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让你有感触的历史人物？ 第1页

罗伯斯庇尔。

与大众传统的认知不同，在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罗伯斯庇尔都不是一个狂热主义者，更谈不上独裁，恰恰相反，他可能是革命者中极少数没有道德瑕疵的人，他还是为数不多自1789年三级会议到1794年走上断头台一直参与革命进程的人，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窥见大革命自身的动力与演变。

然而在革命初期，罗伯斯庇尔并没有多么引人注目，大革命最初的爱国英雄称号属于迪波尔、穆尼耶、米拉波，1791年3月，一名英国观察家几乎预言式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并不是为了讨好大众，而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政体……他是一个刻板的人，固守原则，待人接物简单呆板，衣着朴素，明显不会腐化堕落，轻视钱财。我每晚都在观察他，他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他正在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我认为他很快就会上位，统治成千上万的人，结果遭到了嘲笑。”

当然，在1791的春天，罗伯斯庇尔仍然拒绝承认自己是一名共和主义者，事实上在国王出逃之前，没有人想象过共和国，罗伯斯庇尔的政治生涯大多如此，除了几近疯狂的1794年夏天，他很少成为政治的开创者，毋宁说，他的政治思潮与大革命本身的动力学相辅相成。让罗伯斯庇尔名声鹊起的是他在制宪议会晚期的几个提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否决条款，他提议所有制宪议会成员在本届议会结束后四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这也就意味着1789年的爱国英雄们将全部退出法国政治的最高层，除此之外他还控诉了奴隶制，要求无论肤色种族一律赋予政治权利，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通过自己的演说，开始赢得雅各宾俱乐部的声望。

1791年6月20日，可能是大革命中最大的转折点出现，国王出逃。国王出逃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他将法国所有潜在的矛盾全部摆上了台面，并且要求所有人马上站队，他撕裂了法国。在1791年6月以前，从来没有人讨论过共和国，但现在他被摆在了台面上，然而在政治上层，这样的要求还不明显，巴纳夫、迪波尔等人想要掩盖事实，将罪责归咎于国王手下的将军，而罗伯斯庇尔也不置可否，只说应该把决定交给人民——最终人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17日，五万民众来到圣坛前情愿废除君主制，这最终引起了战神广场大屠杀。雅各宾俱乐部被分裂了，以巴纳夫、迪波尔为首的君主立宪派成立了斐扬俱乐部，并且带走了大部分议员，只有罗伯斯庇尔、佩蒂翁等一两人没跟他们走，即使罗伯斯庇尔自己不愿承认，但是国王出逃或许是他重新考量民众与共和制的开始。1792年7月，伴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激化，法国陷入危机之中，雅各宾俱乐部开始谋划推翻君主制，这一次连最谨慎的罗伯斯庇尔也加入了进来，他放弃了此前宣称的宪政捍卫者的口号。8月10日，君主制被最终废除。

而在对外方面，1792年3月，布里索及其支持者进入内阁，他曾经起草了战神广场大屠杀中废除君主制的请愿书，也是之后吉伦特派的领袖，而在当时他们被称为布里索派。布里索上任后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鼓吹向欧洲宣战，他坚信战争能够让国家重生，恢复国家的尊严，但是罗伯斯庇尔则坚决反对战争，他认为如果战争失败，革命将会被颠覆，而如果战争胜利，则会出现军事将领独裁，当然，此时他担心的是拉法耶特。而在君主制被废除后，罗伯斯庇尔与布里索的矛盾也开始激化，罗伯斯庇尔也正是在此时对方为吉伦特派，双方也互相指责彼此谋划了九月屠杀。

在危机最为严重的1793年，救国委员会设立，罗伯斯庇尔怀疑其价值因而拒绝加入，4月巴黎群众要求将吉伦特派赶出议会，罗伯斯庇尔坚决反对，他不愿看到国家代表受到威胁，然而5月26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邀请人民反对国民公会中的腐败分子，5月31日，起义者开始搜捕嫌犯，吉伦特派拒绝投降，并扬言要外省来复仇，直到此时罗伯斯庇尔才决心提出要弹劾名单上的人。10月3日，巴黎民众要求审判吉伦特派和王后，而罗伯斯庇尔一直在与这些做法抗争，并坚决反对记名投票，以免斗争进一步扩大。8月11日，在1793宪法通过后，有代表提议解散国民公会，让位一个常规的立宪政府，但是罗伯斯庇尔否决了这个提议，现在是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必须坚守下去。所以，讽刺的是，罗伯斯庇尔最终接手了由布里索发动、他坚决反对的战争和整个烂摊子。

之后，便是著名的恐怖时期，但是实际上，恐怖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794年4月以前，恐怖是由巴黎群众主导的，而1794年4月到7月，则是由罗伯斯庇尔主导的。自革命一开始，巴黎群众便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攻占了巴士底狱、把路易十六从凡尔赛带到了巴黎，甚至推翻了君主制，但是也就是自此时开始，伴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和国内外危机的加剧，巴黎群众变得愈发疯狂了，在推翻吉伦特派以后他们几乎挟持了国民公会，强制雅各宾派实行经济管控和恐怖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在接受恐怖政策时发挥重要作用的不是罗伯斯庇尔，而是丹东。

而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这种民众暴动达到了高潮，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便谴责了这种行为，他相信宗教信仰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并重申了宗教自由原则，但民众的暴动仍然给罗伯斯庇尔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决定制止这一切。12月4日，霜月十四法令通过，国民公会的行政权移交救国委员会，高度集权的革命政府出现，罗伯斯庇尔逮捕了巴黎民众领袖埃贝尔，并改组了巴黎公社（起义组织，不是国人熟知的巴黎公社），自此以后巴黎群众起义再也没有成功过。

然而，狂热派被消灭并不意味着恐怖的结束，恰恰相反，一种制度化的恐怖开始了。在这个阶段，这位卢梭的忠实信徒开始反复的强调共和国的美德，而他的声望也逐渐达到顶峰，如果罗伯斯庇尔真的有可能被视为独裁，那也仅限于1794年的4月到7月之间。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在1793.3-1794.8之间共处决了2639人，六月和七月便处决了1515人，这甚至远远超过了此前的民众恐怖时期，其中也包括了罗伯斯庇尔的老友，丹东和德穆兰。此前，罗伯斯庇尔曾一再保护丹东，甚至试图将其重新召入救国委员会，罗伯斯庇尔曾纠结了一个礼拜，据说最终让他放弃丹东的理由是，在一次私下谈话，美德一词让丹东发笑。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发表了一番针对所有同僚的演说，这进一步引起了不满，第二天，热月政变爆发，当罗伯斯庇尔试图发言时，他被打倒暴君的呼声淹没了，7月29日，罗伯斯庇尔上了断头台。

