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大家都说了,这里我说说社会问题。之所以这个问题会引发争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重新定义了“悲剧”。
近年虽然技术进步,一般在B超下作穿刺,也依然有0.5%-0.25%的流产率。而唐氏综合征的概率差不多是1/750,即0.13%左右。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酷的问题——生育的目标是什么?是尽可能传递自己的基因,还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保障下一代也能体面生活?
从原始人到我能记事的时候,家庭生育的目标都是前者,为此增加一些畸形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杀婴和漠视畸形儿是平常事,而且成本很低。如果发现婴儿先天畸形,很多孩子会直接被抛到野外;就算留一条命,也无非是给一口饭吃,住在小棚子里自生自灭,完全不影响家庭经济水平和生活气氛。
那时候的农村和小城市,远郊的山沟里常有畸形儿的残骸,村口常有一两个游荡的傻子——年纪不会很大,活到二三十岁就不错了。普通人对于类似事实熟视无睹,根本不认为是悲剧。倒是羊水穿刺导致流产(其中绝大多数是正常胎儿)被认为是大大降低基因传递率的悲剧。
在这种情况下,羊水穿刺当然不受欢迎,孕妇宁可承受畸形儿风险。如果有成功率略低,但流产风险也大大降低的无创检测,孕妇会欣然接受。回头看那个时候的论文,直到21世纪初,基因检测替代羊水穿刺的可行性还会让基层医疗机构欢呼。
但近年的生育和此前大不一样。
在阶层跌落的恐惧不逊于死亡的阶级社会里,生一个畸形儿是比略微提高流产率更可怕的事情,所以羊水穿刺的检出率哪怕只比基因检测高一点,也是优先选项。至于因此产生的流产成本,虽然随着平均生育年龄的提高也是个问题,但也只能承受了。
在检测技术再次大幅提高之前,这个矛盾怕是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很多人很难接受的客观事实——大多数社会问题不一定就有非常完美的解决办法,只有相对不那么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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