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全面放开二孩？ 第1页

也许已经晚了。

我家小区广场一到晚上很热闹，大人声音此起彼伏，“小雪，不要乱跑”，“宝宝，到妈妈这里来”，走近一看一个小孩都没有，全都是狗。

（评论里有人质疑这篇是不是原创，因为在扇贝阅读的读后感里看过，很简单，那个也是我写的）

放开两胎，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束。 本来可能会以为可以得到各种欢呼和感激涕零，结果收获了大量耻笑。这么多年，这个奇葩政策重新塑造了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气氛，可是，这么重大的政策，到底怎么论证，怎么通过，怎么变成基本国策，倒是没有哪位老领导愿意来认领。

在彼得泰尔的《从零到一》里，把中国归类为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相信未来是可知的，但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从这个理论上来说， 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基于最悲观预期的政策。这个政策隐藏的前提，就是资源和发展空间是有限的，我们一定得控制消费者的数量。

这个七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在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出台的政策， 当然就体现了当时的悲观气氛。 因为就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来说， 人口绝对就是负担。

《人类简史》中，把现代经济的两大动力—科学和信用， 都归结相信“进步”。 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经济规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到现代 人类发展出“信用”这种金钱概念，代表着此前还不存在、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货品，让 我们能够预支未来、打造现在。而这背后有一项基本假设，就是未来的资源肯定远远超过目前的资源；只要我们使用未来的收入来投资当下，就会带来许多全新而美好的商机。

按照“进步”的概念，我们承认我们的无知之后，认为只要投资进行研究，一切就能变得更好。只要是相信“进步”的人，就会相信各种地理发现、科技发明和组织发展，能够提升人类生产、贸易和财富的总量。过去500年间，这种关于进步的概念说服了全球人民，将越来越多的信付付给未来。正是这种信任创造了信贷；而信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成长；因为有成长，我们就更信任未来，也就愿意提供更多的信贷。以上的这个由于相信进步而相信未来而产生信贷的程序， 其实也就是《从零到一》里所谓的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而我国建国的领导人由于秉持非常过时的经济观念， 根本没有对信贷和资本的概念。在《中苏关系史纲》里 说， 苏联给中国的信贷总数虽然不少，但大部分用在军事上。 经济信贷还不如给印度的1/10。作者沈志华分析说，原因似乎不是苏联不愿意贷款，而是毛时代的领导人对于贷款这种经济运作方式保持消极态度。到了1965年，外交部长陈毅愉快地宣布，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外债了。可是，如果没有外面的融资，那么经济要发展的资金来源，就只能靠压缩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把消费品出口去换外汇， 再加上用剪刀差去压榨农民，这样有限的资本来源，很容易陷入死胡同。

人口增长如果在没有充足资本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 就会陷入“马尔萨斯模式”，成为经济的负担（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只能通过限制农民的流动和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来缓解就业），控制人口就是势在必行； 但是如果能得到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劳动力就可以成为资本而不是负担， 可以进入“亚当斯密模式”的良性循环。

所以可以想象七十年代末中国的主政者是处在怎样悲观的形势下，所以才会把控制人口这么消极性的行为作为基本国策大加推行。当时一打开国门，不仅是普通公民，上位者们也傻了， 这些年中国竟然落后了日本、香港、台湾这么多，宣传上怎么解释呢？而且，“限制农民的流动和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来缓解就业”这两招，在文革后农村极度贫困和知青要求回城的情况下是坚持不住的。 经济非常困难，而且从当时人的角度看出路并不多，因为谁也不敢说改走资本主义路线，原来的那些理论又都失败了，连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时候计划生育变成了一个现成的借口。领导哪里会有错，肯定是因为你们这些群众出生太多了嘛。

所以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中说到：“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其实是当时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时捡起的一个廉价借口：我们经济困难因为我们人多。重复无数遍，始造俑者也信以为真了。在一个早就抑制了不同声音的社会中，这项国策畅通无阻。”。

计划生育这种政策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里也出现过，可是有的一开始就通不过科学论证， 有的挡不过社会舆论，有的受到公民的抵制无法执行，有的执行一阵子只好取消。 可是由于中国的体制，这个未经验证的政策（也可算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策略）被上升到基本国策的地步，并且在国内持续执行数十年，并培养出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变成了一个从悲观的预期出发的自我实现的悲剧。

