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洛河」为何相距如此之近却还能重名？ 第1页

写在前边的：

两条“洛河”重名这种事儿，其实类似的例子挺多的。比如，今陕甘一带前前后后最多有七条“漆沮水”并存，今湖北境内的汉水在三国以前亦称“湘”，与湖南境内的湘水重名，今广西横县和玉林市各有一条“清江”，相距也不过一百多公里……

地名吗，还是实用性第一，异地同名这种情况，古今中外都很常见，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值得研究，但不必过度纠结。

先开个地图炮：

凡是拘泥于段玉裁的观点，认为南洛河水古作“雒”，或者扯上汉光武帝的五行避忌，最后说是曹魏时期改“雒”为“洛”才造成地名重复的，都是只看传世文献，不关心出土文献的书呆子。

大致罗列一下我的观点：

1、段玉裁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叫《伊洛字古不作“洛”考》，认为南洛河古作“雒”，是后来东汉以及曹魏乱改地名，才造成了南北两条洛水地名的混淆。这个观点流传得很广，但很可惜，他很可能是错的。。

2、这个问题，古人们翻着书本吵了一千多年，可见单靠传世文献是解决不了的，必须从出土文献当中找出路。在殷周甲骨文以及金文材料中，代表南洛河（即段玉裁所谓的伊洛之洛）的地名用字都是从“水”作“洛”，而绝无从“隹”作“雒”者 。直到战国秦汉的文字材料（这里略过传世文献，主要讨论先秦、秦汉的金文、陶文、简牍、印玺、封泥等出土文献），才开始大规模用“雒”字指代今天的南洛河。

划重点：伊洛之洛，至少在西周金文当中就被写作“洛”了（最典型的是《敔簋》），“雒水”的“雒”字反而相对晚出，要等到战国秦汉的陶文和封泥当中才有（至少目前的考古发现是这样的）。在这以后，“雒”字与“洛”字并行使用，可以互相替代，“上雒”、“雒阳”、“雒邑”等地名，就等于“上洛”、“洛阳”、“洛邑”，指的都是南洛河。

3、西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相邻的两支简上，分别出现了“上雒”、“洛都”两个县名。上雒县时属左内史，在今陕西商州市，是南洛河上源，当是因水为名；洛都县属上郡，具体地望不详，但很可能就在北洛河流域，也是因水为名。周振鹤先生认为，秦以及西汉统一之后，政府曾对国内广泛存在的重复地名做过整理，我个人猜测，张家山汉简律令的抄写者将南洛河写作“雒”，将北洛河写作“洛”，很可能是有意为之，目的就在于区别这南北重名的二水。

4、到了东汉，光武帝自以为火德承运，忌讳国号“汉”和国都“洛阳”之水太盛，于是规定舍“洛”而用“雒”，所以东汉石经、碑刻文字多作“雒”，而少有“洛”。曹魏文帝篡汉，以土德继统，又下诏复改“雒”为“洛”，致使经史文献中“雒”、“洛”两字混淆难理，诉讼千年。段玉裁是清朝人，他没看过殷周甲骨以及现代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还有简帛文书，掌握的材料很太有限，得出错误的结论也在所难免。

5、河南伊洛之洛（南洛河），其名由来已久，而陕西泾洛之洛（北洛河） , 先秦典籍一般称“漆沮”，后来才改称“洛”。以《诗经》相关篇章以及《虢季子白盘》的铭文考之，“漆沮”改称“洛”的起始时代，最早可以推定至西周宣王时期，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春秋甚至是战国。

6、上古时代，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交往也比较简单，因此地名的数量少，且常使用单字，还很少有专名和通名的区分。“洛”字的“各”既是声旁也是形旁，从“水”则是说明它是一个自然水体，这符合地名汉字的造字法和命名规则。类似“江”专指长江，“河”专指黄河，“洛”很可能就是专指今天的南洛河。只不过先秦时期，文献难征，它最初造字的本意已经很难考证了，只能从声形甚至通假方面找点依据。我个人怀疑，“洛”字也许和水体流动的形态有关，或是源自某个族群的名号，下边详细说。

7、先秦时期，不管是对地理事物的命名还是用字，还不是很严谨，而且人又时时常带着地名一起搬家（商人的“亳”、楚人的“郢”，都是很有名的例子），因此“异地同名”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从时代上来看，南洛河称“洛”较早，北洛河稍晚，两地一名，是如何建立起关系的？假如不是偶然的用字重合，那就只能从字形字意或者族群迁移上面找答案了。说实话，这很难坐实，我只能尽量给点推理和猜测。