纵观罗伯斯庇尔的政治生涯，无论是与民众相比还是在议会之中，都很难说他是一个激进分子或狂热分子，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他的支持者都是极为理性的，在马赛叛乱被平定后，国民公会要求夷平马赛，罗伯斯庇尔的助手库东不愿如此，他只推倒了几所富人的房子，国民公会派科洛戴布瓦代替了他，军队横扫了这座城市。而科洛戴布瓦正是热月政变的发起者之一，他和比约-瓦伦才是议会中真正的激进主义者。同样，罗伯斯庇尔从来不是独裁者，也没有可靠的政局表明他有这个目标，他曾对他家门口的情愿者说：“为什么给我？为什么不交给委员会？每个人都交给我，好像我有无限权力似的。”人们之所以称他为独裁者，是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掌权者在道德上的不妥协立场，他们将罪责都归于罗伯斯庇尔。

当然，我并不是为罗伯斯庇尔洗地，在推翻君主制后他曾力主逮捕吉伦特派，在1793年又是他煽动群众导致了吉伦特派的倒台，但是总体而言他对于民众的认知实际上与此前的斐扬派、吉伦特派相差无几，他们都对民众的力量感到恐惧，威廉多伊尔认为他与吉伦特派的区别在于，吉伦特派多是一些顽固的理想主义者，不愿意向巴黎的群众妥协，但是罗伯斯庇尔则认为革命的统治必须依靠巴黎，所以他必须与其周旋，但是在我看来，二者之间或许可以视为两种不同的理想主义，吉伦特派基于对1789原则的信仰，现实的认识到巴黎群众无法改变，但罗伯斯庇尔则理想的认为共和国不能没有人民，所以现实的与之周旋，他曾经反复强调以美德教化人民，却最终走向了恐怖，可以说，罗伯斯庇尔身上体现了革命自身的动力学。

威廉多伊尔曾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要问题在于，他从未构建起英美式的政党体制，这导致了政治生活的混乱，实际上从大革命一开始，革命者就对“政党”这一概念唯恐避之不及——吉伦特派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一个党派，他们将之视为一种侮辱。这背后的根源来自于旧制度时代，与英国的封建自由不同，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便建立了绝对君主制（虽然现在看来这更多是一种神话，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在法国的政治体制内，从未出现过英国式的议会，即使是三级会议，也有一百多年从未召开了——实际上，以三级会议作为代议制方案，正体现了法国代议传统的匮乏。在正式议会场所缺失的情况下，法国形成了另外一种政治空间，即民间社交团体，他也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前身。在这种俱乐部中，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宣扬启蒙思想、评论公共政治，由此形成一套公共舆论，到旧制度后期，公共舆论逐渐成为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基础，甚至于国王也不得不讨好公共舆论。

如果我们就“场所塑造行为”的发生学理论而言，这种不同的舆论场所，导致法国形成了与英美不同的政治理念。人们在这里演说启蒙精神的价值：自由、平等、宪政、理性、法治，憧憬着一个由这些价值组成的新世界与新的共同体，他们相信国家和民族将被重塑，人与人之间将真诚而透明，与英国议会中精英阶层就具体政策激烈争辩不同，在法国，辩论让位于演说、差异让位于公共、妥协让位于理想。所以，如果说英国的革命根源于自身的历史传统，那么法国的革命则是基于更为抽象的价值理念，：在真诚而透明的社会关系上重建一个启蒙价值主导的全新共同体。基于这样的理念，革命者相信普遍的真诚与美德是可以实现的，而政党只会因为各自的私人利益分裂这个共同体，所以任何潜在的结合都会使人联想到党派的密谋，在林亨特看来，正是这种“修辞学假设”使法国天然的阻止了政党政治的形成。

然而这里却形成了一个悖论：对于真诚与透明的追求加剧了人们对潜在政党的敌视，而为了在这种敌对中生存下来，他们不得不抱团寻求庇护，最终另一种政党形成了——事实上，如果没有罗伯斯庇尔的指责，吉伦特派绝不会走到一起。但是这种形势下造就的政党并不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再加上政党政治传统的缺失，失去了秩序与规则的政党冲突无法造就宪政，只会形成党争，最终法国革命陷入了一个死循环。督政府的政变正是源自于这样的政治理念，所以大革命最根本的悖论在于：作为一个共和国，他天然的抵制作为共和国基础的政党政治。

除此之外，与封闭的议会辩论不同，俱乐部的演说文化更为开放化，也更为贴近民众，这也就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系统是一个不断下移的过程。大革命时期第一家著名的俱乐部是由自由派贵族迪波尔组织的三十人委员会，他的听众也都是贵族，甚至连律师都很少，然而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革命之中，他们的层级也越来越贴近社会基层，无套裤汉成为雅各宾派的主要听众，在形式上，罗伯斯庇尔的演说为他赢得了声望，在内容上，他对于卢梭的信仰成为法国政治理念最精确的注脚，可以说，罗伯斯庇尔就是法国政治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斐扬派的急速失势很大程度上就与俱乐部文化有关，相信君主立宪和精英政治的他们，在1791年仍然选择私人聚会而非公开演说，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加入雅各宾俱乐部，无论是政治内容还是形式，他们都被淘汰了。

然而公众的广泛参与最终引发了恐怖，罗伯斯庇尔为了遏制这种恐怖，却最终创造了更加制度化的恐怖，并最终被自己创造的恐怖机器挟持了，他在对美德狂热追求与对他人腐败的无限怀疑中走向了疯狂，而他本人似乎也预见了自己的结局，在热月政变前两个月的一次演讲中，罗伯斯庇尔不无悲怆的说：“我是法国人，是你们的代表！哦，高尚的人民！清接受我本人这一祭品吧！诞生于你们之间是多么幸福！为你们的福祉而死会更加幸福！”所以在我看来，罗伯斯庇尔本身便是大革命中最大的悲剧：一个公认的不可腐蚀者、一个在1791年提出自我否决的议员、一个可能是最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却最终创造了恐怖。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无论是法国还是中国都掀起了一番批判革命的风气，认为民众的暴行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一种何不食肉糜，如果能够温和的改革，谁又愿意上街暴动呢？在罗伯斯庇尔倒台时，指券（当时法国的纸币）的价值已经不到票面价值的一半了，而当热月党人放弃经济管控以后，在1795年5月只剩下8%了。最终督政府放弃了指券，他们将指券换了个名字重新发行，结果这种土地券在发行的当天就贬值到18%，在四个月后变成了废纸，更不要说之后的实质性破产了，除了1788年革命前的短暂阶段，这是法国自1720年以来第一次放弃了自己作为政府的职责。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我们真的有资格嘲笑那些和我们一样的普通民众是暴民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的这种政治文化便是失败的，恰恰相反，在林亨特看来这几乎是法国大革命最大的成就，他创造了基于公众参与的共和传统，而这也是英国传统所缺失的，从此政治不仅属于国王、贵族甚至革命领袖，革命精英在演说、装扮、节庆的动态过程中传播了革命价值，也动员其更多的人民参与政治，1789年的群众为粮食走上街头，而1795年妇女们高喊着“我们要面包和1793宪法”，从此国王没有议会就不能统治，贵族对公共事务的主宰只会激起更多的革命，新生的法兰西民族不仅属于资产阶级，更属于全体公民，真正创造大革命的，不是人权宣言，而是革命者的演说，三色旗不仅记录了革命，更塑造了革命。

