又是宗教传统中的“暴君”形象,他们会把自己不喜欢的执政者恶搞成法老的样子,穆巴拉克、穆尔西和塞西无一幸免。
下图是2011年2月埃及人上街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时候,有人用古埃及圣书文字表达抗议。
牌子上面写的是:
’-R-Ḥ-L
“滚——蛋”
bil-Hīrūghlīfiyy yimkin tifham yā Fir‘ūn
用圣书文字写出来你总能看得懂吧,法老!
牌子上的四个圣书文符号分别对应阿拉伯字母’-r-ḥ-l,拼起来读作’irḥal,这是一个阿拉伯语动词的命令式,意为“滚蛋”。
其中yimkin tifham(你能理解...)是埃及方言的发音,标准语作yumkinu ’an tafhama。
另外,埃及人似乎对埃及妖后更为津津乐道。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但是埃及人民的民族意识已经开始觉醒。
面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被称为“诗王(’amīr al-shu‘rā’)”的埃及爱国诗人艾哈迈德·绍基(’Aḥmed Shawqi,1868-1932)在1927年愤而创作了著名诗剧《埃及妖后之死(Maṣra‘ Kilyūbātrā)》,揭露英国的殖民暴行,歌颂埃及人民的反帝斗争。
《埃及妖后之死》将埃及妖后克丽奥佩特拉(Kilyūbātrā)比作诗人的祖国埃及,将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屋大维(’Uktāfiyūs)比作贪心不足的英国殖民势力。
在绍基的笔下,克丽奥佩特拉是一为殚精竭虑的仁慈君主,面对屋大维的步步紧逼,她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祖国和百姓免遭敌人蹂躏,却以失败告终,绝望之下自尽殉国。
也许是绍基的《埃及妖后之死》名气太大,埃及有一款著名的香烟品牌就叫做“埃及妖后(Kilyūbātrā)”,我的第一根烟就是本科室友从埃及带回来的埃及妖后。
2010年,埃及、叙利亚两国合拍了一部30集的大型历史电视连续剧《埃及妖后传(Kilyūbātrā)》。这部戏可以说是群星荟萃,埃及、叙利亚两国的实力派演员大都参与其中,全剧都是标准的阿拉伯语。
剧中,埃及妖后克丽奥佩特拉(Kilyūbātrā)由叙利亚演员苏拉芙·法瓦哈尔基(Sulāf Fawākharjī,1977年出生)饰演:
还是克丽奥佩特拉:
凯撒大帝(Yūliyūs Qayṣar)由埃及演员穆赫伊·伊斯梅尔(Muḥyī ’Ismā‘īl,1946年出生)饰演:
安东尼(’Anṭūniyūs)由叙利亚演员瓦伊勒·拉马丹(Wā’il Ramaḍān,1972年出生)饰演,他也是本剧的导演之一:
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
屋大维(’Uktāfiyūs)在剧中仍然是一个反面角色,由埃及青年演员瓦立德·奥马尔(Walīd ‘Umar)饰演:
屋大维的部将阿格里巴(’Aghrībā),在剧中是屋大维的重要帮凶,演员信息不详,可能是叙利亚演员穆罕默德·马拉斯(Muḥammad Malaṣ,1945年出生):
以下是《埃及妖后传》第25集凯撒大帝遇刺的片段,其中出现了凯撒、安东尼、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
凯撒遇刺 https://www.zhihu.com/video/1044278923563073536布鲁图斯(Burūtūs)由埃及演员艾哈迈德·塔马尼(’Aḥmad al-Ṭamāniyy)饰演,刺杀凯撒的主谋卡西乌斯(Kāsiyūs)由埃及演员阿里·侯赛因饰演(‘Aliyy Ḥusayn,1939-2015)。
视频1分20秒处凯撒看到养子布鲁图斯也在行刺者之列,绝望地说道:
Ḥattā ’anta, Burūtus?
(连你也这么做吗,布鲁图斯?)
