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为什么会失败？ 第1页

抗联最终失败，敌强我弱，环境恶劣是重要原因。同时，抗联内部不团结，严重内耗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下面我就叙述一下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悲剧命运吧。

赵尚志则是东北抗联中最能打仗的领导人，其纵横北满，神出鬼没，不死不休的敢斗精神令日本人心惊胆战，头痛不已，称其是“最顽固的‘反满抗日’分子”。由于90年代一部电视剧的走红，也令日本侵略者评价赵尚志的一句话在国内广为人知，这就是“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至于这句话具体是怎么来的，笔者一直没能查到相关文献，但从一些历史人物的回忆中看却也并非是虚言。

1932年，赵尚志以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身份创建并领导巴彦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由于省委的错误指示而遭到失败，他却因提出意见反而被省委开除了党藉。1933年10月，在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帮助下，赵尚志与李启东、王德全等人又在珠河县三股流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由赵尚志任队长，继续进行抗日斗争。不久，李兆麟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化名张寿篯到珠河巡视工作，向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此后赵尚志与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共同奋斗，创建并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6军等队伍，整合北满地区的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赵尚志性格强悍，豪气凌云，在部队和党委中说一不二，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掌控力。赵尚志一手创建了抗联第3军，开辟珠河，哈东游击，转战下江，西征出击，主力部队和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当之无愧地说，他是抗联11个军中率军打仗最多的军长。关于赵尚志的领导风格，在1938年一份批判他的文件中是这样说的：“……，过去三军的全盘工作差不多是在赵军长尚志同志的一手包办之下来进行的。”

赵尚志在指挥作战时非常勇猛，同时思虑细密，战术手段很多，花样百出。他靠前指挥，以身作则，艰苦朴素，深得众心，因而将抗联第3军摔打成了擅打硬仗恶仗的劲旅。曾担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三路军政治委员的冯仲云回忆：“在东北抗战中应该说赵尚志是最英勇顽强最出名的英雄，他领导游击队作战最多，获得胜利最多。他的威名最使敌人胆战心惊。”

除了指挥风格勇猛外，赵尚志还有很强的战略头脑。他一贯主张，“打”字当头，以进对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来对抗敌人。针对日军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讨伐”，赵尚志认为东北在现时情况下“不可能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必须开展扩大游击战争，“靠游击战术来协助根据地之不足”。因此，他反对“黑瞎子蹲仓”式的单纯防守，也不赞同“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离不开自己的窝”式的偏居一隅。他主张打到敌人后方去，向敌人薄弱地区突击，开辟新的战场，狡兔三窟，变小游击区为大游击区，变游击战术为游击战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游动打击敌人，让敌人根本摸不清你在哪里，这样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赵尚志身体力行，率领部队东进下江，北上汤原，西征海伦，在建立游击区的同时不断开辟新区，力争“狡兔三窟”，变被动为主动。在此期间，赵尚志指挥第3军主力不但自己得到了很大发展，还先后给谢文东（第8军）、李华堂（第9军）、夏云杰（第6军）等所属部队以实际的援助，将第3、6、8、9军乃至后来祁致中的第11军逐渐捏到了一起，为几年后成立抗联第三路军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抗联的11个军中，赵尚志指挥的第3军最富突击精神，最能吃苦远征，人数最多，游击区域最大，声誉最为卓著。用日本侵略者评估“满洲国”治安时的话说：“松花江两岸的匪团，是品质最恶劣、最顽强，行动最活泼的匪团。其代表者是以赵尚志为首所率领的共匪。”

1936年1月28日，在汤原附近召开了的有北满各抗日部队和民众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实际上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在莫斯科发表的）指示精神，正式宣布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并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文件，推举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后来有人提出，南满和吉东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这次联席扩大会议，因此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不能代表全东北，只能代表北满。根据这个建议，“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1937年曾改称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仍然担任总司令。不管是哪个总司令，由此已经奠定了赵尚志在东北抗联历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对于赵尚志指挥部队的战略贡献，1936年3月12日《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中作出了高度评价：“三军主力去年离开珠河游击区，而向江北发展，这在目前来说，是最正确的军事战略，几年来我军旧游击区的活动，在时间上、地理上、兵力方面，都给敌人进攻的方便条件和目标，所以敌人进入游击区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主力进行袭击使我失去在游击区内活动的优越条件。并且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强迫实行并户保甲制度。再说目前我党在东北的战略，还不在近期与敌人作决定最后的胜负，我们应当改变东北各地工作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动员抗日武装力量，及做好大战斗的准备。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不必固守旧游击区，而应开辟新游击区。一九三五年冬季讨伐的宝贵经验也说明，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与其他许多部队死守老游击区而受损失，不如这些部队进出敌人力量薄弱的新的地区去发展，这样不仅不受损失，而且到处受到抗日山林队及民众的欢迎，部队得到迅速的扩大。如果在经济上，给养上不发生问题，那么大家对三军的这一经验，不能忽视。”

赵尚志的领导风格凌厉，脚踏实地，对上级不盲从，并且能够深入基层，与官兵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对部队的改造能力很强。他目光远大，一手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自己亲任校长，制定了各种纪律详则，培养干部，改造部队，为建立由中共掌握的武装费尽心血。在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赵尚志与杨靖宇、周保中的灵活怀柔方式不同，主张以打促“统”，既要争取，又不必太客气。这种风格有利有弊。不少山林队怯于赵尚志之严厉管理，又打不过，只好敬而远之。日军也掌握到了这一情况，提出了“不打山林队，专打赵尚志”的口号，致使一批归附的山林队武装又脱离了第3军，有的干脆投降了敌人。像在民间影响很大的谢文东、李华堂，主动率部来投赵尚志，共同组建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赵尚志任总指挥，李华堂任副总指挥，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谢文东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其中李华堂素有“奸老奋”之称，但却非常敬重赵尚志，愿意把自己的第9军归赵尚志调遣打日本，这种敬重一直延续到了赵尚志牺牲后。而谢文东的投机心理更重，在赵尚志这里捞到了名头和实际的照应，却又惧怕赵尚志的严格管理，后来就强烈要求归周保中的第二路军管辖，因此率领第8军脱离了赵尚志系统。在周保中那里，谢文东不但拥有了实际上的独立领军地位，甚至还混入了党内。对于赵、李、谢三人的关系，后来就有了一句民谣：“奸老奋，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

说到赵尚志的悲剧命运，就不能不首先与中共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权相联系。在1935年以前，东北的党组织和抗日队伍都由中共满洲省委领导，而满洲省委又受中共中央领导。1933年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中央苏区时，留下了上海中央局，继续领导满洲省委等其他省地方党组织。从1934年春到1935年初，上海中央局先后4次遭到国民党特工机关破坏，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致使东北党组织与中央完全断绝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康生主持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接手东北党的指导工作。当时的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为杨光华，是上海中央局派来的。由于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王明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便于1935年4月以“讨论工作”为名将杨光华和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全部调去苏联，并命令将满洲省委文件一律销毁，留守省委机关的仅剩下一名代表。杨光华临走时给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遵循中央的指示，“自主的进行工作”。此后满洲省委处于名存实亡状态，直到1936年3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正式停止工作。另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通过驻海参崴的交通站，与吴平（即杨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到东北的巡视员）、李范五主持的中共吉东特委发生联系，通过吉东特委开始指导和领导东北党的工作。同时转告东北其他各地党组织，“满洲省委有奸细”，不得再与之发生联系。

这样一来就有了很大的问题。由于山河阻隔，敌人围困，联系困难，信息滞后，再加上时有领导人被捕叛变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不可避免地给东北各党组织间造成了关系混乱和相互误解的消极后果。

1935年6月3日，王明，康生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给中共吉东特委负责人发出《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简称“六三指示信”），就关于东北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游击战争、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指示。当年秋天，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3军和珠河中心县委才接到了吉东特委派人送来的“六三指示信”。历史地来看，该信强调了打破关门主义，实行全民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等方针，与不久后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精神是一致的，突破了原来的“左倾”关门主义观念，为进一步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时，信中也有一些脱离东北抗日斗争实际的错误观点，如“兵运工作第一”、“反满抗日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等待大事变”等。赵尚志等人首先感到疑惑的是这封指示信不是从上级满洲省委转来的，而是来自平行的吉东特委。如果说要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遵照执行，就已明显违背了组织原则；其次是信中的指示精神与原来的中央路线精神有较大改变，且有一些脱离东北斗争实际的错误观点，难以执行。赵尚志等人当然也知道王明、康生是何许人也，故虽存有疑惑，但未敢贸然否定这封信。不过，赵尚志还是派人给吉东特委回了信，明确表示“六三指示信”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到了当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改以四大游击区为中心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团的指示，吉东特委又给第3军和珠河中心县委发来了《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简称“吉特补充信”）。信中再次强调了“六三指示信”的主要精神，也延续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如不将伪满人员都看成是“日本的走狗”，“对他们的一般原则是联合或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对敌人的“集团部落”、“归大屯”之阴谋，不是公开阻止，而是要打进去，进行合法与半合法斗争等。随信还转来一封密信，指出满洲省委有奸细，立即断绝与其联系；东北党组织变更为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原满洲省委已无存在必要；原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离开，现留守代表只是维持和各地关系，没有任何指导政治组织问题的权力；不要把“六三指示信”送给满洲省委等。