8、从距离上来讲，北洛水源出定边县，在今大荔县入渭，南洛水源出蓝田县，在今巩义市汇入黄河。以源头论，两河相距600多公里，以尾闾论，两河相距300余公里，就算取最近的两个点（从北洛河尾闾大荔县至南洛河所经洛南县），也得有100多公里。考虑到上古史时期人类的交通水平和活动范围，这已经是不算很近的距离了。

下面是堆砌史料以及脑洞时间：

我们先说段玉裁错在哪里。

“洛”地的最早记载，见于甲骨卜辞，只不过其具体地望尚难以确定，有说是北洛水的，有说是南洛水的，均系猜测，这里暂且不论。

1969年，陕西蓝田县泄湖镇出土了西周恭王时的《永盂》 ，其铭文中有“赐畀师永其田阴阳洛，疆眔师俗父田”语。南洛河就发源于蓝田县，而铭文当中的洛字即从“水”从“各”，所以唐兰将“阴昜洛” 理解为洛河南北，吴镇烽则认为“是陕西的南洛河上游的一个地名， 即今洛南县和商州市北部一带”，也就是由巩义市流入黄河的南洛河。这算是有点苗头了，不过仍然只是推理，还不能完全作实。

传世铜器《敔簋》的铭文中亦有“阴阳洛”一词，字形与《永盂》相通，而且结合上下文“王在成周”，“王令敔追攔于上洛”以及 “王格于成周大廟”等内容，基本可以肯定，这个“洛”就是南洛河无疑（成周是那里不用解释了吧）。《敔簋》是西周厉王时器，这说明最迟在西周中晚期，南洛水之名就被写作“洛”了。

2007年4月，崇源国际（澳门）拍卖公司征集到一批同坑出土的春秋晚期楚式青铜器，共28件（应为29件，其中1件君鼎尚在台湾），其中21件有铭文，学者根据铭文内容，定为“兢之定器群”。兢之定簋、兢之定豆、兢之定鬲上的铭文当中，都有“大有功于洛之戎”等语，此“洛之戎”即《左传》当中的“伊雒之戎”。其字形依然是从“水”从“各”，可见在春秋晚期的金文当中，南洛水同样还写作“洛”，与西周的《永盂》 《敔簋》等铭文相接续。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兢之定器群铭文中的“洛之戎”指的是陕西泾洛之戎，而非河南伊洛之戎。我个人不是特别认同，不过留备一说，先放在这里。况且，这毕竟是春秋晚期时的器物，其重要性不如前西周的《敔簋》，只是个佐证，就算被推翻了，也不会影响我们整体的结论。

《古玺汇编》收录有先秦古玺一方，印文为：“上各（洛）付（府）”。吴振武考证，古玺带有明显的战国魏风格。“上各”乃地名，即《敔簋》当中的“上洛”，典籍中或作“上雒”。另，湖北江陵市九店东周墓曾出土魏二十八年“上洛左库戈”，铭文作：“二十八年上洛左库工师□烯治□”。上洛其地大约在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以及丹凤县一带，据《战国策·秦策》，该地乃春秋晋邑，战国时曾属魏，后让予秦，成为秦楚相争的前线。而戈铭和古玺互证，魏国曾在该地置县，因地处于南洛水的上源，故名上洛，用字依然是从“水”从“各”。（记住这个魏国的“上洛”，后边还会提到）

魏国的兵器铭文和印玺以外，还有楚国系统的竹书可以作为证据。在《上博简·容成氏》以及《清华简·系年》当中，作者同样是将伊洛之洛、成周之洛写成从“水”从“各”的“洛”，而非从“隹”之“雒”。

综上，两周金文及竹书当中，南洛水自古就写作“洛”。金石简牍最为新鲜原始，是第一手的文献材料，不像传世文献那样存在成书年代或者版本讹误等诸多问题，不涉及今古文之争，几千年没有遭到过后人的窜入修改，所以要可靠得多。段玉裁被受时代局限，看不到这些好东西，所以他《伊洛字古不作“洛”考》一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只能哭晕在厕所。

下面看看“雒水”的使用情况。

战国秦汉之后，“雒”字开始用来指代南洛河，衍生出“雒水”、“雒亭”、“上雒”、“雒阳”等一系列地名，出现在战国秦汉的封泥、陶文、简牍文书以及铜器铭文上。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曾出土大量秦式封泥，其中就有“上雒丞印”。另外，2000年6月，陕西省商州市孝义刘二村出土一件灰色陶罐，罐子肩部有两方戳记，分别为“雒亭”和“楚里孙”，字体为小篆，应是战国末或是秦代的器物。“上雒丞印”当是县丞，“雒亭”则是县属之亭，这两个材料放在一起，首先可与前文提到的魏国古印玺以及兵器铭文相印证，论证上洛（雒）县地方的在战国时期前后的国别归属（先属魏，后属秦），更重要的是，他们体现了南洛河地名的用字的变化。陶罐上的“楚里孙”字样，很可能是楚国地名在丹江上游的孑遗（上雒一带曾是秦楚相争的前线），这又提醒我们，六国时代文字异形，“雒”字开始作为“洛”字的同音异写，用于表示地名，也许和这个大背景很有关系。

