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刻让你觉得世人皆苦? 第3页

1975年7月28日，毛泽东刚刚做了眼睛白内障手术的第五天。为毛泽东做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回忆道：

“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既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附《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引自：李慎明《忧患百姓忧患党》，社会科学出版社

有评论对毛泽东为什么恸哭不甚理解，特将李慎明在书中的有关分析见解摘引如下：

毛泽东在阅诵陈亮这首词时恸哭失声，我们对毛泽东此时强烈共鸣的内心世界如何较为准确地揣度、把握和诠释呢?笔者试谈如下三点陋见。

一是1975年的7月，毛泽东认为，他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G”已遇到极大的阻力，且极可能失败;中国党、国家和民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而自己的身体却如西风残烛。此时的毛泽东还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虽然正确且无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鲜有人坚定有力支持。环顾当时的天下大势：从国际上看，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加上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支持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的严重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即将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总之，此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但从国内看，“文G”虽已进入“收尾阶段”，却极不顺利。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无疑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结论。在党的八大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毛泽东一直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性、严重性和长期性，甚至在其晚年他还作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等石破天惊的结论来。

在毛泽东看来，对自己的上述思想，包括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在内的相当多的各级干部不仅不理解、不接受、不支持，甚至反对者众;他所精心培养的一批批新人对他虽然支持但却很不得力、屡屡出错甚至严重干扰，直至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另外一个极端，使自己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G”实质上已经处于失败的境地。

联系到1969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说，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党的高级干部要读十几本马列的基本著作;联系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四人帮”一系列的如“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等严肃批评;联系到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上“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批语;

联系到1975年7月25日凌晨，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20多个小时还蒙着眼睛的毛泽东，在六张纸上“盲写”了对电影《创业》“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评价等种种复杂现实，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体味到毛泽东曾经喟感“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的心境和此时深深的焦虑。当年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这一沉雄悲壮的感叹自然会引发毛泽东的强烈共鸣。

二是毛泽东认为，党、国家和民族虽面临着如此险境，但有相当多的干部，却不察此危险，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甚至“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即不少干部为了个人家庭蝇头私利而放弃党、国家和人民的大目标，满足于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顾党、国家和民族未来根本利益之风日盛，有的甚至恰如当年的王谢诸人，虽也曾跑到“多景楼”上登高望远，流下所谓的英雄慷慨悲歌之泪，即在公众场合发出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并奋斗到底的誓言，但这仅仅是为掩饰图谋“门户私计”故作姿态而已，其结果只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即任由普通百姓重受无际的腥膻之苦。这真令人悲叹。

三是此时的“文G”已历时九年多，党内外忧心之事繁多，特别是“文G”已有明显的失控之势，中国共产党将来的前途如何?中国老百姓未来的命运何在?这正是对党、国家和民族有着极其强烈责任感并已达82岁高龄且疾病缠身的毛泽东所日夜深深牵扯挂念的。此时此刻的毛泽东，除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即“河洛腥膻无际”危险的深深忧虑之外，他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只成门户私计”私心的顽疾，对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懂马列不多的现状，更是深深地忧虑。

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理论素养不高，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和理论素养不高同样是结伴而生、相辅相成的。私欲膨胀和理论素养不高发展的最终导向则必然是资产阶级的重新上台。捧读并浸入当年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这首词所渲染的悲壮的意境之中，毛泽东的忧患、无奈、悲伤、悲愤的强烈共鸣，自然会油然而生，从中而来。此时的失声恸哭，则应是毛泽东忧患百姓忧患党强烈责任心的集中迸发。

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这其中无疑有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可能有他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深的隐忧。

如1976年前后，“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另据毛泽东身边卫士周福明回忆，当电影《红灯记》放映到李玉和搀扶李奶奶走向刑场时，主席难过地哭了，喃喃地讲：“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以上两个例证可以作为毛泽东对身边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一谈话的心灵的注释。