这两封信到了北满已经是1936年3月，真是一石激起冲天浪。本来赵尚志等人就对“六三指示信”存有怀疑，特别是对其中提出的“积蓄力量等待大事变到来”、“抗日反满不并提”等口号比较反感，认为与东北的斗争形势不适应，是“右倾”表现。这下又来个似乎是上级训诫下级的“吉特补充信”，说什么“满洲省委有奸细”，到底搞得是哪一出？赵尚志等人不知道吉东特委来信实际出自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因而认为吉东特委凭什么教训同级的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甚至还提出了违反组织原则的解决上级满洲省委的问题，他们有理由怀疑这些信件的真实性。赵尚志没有理会吉东特委的信，于3月底率领第3军5团、6团、少年连、保安营共300多人出发第一次西征。

为了搞清情况，珠河中心县委派团县委书记韩光去吉东特委接洽联系。韩光到了吉东见到特委代理书记李范五（此时吴平已返回莫斯科汇报工作），了解到吉东特委转到北满的几封信是真的，中央代表也是真的。韩光很快写了一封信要交通员带给珠河中心县委。他本来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再返回珠河中心县委报告，没想到这时海参崴交通站点名通知，要吉东特委和珠河中心县委的两位团委书记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果韩光只好奉命直接去了苏联，可北满这边还不知道此事。说来也巧，紧接着吉东特委就出事了。抗联第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到吉东特委汇报工作，被人认出遭到日军逮捕。罗英很快叛变，致使吉东特委被敌人破坏，特委组织部长孟泾清被捕牺牲。李范五率领吉东特委机关不得不紧急过境转移去苏联远东，因此切断了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联系。

珠河中心县委接到韩光的信后，仍然疑惑未解，便想等韩光回来后再进一步询问。然而韩光迟迟不归，再无音讯，这时又得悉吉东特委遭到了破坏。珠河中心县委感到情况复杂，问题严重。为慎重起见，他们派人到哈尔滨找满洲省委联系，见到了光杆一个留守省委的团省委书记小骆。带回来的消息更加惊人，说吉东可能有奸细，要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注意审查。此时已是1936年夏天，赵尚志率部结束西征返回了汤原。当他听到从省委带回来的消息后真是眼冒金星！吉东特委，北满省委，到底谁是“奸细”？

偏偏就在这时候，从吉东又送来一封信，全称为《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简称“中代信”）。原来在吉东特委遭到破坏后，已从莫斯科返回海参崴的吴平又组建了吉东临时特委，调穆棱县委书记宋一夫担任临时特委书记。为了指导北满党组织的工作，1936年3月，吴平以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写了一封信（实际未经中央驻共产国际代团同意），通过吉东临时特委转到北满。赵尚志等人看后更晕了，怎么又冒出个“中央代表”？他们不知道，当初吴平是和魏拯民一道从苏联回国，因此南满的杨靖宇和吉东的李范五、周保中都知道吴平的来历，只有北满的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张兰生等领导人还蒙在鼓里。

在“中代信”里，吴平阐述了与“吉特补充信”精神相一致的内容，除强调反日统一战线，重复“抗日反满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把枪插起来，保存实力，等待大事变”等主张外，还提出要改造北满党组织的问题，指示在南满、东满、吉东三特委分别改组为省委的同时，“对珠河的组织变更如下：(1)建立松江省委”“建议以李兆麟同志或依兰县委书记李成林同志担任书记”(2)成立哈东特委，建议由冯同志(指冯仲云)任特委书记”，“哈东特委受松江省委领导”等。

对于突然冒出来的“中代信”，赵尚志等人既一头雾水，又不能不怀疑：吉东特委这边如此异常情况连连，难道真的出了“奸细”？对于一系列真真假假的消息，已经撤到汤原的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等部队应该何去何从？由于北满与中央断绝联系已经一年多，而满洲省委和吉东特委传来的消息又互相矛盾，与原来的中央指示反差也比较大，加上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日寇叛徒无时不觊觎的破坏行为，北满领导人不能不坐下来进行共同研究，以确定今后的斗争方向。

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四块石第3军被服厂召开了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与第3军、第6军联席会议（史称“珠汤联席会议”）。参加者有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团委代理书记朱新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白江绪，第3军军长赵尚志、1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第6军军长夏云杰、军部秘书长黄吟秋等人。李兆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冯仲云认为“六三指示信”是正确的，而“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却“差不多是投降了”。赵尚志认为“六三指示信”大部分正确，但“没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斗争的出路来”，“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则属于单纯退守政策。朱新阳提出几封信的总的路线并没有问题，但在具体的策略运用上“总使人的感觉容易走向右倾”。经过3天的联席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并通过了相关决议草案。总的思路是根据赵尚志等人的主张，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缝中突击”，以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反对“右倾”退让的主张。关于组织上，决定在满洲省委和吉东特委的关系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按照杨光华临去苏联前指示的各地方党组织“自主的进行工作”之方针，不建立松江省委，而是暂时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自己找上级关系”。

根据会议决议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由冯仲云任书记，李福林任组织部长，张兰生任宣传部长，白江绪任职工部长，夏云杰任军事部长，朱新阳任青年部长。并选举产生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赵尚志任执委主席，冯仲云、李福林、张兰生等人为常委。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下辖哈东特委、下江特委，抗联第3、6军党委以及第9、11军党的组织。或许是出于对“中代信”中提出由李兆麟（依兰县委书记李成林此时已牺牲）担任松江省委书记的怀疑和警惕，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李兆麟虽然被选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不是常委，也没有担任临时省委中的重要职务。会后，北满临时省委即派省执委委员朱新阳过境赴苏联，去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并求证吉东特委转来几封信的真假。

会议结束后，赵尚志指挥部队继续西征，开辟新区，牵制和调动敌人。而在吉东的周保中接到了北满临时省委送来的文件，感到问题严重。他很清楚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的事情，在组织关系上并无问题。而北满对于上级的领导予以否认，这问题可就大了。因此，周保中给冯仲云、赵尚志写信，解释其中的原因，并要求吉东和北满的领导同志应尽快面谈澄清误会。然而由于斗争形势的紧张，致使两区领导迟迟未能见面。在此期间双方仍通过交通传送信件往来，由于书信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个别措辞不当还容易引起误会，双方渐渐开始了论战。1936年12月，吉东特委给北满临时省委转发了补充文件《中共新政策路线》（简称“新政策路线信”），信中再次提出“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错误主张，又加剧了北满和吉东间的矛盾。起初是北满认为“六三指示信”等几封信都有“右倾”观点，要吉东注意。吉东则反驳说那是代表中央的指示，组织上毫无问题，能指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右倾”吗？不久后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传到了北满，这下与王明、康生、“中央代表”的关系便已清楚了。北满只好转变了态度，承认在组织上没有问题，但“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却曲解了“六三指示信”的精神，而且不了解东北的实际斗争情况，犯了比较严重的“右倾”错误。吉东也不甘示弱，指责北满违反中央路线，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从大的组织路线到东北抗日斗争中一些具体策略问题进行争论，互相扣帽子，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双方的论战中，赵尚志的态度很鲜明，有些反对意见措辞比较激烈，如认为不能消极“等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敌我不分；劝群众归大屯，不让破坏归大屯，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割断了抗联和群众的关系等。周保中对赵尚志很不满，指责其“反对王明、康生，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闹小派别的非组织活动”。在此期间李兆麟的态度出现了动摇，他于1937年3月初写信给北满临时省委，认为“珠汤联席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否认中央代表来信是错误的……总的国际路线是毫无错误的”，要求省委应“发出文件来纠正这一错误”。当时由于李兆麟在松花江南第6军指挥作战，赵尚志、冯仲云也未能与李兆麟进行充分沟通。

为了解决上述争论的问题，1937年6月28日至7月中旬，在北满临时省委机关驻地巴兰河上游东岔河东岸张木营子附近的抗联第6军被服厂，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临时省委执委主席、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第3军军长赵尚志，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临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兰生，临时省委常委、职工部长白江绪，临时省委执行委员、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珠河地方党组织代表魏长魁，汤原地方党组织代表杨同志（即宋乃镇、后改名张福林），第6军军长戴鸿宾、军秘书长黄吟秋、4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第3军1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团省委书记黄成植等。中共吉东省委（由吉东特委撤销后的道北特委为基础成立）委员、第5军军长周保中应邀参加会议，记录员为第3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于保合、第6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徐文彬。会议由冯仲云主持。

这是一次东北抗联历史上的重要会议，北满、吉东的许多重量级人物第一次坐到了一起。不出所料，会上发生了严重争论。赵尚志坚持“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认为王明和康生的“六三指示信”有“右倾”观点，已经落后于客观形势。而“吉特补充信”、“中代信”又加剧了“右倾”错误，不能执行。周保中认为王明、康生是党中央代表，反对王明、康生，就是反对党中央。冯仲云在思想上赞成赵尚志的主张，但在组织上又不能不拥护中央，因此犹豫再三后表示不能反王、康，错了也不能反。许亨植态度鲜明，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是错误的，与中央路线不一样，王明、康生不能代表中央。李兆麟本来是和周保中一同从江南过来的，二人已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然而或许是惮于赵尚志的威势，李兆麟开始一直没有发言，到了后来才表示，“抗日反满不并提”不是中央提出来的口号，不能执行。同时也同意周保中提出的组织原则问题，不能反对王明、康生的指示信。