阿拉伯语ḥattā是一个介词,可表示“直到...”、“连...也”、“甚至...”等意思,与属格名词或宾格动词搭配;’anta是第二人称阳性主格独立代名词“你”,在这里处于属格地位。
凯撒遗言的拉丁语原话为Et tu, Brute? 其中et是连词,等于英语的and和阿拉伯语的wa-。但是译者并没有把et tu译成wa-’anta,而是按照语境需要译成了ḥattā ’anta,这也更符合阿拉伯人在这种场合中的说话习惯。
《埃及妖后传》第30集,克丽奥佩特拉自尽的片段:
看到有的朋友觉得埃及妖后的托勒密王朝(al-Baṭālimah)不够古埃及,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看一看现代埃及文学是如何从古埃及文明汲取灵感的。
现代埃及著名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Najīb Maḥfūẓ,1911-2006)是阿拉伯文坛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地位相当于巴金在我国的地位。
1980年,纳吉布·马哈福兹凭借其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Awlād Ḥāratin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获得此奖的人。
纳吉布·马哈福兹一生著作颇丰,他早期的代表作是古埃及历史主题的三部曲,分别是《命运的嘲弄(‘Abth al-’Aqdār)》(1939年)、《拉杜比丝(Rādūbīs)》(1943年)和《底比斯之战(Kifāḥ Ṭībah)》(1944年)。
《命运的嘲弄》又名《胡夫的智慧(Ḥikmat Khūfū)》,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主题是个人意志对命运徒劳的反抗,标志着马哈福兹文学生涯的正式开始。小说描写了英明一世的法老胡夫(Khūfū)阴差阳错地将王位传给祭司的儿子达达夫(Dadaf),达达夫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被预言继承法老王位而惨遭胡夫追杀的婴儿......
《拉杜比丝》一译《名妓与法老》,描写了古埃及第六王朝时期,一位年轻法老王与努比亚名妓拉杜比丝(Rādūbīs)的爱情悲剧。面对篡权干政的祭司阶层,不甘受人摆布的法老暗中集结军队,决意起兵夺回大权,但法老的侍卫长——拉杜比丝的旧情人却出于嫉妒向祭司们告发了法老的计划,恼羞成怒的祭司抢先一步发起叛乱,煽动百姓围攻王宫。乱军中,法老不幸中箭身亡。失去心上人的拉杜比丝服毒殉情,追随法老而去。
《底比斯之战》与前两部作品不同,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故事描写了上埃及底比斯(Ṭībah)人在法老艾哈穆斯(’Aḥmus,即雅赫摩斯一世)的领导下,赶走异族统治者喜克索斯人(al-Hiksūsiyy),收复上下埃及的故事。作者将喜克索斯人比作英国殖民者,将底比斯人比作埃及人民,歌颂了埃及人民勇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精神。
有意思的是,艾哈穆斯法老的心上人正是喜克索斯人的公主,他不得不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情感之间作出抉择。最终,艾哈穆斯领导底比斯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却也忍痛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底比斯之战》发表后,马哈福兹将目光转向了近现代埃及,创作了《宫间街(Bayna al-Qaṣrayn)》、《思宫街(Qaṣr al-Shawq)》和《甘露街(al-Sukkariyyah)》等反应近现代埃及社会变迁的小说。
如果这些都不算的话,我们不妨看一看埃及首都开罗最大的广场叫什么名字:
拉美西斯广场(Maydān Ramsīs)
拉美西斯广场得名于原来伫立在广场中央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像,这尊巨像在2006年被移至开罗的大埃及博物馆(Grand Egyptian Museum)。