如1975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

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这体现着他把对党和国家根本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千千万万基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及眼前安危冷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晚年毛泽东的眼睛里常常涌流泪水?因为他对我们这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爱得无比浓烈和深沉。他与他的战友们，历经艰辛，指挥千军万马，用28年时间，率领亿万人民，用千千万万先烈的头颅与热血终于换来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人民无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无比辉煌的成就，但新中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绝不可能彻底摆脱旧中国遗留给我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遗产中各种腐朽梦魇的纠缠，加上面对比我们强大得多的西方世界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政治文化侵蚀，以及我们对完全崭新道路、制度等探索中出现的失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使得我们党和政权内出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性，因此，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成了萦绕在毛泽东特别是其晚年心头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情结。

毛泽东的理想信念、思想理论与客观历史现实以及他本人根本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的巨大反差，“文G”中常常出现的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想象和掌控的局面，对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G”，在整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中最终竟出现了“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状况，使得晚年的他在思想理论及精神上常常处于忧虑、不安、孤独、孤寂、无助、无奈甚至是伤感、凄凉、内疚、悲愤、痛苦的集合之中。晚年的毛泽东深深认识到，自己发动的这个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文G”如他自己估计的那样“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分明变成了现实。

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几次背诵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其中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而常常涌流的泪水则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事物的发展进程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无奈之态。

引自：李慎明《忧患百姓忧患党》，社会科学出版社

《流调尽显人间百态》

有的行程是生活

有的行程是活着

2022年1月18日，北京朝阳区新增一例无症状感染者，该人现住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村，从事装修材料搬运工作，该感染者的行程轨迹发布如下：

1月1日23:30-1月2日凌晨4:43，在和乔丽致酒店（建国路93号院12号）工作。

1月2日23:00-1月3日凌晨3:00，在木偶剧院工地工作。

1月3日21:00-1月4日凌晨1:37，在四环阳光100小区工作，随后到通州台湖垃圾站工作。

1月4日14:00-14:30，在顺义区龙湾别墅工作。

1月5日12:00，到达朝阳区珠江绿洲6号楼1907室工作；16:00到达远洋一方一号院工地工作；17:00到达顺义区祥云赋工地工作。

1月6日11：00-12:08，在万科翡翠云图工作；14: 21到达平房料厂（小廊国际俱乐部旁边）工作，21:06到达朝阳区东小井沙石料厂工作；21:30-23:04在海淀区农科社区8号楼工作。

1月7日14:30，到达朝阳区雅成一里小区5号楼工作。

1月8日12:36,到达朝阳区双桥丝路美食独自就餐；14:00到达水郡长安工作；15:14到达和锦薇棠小区工作； 17:00-21:30在海淀区农科社区8号1楼3单元407工作。

1月9日7:30-10:10，在和锦薇棠小区工作。

1月10日0:00-1:45，在胡大簋街三店工作；2:00到达胡大簋街二店工作；3:00到达建国门壹中心1座工作，4:00到达通州区盛园宾馆附近的管头工业区工作，9:00到达顺义区丽宫别墅工作；

1月11日凌晨2：58，到达木偶剧院工作。

1月11日23:00-12日凌晨3:00，在朝阳区隆和写字楼工作。

1月12日凌晨0:00-4:00，在东坝锦安家园二区1号楼4单元17层1702室工作。

1月12日11:14，到达东坝锦安家园二区1号楼4单元17层1702室工作。

1月12日23:18-13日凌晨3:43，在木偶剧院工作。

1月13日19:00-20:00，在东坝锦安家园1~4单元工作。

1月13日23:58-14日凌晨5:05，在中关村购物中心工作。

1月14日11：05-17:40，在东坝家属区工作。

1月14日22:18-15日凌晨3:51，在木偶剧院工作。

1月17日10:23，到达邮政局（陶然亭店）邮寄信件，之后乘坐地铁返回家中。12:05到达东坝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核酸检测采样点采集咽拭子。

