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作为一个普世的多元民族帝国,清帝国的统治模式自建国肇始便是以建构出的满洲民族统御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被征服民族,以小御大,以寡御多,终清一朝,”满族“的人口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速在中华各民族内都不在前列。1700年,大清人口约为1.5亿,其时八旗人丁约为60万左右(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其中并非全为满人(在此特指后文中提到的乾隆意图建构的满洲民族),1644年征服中国的军事集团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满人,加入八旗的关外汉人,与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当时在这个集团中满人的占比约为百分之十六,到了1720年左右,该占比变为百分之二十三(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载《历史档案》,第十卷第二期 第100-103页)。
而这时汉族的数量几何呢?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汉人的人口约1.5亿,与一百年后1700年的大清总人口相当。(何炳棣(美)著 葛剑雄 译《1638-1953 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第262页)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满人也绝非数量上的主体,何况与数量本就极为庞大的汉族相比。
为了巩固并加强作为少数族群的满族的统治效力,在雍正时期采用的手段为文化同质化,试图将满族文化与儒家士大夫文化解构后重构为一体;而在乾隆朝采取的手段则为统合主义(corporatist),,乾隆试着塑造出一个“满洲民族“作为国族团体,以此凌驾于其余各等族群之上。
身为一个统治者庞大帝国的少数种族,满清朝廷必须两者兼备——既必须从普世主义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来表现出自己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作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性,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但是要作为一个握有权力的少数种族而生存下去,他们自己的种族特性不仅需要得到保护,还需要得到颂扬。
——孔菲利——《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版,第78页
因此,终清一代的统治者尽管采取的手段或有不同,但实质内涵并无分歧:满汉有别,分而治之。这一点从满清的军队编制可以反映。清朝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八旗又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驻扎于京师及其附近,驻防分四类分布:一,护卫龙兴之地,驻于黑龙江,吉林,盛京(辽宁)三将军辖地;二,监视北方蒙古,辖于察哈尔,热河两都统,密云,山海关两副都统;三,戍卫西北,守于乌利雅苏台(今蒙古国内),科布多(今蒙古国内),绥远城(呼和浩特),伊犁(新疆霍城),乌鲁木齐,喀什葛尔(喀什)等;四,监视内地各行省,领广州,福州,杭州,江宁,荆州,成都,西安宁夏六将军及京口,乍浦,青州,凉州四副都统。(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9页)满清统治者对于其余民族控制之严密可见一斑。
满族统治者始终十分提防其余民族,尤其是汉族,为实现满族的统治意图,在官僚体制内也必须保证满人的主体地位。这一点在省级官员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乾隆朝,省级官员中约有百分之三十八为满人;总督巡抚一级官员中,满人约为百分之五十八。从行省官僚民族占比变化比例看,自1736年以来,满人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汉军旗人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而汉人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一。(孔菲利——《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版,第167页)
由此而见,满族统治集团虽未少数,但并不愿,也恐惧被汉化,而只欲做”天龙人“,享受作为少数统治者的特殊地位。无怪乎满族人口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