与会者分成了两派，许亨植、吴玉光、魏长魁、黄成植、于保合、徐文彬等人支持赵尚志的意见，张兰生、白江绪等基本同意冯仲云、李兆麟的意见。周保中虽然反对赵尚志，但他并不是北满的人，起不了决定作用。会议期间赵尚志充分发挥了凌厉的辩才，气势咄咄逼人，完全主导了会议走向。在后来被称为“尚志同志挥起拳头一两点钟的一席话”威压下，李兆麟不得不低头俯首，一言不发。赵尚志恼于冯仲云脚踏两只船的态度，因此对他进行了激烈抨击。最后，老实的冯仲云流下了眼泪。

经过十多天争论后，会议形成了决议案，总体上仍然肯定了“六三指示信”，同时认为“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也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工作的重点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工作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和效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显然，决议案主要体现了赵尚志的主张，同时也留有了余地。周保是带着非常不满的情绪走的，临走之前交给冯仲云同志一份由他起草的《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的联合通告》，宣布：“这次会议在吉东省委代表的帮助下，中共北满省委一致同意执行王明、康生指示信。今后两省省委在抗日斗争中团结互助进行协商，为忠实执行王明、康生指示信而努力奋斗！”赵尚志对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非常生气，还斥责了冯仲云。由于无法统一思想，这次会议没能实现吉东和北满“一致团结起来”的愿望，双方的分歧继续存在。会议后期还进行了组织调整，冯仲云被指责犯“调和错误”撤掉了省委书记职务，由张兰生接任，冯仲云改任宣传部长。赵尚志对李兆麟的动摇比较生气，决定将他从兼第6军政治委员任上调到第3军兼任政治部主任，可以放到身边掌握。冯仲云尽管在会议上没有完全支持赵尚志，可他主要是不愿看到北满和吉东党的分裂，仍然是个与人为善的好同志，在组织原则上并没有什么错误。赵尚志对冯仲云的指责太过了，撤掉冯仲云的北满临时省委书记职务，这一严重后果在不久的将来就充分显现出来了。

对于李兆麟在会议上的表现，周保中很是不满。他在后来给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抗联第3军4师政治部主任金策的信中写道：“去年此时北满扩大会议，寿篯初则一言不发，完全改变在江南时的堂皇正大，象（像）真是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对于有倾向问题及有倾向同志的批评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会议以后，完全调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时北满会议原则性的一线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个别同志一手全改，影响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张寿篯同志首先有责任。”

周保中所说的“有倾向同志”、“某个别同志”即指赵尚志。他认为赵尚志在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上一手遮天，威逼同志，排斥了正确意见，致使北满的错误得以延续。而李兆麟没有勇气与赵尚志做斗争，成了“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意为跟从、摇摆）”。会后又服从于赵尚志，“完全调和做了尾巴”，应对造成错误负有重要责任。

由于北满与吉东党组织之间起了争论，对于真真假假的消息难以辨别，因此非常需要上级的仲裁。“珠汤联席会议”后北满临时省委派朱新阳赴苏联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就是为了这个重要原因。朱新阳后来被苏方送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康生，了解了此前一系列给北满指示信的原委。王明在听取汇报后，当即批评了“珠汤联席会议”决议，指责北满临时省委“不懂统一战线”、“左倾浮夸”、“无组织无纪律”、“与我们的路线完全不同”等。对于赵尚志本人，王明更没好话，扣上一堆“个人英雄主义”、“游击的经验”、“硬干”、“对革命的冷热症”等帽子。朱新阳被骂得傻了眼，越想越糊涂，不知道北满党错在哪里。几个月后，康生来找朱新阳，要他准备回国解决北满的问题，并问他能不能说服赵尚志。朱新阳知道，王明提出的一些观点赵尚志根本就不同意，他回去也是白回去。因此提出是自己一个人回去还是再派同志一起回去。康生说就他一个人。朱新阳只好表示自己说服不了赵尚志。康生没再说什么，转身就走了。不久，王明决定撤销朱新阳的职务，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事后却连信也没有给北满通一个。而北满那边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回朱新阳人来，其着急上火可以想见。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从苏联启程回国，就不再管东北抗联的事了，也没有任何后续联系的指示。从此抗联各部与上级的联系完全中断，只能独立开展斗争，几万忠诚的抗联将士被置于群敌围剿，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悲壮境地中。历史事实证明，王明、康生插手东北党的指导工作，推行错误路线，首先把满洲省委搞垮，使东北各党组织失去统一领导；接着又在吉东、北满、南满党和军队间制造了许多矛盾，使得大敌当前之际东北党仍在不断内耗，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遭受巨大打击和损失，固然有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的一面，而自己内部的斗争和分裂也是重要原因，这是不能回避的。

面对越来越艰难残酷的斗争环境，赵尚志并不气馁，他多次率部远征，力图开辟新区，扩大基础。中日开始全面战争后，赵尚志判断东北抗战将会进入最艰苦阶段，必须作长远打算。此前他就曾派第3军1师师长刘海涛过境赴苏联，希望商谈解决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及电台设备等援助问题。然而刘海涛一去不返。1937年11月26日，赵尚志又给苏联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写了一封信，派交通送往苏联。赵尚志在黄埔军校时曾与化名加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布留赫尔有过一面之缘，故希望能联系上。在信中赵尚志向苏方提出帮助接济弹药、培训人员和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等要求。到了12月中旬，曾过界进入苏联的抗联第6军2师代理师长陈绍宾回来了，意外地捎回口信说，苏联远东军区一个叫海洛的将军传话：苏联很快就要对日宣战，苏军领导人沃（伏）罗希洛夫元帅邀请东北抗联的主要将领赴苏共商对日作战大计。

赵尚志闻讯后大喜，要知道此前东北抗联曾通过各种渠道向苏方寻求援助，但都无结果，从来没有这样主动明确的信息。赵尚志估计，可能是他写给布留赫尔元帅的信起了作用，故对这个口信并不怀疑。据此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赴苏联谈判求援之事，赵尚志也从汤原前线赶回来参加会议。过境去苏联谈判当无疑议，问题就是派谁去合适。开始赵尚志提议让李兆麟去，因为他既是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又能言善辩，擅长外交，各方面都合适。但李兆麟认为赵尚志是总司令，不亲自去的话恐怕会让苏方怀疑抗联方面的诚意。赵尚志顾虑日军正在展开“讨伐”，作战任务重，不能长期脱离指挥岗位。李兆麟又说你去了能拍板，估计用不了多少时间。如果去的人不合适，当不了家，需要来回请示汇报，浪费的时间可能更多。北满临时省委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形成决议，决定委派赵尚志前往苏联谈判求援。

1938年1月，赵尚志从佛山县公义勇屯越过黑龙江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出乎意料的是，苏方却矢口否认曾对抗联的人发出过邀请一事，赵尚志属于非法越境者，被直接关起来进行审查。赵尚志百口莫辩，一下就被关了16个月。

北满这边按照赵尚志临走前的约定，一个月后要派部队到黑龙江边迎接，并把苏方支援的各种物资运回游击区。因此，李兆麟和第6军军长戴鸿宾分别指挥第3军、第6军各一部出击攻打边境地区的敌人据点，准备配合和迎接赵尚志回国。由于与优势日军遭遇，遭敌追击，戴鸿宾和第3军蔡近葵、李振远两位师长率领500余骑兵不得不过境退往苏联。本来他们是想顺便争取苏联军援并医治伤员，接赵尚志回国，不料一过境就被苏军缴械。戴鸿宾提出率队返回东北，但苏方担心引起日苏纠纷而不许。戴鸿宾又要求去见赵尚志，于是被送到伯力，与赵尚志及过境到苏联寻求支援的抗联第11军军长祁致中等人关押在一起。而蔡近葵、李振远等500余官兵被苏方遣送到了新疆，交给了当时亲苏的新疆军阀盛世才。

这下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在东北抗日斗争进入紧要关头之际，北满抗联总司令和两位军长不明不白被扣在了苏联，还搭进去部分精锐部队，造成了北满党和军队核心领导层的重大损失，直接导致1938年后北满抗日运动陷入低潮的严重后果。用第3军3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的话来说：“尚志走后北满党就没有了形成以一个人为中心的权威领导者。”

对于赵尚志为什么会过境被扣这件事，一直没有明确清晰的解释，流传了王明、康生授意说，日寇阴谋说，北满党内讧说，苏联方面配合说等，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可以明确的事实是，捎回口信的陈绍宾此前就被敌人逮捕过，此后又投降了敌人，被证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奸细。而赵尚志被扣后北满党内突然掀起的反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以及苏方明知赵尚志身份但却长期对其不理不问的态度，也不能不让人有所联想。总之，在这一事件上，前后环节实在是过于诡异，巧的不能再巧了，太像一出阴谋。

另外还有一个明显可以的佐证事情。就在赵尚志过境被扣不久，周保中也越界到了苏联，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交通站与苏方取得联系，提出要求与中共中央联络。一个月零四天后，周保中得到答复：王明、康生已于1937年底回国，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奇怪的是，苏方并没有把周保中也同样当作“非法越境者”扣留，而是任其自由回国。周保中回国后不久，在回驻地的途中遭到了日伪军追捕，周保中在激战中落马，好不容易方才脱险。后来查明，是奸细陈绍宾、刘海龙向敌人泄密所致，吉东省委由此向党内和军内通报不得再与陈绍宾发生任何关系。由此可见，陈绍宾的奸细作用是明显的，赵尚志被扣与他直接有关。而苏联方面与陈绍宾有没有关系却是个谜，为什么只扣赵尚志不扣周保中也是个谜，对赵尚志不杀不交不理不睬的态度更是个谜。这谜实在是太多了。