在林亨特看来，共和派信奉这些理想，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对政治现代化有用，或是竭力避免被挤出历史舞台，1790年代，他们才刚刚走上历史舞台，在长远的19和20世纪的历史上，共和派是运动的政党，是未来的人类。他们是第二和第三共和国的先驱，而不是第一和第二帝国的前身。他们的观点令人感叹，不是因为他们吸引了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赢家和输家，而是因为他们为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希望。他们继承了政治参与和尊严的古老理想，但给他们穿上了新的装扮，那就是民主选举、广泛的责任心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他们一时的失败掩盖不了长远的胜利光芒。

最后用一句饱受争议的关于大革命的评语作为结尾吧：她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

　　乌斯满·巴图尔（Osman Batur, 1899-1951年），哈萨克人，我愿称他为历史的道成肉身。

　　这个人物的神奇之处在于，他活跃于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地区，终生乃至死后都在和许多不同势力打交道，而这些势力赋予了他一大堆迥然不同的历史形象。

　　这些势力包括：盛世才政权、苏联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哈萨克裔土耳其人社区、冷战中的资本主义阵营、“疆独”势力、以及冷战后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每个势力给他的评价都不一样。更精彩的是，同一个势力在不同时期给他的评价还不一样：时而是匪徒，时而是英雄，时而是叛徒。

　　然而这个人本身并不复杂，他只是一个来自传统社会的游牧人，一个朴素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做的事情也不复杂，那就是谁当权，他就反对谁，他要反对谁，就联合谁的对手。

　　他从未忠于任何政权或任何主义，他只忠于他自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人物，却被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硬生生地背负了许多不属于自己的意义。

　　历史的真实只有一种，但是对历史的解读可以有很多种。事实不能创造，但意义可以发明。在乌斯满.巴图尔身上，历史叙事的形成逻辑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甚至到了荒诞的程度。

　　而且，这场罗生门到今天也没演出结局。

一、乌斯满生平：被意识形态化的游牧人

　　1934年，中国满目疮痍。中央红军在“围剿”的压力下开始长征。许多旧军阀刚换了身制服，就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阀，在青天白日旗的名头下继续分疆裂土。在千疮百孔的内地四周，中国边境已经陷于分崩离析的边缘：外蒙古和东北分别被苏联和日本控制，西藏地方政府只在名义上承认南京的权威，新疆也岌岌可危，早已成为军阀混战的角斗场——就在这一年，盛世才击败了马仲英，成为此后十年主导新疆的军政首脑。

　　和北洋时代的许多军阀一样，盛世才有自己的外国靠山，也就是苏联。为了拉拢苏联，盛世才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还在全省开展以社会主义（以及亲苏）为纲领的改革。1940年，盛世才政府要求北疆各部落交出武器，放弃传统游牧生活。就在这时，一个名叫乌斯满.巴图尔的哈萨克男人向盛世才政府的代表开了一枪，随后又带人袭击了苏联地理考察团，他的故事就此开始。

　　出生于1899年的乌斯满此时已经年过四十，对于他人生的前四十年，人们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并非显贵，也一直过着普通的游牧生活。在乌斯满发动武装反抗的头两年，没有什么人关心他的事业，在盛世才和苏联政府眼中他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匪徒，他的唯一诉求就是保持游牧生活，拒绝盛世才或者任何政府强加于他的秩序。然而，在近代政府的步枪和大炮面前，乌斯满和他的几千追随者很快就被逼到了绝路，看起来他们无法逃离被统治的宿命。

　　然而对他来说幸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发生。

　　1941年，纳粹德国向苏联发起了闪电战攻势，苏联遭遇的巨大危机直接引发了其势力范围，也就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动荡不安。1942年，盛世才和苏联决裂，靠近抗战中的重庆国民党政府，苏联决心惩罚盛世才的“背叛”，举措之一就是拉拢盛世才政府的对手，“匪徒”乌斯满。乌斯满并不信任俄国人，但他更需要支援来避免灭亡。于是，从1942年开始，乌斯满从蒙古国得到源源不断的苏联军援，并且对盛世才政府形成了有效打击。乌鲁木齐的将军们惊讶地发现，这些从前只会骑马的匪徒，如今连重炮都能用上了。

　　在1943-1944年间，乌斯满成了受苏联支持的众多“革命者”之一。苏联在新疆策动了一系列反抗，攻占了许多城市和油田，并且扶持了亲苏政权。盛世才政府无法独力应对，国民党政府便得以趁虚而入，最终在1944年撤换了盛世才。从1944年开始，乌斯满是抵抗国民党政府的“革命者”，他的活动首次被赋予了意识形态色彩。

　　在莫斯科，斯大林的宠臣、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把乌斯满称为“哈萨克的罗宾汉”，但他也察觉到，乌斯满“并无意图承认革命政府，他相信自己是阿尔泰的可汗”。在外蒙古人面前，乌斯满声明说，他将永远不会满足，直到成为阿尔泰可汗为止——归根结底，他的诉求是传统而非现代的，这也是他所有行动动机的唯一可靠解释。

　　于是，在1946年，出于对亲苏革命者的不满，乌斯满宣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在宣言当中，乌斯满称自己为“我国的公职人员”，“志在保卫国土完整”，宣言当中的这些“国家”指的都是中国。国民党政府也承认乌斯满的盟友地位，并且向他提供军火，但乌斯满从不受国民党政府控制。在1947-1948年间，国民党政府和蒙古国发生边境冲突的北塔山事件，就由乌斯满部挑起。在国共内战期间，乌斯满又成了国民党官方话语中的“爱国者”，同时享有高度独立地位。在起义六年之后，乌斯满已经成为北疆最有实力的军事头领之一，在各路势力夹缝当中游刃有余，这是传统游牧部落的生存常态和理想目标。然而，在乌斯满“出道”十年之后，这一切终于戛然而止。