1月18日，从褡裢坡站上车乘坐地铁6号线，转14号线于7:12到达北京南站；8:21坐上开往威海的1085次列车，因疾控中心通报其核酸检测结果疑似阳性，于8:57在北京南站下车，等待进一步处理。12点由120转运至佑安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这位大哥密密麻麻的行程全是工作，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放松的时间，真的好辛苦！发布会公布的流调，18天辗转28处打零工，凌晨三四点还在披星戴月的工作！

而且这位大哥是去北京上访，寻找自己失踪的小儿子的，一边找儿子一边抽空打零工养活自己。

他这么辛苦的没日没夜的工作，无非就是想在年前尽量多挣点钱回家过年呀！结果…好不容易刚准备坐车回家，都不知道怎么就被传染上的新冠，这下连回家过年都成为了奢望！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总缠苦命人。

我舅舅是县烟草局的职工。三十年前，他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一身正气、走到哪里都能招呼来一堆“狐朋狗友”的年轻人，工作是往各个乡镇的店铺送烟。他每天开着单位分配的一辆小三轮，怀揣一两千元巨款和一把水果刀，穿梭在乡镇的大小店铺中间。

因为在乡下待的时间长，他经常带回许多让当时幼年的我匪夷所思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世的悲苦。

（开的就是这样的小三轮）

有一次，我舅舅在一个村子的小卖部卸烟。进来一个白发拄拐的小脚老太太。她佝偻着干瘪的身子，颤颤巍巍的从怀里掏出一毛钱，向店老板嗫喏道：“俺牙疼啊，给俺称一两白糖行不？”我舅这才注意到，这老太太半边脸肿的老高。

店老板摇摇头，干脆的说：“一两白糖我称不起，你走吧。”老太太央求道：“那二两行不？”老板还是摇头。

我舅顿生不满，掏出钱包，对店老板说：“一直以为叔是个实在人，没想到一两白糖都舍不得啊，”转脸对老太太说，“你先别走，我给你称两斤。可是你要白糖干啥呀？”老太太说：“买不起药，按上白糖止疼啊。”说完就痛苦的捂上了脸。

店老板从柜台里拿出磅秤，边称白糖边说：“小王你不了解情况。村里这样的老人多了去了，我哪里管的来啊？就说她吧，她四个儿子都不管，让她自己住在前院的柴火堆里。我要是管了，人家儿还不揍死我哩。”

我舅跳了起来：“操他妈的！他儿子住哪儿？看我不弄死他们！”说着就往门外冲。店老板一个箭步跨出柜台，死死拉住我舅：“这是干啥？这是干啥？你可别给我惹祸！你可别给我惹祸！”又把里屋的儿子喊出来。两人合力，才没让我舅出去砍人。

在两人的劝说下，我舅放弃了打抱不平的念头。他在小店里买了一些鸡蛋和饼干送给老太太，但店老板说这些东西必须寄存在他店里，老太太需要的时候随时来取，因为如果她把这些东西拿回家，不出一天就会被儿子儿媳抢光，而且还有可能打起来呢。

过了一周，我舅又去那个店里送烟，店老板把他上次支付的钱退给了他，说：“你走之后的第二天，那老太太就死了。你给她买的东西她啥也没来得及拿。”

我们那里在腊月二十六有赶年集的习俗。那天通常是我舅最忙的一天，县城乡下来回好几趟装车卸货。有一年的年集下了大雪，他给最后一家店送完货后，发现三轮车坏了。好心的店主便把自己的摩托车借给了我舅，好让他在天黑透之前赶回县城。我舅就骑着摩托车上路了。

骑到一座荒村道边时，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他隐约看见马路对面走着一个人。穿过马路，才发现是一个干瘪黑瘦的老头儿，穿着一件四处漏棉花的夹袄，背着一个沉重的麻袋，把他的整个身子都压弯了。