下面就到了本文的一个高潮时刻。1938年2月9日，北满临时省委收到了一份意见书，全名为《XXX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XXX同志代表的是谁呢？张寿篯，也就是李兆麟。后来李兆麟成为了著名抗日英烈，一些著作和文章在引用该意见书时就不得不以XXX代称。这份意见书全文达到7000多字，距赵尚志赴苏不过一个月就出台了，想必李兆麟是在处理军政事务之余争分夺秒加紧开工才赶出来的。

意见书中对赵尚志大加挞伐，用激烈的言词进行了连篇指责：

“（珠河中心县委与赵尚志的分歧、纠纷）主要还是尚志轻视与反对珠党领导的结果”。

“中心县委与赵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这一右倾曲解，不但在工作发生很大损失，同时给‘左’倾关门主义以抬头的机会”。

“珠汤联席会议，‘左’倾分子，乘党的上级关系不密切，……开始进行反党活动，否认中代来信”。

“（省执委扩大会）决议又被‘左’倾分子御用了。会议以后继续与吉东党寻衅纠纷”“赵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贯半脱拉（托洛）斯基主义系统化的思想”。

“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贯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他自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懂得，经常采用直接了得（当）的简单方法去解决革命复杂问题”。

“就连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被赵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条坏麻（抹）布一样”。

“现在我认为赵尚志同志不简单是倾向上的错误，根据许多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他已经作出许多小组织的反党行为，他已经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来对党的光明旗帜”。

“我提出这个意见书，坚决要求诸同志研究批准，马上毫不（犹豫）开展这一斗争，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先决条件，成千上万的英勇布尔什维克会在这一斗争中一致团结的”。

……

又是一石激起冲天浪！李兆麟在意见书中如此激烈的反赵态度，与他平时之表现简直判若两人。赵、李二人共事相处多年，不可谓不互相了解。赵尚志领导风格凌厉，说一不二，在部队中威望最高。李兆麟虽然在指挥作战和能服众上不如赵尚志，但他工作细致，能深入群众，也获得了不少人的爱戴。在赵尚志面前，李兆麟向来是积极拥护密切协作，即使有意见分歧最后也都会服从于赵尚志。这次李兆麟来了一个狠的，除了真正的工作上的分歧外，恐怕也不能不带有长期遭到压制的泄愤情绪吧。

这份意见书在北满党内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拥护赵尚志的干部纷纷提出了质疑。关键时刻，取代冯仲云担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的张兰生坚决支持了李兆麟。2月20日，张兰生和李兆麟联名给北满各军、师党委及军政负责同志发出公开信，大量重复了意见书中的内容，批评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不承认“中代信”是完全错误的，号召“北满党转变到中央路线来”，同赵尚志及其追随者的“左倾”关门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可惜冯仲云此时已不在省委主要领导职务上，否则以他一贯团结同志的工作作风，当不会同意采取这种背后放暗箭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

5月1日，在汤旺河谷南岔密营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不是常委的李兆麟列席会议。张兰生在会上作了近3万字的报告，通过决议肯定了“六三指示信”是“伟大，正确的”，给赵尚志扣上了一堆大帽子，号召北满党和军队“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常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5月2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其中提出：“赵尚志同志已到你们处，我们现已撤销其军长责任，党内的处罚由你们决定，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设如你们认为可以回来，那么你们得给我们办法的指示。”

在张兰生、李兆麟的主持下，北满省委已认为赵尚志“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了。能说出如此决绝之言，显然已经知道赵尚志现被长期扣押，不能回来的事实。联想到李兆麟提出意见书的时间之巧，整个事件的环节一串不能不令人心中一寒。更有甚者，李兆麟在给下江特委领导和第6军干部的信中，已公然指称赵尚志过苏联是“逃跑”，要揭穿这个罪状。赵尚志为什么要过境去苏联，李兆麟难道不是最清楚的当事人之一吗？何至如此？

不久后又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对所谓“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人员作了组织处理。赵尚志被撤销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省执委主席、第3军军长等一系列职务，在总司令部工作与赵尚志关系亲近的陈雷、于保合、李在德、刘凤阳等人，支持、拥护赵尚志的第9军政治部主任许亨植、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等干部也相继被撤职、调职甚至开除党藉。先后受到处分的重要领导干部有几十人，其中师级以上干部25人，严重伤害了这些同志的感情。在日军对抗联的“讨伐”封锁、“集团部落”等阴谋不断加剧，大敌当前之际，北满党和军队却陷于斗争内耗之中，一批优秀的军政领导干部离开了原来的岗位，严重削弱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成为了北满斗争形势急转直下的重要原因。

比较有意思的是周保中的态度。他在得知北满开展对赵尚志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后，先后写了多封信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周保中给张寿篯、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客气的向你们提出批评意见。你们反‘左倾’关门主义，肃清党内倾向，这是对的，是值得欢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军军事重要负责同志离去北满以后，你们才‘有组织’的号召反‘左倾’关门主义。你们很容易把反倾斗争和个别人的问题混合起来，或者把倾向性与个别人完全脱离。这样一来，最易陷入虽然口口声声不离原则，实际上是倾向反倾向、人反对人、派别反对派别……”

周保中在给金策的信中具体谈了对李兆麟的看法：“首先是三军军事负责主要干部尚志同志的远走，使全军缺乏集中的有系统的领导。而我听说寿篯同志于最近在尚志‘远征’之后，在北满党组织发出什么反左倾通知，并曾由侯启刚同志转达宋一夫吉东省委援助，一致起来展开党内反倾向斗争。寿篯同志这种表现，在我个人认定是极危险而冒昧无知可耻的行动。”

“现在是革命——东北游击运动处在极端严重的时候。而我党所领导的骨干军——三军正需要全力来图谋巩固，即使我们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绝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问题，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绝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问题。尚志同志‘远征’，寿篯同志不能便认为这是反左倾的机会。这是（样）的观点和这样的简单做法，能够会帮助了我们的死敌——日贼法西斯蒂。”

“应该怎样做才对呢？首先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持北满组织的整个性，把一切同志团结在党组织正确的原则立场上，个人行动问题和个别倾向问题，应该依照紧急斗争形势，按党的原则性来解决。首先要顾（全）无论任何问题解决必须使党更加有力，要把党对联军领导特别是对三军的巩固提到第一位，同时应该提出目前游击斗争的各种具体必样（要）办法。寿篯同志江南江北走，并未着眼到这一点，象（像）政客式的‘摇旗呐喊’、‘清淡’，这可算吾党之不幸！”

显然，周保中对李兆麟在赵尚志过境苏联后才提出意见书，并在北满党和军队中掀起所谓反“倾向”斗争非常不屑。联系到“去年此时北满扩大会议，寿篯初则一言不发，完全改变在江南时的堂皇正大，象（像）真是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对于有倾向问题及有倾向同志的批评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会议以后，完全调和做了尾巴”，李兆麟可以说完全露出了一副两面派的嘴脸。从后果上看，这次所谓的反“倾向”斗争实际上是“帮助了我们的死敌——日贼法西斯蒂”。李兆麟并未在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严重困难关头时加强北满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对敌，却“象（像）政客式的‘摇旗呐喊’、‘清淡’，这可算吾党之不幸！”周保中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

无独有偶。在下江领导第3军4师战斗的金策几个月后才看到了李兆麟的意见书和张兰生、李兆麟的联名信。他非常着急，担心北满党和军队的分裂，因此在宝清县密营里奋笔写就了自己的意见书，提出：“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和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寿篯同志应该毫不掩饰承认这一机会主义斗争方式的错误，自己处处注意转变。不仅是寿篯同志，北满党许多主要干部同样亦有这样错误，亦应当注意改正的。”对于赵尚志的问题，有的错误“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

可以看出，金策明确不同意李兆麟这种北后下刀子的“机会主义“做法。同时，金策表示李兆麟意见书中有的事实也是不能抹杀的，对于东北抗日运动是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因此，金策赞成“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地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显然，金策之意见的重点在于斗争方法问题，主张用符合党的原则的方法去进行斗争。

1938年8月下旬，金策拖着在战斗中受伤未愈的腿动身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到汤旺河谷找到了北满临时省委。金策与张兰生、李兆麟进行了深入探讨，讲出了自己的意见。北满临时省委在充分听取了金策的意见后，公开发表了金策的意见书，并加上了按语：“省委郑重的仔细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种意见，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种意见！”

对于李兆麟来说，当初在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前后的“调和主义”也确实成了他的心病。为了争取主动，在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后，他就写了一封公开信检讨，即《张寿篯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其中表示：“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在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李兆麟在检讨的同时还把吉东代表（即指周保中）也拉进去了，意思是既然大家在赵尚志面前都“调和”，那我也不得不“调和”。这就难怪周保中前边会痛快淋漓地发泄了对他的不满和不屑。