二、乌斯满的第N次死亡：二十世纪各方势力的塑造

　　1951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军政委员会在乌鲁木齐下令处决“反革命分子”乌斯满.巴图尔。在新疆解放后的两年中，乌斯满依然拒绝归顺新政府，但他的游击战争不足以对抗历史的潮流，最终落得失败的下场。台湾当局一面公开为他哀悼，另一面私下评价他从不可靠。在乌斯满死后，他的家人都得到了“招安”。他的儿子舍尔迪曼成了伊犁政协代表，但在文革当中遭到冲击，死于1970年。舍尔迪曼的五个孩子都在企业或事业单位中工作，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乌斯满后人的生活轨迹和同时代的其它中国家庭基本没有差别，但是乌斯满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乌斯满被捕后，他有大约350位支持者逃离中国，辗转到土耳其，并且加入了当地的哈萨克裔土耳其人社区。在他们抵达之前，土耳其已有数千哈萨克裔移民定居于此。但是，这些流亡者给土耳其哈萨克裔社区带来了新的东西——关于乌斯满.巴图尔的传奇。于是，在哈萨克裔土耳其人社区当中，乌斯满被塑造成了“哈萨克民族斗士”，毕生为了哈萨克民族自决而奋斗。事实上，乌斯满作为传统游牧人，是否具有民族意识，都是存疑的，遑论某种民族主义事业了（参见乌斯满1946年的宣言），然而他的追随者非常乐于传播这一标签。

　　然而这事到此还没完：1954年，也就是在乌斯满追随者来到土耳其后不久，一个名叫戈弗雷.利亚斯（Godfrey Lias）的英国小说家来到了这群人当中，开始采写关于乌斯满的故事。利亚斯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1956年，在《哈萨克的出埃及记》（Kazak Exodus）当中，利亚斯把乌斯满塑造成了“自由主义者”，其毕生志业就是反对共产主义（1942-1946年间乌斯满同苏联的合作仿佛不存在似的）。为了照顾他的英美读者，利亚斯把乌斯满比作成吉思汗、帖木儿、阿拉里克，把哈萨克人比作古以色列人和基督徒，把共产主义比作埃及法老和罗马皇帝......利亚斯的操作让哈萨克裔流亡者们也吃了一惊，但他们发现这本书很有影响力，于是很快就把这种叙事吸收进来，只是依然把重心放在民族主义上，于是乌斯满又成了“为自由而战的”“哈萨克斗士”。

　　1954年，“疆独”分子艾沙·玉素甫·阿布甫泰肯（Isa Yusuf Alptekin）流亡到土耳其，把乌斯满的“事迹”融入到了自己的叙事当中，他把乌斯满和一些南疆“英雄”并列，声称他们为了同一个“突厥斯坦”奋斗，乌斯满就这样又被贴上了一层新标签。阿布甫泰肯死于1995年，他的故事也传到了第二代哈萨克裔土耳其人手里。哈萨克裔第二代移民依靠经商发迹，在土耳其形成了具有经济影响力的社群，他们对于乌斯满的“传奇”也是津津乐道。

　　与此同时，新独立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对于乌斯满的冷漠让他们十分不满。

　　1991年苏联解体后，新生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对于民族主义比较谨慎。作为最后一个脱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同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境内也居住着大量俄罗斯族人。哈萨克斯坦的领袖纳扎尔巴耶夫也担心本国出现南斯拉夫一样的情况，或是和邻国出现争端。于是，哈萨克斯坦官方更喜欢利用成吉思汗等公认的古代英雄形象来塑造民族叙事，而非乌斯满这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态度招来了部分哈萨克裔流亡者后代的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乌斯满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在土耳其的一份哈萨克语报纸上，作者引用利亚斯作品当中的话说，“如果早生五到六个世纪，乌斯满将能成为像蒙哥、成吉思汗或者帖木儿那样的伟大指挥官......”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自己的代表作《匪徒》（Bandits）当中浓墨重彩地分析了传统社会当中的“匪徒”——反抗秩序和不公的朴素无政府主义者。罗宾汉（英国）、卡图什（法国）、科连特斯（西班牙）、雅诺西克（西斯拉夫）、哥萨克（乌克兰）、油灯（巴西）、比利亚（墨西哥）、梁山好汉（中国）均属此类。如果要为乌斯满找到一个最贴切的身份，那么这里的“匪徒”应该说是最合适的。然而，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活在意识形态激斗的20世纪的乌斯满都没有能力决定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事实上，早在1940年，当这个四十岁的男人拒绝缴枪和定居，向盛世才的手下射出愤怒子弹的那一瞬间，他的历史评价就已经由不得自己了。

　　这是历史上每一个小人物和大人物的共同悲剧。

从前有个书生，他爹是那种白衣飘飘的乱世谋臣，跟着将军三言两语，就打下了山东。

书生就生长在山东，脾气却一点都不像他爹。

他爹常说，人呐，该隐忍还是要隐忍，该腹黑还是要腹黑，等时机到了弄死他个龟孙。

书生就不这么想，书生刚正，严肃，说不行，真碰上作奸犯科的，我上来就要把他弄死。

他爹：……

他爹说：你这样何苦呢？

书生说：你晚弄死他一天，就多一天有人受苦。

他爹就叹气，摇头：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大仁大勇的儿子呢，我看我家的血脉是保不住了。

话虽然这么说，爹对书生还是基本满意的，毕竟书生学富五车，又刚正不阿，古典小说里的男主都是这种人。

那年爹死了，叫来书生，说我没啥别的要求，你就以后悠着点，行吧？

书生噼里啪啦流着泪，说爹啊，不行。

爹笑骂一顿，走了。

好了，以上这些都是根据父子俩的做事风格瞎编的，下边请观赏历史上书生的表演。

·1

守孝三年，书生开始当官。

几经起落，书生来到了北方边远地区。

那地方胡汉交杂，贼不好处理，书生到任之后不管这么多，谁犯事就办谁。

还办得贼狠。

三年以后，作奸犯科，凶恶匪徒纷纷拉着自己的兄弟溜了溜了。

书生望着天，笑，说老爹，你看我干得不错吧。

这会儿书生才二十七八，正是志得意满，觉得天下无不成之事的年纪。

后来书生赶走了恶人，又兴办教育，一时间风生水起，朝廷十分欣赏，就把他调到了外地。

书生到了什么地方，就把脸一板，死命办那些搞事的权贵地主。

然后……

就被人给搞了。

权贵们不自己告书生，毕竟书生有家世有才名，他们鼓动蛮人去告，说书生执法严峻，这就是损害了民族感情啊。

书生遂罢官。

来接替书生的是什么人呢，这人叫寇祖礼，曾因贪腐贬官，史称「畏避势家，承颜候色」，俨然是个见风使舵的无耻小人。

那书生当然也知道这人，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将会在他到来之后付诸流水，于是就想在任期的尾声，给权贵来一刀狠的。