然而正如一个笑话说的“某主义要是像它自称那样的科学的话，那要先用狗做实验一下才行。”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把八零九零后一代人，以及他们的父母，都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小白鼠。

除了现在说的过早老龄化，《吾国教育病理》也指出了计划生育造成的几个意外的恶果：

一． 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要控制人口， 本来是为了减少必然要消耗的很多自然资源。 但是孩子数量少了，父母还是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和资源在这么一个孩子身上，最终也没有节省资源。异常的心态与过多的情感作用于唯一的对象，溺爱必然发生，只是造就了习惯高消费的新一代。 与节省资源的论证背道而驰的，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精神毁于一、二代人。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人口结构还算年轻，但是制造业已经开始衰退的原因。家境不丰却习惯享受的一代，是没有办法成为辛苦枯燥的制造业的工人的。那么，也许他们可以发挥创业和个性，开拓另一条路呢？

二．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彻底改变了人口生态，从而改变了几乎每个父母的心态，每个子女的性格。 在现实中，多子女有一项隐含功能：降低了父母对子女风险的担忧，他们因此变得坦然、举重若轻。相反， 他们则将不敢承受孩子身上的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 。在只有一个独生子的情况下， 家长们背负着人类，乃至动物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超高的风险感 。他们规避风险的策略之一，就是逼迫子女加入高考大军，而不顾孩子的兴趣和秉赋。 这就造就了受到过多关注和人生道路被早早限定的一代人，不敢试错的一代人。 《致青春》里陈孝正的台词“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的差池”，就是这种境况的写照。 可是结果和期待背道而驰，对家庭来说独一无二的孩子，被这种压力塑造成了模式化的千人一面的年轻人。 苏斯博士有句名言“Why fit in when you were born to stand out?”(生而出众，为何从众？) 但是在这种整个家庭未来取决于一人的压力下， 独生孩子的生活道路，反而被安全感压迫得失去了出众的可能性。

所以计划生育其实和二十世纪的各种社会试验一样，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社会工程。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略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而归结其原因，则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表面上看独生子女政策是一种社会政策，造成的是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但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悲剧。 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问题，我们何以赋予政府这样大的权力，而且他们那里来的自信，来塑造千百万公民的人生？

不管怎样，这个悲惨愚蠢的一页总算开始翻过去了。计划生育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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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说这个话题，主要是想说明公民的人生被莫名其妙地当成试验品的可悲。以及希望大家反思一下，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还有多少因素，其实完全在我们的意见影响范围之外，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却完全无能为力。

正好看到一本新书的介绍， 书名的用词正是我觉得独生子女政策最大的特点：试验，以千万公民人生为代价的试验。

黏贴如下：

《独生子女：中国最激进的试验的过去与未来》于纽约时间 11 月 03 日上市，目前没有中文版

计划生育政策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近 3 亿新增人口所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华尔街日报》记者、马来西亚籍华裔女性方凤美在其新书《独生子女：中国最激进的试验的过去与未来》(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中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比人们所直观感受到的更加深远而持久，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个国度接近3亿新增人口所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行、就业到结婚、甚至死亡，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方凤美在其个人网站上说，中国的一胎政策跟奥威尔或赫胥黎书中所说如出一辙，只是这不是科幻而是真实的生活。它不可挽回地影响了世界上约六分之一的人口如何生存、恋爱、和死亡，并在中国造成了许多巨大的失衡：老龄化、男性过多、更可能太少的劳动者来服侍大量的退休者。（在公元2050年前，中国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退休者。）再加上1亿以上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当这些孩子成长后要负起赡养老弱的双亲、岳家、和祖父母时，将会发生如何的情况？尤其这个国家将会拥有世上一半的阿尔茨海默氏及帕金森症患者？中国的单身男性人口数量相当于加拿大全国的人口之多，他们将如何寻找配偶？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该书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1

关于一胎政策带来的性别失衡问题及其深远后果

一胎政策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问题，随后是关于“小皇帝”的成长问题，背后便是有着关于结婚问题的焦虑。独生子女的父母通常对于自己后代人生选择的参与程度非常高，其中最核心的便是关于结婚的问题。

在中国，婚姻越来越变成一种关于金钱、价值和投资的事情。同一阶段，因为教育水平的提升，导致越来越多男性劳动力过剩而缺乏独自赚钱的动力；这极大振兴了整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因为许多家庭要通过不断买房的方式提升自己儿子的市场价值。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仅仅从2003年到2009年间，因性别比例的不平衡，就导致了30%到48％的房价增长。