进入1938年后，日军对东北抗联加紧了全面封锁和“讨伐”，战斗接连不断，斗争环境日益残酷。赵尚志过境被扣后，抗联第3军连遭挫折，部队伤亡、逃亡、叛变严重。赵尚志走的时候第3军已发展到10个师6000余人，其中基本队伍1500余人。短短半年时间，就已减员达三分之二，不得不缩编为4个师和1个警卫团。危急关头，北满临时省委于1938年6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3、6、9、11军分批向西北部的黑嫩平原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远征。7月至8月间，魏长魁、常有钧、郭铁坚、冯治刚、张传福、王钧、王明贵、陈雷、金策等主要将领分别率领部队陆续西征。为配合主力西征，李兆麟率领第6军司令部仍在下江地区活动，牵制敌人及接应被打散的部队。这次西征非常壮烈，牺牲了不少优秀干部，但在敌人薄弱处开辟了新区，扩大了游击范围，使北满部队赢得了与优势敌人周旋的更广阔的空间。不能不说，此前赵尚志亲自指挥的数次西征也正是着眼于此，显示了其过人的战略眼光。如果他不是过境被扣，北满党和军队不是陷于内部斗争中，而是抓住1938年上半年敌人加强封锁和“讨伐”前的空间再次以主力西征，应能早些打开局面，部队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由于金策等人的意见，加上周保中也提出“纠正错误不能陷于个别同志对待个别同志，要追究省委本身的责任”等意见，1939年1月，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委会。会议在批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肯定李兆麟的意见书起到了转变北满党的路线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批评李兆麟在赵尚志走后才提出意见书是“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会上李兆麟、张兰生对自己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作了检查。此后，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人也陆续随部队西征。4月中旬，在通河召开了北满临时省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会上通过了《“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政治责任与严整党内铁的纪律》决议，并给予李兆麟和张兰生处分，张兰生被免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一职。同时决定成立新的中共北满省委员会，不要“临时”了，选举金策、李兆麟、冯仲云三人组织新省委常委会，金策担任省委书记，李兆麟担任组织部长，冯仲云担任宣传部长。直到此时，这场延续了一年多的反“倾向”斗争才告一段落。

这次全会还决定取消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以第3、6、9、11军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设立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李兆麟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许亨植为总参谋长。另由许亨植兼任第3军军长，张兰生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兼任第6军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此后，抗联第三路军在李兆麟、金策、冯仲云、许亨植等领导下纵横黑嫩平原，在西荒大地上搞得热火朝天，成为了已全面进入低潮的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一个难得亮点。

就在北满临时省委召开执委会第二次全会之后，赵尚志等人被放出来了。由于苏联和日本间爆发了诺门罕冲突，苏联的对外战略发生变化，转而对东北抗联采取扶持政策，希望他们能牵制东北日军，减轻苏联的压力。赵尚志等人获释后，苏方解释这纯属误会，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国际决定，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联总司令，双方今后继续保持联系，苏方将给予大力援助。离开东北16个月，无法了解那边的斗争情况，给苏方写了多少信也没回音，赵尚志都快急疯了，早已归心似箭。赵尚志将在苏联的抗联人员100多人组织起来，编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1939年6月底，赵尚志和戴鸿宾、祁致中率队越境回国。

赵尚志首先指挥队伍攻占了乌拉嘎金矿，缴获了不少物质。然而由于祁致中在战斗中表现不好，不服从命令，转移途中还说怪话，情况陆续都被反映了上去。赵尚志等人觉得问题严重，就召开支委会进行研究。戴鸿宾、陈雷、于保合、刘凤阳、李在德、韩相根等人都参加了会议，认为对出身于山林队的祁致中不摸底，他现在这个样子，感觉很危险。当时抗联部队叛变严重，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如第8军军长谢文东、副军长滕松柏和全部7名师长，第二路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第3军2师师长兰志渊，第9军参谋长洪喜波、1师师长郭成（不久还有第9军军长李华堂）等，转过头来就开始害自己人，那是血淋淋般残酷！因为上述对敌斗争原因，加上没有环境对祁致中进行冷处理搞清问题，故经过支委会讨论后，一致决定处死祁致中，并开除他的党藉。就这样，第11军军长祁致中遭到了错误杀害。在这件事情上，赵尚志负有领导上的责任，但在组织原则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是，祁致中之死竟然成为了赵尚志噩运的导火索。

赵尚志率队一路南行展开小规模游击战，到了9月时到达汤原县马把头地区。在此期间他已了解到了一些自己过境后北满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懑和不解。于是赵尚志把司令部建在了这里，分兵把人都撒出去作战和侦察，并写信给北满省委书记金策，要求召集北满各党组织和部队负责人来他处开会，商讨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问题。金策接到赵尚志的信后很高兴，由于当时冯仲云已越境去苏联寻求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沟通情况并打探赵尚志的消息，金策便对省委其他领导人展开了说服推动。李兆麟是前次倒赵的主要当事人，有一定思想包袱。但在金策的说服下，也转变态度拥护中央（他们认为来自共产国际的任命也必定是中共中央的任命）对赵尚志的任命，拥护赵尚志的领导。这样，北满党委和第三路军总部便都表态拥护赵尚志。就在北满省委领导人准备动身去赵尚志处开会之际，两个不速之客来了，整个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翻转。

来的人是戴鸿宾和陈绍宾。戴鸿宾奉赵尚志的命令带部队出去袭击敌人，打了败仗，队伍散了，他也在战斗中负伤，只好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养伤。而陈绍宾知道赵尚志回来后很惊慌，他心中有鬼，就带人想去抓赵尚志并缴其手下的械。由于赵尚志派于保合、李在德、陈雷等人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得力应对，未能得逞。陈绍宾又密令部下向附近的日军报告赵尚志的情况，还到处散布消息说赵尚志要捕杀所有北满省委的主要领导。后来陈绍宾找到了戴鸿宾，正巧戴鸿宾因为队伍垮了，不敢回去见赵尚志，怕成第二个祁致中，于是在陈绍宾的撺掇下就一同率队找到设于乌马河南部锅盔顶密营的北满省委驻地汇报。

陈戴二人一左一右对赵尚志进行了大肆攻击诬陷。戴鸿宾的陈述很关键，什么赵尚志擅杀祁致中，对戴鸿宾也怀有成见，在苏联被押期间就曾散布对北满党领导同志的谣言，如金策“有奸细可疑”，冯仲云“是北满党的奸细领袖”，“对张寿篯同志认识也是奸细”，“对保仲（中）同志恳（肯）定说也是吉东党奸细的领袖”，许亨植是“对奸细路线积极拥护者”，张兰生“也往奸细路线迈进”等。更有甚者，戴鸿宾透露了赵尚志给他的一封密信，其中频繁强调“奸细作用”，并有两段很关键的话：

“更重要的却是现在仍然混在党和队伍内继续活动（者），是革命致命危险。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张（兰生）、冯（仲云）嫌疑最大，所以你见到我给你这封秘密信后，应该切实注意考察之。

你可以将许多问题详细解释给金策同志听，他要真正的了解他们的错误，并为了革命利益立即前来开会。张寿篯、李熙山、老包（即张兰生，原名鲍巨魁）等人也希望你和金同志转告他们立即来部开会，内中如有人借故不到，则你或金同志可以详细考虑其内容，必须时可强迫派送来部或监视考察之。”

上述两段话就是赵尚志企图以开会为名“阴谋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主要证据。虽然赵尚志后来平反了，但党史界对这两段话也不是没有争议。就当时的情形而论，赵尚志把人马都撒出去了，身边只有十几个人，要想“捕杀”众多北满党军领导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赵尚志的行为一点都不掩饰，让陈绍宾这样的人都传得满天飞，早已打草惊蛇，这是要谋如此机密大事的样子吗？就连金策本人都不太相信，他在后来给戴鸿宾的信中说：“如果尚志同志不蠢笨利用巧妙方法来完成他的计划的话，北满这些负责同志，都已变成第二个祁致中的命运。”

陈绍宾的地位远没有戴鸿宾那样关键，他的说法无非就是赵尚志“左倾”路线不改，变本加厉威胁、屠杀反日将士等。不过陈绍宾提供了一个重量级证据，就是跟随赵尚志一同回国的政治秘书尚连生的供词，说他接受了赵尚志的秘密任务，要把冯仲云骗来，“逮捕割头”。因为工作犯了错误，怕回去被赵所杀，所以索性将事情报告给陈绍宾。

由于戴鸿宾、尚连生都是地位关键的证人，还有赵尚志给戴鸿宾的密信，祁致中被杀的事实，加上众所周知的赵尚志的性格，他过境被扣后遭到批判斗争的敏感历史，不由得金策、李兆麟他们疑窦丛生，噤若寒蝉。自然，北满的人也不敢去参加赵尚志的会了，真的怕老赵动手呀！而赵尚志此时则光焰尽褪，成为了要阴谋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重要嫌疑人。

戴鸿宾、陈绍宾、尚连生完成了对赵尚志的致命一击，他们的历史作用便结束了。后来戴鸿宾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私吞了部队的一笔经费跑到沈阳郊区“迷”起来了。陈绍宾、尚连生日后则被查明是货真价实的叛徒、奸细。老天不公的是，戴鸿宾、陈绍宾都活到了解放后，镇反、肃反都没伤到。尚连生则不知所踪。