寇祖礼没等书生把任期熬完，当即闯入他的家里。

书生冷冷看着他：你想做什么？

寇祖礼笑呵呵的：没想做什么，只是想请郦公去您该去的地方。

书生还在批阅卷宗，要把当地权贵做的恶事一并送去京城。

他说：好啊，等我收拾完行李，一起去我该去的地方。

寇祖礼眯眼，眼底闪过寒光，他说：何时启程，怕是容不得你了。

寇祖礼一挥手，书生这才发现他背后影影绰绰，早有准备。

寇祖礼领了七十边军，要强送书生回京。

那些士兵拎着刀，刀光也跟寇祖礼眼底的寒光一样冷，整个就是你不走就死在这的意思。

书生没在怕的。

书生朗然一笑：寇祖礼，你私动边军，好大的胆子！

寇祖礼也跟着笑：这就不劳您费心了，自然有大人物替我遮挡。

书生望着面前的七十把刀，还想周旋，被寇祖礼大手一挥，书生屋里搜罗的卷宗证据就毁在乱刀之下。

原本就被罢官的书生争抢不过，被强行「护送」回京。

这种事当然是遮掩不住的，私动边军，书生父亲曾经在军中的人脉还没死光，寇祖礼背后的权贵也对书生虎视眈眈。

两方一起发力，书生跟寇祖礼同时被免官。

寇祖礼免官回京的途中或许又跟书生重逢，他嘿嘿笑着：郦公果然好家世，不过没关系，这个世道少不了我，以后我们还会再见的。

书生冷眼旁观：我看未必，以你的行事风格，或许明天就不得好死了。

寇祖礼瞪他，准备骂上几句，书生甩袖子扭头就走。

那几年书生比较低落，喝点小酒，周游天下，得了空就随便写写书。

至于寇祖礼，正如他自己所说，很快就被权贵们扶着复起，成为一地执政官。

只可惜寇祖礼没把书生的话放在心上，还是一如既往贪赃枉法，为了讨好权贵而压迫当地百姓蛮人，最终蛮人起兵，把寇祖礼乱刀砍死在沙场之上。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书生正在山间喝酒，正所谓「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书生笑了笑，然后又想起因寇祖礼而死的百姓，他转瞬叹出口气。

把酒洒在山水之间，聊以祭奠。

·2

蹉跎了十年的时光，书生才终于有机会复起，那是天下又有乱事，朝廷才想起了他。

那是一波叛乱，朝廷本来准备让书生处理一下边陲的军务，结果边陲乱成一锅粥，没法去好言劝慰，就直接让书生直接领兵杀敌了。

我：？？？

反正我是不太懂朝廷的思路。

但是！书生还真就打赢了！

或许是见了这十年的天地山水，或许是胸中一腔热血再藏不住，书生领兵迅速杀到了叛军正在围困的涡阳城。

叛军本就攻城攻得人困马乏，更没想到援军来这么快，匆匆败退。

书生出击贼果断，追亡逐北，多有杀伤。

那会儿叛军势大，到处都有，书生又跟着都督三军的王爷去救新蔡郡，还没到地方呢，书生就发现三军齐刷刷停下了。

他问探子说：是新蔡那边的叛军退了？

探子瞅了瞅他，欲言又止。

书生嗔了，说问你话呢！

探子噗通一声就跪下来，他说：将军，我说了您可千万别闹，您要是闹起来，我的命就没了。是都督要我们停下的，新蔡那边的叛军没走，叛军主帅是他们的名将，曾经一日九战皆胜，攻取城池的猛人。

书生皱眉：你的意思，是王爷怕了？

探子疯狂摇头：我不是，我没有，将军您可不能瞎说啊！

书生叹了口气，挥挥手让探子走了，他踱步出营，发现无论是江湖之远，还是沙场之烈，都逃不掉一个身不由己。

那天晚上，书生想了很久，自己要跟王爷一起耗在这里，等前线的将士绝望至死吗？

如果不等，那自己要临阵抗命，带着麾下儿郎去上战场吗？

他们死了，可能连抚恤都没有。

想了几日，书生终于决定，他踏出营帐向王爷请命，要领兵去征讨另一处叛军。

王爷居高临下，俯视书生，书生虽低头行礼，脊梁却笔直如标枪。

王爷也是个贪婪纵欲的，只是比起寇祖礼来，脑子还有几分清醒，他自己不敢拼命，有人愿意拼命，他也绝不会拦着。

王爷笑呵呵看着书生：郦公是我们元家的忠良啊。

是啊，你再怎么拼命，为的还不是王爷的江山？

书生没说话，只默默领兵去了，他想如果朝廷还是如此，这半壁江山就不会太久了。

他效忠的不是天家姓氏，而是天下苍生。

所以才能不惜性命，迎击叛军。

·3

那年书生毅然出击，大败另一路叛军，打得另一路叛军投降南朝，还了一方安宁。

当叛乱平定之后，这书生怎么也得高升了，书生几经沉浮，从兵荒马乱里杀出来，再一次回到了京城。

京城不比外地，权贵更多，恶事也就更多。

有时候书生会望着天，想他的父亲，他想父亲说得对啊，自己如果不忍一忍，恐怕会有大祸。

然而书生还是忍不了了。

或许是有他浪迹天涯时认识的朋友，进京找他喝酒，一吐胸中的苦闷。

朋友说：你知道丘念这个人吗？

书生：听说过，好像跟王爷关系不清不楚。

朋友说：还不清不楚，就是王爷的男宠，最近朝廷要选官，这小子软磨硬泡，让王爷把这差事给他求来了。

从此，给他钱多的当大官，给钱少的就罢官，就在王爷给他买的宅子里交易，这谁敢查啊？

书生拍案而起，怒道：我查！

一把年纪了，起起伏伏这么多年，这个世道是什么模样书生早该看清楚，但他还是憋不住，如果他爹在天有灵，此时或许欣慰，或许叹息。

那年，书生在丘念往返大宅和自己家里的路上埋伏，一举抓获了此人。

丘念被书生的人按在地上，还狺狺狂吠：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还敢抓我，信不信明天我就让你们主子死无葬身之地！