西汉时期的张家山汉简以及肩水金关汉简当中，也多有“上雒”、“雒阳”、以及河南郡的“雒（阳）东史里”、“雒（阳）南乐里”等地名出现，研究者考诸《汉志》等传世文献，同样认为这些地名都和南洛河有关。同时考虑到张家山汉简当中还有“洛都”（秦汉时期时一个县名，属上郡，在北洛河流域，很可能是因水为名），笔者怀疑，西汉时将北洛河相关的地名写作从水之“洛”，而将南洛河相关的地名写作从“隹”的“雒”，很可能是有意为之，目的就在于区分南北两条洛河。这一点猜测，后面叙述北洛河的时候还会再详细说。

西汉时与南洛河地名相关的文字材料，还有“雒阳宫丞”、“雒阳武库”封泥，以及“雒阳武库钟”、“雒阳平市器”、“雒阳勺” 等带铭器物，铭文都将“洛”字作“雒”，其中 “武库钟”还明确标明“元封二年 ”，是汉武帝时代一件极其有名的有铭容器。不过它的名气跟我们这个答案的主旨关系不大，就不详细说了。

至于东汉以后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汉光武帝自居火德，忌讳首都“洛”字之水太盛，于是取西汉以前就已有应用的同音异写“雒”字代替，既于古有征，又不惊世扰俗。所以，东汉石经、碑刻文字多作“雒”字，直到汉末，刘氏气数已尽，才会偶尔出现一个两个“洛阳”字样。

此后魏文帝代汉，自认土德，下诏复改“雒”为 “洛”，也因此造成后代经史文献中 “雒”、“洛” 异文混淆，千年诉讼。

说完南洛河，再来说一下北洛河：

陕西泾洛之洛（北洛河） , 先秦典籍一般称“漆沮”，后来才改称“洛”。其称“洛”的时间，应该比南洛河晚得多。

就我目前所知，《虢季子白盘》是应该是北洛河称“洛”的最早证据。该器出土于宝鸡，盘铭记载有征伐猃狁等事，所以历来学者多认为其属西周宣王时器，这从年代上说，已经比《永盂》（共王）、《敔簋》（厉王）的南洛之“洛”要晚了。更何况，还有一些学者依盘铭的用韵、字体等特征，判定该器属于东周初年。如此一来，该器所言“洛之阳”，也很有可能是指南洛河，北“洛”之名的出现时间就要继续往后推。

其实，在先秦典籍当中（比如《尚书》《诗经》《国语》等），除 《小雅·瞻彼洛矣》 一篇被《毛传》解释为北洛河以外，其余大部分的“洛”都是指南洛河。而且，即便是《瞻彼洛矣》的原文，其实也并没有明指北洛，后代朱熹等人就认为《毛传》不对，觉得这个“洛”字应是指南洛。

据我个人观察，将北洛河明确称为“洛”的，很可能是战国以后才有的事。比如《周礼·职方》雍州有“其川泾渭，其浸渭洛”之语，这才是明确指向的北洛。而《周礼》之书，普遍认为成于战国晚期。此后《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说文解字》也称北洛河为“洛”，就更是两汉的文献了。

另，战国秦兵器铭文当中，曾数见“洛都”字样，秦封泥也有“洛都丞”、“洛都丞印”，汉阳陵还有“襄洛长印”。“洛都”为秦县，属上郡，具体地望不详，大致在今陕西省甘泉县西北。“襄洛”至少是个汉县（很可能是个秦县），亦属上郡，辖区约为今陕西甘泉县、富县西北部以及甘肃省合水县东北部。这两个县都属于北洛河流域，因此我个人怀疑，“洛都”、“襄洛”之名很可能都与洛水有关，是因水为名，也由此可以反证，战国秦汉时北洛河已经称“洛”。

“漆沮”改称为“洛水”，其发端最早可以定在西周。但《瞻彼洛矣》和《虢季子白盘》中的“洛”都没有确指为北洛，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一地名变化很可能是发生在春秋战国，直到汉代才最终定型。

考虑到南洛河的“雒”字也是在战国秦汉才开始应用，再结合张家山汉简里的那个例子，让我忍不住要开一个脑洞：秦国开疆拓土，将今天的南北两条洛水先后纳入管辖，因北洛河的“洛水”之名已经日渐风行，当时的人们为了与其相区别，这才开始将南洛河的“洛”字改写作“雒”。

那么，为什么北洛河的“漆沮”要改称为“洛”呢？只能说文献难征，原因尚不可考。我个人只有几个猜测，留到以后慢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