就赵尚志来说，虽然他并无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实际意图，但有些事情也做得很不妥。祁致中之死前边说过了，事出有因，责任不完全在赵尚志。然而赵尚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马把头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一连发出十几封命令信。除要求北满党军领导人来开会，反奸细斗争，通缉投敌分子谢文东等人外，还命令撤销第三路军，由戴鸿宾取代李兆麟任第6军军长，李兆麟则调来总部另有任用等。赵尚志在没有与北满党发生直接关系的情况下，不请示北满省委，不与其他正在与敌人斗争的军事领导人商量，就决定撤销原有部队建制，更换部队领导人，已明显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人为制造和加剧了内部矛盾，颇有意气用事之嫌，这种轻率行为也是需要加以注意的。另外，或许在赵尚志看来，金策、李兆麟、冯仲云、张兰生等人在他走后批判斗争他，客观上帮助了敌人，致使北满抗日斗争陷入低潮，其难脱奸细嫌疑。而周保中之为奸细的证据更为明显：我赵尚志过境去苏联被扣了，你周保中怎么来去没事？和谁串通好的？赵尚志的怀疑不能说全无根据，但在没有进行面对面沟通之前，仍然是缺乏佐证效力的。也因此，赵尚志才急于召开一次有北满主要党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把事情说清楚，澄清误会，一致对敌。

从另一方面说，尽管一堆奸细之称主要是出自戴鸿宾的陈述，属于一面之辞。但赵尚志给戴鸿宾的密信却是白纸黑字，周保中、张兰生、冯仲云都在上面，要不就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要不就是“嫌疑最大”，搁谁看了不心惊肉跳？赵尚志蒙冤固然可惜可叹，但也要看到他在此中应负有的责任。

赵尚志在马把头左等右等，不但北满的人没来，连撒出去的几路人马也都没回来（实际都已遭敌袭击而溃散）。等到1939年底，无奈之下，赵尚志只得带着身边剩下的20多人返回了苏联。这时周保中也已越境，与先期到达苏联的冯仲云会合。于是，赵尚志到伯力与冯、周见面，三人代表北满、吉东两个省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第二阶段还有苏方人员参加。这次会议的成果很大，澄清了两个省委间的许多误会，共同确定了今后的活动计划，并选举冯仲云为抗联第三路军政治委员。苏方也指定王新林（即瓦西里的谐音）为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性联系，如抗联部队作战失利或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苏方将予以接纳并提供便利。

会议开过之后，却从国内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满省委以赵尚志推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等罪名，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藉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中共北满省委第十次常委会上作出的，参加者有北满省委常委金策、李兆麟，执行委员许亨植、于天放列席。会议最终采信了戴鸿宾、陈绍宾、尚连生等人的造谣、挑拨，作出了错误判断，也铸成了赵尚志的人生悲剧。应该说，对通过这一决议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金策和李兆麟。从二人以前对赵尚志的态度上看，金策向来有话当面说，并无背后下手的记录。而李兆麟则不然。如果没有李兆麟的重要态度，金策会力主开除赵尚志的党藉吗？可惜历史没有留下会议讨论记录。另外，从组织原则上说，在北满省委三名常委一人缺席，并且受处分的当事人原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赵尚志同样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党委开除同级的决议，是违背党章的。因此，后来中共中央曾郑重表示：中央从来没有批准开除赵尚志党藉，那是当时的省委作出的错误决定。

消息传来，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都非常愕然。周保中和冯仲云为此分别写信给北满省委，希望减轻对赵尚志的处分。而赵尚志这时也冷静下来了，通过对以前教训的反思，他认识到了自己曾犯下的错误，态度变得非常诚恳，也才有了由冯仲云转给北满省委的一封《请求书》。赵尚志在《请求书》中承认自己确曾犯有错误的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对北满党的领导人存有怀疑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而听到了许多路线策略上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我过份（分）估计误会以为有奸细问题，至于对陈绍宾同志也曾发生很大的严重的误会。现在我对北满负责同志及对陈绍宾同志的怀疑，已经消除。”

赵尚志声泪俱下地要求北满省委把他留在党内，写道：“党藉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的革命斗争已经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部队中清洗出去，那将会使我像受到死刑宣判一样难过。我万分地向党请求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藉，恢复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因为我已离开北满工作，所以暂不能与诸同志会面。仅以多年的工作关系向党各组织、各党同志、联军各干部及战士同志们，致以极热烈的希望和最高的革命敬礼。”

到了1940年5月底，赵尚志再一次向北满省委请求：“检查后迅速改变以前的决议，并通知吉东党组织和我，这是我急切盼望的，并希望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对于赵尚志的一再请求，北满省委在经过重新讨论后，由金策于6月20日给赵尚志写了答复信，表示“北满省委首先告诉尚志同志，北满省委从来没怀疑过尚志同志是奸细。也不是因此而开除党藉的。更不是根据1938年以前的错误，而是根据1939年尚志同志在下江企图策划反党的严重错误，而永远开除的。”“……北满省委根据上级党的建议，尊重兄弟党的建议，根据北满党大多数同志重新讨论决定，只取消其‘永远’二字，改为‘开除赵尚志党藉’。其它，没有减轻的余地。”

金策的答复信中已不再提赵尚志反对王明、康生指示信和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罪名，开除其党藉的主要依据是赵“怀疑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党内奸细，并密谋捕杀北满省委负责人”。由于“人证”、“物证”俱在，开除赵尚志党藉的决定不能改变，也只能取消其中的“永远”二字。赵尚志对此不能接受，又接连写了申诉信，但毫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已无法再回北满工作。此时周保中伸出了手，请赵尚志到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并征得了北满省委的同意。然而赵尚志心中悲愤难消，回国后向周保中提出要求带一支队伍向关内打，要去找党中央。对此周保中没有同意，实际上这在当时也难以做到。出于在性格上的缺点，赵尚志在第二路军工作期间工作方法欠妥，发了不少牢骚，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第二路军是周保中带出来的，不是赵尚志的老三军，不吃赵尚志这一套。结果在1940年11月召开了第二路军直属队党员大会，对赵尚志进行了批判。周保中对赵尚志的行为也很恼火，但鉴于赵尚志在东北抗联中的影响，不好严厉处置，最后决定要求赵尚志离开第二路军部队，并把赵尚志再送到苏联去。同时撤回当初周保中在写给北满省委的信中提出的不要永远开除赵尚志党藉的请求。至此，赵尚志也与周保中彻底闹崩。

赵尚志再次来到苏联，无党藉，无工作可作，在一个被称为“工作房子”的地方过了10个月半与世隔绝的生活。1940年12月召开了决定东北抗联剩余部队撤到苏联境内休整的第二次伯力会议，赵尚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资格。这位抗日名将，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生困境。这一时期，李兆麟和周保中都不愿意让赵尚志到抗联人员的集训地北野营去，还要求苏方将他送到农庄或工厂去接受一年以上群众教育，尔后再接受一年以上党的教育。在苏联“肃反”严重扩大化的当年，这一要求实际上已将赵尚志作为阶级敌人看待了，因为当时以如此借口被带走的人通常是送到集中营关押或者杀掉了。后来抗联第5军军长、第88特别旅步兵4营营长柴世荣，就是这样一去不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出人意料的是苏联方面的态度。苏方一改3年前扣押赵尚志时的冷漠态度，而是对他非常关照。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或当面提出，或写信，或发电报，多次向北满、吉东党委领导人要求恢复赵尚志的党藉。对于周保中等人提出送赵尚志到农庄或工厂去“劳动改造”的要求，也予以拒绝。周保中随后又提出警告，让苏联同志注意赵尚志，不能让他再用中共名义进行活动。王新林则表示：你们即已开除了赵，我们也没有办法。对赵尚志的生活，苏方非常给予照顾，好吃好喝，保障需要。

然而赵尚志是何等英雄，怎会安于在金丝笼中享福！他不止一次向同志们表达了心声：“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在苏联的10个月期间，赵尚志除给北满省委写申诉材料外，还写了《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在的略述》、《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等文章，足足装了一书包。赵尚志多次向苏方提出，要回国去战斗。苏联人知道此时的东北抗日运动陷入了深深低谷，满洲已成绝地。出于对这位抗日英雄的敬重，他们劝赵尚志不要回去，就留在苏联休养学习几年。但是赵尚志决心已定，誓不回头。最后，苏方同意了赵尚志的请求，允许他带领小分队回国活动，同时规定，3个月后他们必须返回苏联。于是，1941年10月，赵尚志背着一书包材料，带着姜立新、张凤歧等4人，在苏联边防军协助下秘密过江返回了祖国。

“宁肯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也不回苏联。”赵尚志已经下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除了要和敌人战斗外，他还有相机进关内去延安的打算。他要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要申辩自己的委屈。那么一书包的材料，谁也不让背，只有自己背，字字句句都是这几年来痛苦煎熬的心声！

没有机会了。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血洒梧桐河畔，将34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深深挚爱的祖国大地上。

1982年，在赵尚志牺牲40周年之际，中共黑龙江省委做出决定，为赵尚志烈士恢复党藉，彻底恢复名誉。对其他受牵连的同志，也给予平反。

2004年6月2日，赵尚志将军失踪62年的遗首颅骨在吉林省长春市净月潭公园被发现确认，重见天日。

2008年10月25日，赵尚志将军的遗首颅骨归葬辽宁省朝阳市，一代抗日英雄终于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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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要好好回答。