捕快们纷纷去看书生，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位老人？

左边这位老人家，名叫库尔班•吐鲁木，或者说，库尔班大叔。1955年，这个普通的维族群众准备了上百斤馕，打算骑着毛驴进北京城亲自向伟人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被乡里的干部群众劝阻后，他又到公路上希望有去北京的司机能顺路带上自己。后在王恩茂的安排下，他终于有机会带着自己种的瓜果来到首都，紧握着伟人的手表明自己对人民政权无限的感恩。

听完库尔班大叔的事迹，我们会发笑：怎么有人会真的计划带着上百斤馕、骑着毛驴从新疆到北京城见国家最高领导人呢？

但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哭：如果不是经历了从地狱到天堂的生活巨变，一个维族同胞，怎么会想着亲自和领袖见面以表达自己真挚的感激之情？

库尔班大叔只是一个代表。在库尔班大叔所处的年代，翻了身的少数民族群众对伟人的感情至今令人动容。新疆一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因为不了解疫苗而对政府组织的接种抱有抵触情绪，工作人员一句“这是毛主席的命令”就让他们解除了心里戒备；文工团给西藏群众唱《北京的金山上》，这些曾经的农奴、如今的公民一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就放声大哭；原本供奉的神佛，现在都被伟人的画像所取代——虚无缥缈的神佛和那些不劳而获的僧侣没有给少数民族同胞带来幸福，真正改变一切的，是那个把跪倒在地的群众扶起来、告诉他们“不准跪”的红色汉人。

生于1883年的库尔班大叔很难对当时的大清以及之后的中华民国产生什么感情——光是活下去就需要他竭尽全力。从黄龙旗到五色旗再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政权更迭和他没有什么关系，尽管城头变幻大王旗，自己的生活却没有丝毫起色。

但是，在1949年之后，库尔班大叔会很骄傲地说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牲畜，他的生活正在改善，他是新社会的主人，他的权利和劳动所得将得到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的坚决捍卫。他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没有任何质疑——因为他的命运和人民共和国息息相关。

我想，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吧？

去年读了一些传记，很多很多让我感慨的人。

最感慨的，还是茜茜公主。

在我心里，我一直以为真实的茜茜公主，就是电影里的样子，她的一生是一篇童话故事。
美丽活泼，娇俏可爱，成长在贵族家庭，父亲是无忧无虑的公爵。

在一次偷溜出去钓鱼时邂逅了本应该是姐夫的皇帝弗朗茨，接着两个人一见钟情。
最后弗朗茨违背母亲的旨意，送给茜茜手中，并郑重宣布她为自己未来的皇后。

少女时代就成为了奥地利的皇后，得到了全世界的祝福。

然后读完传记之后，才知道真正的茜茜公主，一生都被抑郁困扰。
历史上真实的茜茜公主一生并不幸福。

她没有机会和自己的丈夫单独享用过一顿晚餐，婚后的前三个孩子，都被婆婆以各种理由夺走，她想看一眼自己的孩子都需要跋山涉水，直到第四个孩子她才有资格把她留在身边。
她的大女儿病死，儿子鲁道夫自杀，丈夫有了新的情人，到最后，茜茜公主就只穿黑色的衣服，各处旅行，不愿意回到宫廷，直到最后被人暗杀在日内瓦的街头。

他们有人指责茜茜公主没有尽到一个皇后，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
有人指责她的自私，强势，她不管自己的孩子，她离开丈夫到处旅行，以及后来拒绝展示自己的美貌作为政治力量。
茜茜公主的悲剧，往大说，是时代的悲剧，往小说，是家庭的悲剧。

茜茜公主并不是真正的公主，在中国差不多相当于郡主。
她的父亲就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倾向，当时茜茜公主父亲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市民阶层的学者和艺术家，还组成当时著名的“阿图斯圆桌”，茜茜公主就是在这样在有民主萌芽的家庭里长大。
但是她的婆婆索菲亲王，是一个完全遵守封建贵族守则的强势大家长。
索菲亲王在日记里的原话这样写：“我们绝不能相信，个人会有任何意义，我们应该看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另外一个人所替代，这并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不同”

茜茜公主身上的性格几乎是一种家族特性：高度的智商，同样伴随着超高的敏感。
她一点都不肤浅，不满足于表象，她不想把只穿过一次的鞋子送人，因为觉得浪费，她不愿意被侍女伺候到每分每秒每件小事，因为她觉得失去隐私，但就是因为没有贵族的傲慢，变成了她的原罪。
因为在现在看来不算罪的原罪，她在婚姻的初期就承受了来自丈夫家庭的巨大压力。

但无论如何被打压，都不能否认茜茜公主的巨大能力，她的美就是她最有力量的武器。
很多人都说茜茜公主抢走自己亲姐姐的未婚夫，但是在历史中，茜茜公主是因为过于美丽的外表而被弗朗茨（她的丈夫），索菲亲王（她的婆婆），同时一眼相中。
到后来她的美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武器。

在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几乎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战栗的美丽。

她和书里写的一模一样。
“挺拔苗条，绝美的身段，丰茂的浅褐色头发，低矮的希腊式额头，温柔的眼睛，红色的嘴唇带着甜美的微笑，轻微美妙的声音，腼腆却十分优雅的举止。

而往后文艺作品中的，各种经典的茜茜公主的形象全部是以这幅画为蓝本。
白色的纱裙，头发上插满了小星星。

然而茜茜公主的美貌绝不只是大自然的恩赐，她的自控与自律几乎超出我的想象
她一生几乎没有超过50kg（身高172cm），尤其是在她后来几乎每天会花几个小时在高强度健身上。

其实我特别能明白这种感受，小时候不喜欢运动，长大了却非常喜欢流汗的感觉，随着你扮演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操控身体反而成为你唯一的自由。
也许在这个像牢笼的宫廷里，能操纵身体是她唯一的自由。（当然，后来她每天练习体操的传闻被大家知道后也被当作一种丑闻，因为这不属于贵族的行径）

她一辈子都活在这种自律中。
对于19世纪来说，一个30岁左右并且多次生育的女人就是一个老太婆，而茜茜公主的美貌维持了很久很久。
这股自律里，我感受到茜茜身体里强大的能量，这是一股野蛮的力量，绝不是那个时候普通出生豪门被安排好一生的女人会有的力量。

外表的美始终是表象，让茜茜公主成为后来女孩的精神偶像的原因是她的求知欲，求美欲和智慧。
今天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在当时也是一种原罪。
王室成员和知识女性是永远不能画等号的。