再看看埃及排名第一的国立大学开罗大学(Jāmi‘at al-Qāhirah / Cairo University),开罗大学1908年建校,是埃及最早的现代大学,校徽是古埃及的智慧之神托特(Toth):
另一个重点大学艾因-夏姆斯大学(Jāmi‘at ‘Ayn al-Shams / Ain Shams University),校徽为方尖碑,可能代表法老守护神荷鲁斯的隼等图案。艾因-夏姆斯大学1950年建校,中文系非常厉害:
亚历山大法鲁斯大学(Jāmi‘at Fārūs bil-’Iskandariyyah / Pharos University in Alexandaria)的校徽,这座大学是我们本科时期大多数同学留学交换的学校,校名“法鲁斯(Pharos)”就来自英语的“法老”一词:
艾斯尤特大学(Jāmi‘at ’Asyūṭ / Asyut University),该校1957年建校,校徽有浓浓的古埃及风:
阿斯旺大学(Jāmi‘at ’Aswān / Aswan University),校徽由太阳、古希腊风格石柱、齿轮、河水以及荷鲁斯之眼等图案组成。阿斯旺大学2012年建校,原为艾斯尤特大学阿斯旺分校:
明亚大学(Jāmi‘at Minyā / Minya University)校徽,由书本、古埃及人像等图案组成,该校1976年建校:
苏哈杰大学(Jāmi‘at Sūhāj / Sohag University),该校2006年建校,校徽由书本、原子模型、法老侧像等图案组成,其中法老头戴着象征上下埃及统一的红白双冠:
南谷大学(Jāmi‘at Jamūb al-Wādī / South Valley University),该校1995年建校,校徽由原子模型和法老雕像组成:
达曼胡尔大学(Jāmi‘at Damanhūr / Damanhour University),该校2010年建校,校徽由橄榄枝、齿轮、河水、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及法老守护神荷鲁斯(Horus)的形象组成。阿拉伯语“达曼胡尔(Damanhūr)”一词来自古埃及语,本意为“荷鲁斯之城”:
除了高校校徽我们再看看别的:
埃及航空公司(Sharikat Miṣr lil-Ṭayarān / Egypt Air)的logo,取材于太阳神拉(Ra‘)的形象:
以及以生命女神伊西斯冠名的埃及著名本土品牌——伊西斯(’Īzīs)系列矿泉水、有机茶、有机牛奶以及有机橄榄油:
最后的最后,关于科普特人(al-Qibṭ)的定义,我们不妨看看一些现代阿拉伯语词典是如何解释的:
al-Qibṭ(中级词典)
al-Qibṭ:一个源自希腊语的单词,意为埃及(Miṣr)的居民,今天被用来表示埃及人中的基督徒。复数形式:’Aqbāṭ。
al-Qibṭ(拉伊德词典)
(名词)
自古以来在埃及世代生活的基督徒,复数形式:’Aqbāṭ。他们分为两类:东正教的科普特人(al-’Aqbāṭ al-’Urthūdhuks)——这是大多数,以及天主教的科普特人(al-’Aqbāṭ al-Kāthūlīk)。
阿拉伯语的科普特(al-Qibṭ)一词来自古希腊语的Αἴγυπτος(Aígyptos),表示“埃及”,拉丁语的Ægyptus和英语的Eqypt与之同源。
另外再加一句,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征服的不是法老时期的古埃及,而是作为拜占庭帝国行省的罗马人(或希腊人)的埃及,严格意义上的古埃及文明在那之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产物,贝都因游牧民统一了这些区域,吸纳了当地的文化,融合成为阿拉伯民族。
它们都是当地的文明,因为文明本来就是在冲突和碰撞中融合的。
中国历史书上如何介绍中原以外的领土和民族的,它们就如何介绍埃及的。
如果的确有疑问,那么无疑就是阿拉伯人对埃及人的同化比较彻底。
埃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狂潮中独立的,二战后,就是一个全球民族主义高涨,各地殖民地独立构建各自国族的时代。
如果埃及再从阿拉伯民族中分离出“埃及人”,那么土耳其(突厥语族)伊朗(波斯人),如果是这些国家成了伊斯兰世界的领头羊,会怎么样呢?
纳赛尔的大阿拉伯主义可是相当有市场的,也是阿拉伯民族第一次取代伊斯兰教友,成为它们团结的时刻。
(其实打了很多字,又删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