这样的现象被戏称为“筑巢捕凤”，而其中罪魁祸首就是房产中介。事实上，中国不断提升的不动产价格已经制造了一群房奴，他们被迫每月还着天文数字一般的贷款，而无路可逃。

性别比例不平衡的现象，在农村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的“妇女荒”已经引发了彩礼价格如天文数字般的增长。在毛泽东时期，这个数字大概还不过是一辆自行车。但到了2001年，新娘的极度匮乏导致了彩礼价格的火速飙升，目前一个农村新娘的彩礼价格平均下来甚至超过了整整30年的农业收入。许多男性都因此被迫离开自己的老家，以避免被嘲讽和羞辱。有的老人甚至说：“我多希望自己当时生的是女儿啊。”

4年后，这种新娘缺乏的危机延伸到了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同年，房产商万科发表一个关于中国彩礼的地区示意图。图中显示，上海的彩礼价格最高，每一位新娘的迎娶价格达到了16500美元，这甚至是平均中国工人年收入的4倍以上。

当结婚的焦虑一直高涨时，IBM、微软和百度这些巨型公司开始提供所谓的单身俱乐部以吸引劳动力加入。这些单身俱乐部不仅吸引了许多未婚男性加入，甚至吸引了不少家长们，尤其是那些只有一个孩子而且工作地点还离家很远的父母们。

2

“ 苦逼的小皇帝们”是否成为中国式“垮掉的一代”？

一胎政策到最后，甚至影响到了招聘的抉择：有一些单位会选择有亲兄妹的招聘者，因为他们认为“小皇帝”们通常缺乏社会责任感，很难成为优秀的职员。比如，中铁集团有一次甚至打上了广告：“拥有农村户籍的非独生子女优先考虑”。而根据某地报纸的报道，一位人力资源管理经理甚至直接表明态度：“我们不招聘两类人：有钱人的孩子，以及独生子女。”

当中国在1980年颁布了一胎政策后，当时很多学者就有类似的担心：当这批独生子女家庭里被宠爱的小皇帝们长大成人后，他们是否会因为被宠坏而变得无所适从？大多研究都无疾而终，但一份2012年由一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的跟踪研究报告，显示出了小皇帝作为一个群体和其他群体间存在的差异。和其他群体相比，“小皇帝”群体更趋于稳定过日子，缺乏冒险精神，没有责任感，缺乏信用，并且对生活充满悲观。

他们通常把自己称为夹在中间的“三文治一代”，对自己前途充满了悲观。比如，现在他们开始叫自己“苦逼”，这样的词在过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这种所谓的“苦逼”态度，体现在小皇帝们对重大压力和父母过高期待的无所适从。仅仅在30多年前，学者Zhong Mei曾写出一本名为《独立子女宣言》的书。Zhong分析解读了一系列独生子女的信件，把他们进行了归类，从而得出结论称：这批独生子女们，已经被过度的宠溺和孤独所困扰太久，他们为了完成父母的愿望，而变得压力重重。

3

一胎政策下老龄化的深度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对中国的社会打击是致命性的

这种压力重重的感觉，在他们谈婚论嫁的年龄将会被迅速强化。也因此，到了2020年中期，中国将增加1000万中老年人，同时损失超过700万的劳动力，扭曲的工作压力将会极大压迫这些上了年纪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继续工作：当然，这也和中国完全不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

这种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断发生。几乎每一个主要工业国家的人都活得更老，而生育得越少。在西方，这种转变因为经过了超过半个世纪，所以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但在中国，因为一胎政策，转变将迅速被压缩到一代人中。而这个国度的所有人甚至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在这么多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中，老龄化的影响将会是决定性的，我们无法确定中国的性别失衡是否会导致一个更加不安定的国度，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一代的小皇帝是否就导致了国度趋向悲观，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胎政策已经显著延缓了中国经济，并将继续延缓，即使它已经被取消。到了2050年，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将会退休，而此时的后果才是最危险的。

而此时是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小皇帝们，但他们那时也许还是房奴。难怪他们会觉得苦逼。

10月29日颁布的二胎政策也许会延缓这一进程，也有望催生对生育的所有限制。但这似乎这并无法促进所谓的“婴儿潮”，更无力改变现状。即使政策开始鼓励更多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真是可笑啊！