她和丈夫感情破裂后，学一直在学各国语言，哲学，艺术，文学，还在每天的锻炼里聘请希腊的大学生来陪伴，朗读希腊书籍中的文章，有点像现在的每天听本书。
她翻译国外的短篇小说。

她修建自己的行宫，在行宫里摆满自己精神偶像的雕塑，荷马，柏拉图，欧里庇得斯，吕西亚斯、伊壁鸠鲁、拜伦、莎士比亚。
爱自己，并且只爱自己，这不再是她本身或者家庭的悲剧，而是一整个时代的悲剧。
她满怀自信所追求并实现的目标，是妇女运动在100年后才提出的口号，“实现自我”。

她想做一个人，一个情感真诚的人，而不是一个宫廷偶像。
她不愿意扮演角色，她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只是她自己。
她的执着是后来整个世界民主和“人人平等”思潮的代表。

每一次听到音乐剧《伊丽莎白（茜茜公主）》里的《Wenn ich tanzen will》时候都会很想流泪。

Ich tu’s nicht für die Welt.
我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Nicht für die Welt.
不是为了世界。
Nur für mich.
只为我自己。
Für mich.
为我。

Sie hielten mich an Drähten fest
从前我被系在铁丝那端，
als Puppe, die man tanzen lässt.
像任人摆布的跳舞木偶那般
als Puppe, die man tanzen lässt.

像任人摆布的跳舞木偶那般。
Doch ich werd keine Marionette sein!
但现在我不再做傀儡！

Wenn ich tanzen will,
当我想跳舞，
dann tanz ich so wie’s mir gefällt.
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
Ich allein bestimm’ die Stunde.
自己来选择音乐，
Ich allein wähl’ die Musik.
自己来决定时间。

茜茜公主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诗：

“泰坦妮娅（茜茜公主经常用泰坦妮娅自称）不应走向人间，
那是一个不理解她的世界。

成千上万好奇者站在周围，
他们耳语着“看，这个痴人”。

妒忌之心在她身后紧紧跟随，
歪曲着她的每一个行为。

最后，她回到了属于她的境域，
与她同类的灵魂共享轮回。”

希望她可以找到她的同类，希望她可以去到真正自由的地方，那里没有苦痛与黑夜，她可以做梦，写诗，骑马，不用再担心收到指责和裹挟。
她的自律，自爱，求知，在我看来都美丽无比。
有人说茜茜公主的背面是一场悲剧，是自私，但也就是因为茜茜公主的这一次自私，为日后所有女人拥有“自私”的权力献出了自己微薄的力量。
哪怕她的代价，是献出自己作为女人一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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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末期，东吴有个老兄，性子很直。

王浑灭东吴，将吴国的原臣属叫来喝酒的时候，得意地问：“诸位都是亡国之人，没有什么忧伤吗？”如果是刘禅可能就此间乐了，这位老兄当场怼回去：“魏国蜀国吴国都亡了，该忧伤的人可多了。”王浑被他呛一脸。

这种性格当然不会被喜欢，他后来当了西晋的御史中丞，不论贵贱，只要犯法就弹劾，不少人都讨厌他，于是在一次叛乱发生后，有重臣提议让他去平叛。

一致通过。

有同样是东吴出身的朋友劝他：“不如借口家中还有老母，辞掉此职。”

他回答：“忠孝不能两全。”

所有人都知道他必死无疑。

敌军大将听说是他来，评价说：“他单独前来的话，势不可挡，若受制于人，必为我擒。”

有尚存良知的官员上奏章，认为领军主将与他有私怨，且身为贵戚，打败仗也不怕责罚，必定不会认真作战，还会让他当前锋，那他就死定了，请朝廷考虑这一点妥善安排。

而朝廷装聋作哑。

并且一如叛军所愿地让他成为讨逆主将的部下。

作战开始，不出所料，他被主将下令强攻。

敌七万，他五千。

孤军作战一天，斩敌万人，箭矢耗尽，而援军不至。

左右不忿，劝他撤退，他回答：“此是吾效节授命之日，何退之为！且古者良将受命，凿凶门以出，盖有进无退也。今诸军负信，势必不振。我为大臣，以身徇国，不亦可乎！”

遂战死。

他叫周处。

那个斩蛟杀虎的周处。

很多人都记得周处除三害，庆贺他幡然醒悟改过自新，欣慰他终于成为国家栋梁。

却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结局。

当浪子回头，要报效国家时，国家辜负了他。

命运要展露恶意之时，往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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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宗朱佑樘。

中国唯一位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根据明史、明书等官方资料记载，孝宗一生仅娶妻孝康敬皇后张氏一人，没有其他妃嫔。成年健康的皇帝一生只有皇后一人，在历史上几乎就是绝无仅有。

他是一位难得的贤君，弘治年间是明朝君臣关系最为和睦的时期。没有腥风血雨的朝争、也鲜有烽烟四起的边患。十八年的励精图治，明孝宗体恤臣下、心系百姓，整顿吏治、轻徭薄税，不仅实现了大明的振兴，还让天下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段为后世所称道的时期，就是弘治中兴。

不过明孝宗还算不上千古一帝，毕竟他并非开疆拓土或者开创盛世的雄才英主，他至于中华之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不过他却是我最喜欢的一位皇帝

喜欢他不仅是因为他和孝康张皇后一生一世一双人。

幼年坎坷，从小在冷宫吃百家饭长到六岁。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万贵妃和宪宗的故事。

他的母亲纪氏就是被万贵妃所迫害，他自己也险些因此丧命。

不过后来万贵妃死后，朱佑樘宽容了万贵妃的家人，并没有因此迁怒。

•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贵妃病死，宪宗也因悲伤过度于八月去世。皇太子朱佑樘于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然而宪宗留给18岁太子的，是一个朝政紊乱，国力凋敝的江山。在这个上天有意安排的千疮百孔的舞台上，孝宗皇帝用自己的宽容与勤奋力挽狂澜，让明朝得到了中兴。