首先，关于抗联的书确实不多，要想找的话，还是有几本好的。如果不想看枯燥的史料，《黑的土红的血》，朱秀海，解放军出版社；《中国革命战争纪实：抗日战争（东北抗日联军卷）》，王晓辉，人民出版社；《雪冷血热》，张正隆，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看了这三本也差不多了。

个人认为，题主有一点误解，抗联的衰弱确是从37年冬季开始的，是日寇蓄谋已久的讨伐造成的，与37年的全面抗战爆发只是时间巧合，并不是日寇的战略配合。东北抗战经历了一个以东北军余部--义勇军--抗联为主力的过程。

总的来说，我方因素、敌军因素、自然客观条件这三个方面都对我不利，总体为敌强我弱之势，且差距实在太大，所以最终失败了。

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杨靖宇赵尚志始终是我最敬仰的民族英雄！！！

一、先从自然客观条件说起：

1.自然生存条件更严酷。别的先不说，东北的冬天太长太冷，没在东北呆过的很难体会，我曾在东北七年（虽然是大连，但也去过黑龙江），户外吐口唾沫真的立刻就能结冰。张正隆采访抗联老兵，时值深秋，地处辽宁，老兵说，这还没到严冬腊月呢，你就穿着这身毛衣毛裤在院子里呆一夜试试……对于长年野外活动而缺少棉衣的抗联来说，仅生存条件就比关内严酷许多，比如有些时候关内部队可以露营，抗联就会冻死人。仔细读读《露营之歌》，去搜来听一听，“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不是亲历者写不出这样的词句。再看看词中的豪情壮志，张正隆说，日本人看到这个歌词后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尊重和敬意。我每次读罢初则热血沸腾，继而热泪盈眶。

露营之歌

李兆麟、于天放、陈雷等集体创作

（一）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那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啊！重任在肩，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完。

（三）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夜火晶莹，敌垒（一做地雷）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弟兄们！镜泊瀑泉唤起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片刻息烽烟。

（四）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2.东北民情比关内要差一些。首先，人口密度小，人口稀疏。毛爷爷的法宝之一为：人民战争。重点就在于发动群众，形成汪洋大海，军民如鱼水，寓军于民，从群众中获得力量。而东北地广人稀，多荒原、原始森林，棒打獐子瓢舀鱼胖胖的野兔钻锅底，虽历经多年闯关东，仍然无法与关内相比。所以，抗联想要从群众中获得补给恢复的难度也比关内大，北满尤其大。等到日寇开始搞“并屯”、“集团部落”，隔断军民联系，抗联的生存就难上加难了。再者，关内以汉族为主体，关东是多民族混居，日寇狡猾地挑拨民族矛盾，人为制造不和，也是因素之一。张正隆书中就记载过日寇挑拨汉、朝两族矛盾，导致相互杀戮。再比如，伪满中最有战斗力的伪军是蒙族人的几个骑兵团，给杨靖宇、赵尚志先后造成过很大麻烦。且最野蛮，颇有蒙古骑兵的野蛮遗风，所到之处烧、杀、奸、抢无恶不作。一边作恶，一边还问：“以后还杀不杀鞑子了？！还杀不杀鞑子了？！”说着又是一刀……唉！

二、我方因素：

1.我党领导不如关内有力。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有中共满洲省委总领东三省，接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顾顺章叛变，中央转移至苏区，满洲省委与中央关系断绝，后接受中共驻苏联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确切的说，当时的代表团领导人为王明、康生，此二人真真是败事有余。后代表团撤销，王明、康生先后回国，东北党组织遂与中央断了联系，直至抗战胜利光复。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疑点，现在说不清楚了，下面会讲到。先说导致的许多问题。

满洲省委时，我方还是领导有力的，当时的省委领导人罗登贤分遣杨、赵、周保中等人到南满、北满、吉东各地，才有了后来的各路抗联。

到了王明、康生领导时期，此二人经常作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方针指示，搞得前方诸将心存疑虑争执不休，然后赵尚志就被说是犯了路线错误开除党籍。赵尚志虽然最终是死于叛徒、日寇手中，但对他最初也是最狠的一次打击却来自同志之间，在背后打了一记闷棍，到现在也是千古之谜说不清楚了。最严重的，他俩解散了满洲省委，分别成立南满、北满、吉东各省委，俱接受代表团领导节制，这是最大的错误。导致东北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相互之间各自为政、各自为战，战略配合想都不用想，不时相互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鬼子进村了还在开会辩论辩论路线。要讨个说法、辩出个对错，官司还要打到莫斯科，又没有电台，交通基本靠走，党的指示等到落了地都过去大半年了。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啃着面包，管不了那么多、也管不了那么及时，就是喊喊战略口号，什么“武装保卫苏联”这种不着调的。着实苦了前线这些纯爷们了。等到代表团解散，东北各省委更是成了没娘的孩子，既然上面没人管，就自己说了算。又都是带兵打仗的暴脾气，各省委下面又都有部队，步调不统一，各吹各的号，也很正常。这已经很不错了，抗联领袖们都是很优秀党性很强的共产党员，能开个联席会议讨论讨论，明白党性党纪。要是国民党，早就军阀混战撕破脸抢地盘了。而日军，则是组织严密，如心使臂。后来总结抗联失败原因，亲历者们都认为，缺乏统一领导是第一教训。简而言之，缺乏统一领导甚至没有了领导、路线错误与纷争内耗、中央指示落地慢。

在这种情况下，抗联领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要和中央取得直接联系，都没有成功。杨靖宇曾多次组织西征，每次都组织最精锐的部队、挤出最好的装备，表面上大家都知道他的目的是扩大游击区，转移敌寇的注意力，开辟新的根据地，但他最深层的目的是想和据说已经在冀东辽西活动的八路军接上头，取得与关内的直接联系。可惜，天时地利种种原因，西征都失败了，损兵折将。

周保中、赵尚志多次派人乔装改扮各种路线进关或者绕道苏联新疆，也都没有成功。直接请求苏联帮助，苏联不帮忙。普遍的说法是，苏联不想让抗联与中共恢复联络，苏军想控制住这支军队为其所用，可以进行很多俄罗斯人不方便进行的侦察、谍报等事情，俄罗斯人光看相貌就混不进东北。这一点在抗联余部改编成红旗88旅时表现的尤为突出，幸亏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坚持，不然恐怕就不是一个旅，而是分别补充进各个小分队了。这一点如果是真的，不知道是莫斯科的主意，还是苏军远东军区就这么决定了莫斯科根本就不知道。但总之是这样。

这里还有一些疑点，我总觉得中央其实是可以和抗联取得联系的。但是没有看到有什么史料支持。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第2点。

2.中央对抗联的态度。

这一点中所有的观点，都是我自己推测的，没有任何史料支持。

中央一开始在江西苏区，紧接着长征，自顾不暇，等到了陕北，形势稍微稳定了，一看，白区90%的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于是赶紧拨乱反正，恢复巩固，几年时间，南方局、长江局、北方局等各大区、各省、各地党组织都开始迅速发展壮大。这时候中央有没有想过原来的满洲省委？有没有想过在东北发展或者恢复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团撤消后，其实中央是知道在东北有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中央有没有想过要与这支孤悬敌后的武装取得联系？冯白驹海南岛坚持了20年其实一直是与广东省委有联系的。抗联呢？

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史料，所能看到的是，前期，中央还不断调人到东北开辟工作。杨赵周赵一曼都是组织派遣：后来，不但没有调人去，反而不断从抗联往外调出。很奇怪。这都是还没断联系时期的事。抗联名将李延禄，一手创建抗联四军，个人认为战力在赵杨周之后排第四，战绩斐然，他不像赵尚志性如烈火，却智勇双全，该硬的时候一铁锤砸上去毫不手软，敌强我弱时，就把一个团搞成白皮红心打入敌人内部卧底，还能搞出给养补充、获得敌寇情报。所以，四军和赵尚志三军、周保中五军都是北满吉东齐名能打的部队。37年7月，李延禄奉命去莫斯科汇报工作，所遗军长一职由其弟李延平接任，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走时弟兄二人谈了很久洒泪而别。汇报完工作李延禄就进了关，担任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职务，从事了统战、地方政务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工作，还受到过毛爷爷、朱总司令接见，却再没回军界。后来斗争日益残酷，四军最终溃散了，李延平觉得上对不起党下对不起兄长，最终战死沙场。

类似还有不少，都是先调去苏联学习，然后进关去了根据地，比如抗联开国四少将之一的李荆璞。或者原本是派去跟中央接头的，直接就留下了。赵尚志、周保中急的跟什么似的，给上级写信，我这里缺干部啊，我抽调他们去学习是想回来重用的啊。没用。

不惴冒昧，以我小人之心猜测，毛爷爷对国际形势都很关注，东北不会是他的盲点。也许，他是有考虑的，毕竟东北太敌强我弱了。

五一大扫荡后，华北根据地形势恶化，中央就调整策略，在一些地区转入半地下，留下一批干部咬牙坚持，抽调一批干部回延安学习整风，其实就是储备起来，保存力量。

据张正隆采访老战士，似乎也有党中央派来与抗联联系的特使，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最后衣衫褴褛的出现在战士们面前，但只是孤例。而且也没了下文。而且正史也没有记载。