我舅停下车问：“大爷你去哪儿啊？”老头儿说：“去县集上卖萝卜了，现在回家去。”我舅问：“家在哪儿？你上来我送你。”老头说：“家在某某庄。”我舅一听，还有五六公里，又问：“这么老远，你咋跑到县城卖萝卜去了？”老头说：“庄里人自家都种，只好在县城卖啊。”

我舅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让老头穿上，又一手稳着摩托车，一手把老头扶上车。可那一大麻袋萝卜却怎么也放不下。我舅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塞给老头说：“这萝卜我全买了，就扔到这儿吧。我先送你回家。”

老头一听，一下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抱住地上的麻袋说：“不行不行。俺忙活了半年种出来的，咋能扔了？”我舅说：“我不是买了吗？你嫌少我再给你加10块。”老头说：“你就是给俺100块，也不能瞎了这些萝卜啊，”委屈的像是要哭出来。

眼看雪越下越大，天色也越来越昏沉，我舅只好又给了老头10块钱，军大衣也没要，顶着大雪自己走了。

烟草买卖是国家垄断行业。我舅后来调到了烟草稽查队，查处私烟贩子。大多数情况下，烟贩子被抓，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嬉皮笑脸、敬烟拍马屁，求放自己一马；还有一种是去你妈的，老子没犯法，就是犯法了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有一次，我舅一行七人在一个镇集上抓到一个推着自行车卖烟叶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身早就过时的土黄军装，推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老式自行车；车前横梁上睡着一个婴儿，后座上绑着一叠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干烟叶。男人看到一群穿制服的人围上来，顿时面如灰土，浑身筛糠。

通常遇到烟贩，稽查队会开罚单并没收烟叶，但看到男人惨兮兮的样子和车上的婴儿，他们只说了一句“私人烟叶不能卖，抓住了要没收，快别卖了，”就离开了。

稽查队那天跑了几个镇子，半下午才回到县局。可当他们走进局大院，竟然看见办公楼门口蹲着早上那个男人。他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破自行车立在一旁，车后座上仍然绑着那一摞烟叶。

我舅舅走上去，问：“这么热的天儿，你也不找个阴凉地方让孩子避避啊？”男人指指自行车上的烟叶说：“阴凉地里怕你们看不见俺。俺把烟叶送来没收了。”我舅哭笑不得：“行了行了，烟叶我今天不没收了，你自己拿回去抽吧。”男人说：“公安局不抓俺？俺可不能进公安局啊，俺老婆是个傻子，俺儿子没俺可不行啊。”我舅说：“我保证公安局不抓你。你快走吧，一会儿我们领导下班看见你，你就走不了啦。”说着掏出钱包，把一些零钱给了他。另外六个稽查队员也都掏了腰包。那个男人流了泪，嘴唇抖动着：“哎呀，哎呀，你们真是大好人啊。”

几天后，烟草局的门卫给稽查队办公室送来一个包袱，说是一个骑破自行车的农村男人送来的。

打开包袱，是七个新蒸的大馒头。

后来，我舅在三十岁时踏上了仕途，又经过了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他终于在仕途上为自己辟出了一条金光大道。我上高中后就很少见到他，也不再听他讲故事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和他一起去赶腊月二十六的年集，遇到一个衣衫单薄的卖菜老头儿。

别家商贩都是穿着暖和鲜亮的冬衣，兴高采烈的叫卖着摆满了自家小货车的新鲜翠绿的蔬菜；只有这老头孤零零的瑟缩在街角，鼻子耳朵冻的通红，一双布满血口子的手放在嘴边不停的哈着。他面前展着一张辨不出颜色的旧包袱皮，上面堆了几堆蔫枯发黄的韭菜和菠菜叶子。

我说：“舅，咱买他的菜吧。”舅舅瞥了一眼那老头儿和他面前的菜，说：“这菜买回去能吃？”我说：“大过年的，可怜可怜他嘛。”