真的不容易，挽救了当时的明朝

• 他提倡直言进谏，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孝宗皇帝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朝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
• 他将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宫内文华殿壁墙上，平时熟记，做到心中有数，意在掌握官员动态，不受蒙蔽。他每天上朝听政，除早朝外，还恢复早已废弃的晚朝制度，他常披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允许太监代批奏章。有一天，仁寿宫起火，人慌马乱的救火，忙了一夜，朱佑樘没合一会眼，因此他没去上朝，就特地派人到朝堂向众大臣说明原因，向众臣请假。
• 待臣下很宽厚，能推心置腹，从未鞭打过大臣，因此，君臣之间亲密无间，形同一家人。对臣下宽厚平和，京官夜返家中时，必派铺军执灯传送，这些事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确属相当不易了。这样，一大批以廉洁、勤奋、有事业心、以国为家的贤臣得以有机会施展才干，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良臣大集合。朱佑樘还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每天的早晚朝之外，还每天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称为“平台召见”的朝参新方式。
•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
• 更正律制，对刑罚运用十分慎重。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
• 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朱祐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
• 在用人准则上，朱佑樘遵从唯贤唯德，大量重用贤才之士，这样，形成“弘治朝中多君子”的太平盛世局面。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提拔选调官员主要以政绩为主。
• 由于孝宗多难的童年使得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希望通过佛道之术能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一些奸佞之辈再次混入宫中，再次祸乱朝政。宦官李广就是其中之一，深得孝宗的宠信。后来李广畏罪自杀，孝宗以为李广家中有天书，命人搜寻，却搜出了李广贪污、受贿的账本，孝宗这才醒悟。李广事件唤醒了那个沉睡多年的励精图治的孝宗皇帝，他开始了生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勤政时期。朱佑樘开始不断反思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重新远佞臣而重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大力整顿朝纲，可是过大的工作强度也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

可惜陛下他英年早逝

• 大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佑樘驾崩于乾清宫，得年仅36岁。他在弥留之际召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入乾清宫接受顾命，命传位于皇太子朱厚照，并叮嘱诸卿说：“太子人很聪明，但是年龄还小，又好逸乐，诸卿要好好辅佐他，使他担当起大任，朕死也瞑目了。”最后给太子朱厚照的最后嘱咐是“任用贤臣”。

一生无大作为，但是很稳定，不胡来，比较勤政，尊敬大臣，做了很多为民的善政。这样的皇帝虽然不能名声远扬，但是能够让自己的子民真正享受到安了。

他也是明代中叶励精图治的明君。朱佑樘的政绩诚然卓越，但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宽厚仁慈，不管对谁，他都是宽厚对待，甚至包括他的仇人。

（以上来自度娘 不完全)

冷宫长大，生母暴卒，生父冷漠... ...

真的非常有故事

幼年坎坷不平

长大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对了，陛下还发明了牙刷～

真的怀疑他是穿越过去的

美国牙科医学会和美国牙科博物馆等的资料显示，世界上第一把牙刷是由中国皇帝明孝宗朱佑樘于1498年发明的，方法是把短硬的猪鬃插进一支骨制手把上。2004年，伦敦罗宾逊出版社出版的《发明大全》一书，列举了人类300项伟大的发明，也把牙刷的发明权归到朱佑樘名下。

“他是个好人 也是个好皇帝”

瞧瞧，这模样，真俊呐

最喜欢朱佑樘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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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uang-su-gu 网友的相关建议: 
      

谢邀。

让我感触的人太多了。讲个女人的故事吧。

三国时期，魏国名士许允娶了卫尉阮共的女儿。新婚之夜，许大名士发现阮氏女容貌丑陋，吓得逃出洞房（这得有多丑……），并且再也不与妻子见面。

许允的好朋友桓范（就是那位曹爽大将军的智囊）听说这件事，劝他说：“阮家既然嫁丑女于你，必有原因，你不妨再考察考察她。”

许允听了桓范的话，再次进入新房，可是一见到阮氏女丑陋的面容，转身又想逃跑。当此千钧一发之刻，我今天要讲的主角——阮家丑女竟一把拉住丈夫，不让他走。

许允心中恼怒，问妻子：“妇有四德，卿有几德？”这里解释一下，倒不是说许允矫情，明明嫌人家貌丑，偏偏要问德行。古人所谓妇人四德，本就包括“妇容”——端庄娴雅以取悦男人，也是女子的德行之一啊！

阮女答道：“妾之不足者色耳。士有百行，卿有几行？”我只是容貌不足罢了，请问读书人有“百行”，你又符合几条？——暗藏套路的反击。

许允说：“我百行俱备。”

阮女说：“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

实力打脸，许允哑口无言。从此夫妻相敬相爱。

然而，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只是开始。

许允后来担任了魏国的吏部郎（人事部副部长），提拔任用了很多他的同乡。魏明帝知道后，派卫士去他家里逮捕他。

妻子阮氏光着脚跟出来提醒丈夫：“皇帝英明，要用道理去说服，别尝试用感情去打动。”

押到后，明帝亲自审问许允。许允辩解说：“孔子说‘提拔你所了解的人’，臣的同乡，就是臣所了解的人。陛下可以审查、核实他们是称职还是不称职，如果不称职，臣愿受应得的罪。”

明帝查验以后，发现许允任用的人都能称职，于是就释放了他。看见他穿的衣服破旧，明帝还赏赐新衣服给他。

许允被捕之时，家人都在号哭，只有阮氏神态自若，说：“不要担心，不久就会回来。”并且煮好小米粥等着丈夫。果然没多久，许允就回来了。

很多年后，许允在政治斗争中受到牵连，受司马师疑忌，被判流放乐浪郡，死在了流放的路上。

他死后，他的门生跑进来告知他的家人。阮氏正在织机上织布，听到消息后神色不变，说：“早就知道会这样。”

后来司马师派钟会去看许允家人，并给出指示，如果许允儿子们表现出的才能比得上他父亲，就逮捕他们以除后患。

许允的儿子听说钟会要来看他们，赶紧去和母亲商量——这种来自亡父政敌的看望总是别有用心，父亲已死，他们需要得到母亲的指点。

阮氏对儿子们说：“你们虽然都不错，可是并没有大才，可以怎么想就怎么和他谈，这样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不必哀伤过度，钟会不哭了，你们就不哭。又可以稍微问及朝廷的事。”

钟会聪慧敏捷，善于奇谋，时人比为张良。即便许允在世，亦未必能在他面前矫饰。

阮氏深知其子，让他们自然流露本性，就不怕被人觉得在掩饰什么；不必哀伤过度，说明对父亲之死并未刻骨铭心；甚至还稍微打听一下朝廷的事——聪明人在这关头是绝不会打听的。

儿子们一一照办，终于免于株连。

以上三个故事都出自《世说新语·贤媛》。三篇连在一起，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聪慧女人不平凡的一生。

古人写故事，绝少心理描写。许允被明帝卫生逮捕后、许允死讯传来后，我们从文字中只看到阮氏平静、镇定。

但她的内心究竟会翻起怎样的波澜？我们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她是一个让我惊佩的三国奇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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