想起个与抗联不相关的历史细节。解放军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套《星火燎原（未刊稿）》。都是当年亲历者写的亲身经历，参加《星火燎原》征稿，但是没选上所以当年没刊发，现在从库房里找出来，感到虽然当年没选入，但是都具有史料价值，所以有了现在这套书。其中一个故事，某位老战士，遵义会议结束时担任总部通讯排长，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带一个精锐排回江西老区找陈毅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因为电台联系不上，推测是那边电台坏了。选中这位排长是因为他既能打又懂技术会修电台。他精挑细选了一排弟兄，先冒充国军后冒充土匪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千辛万苦找到了陈毅元帅，看到陈毅又黑又瘦脱了相，腿伤还没好肿的老粗，呈上书信，完成任务，看到根本就没有电台可修。最终这位老战士跟着陈毅打了三年游击。如果不是这段细节，谁会注意，遵义会议精神是怎么传到陈毅、项英手中的，这可是改变了历史的事情啊。跑题了

3.军事角度看，抗联数量质量战斗力不如关内的八路新四军。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是有必要比较一下。抗联的建军过程其实与红军一样，少量共产党员像种子，发动组织群众，拉起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但是，关内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已经是经过十年锻造的钢铁雄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不认同这一点的可以去翻翻斯诺的《西行漫记》。但是抗联不同，拉起队伍没经过打怪升级，经验值还没攒起来直接就扔狼群里直面头号大反派了。从几十个、百十个共产党员开始起步，打仗的经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都无法与八路新四军相比。

4.战略机遇的丧失。什么叫战略错误，就是犯了就再也没有机会改正的错误。这话据说是毛爷爷说的，不知道真假。那么什么叫战略机遇，就是可遇不可求，来了不抓住就再也没有了的机会。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出兵华北，此时日军没有意识到共党共军的厉害，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正面战场与国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大会战，而八路军迅速利用这段时间，从山西到河北河南再到山东，完成了战略部署与展开，初步建立了农村根据地，以此为依托，为以后的敌后抗战奠定了基石。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抢占了先机。就像45年东北光复，共党共军立刻急调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十万精兵强将抢占东北，为后来的历史打下了基础。抗联则不同，抗联登上舞台时，东北已经经历了东北军余部、义勇军抗战从兴盛到被日寇扑灭的过程，日寇统治、控制已经很严密，留给抗联的壮大空间、成长时间都不多了。

三、敌方因素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不详细展开说了。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1.日军力量强大。关东军素称日军精锐，且为了应对苏联，一直保持着极大的数量和日军各部中最好的装备，只是到了太平洋战争，才开始抽调兵力南下，并且一边抽调一边扩充，数量在持续增加，不过质量开始下降。在太平洋开战前，关东军数量、质量都是日军各部中战斗力最强者。而东北只是全中国之一部，所以在这片土地上日军密度、强度都比关内力量大。

2.开拓团。日本人大量组织武装殖民开拓团在东北经营、掠夺，成为一种准军事组织，日军的帮凶。很多抗联老兵回忆，与日本开拓团的斗争也很惊心动魄、残酷。而且最大的危害是，挤压了抗联活动的广大乡村空间。这种大量的准军事组织关内没有。

3.伪政权比关内组织严密。对于关内，日军是军事占领。东北，日军是占领了以后进行殖民统治。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备周密、比关内更强有力的伪政权国家机器，统治更加严密。如果与关内相比就可以看出差别，忘记了是那本日寇的日记说，在华北，日军占领的各城市就像是海中漂浮的一颗颗珠子，政令军令不出县城。而在东北，乡公所、乡警察所都是实实在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抗联在附近活动，总有汉奸报告。

简而言之，整体全方位长时间的敌强我弱态势，导致了抗联的“三多”，英雄多烈士多叛徒多。前俩多就不多说了。叛徒多，唉！说起来就恼火。45年光复后，关内来的八路觉得纳闷，大家骂人最狠的就是骂人“王八蛋”啥的，老抗联骂人最狠的是“麻痹的你个叛徒！”说着眼里就冒火。抗联老战士最恨的就是叛徒，深受其害，杨赵二人最终都是死于叛徒汉奸之手。

所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这样数年如一日的全方位的看不到希望的碾压式的敌强我弱的态势，最容易消磨人的斗志、磨灭人的精神。所以叛徒尤其多。

有个细节，赵尚志、李延禄两位军长联合带队开辟新区，到了某地，将该地驻防的伪警察连长（或是营长）骗出来喝酒。那个连长来了，一看是这两位，老大惊恐。李延禄好言相劝，酒桌上磨破了嘴皮，从精忠报国岳武穆说到文天祥再到史可法，连长一声不吭。眼看快天亮了，一晚上没说话、火爆脾气的赵尚志急了，一拍桌子：你到底是想当汉奸，还是跟我们一起抗日？！连长面露难色：我也是中国人知道当汉奸遗臭万年，我就是混口饭吃，也不是和鬼子一条心。赵尚志说：那就跟我当抗联打鬼子！连长一脸苦相：当抗联太苦，俺当不起。赵尚志又一拍桌子：那就把枪交出来，我们去打鬼子！这个细节说明了很多问题。

沧海横流，英雄本色！在这样更加艰难的主客观条件下，更加彰显出以杨靖宇赵尚志为代表的抗联英雄们的男儿本色！他们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

3月21日：

说几个给我留下极其深刻印象的细节。

日军组织精干讨伐队穷追杨靖宇数月，结果被拖得溃不成军，伤亡、非战斗减员过半，最后却有了敬畏之心。当最后确认自己追踪、打死的真的是杨靖宇的时候，日军队伍中丝毫没有胜利的喜悦，许多人反而禁不住相互抱头痛哭起来。（方军《我所认识的鬼子兵》）

日军组织在蒙江开庆功宴，宴会上不论日本人、汉奸都没有喜悦气氛。叛徒、机枪手张奚若恬不知耻地表功，向人们炫耀说：“正当老杨抬起腿要跑的一霎那，我一个点射，齐刷刷地都给他点在这儿上了(指胸口)”。突然间冷了场。另一个极其恶劣的叛徒、原抗联一路军特卫排排长张秀峰端着酒杯，隔桌过来往张奚若面前一墩，沉闷地骂了声：“混蛋！不得好死！”庆功宴不欢而散。

叛徒安光勋在杨靖宇遇难的事情中也起了极其恶劣的重要作用。安光勋为抗联1军参谋长，叛变后给日寇出主意，抓了程斌的母亲，程斌因此意志崩溃而投敌，接着出现了一些连锁反应。最终杨靖宇遇难，日军经过多次辨认后也把安光勋叫来辨认尸体。安光勋一见到杨靖宇遗体，嚎啕大哭，话都说不出来了。日寇拉他出去，怎么也拽不走，最后拳打脚踢把他打出了停尸间。

与之类似的是赵尚志遇难后，日军找来叛徒、曾经的抗联8军军长李华堂。李华堂看到赵尚志遗体时，遗体已经冻硬，面部、头发、死不瞑目怒目圆睁的双眼都结满了冰霜。李华堂脸色一变，痛哭流涕，不顾在场众目睽睽的诸多日军，大呼：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到底也这么着了吗！最后也是被日军连打带拖踢出了房间。

最终程斌、李华堂被枪决，其他几个虽然逃脱了死刑，和行尸走肉也没什么区别了。而给我留下感触最深的是，即便是叛徒，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所以张秀峰等其他人在后来历次审讯中死咬牙不承认、编造谎言，不是装疯卖傻就是装聋作哑。他们自己很清楚，即便是逃脱了死刑，也是遗臭万年了。

最终我们每个人都会死。而英雄，用他们的牺牲，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标记了路标。再去读一读赵一曼遗书吧，那不但但是写给她的儿子的，那是一个极大的隐喻，是写给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每一个人的。

任何敌人都想得到叛徒，以便知道他们想知道的一切，但是即便在敌人心目中，叛徒也是一文不值的。做一个宁死不屈的硬汉，得到的可能是绞刑，但在最威严的大法官眼里，也是一个可尊敬的人！

据说这是著名的“千面人”阿贝尔上校说的。

我在超大回答过这个问题。手机打字照例列个提纲

首先，日本经营东北时间更长。从日俄战争起三四十年南满都是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对东北情报的掌握不是关内可比。

其次，东北交通铁路发达。城市和人口大多沿交通线分布。因此日本军队调兵发达，应对游击队，进行围剿反应速度更快。

再次，东北气候恶劣。尤其是在冬天，野外露营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抗联也有密营，但是后来被叛徒揭发。

第四，日本兵力密度更大。关东军兵强马壮。不是关内治安旅团可比。尤其是张鼓峰，诺门槛以后，关东军兵力多达近百万。不存在华北治安战，或美帝在越南，阿富汗的治安战兵力不足问题。

第五，日本采取集村并屯等策略，辅以开拓团的活动，压缩了游击队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切断了游击队的补给。

第六，王明等人对抗联的错误领导。拒绝在抗联和延安之间建立联系。抗联左倾肃反也错杀了很多自己人。连赵尚志都被开除党籍。

第七，王明眼高手低，应对日军集村并屯错误，不能发动农村群众。导致抗联失去群众基础。

第八，抗联成分复杂，一旦不利叛徒很多。比如密营系统就是因为叛徒程斌而暴露。

第九，苏联消极支持。并且干预抗联内部事物。而且远东内务人民委员留希科夫中将叛逃日本。暴露了很多苏联和抗联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