我舅不可思议似的瞟了我一眼，说：“有啥可怜的，他自己没本事能怪谁呢。”

我平时在基层社保上班，人生疾苦这方面，看的更多一点。

刚刚接手这项工作时，有个少数民族奶奶经常让我十分头疼。

老人约摸七十多岁，身体佝偻，体态也很不健康，头大，身体瘦，肚子大，头发也没几根，眼神浑浊。

看得见她的肚子，是因为她常年只穿一件肮脏不堪的“白色”褂子。

但是嗓门特别大，杵着个拐杖，在政府门口站定，就开始骂街。

骂的内容千奇百怪，有时候骂儿子不孝，有时候骂老伴不忠，有时候骂政府不管。

然后信访办（乡镇基层由综治办代劳）的人就会出来接待她，最开始几次还客客气气的请进来接待室喝茶，随着她来的次数过多，待遇也越来越差，慢慢的就没人理她了。

为什么不帮她解决问题？因为她每次上访，问题都不一样。

第一次是因为说高速路征地，时间到了不给她补助款，她就来闹，后面征地的同事翻了一大堆资料，最后证实：这个老奶奶和征地一点关系也没有，不仅没有征她的地，她连一块地也没有，不仅一块地也没有，她根本就不是我们这边的人。

然后就把她打发走了。

第二次来，是说自己老伴死了，要找政府要补贴。

这个就是我分管的工作，所以就把她安排到我这边来了。

我那个头疼啊，因为这个老奶奶其实精神是有问题的，前言不搭后语，一会说老伴被车撞死了，我说这个你要去找肇事者，而且还要公安的证明，如果都没有，那医院开的你老伴的死亡证明也是要有的。

她沉默了一会，改口说其实老伴是在家里病死的，很严重很严重的病。

边说边痛哭，说“我一个老人要照顾老伴，儿子女儿都不在，没良心，我不好意思说他生病了，你们能不能管管我儿子”之类的。

真给我说感动了，看不得人哭，马上决定要帮老奶奶给不孝儿女天降正义。

之后我多方调查、去到各个村子，甚至去了派出所，才摸清了这个老奶奶悲惨的一生：

她不是本地人，甚至不是中国人，是好几十年前，她丈夫花钱从缅甸“买”过来的“缅甸媳妇”。

嫁过来之后，确实过了一段正常人的日子。

但他老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沾上了毒瘾，去了几次戒毒所，后面在村子里偷以前“村霸”的钱，被砍死了。

留下她和两个小孩，儿子和女儿。

中间怎么养大的没有调查到，但绝对超出想象的辛苦，而且她两个小孩的童年也绝对黑暗：

父亲吸毒，偷钱被砍死，母亲是缅甸人，家里很穷。

这样的配置，任何小孩都没办法正常成长吧。

但这位母亲，真的很伟大，她硬是拉扯长大了两个小孩。

这两个小孩在成年后，离家出走了。

整整十五年，没有任何联系。

老奶奶出去找了很多年，最后回来这边，儿子女儿也没找到，精神也不正常了。

这位体态佝偻的“老奶奶”，其实才五十多岁。

她平时在村子里就坐在自家老宅前面，由于XX攻坚，所有破损房屋要拆除，如果是中国户口，就可以在政府的资助下重新盖一间新房，还扶持你养殖。

但她不行，首先她嫁过来是将近三十年前，那时候户口政策还不完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曾经和“中国人”结过婚，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可能有吧，但是现在她什么也提供不了）

而且她的小孩也失踪了，人证物证都没有，我们很难帮助她。

但房子还是要推的。

她的老宅就没了。

我也不知道她平时住哪里。

后来又来闹了几次，我不忍心赶她走，但我也没办法帮助她。

再后来，就很少见她了。

现在，她消失已经快一年了。

也许出去接着找儿子，也许已经死了吧。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