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巧成拙,低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战争意志,殷鉴不胜枚举。
提尔比茨如此,后来的日本军部,加尔铁里也如此。
对这个一贯擅长“勒紧裤腰带打一场不义战争”的海盗民族搞“威慑”,本就不是长久之计,威慑的战术目的能且只能是迷惑对手,延缓开战时间,在开战前多长几块肌肉。
决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威慑存在,战争就不会发生。
比起德一、昭和日本和阿根廷,南非的布尔人都要更了解英(美)骨子里是什么东西。
盎格鲁萨克逊人先天缺乏“打输了怎么办”这个考量,某种程度上讲,的确是先天的进攻性民族。
当海盗,不“团结起来玩命”是活不下去的,面对武装商船和“同行”时,犹犹豫豫,畏手畏脚,未战先缩的懦夫,根本带不起海盗队伍。能活到最后的,都是又团结,又爱赌的亡命徒。
盎格鲁萨克逊这个民族,射杀邻居越是凶残,战场上集体进攻时就会越团结。
威慑可以迷惑他们,但一旦他们开始认为你并不愿意进攻,威慑就会破功。(这里 @山高县 )
不计代价把紫石英号扣下来,以及1997年把撒切尔夫人吓摔的,纯粹的进攻性威慑,他们才会受用。——这还是建立在实力绝对优势,他们不敢幻想的情况下。
只有在明确对方“打仗不怕死”,而且一旦打仗,盎格鲁萨克逊人必然一溃千里,死伤一地的情况下,他们的脑子才会理智起来。
消极防御是没用的,对待盎格鲁萨克逊人,一切战略的最高目的务必是正面决战。
一点幻想都不能有的,钢铁与烈火的决战。
失去了决战目标的威慑,就不是威慑。
如果盎格鲁萨克逊人相信你的“威慑”只是在吓他们,你们不敢用,惨烈的战争一定会发生。
换句话说,威慑破功时,哪怕公海舰队实力和军备占优,英国人也会本能性的动“先打打看,不占便宜再谈,万一能占便宜呢”的想法的。—— 如果他们不如此的凶残好赌,紫石英号事件这种“明摆着找亏吃”的事也不会发生了。
风险舰队是一种威慑力量,作用是阻止战争而不是打赢战争,舰队的价值在开战之前而不在开战之后。在威慑失败、战争开始的那一刹那,无论兑现威慑还是不兑现威慑,自己都已经输了。
威慑的目的,是双方都活着,而不是一起死。
风险舰队理论作为一种外交上的威慑力量,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德国把威慑变成了讹诈。那么,这个责任是该由外交官负呢?还是提尔皮茨负呢?
我觉得讨论德意志帝国海军政策不能只说后果不说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到海军政策的制度性原因就会觉得这条道路是某个决策者选择错误的产物。事实上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扩张更多的是制度性的必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陆海军军费都是帝国财政负担。但海军挂德意志帝国海军旗是德国海军。海军部的首脑“海军国务秘书”也是帝国的官员。而帝国却没有陆军部,平时也没有帝国陆军,只有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四国的陆军。对帝国来说海军是亲儿子,陆军是四个拖油瓶。谁愿意给陆军钱?
其次陆军的钱给了普鲁士就不能少了巴伐利亚,《帝国陆军法》规定的是人口比例份额军。扩充普鲁士就得同等扩充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但扩张了它们就可能导致它们日后依靠奥匈帝国撕裂德意志。所以对普鲁士战争部来说不扩充也不是什么坏事。
第三是扩建陆军在正常国家依靠三个因素,人力、装备和经费。只在普鲁士它有一个特殊因素那就是“容克贵族”。为什么1862年俾斯麦会上台?就是要帮助陆军完成把平民军官清洗出军队的任务。
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后普鲁士的人口、装备和经费都大幅度增长,唯有当军官的容克贵族没有增长。那如果盲目扩军就会打破普鲁士贵族对军官团的垄断。
所以帝国议会不愿意给钱,但普鲁士战争部其实也不愿意要。如果钱非花不可不如给海军算了。
这是制度原因。海军发展还有经济原因。造无畏舰固然耗资巨大,但德国在军工产业上从大炮到装甲钢是一条龙产业。国家出钱造战舰可以盘活从造船到军火到炼钢甚至采矿的整条产业链。带动巨大的就业。那连社民党也不能抗拒这样的利好啊。
同样的军舰造出来可以给市民子弟提供海军军官的就业机会。可以组成舰队保障德国的海外贸易,对市民自由党来说也是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所以海军扩张是进一步工业化以后的德国从制度到社会经济上的必然结果。它并不是少数政治家的错误判断的结果。而是利益、民意、制度三方面相互博弈产生的最大公约数。不能归结到任何一个具体的政治人物头上,换成谁当皇帝,当海军国务秘书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且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到1913年已经以德国失败宣告结束了。并不能把一战归结到这个问题上。事实上过于强调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对一战的影响是二十年代学者发现《克劳备忘录》之后被误导的产物。很多人后来都指出克劳爵士在外交部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正因为没有影响力才不得不写备忘录。而爱德华格雷是很少看备忘录的。
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