作为85年代生的人，小学上社会课，永远都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此总量高，但是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低。解决的方法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好，计划生育妙，计划生育减少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计划生育是拯救国家的秘方良药。我那个时候天真地想，每两个成人最后只留下了一个孩子，只要七八十年，一代人之后，中国的人口不就可以锐减一半了吗？

那么中国所有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减少一半了？

当然现在的我已经完全摒弃了这种愚蠢的想法，我明白了充沛劳动力和合理的社会人口金字塔对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

然后国家和我和同时明白了。

原来你们当年制定这项政策的时候，你们用强行堕胎、用超额罚款、用那么多淳朴人民的血汗来维护这项政策的时候，你们对于这件事物的看法和8岁时候的我一样！

这尼玛简直是黑色幽默。

我整整接受了十年的计划生育的洗脑，我高中有弟弟妹妹的同学都感觉自己有一个罪恶的秘密；我曾经对于我大学那些超生的同学一直心怀鄙视，觉得自己父母纳税养活了他们。现在你告诉我他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幸好我现在已经明白计划生育的愚蠢，否则在那个还中二的年纪，这样的舆论倒置，估计能让我好几个星期缓不过来。

然而现在的我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亲自经历父母对我无私的供养，小时候的各类辅导班，青春期的一系列冲突，大学毕业后出国，成年时的房车和婚姻。我成长过程中自认为的高质量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是家里的独子这个事实，我父亲可以在我童年需求还不高时去敢于创业，才能保证现在他可以供养整个家庭。我从小独子，无法体会兄弟姐妹在我成长中的重要性，我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我只知道我额外收获了什么。

试问：我为什么要生两个孩子？

中国的儿童生活成本极高，单一个孩子一般家庭都要倾尽所有来培养。两个孩子，不仅是财力的穷竭，更是时间、人力的安排不足。两个孩子我都要因材施教，假如大孩子喜爱钢琴，小孩子却偏好奥数，试问我应该如何安排周末时间？大孩子去外地艺考，小孩子却备战中考，父母如何做，才能不偏不倚，让两个孩子都感到父母的关怀？

试问：我为什么要生两个孩子？

我和老婆都是独生子女，上有四位老人。我们订婚晚宴上，我岳母就提及：你们独生子女，父辈都是同一年龄，极有可能同时需要人照顾，希望你们可以平衡。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平添两个孩子，这是何其可悲的未来？

试问：我为什么要生两个孩子？

幸好，二胎只是一个可选的政策。我可以选择多生，我还可以选择不生。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最起码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

只不过，会不会有一天，二胎变得和计划生育一样，成为基本国策，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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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掉了评论里比较有争议的“廉价劳动力”，删掉了独子有罪，这句话有点偏激了。

这是一篇自己作为独生子的感想，谢谢各位抬爱，不吝赐赞。

我不代表任何人，这些想法一部分是和我父母多年的讨论，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看法。

有些人说“二胎”也是计划生育的一种，是的，在这篇文章里的“计划生育”只是独子的代称。然而我希望的是，不要再有“计划生育”，让生育与否，独子或多子，成为当事人夫妻自己的选择，父母、长辈、其（guo）他(jia)，都不能左右。我们可以尊重丁克，尊重独子，也尊重多子，更要尊重自己的孩子。

评论说我仍然中二……大概是吧，对这个世界有一点幻想不算是坏事。

人口雪崩，说啥都晚了。

文章比较长，看见枯燥的理论部分可直接跳过，直接看结论就好。

一、马寅初的“人口控制论”

我清楚地记得高中时分，历史课本的楷体部分（楷体字就是选读，不作为考点）提到，马寅初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计划生育理念的人，结果被当做右派迫害，而在毛时代“人定胜天”的理念下，人们放开了生、撒了欢生，造成了种种恶果，直到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

当时我们都很扼腕叹息，要不是那个年代迫害有学识的知识分子，早几年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何至于这么多人，我们去食堂何至于排那么久对的队，我们考大学何至于竞争那么大……

马寅初先生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马先生在书中，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

最核心的论点，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同时，马先生认为，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

这是马先生的核心论点，看看与你们心目中所以为的是不是谬以千里了？

在国外学术界，关于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已经争论了好几百年，他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1. 悲观主义：此观点认为人口增长抑制经济增长，由于经济资源有限，人口膨胀对经济增长有害( Malthus, 1798) ;

2. 乐观主义：乐观主义认为如果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等因素考虑进来， 人口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而非迅速的人口增长( Boserup, 1981) ;

3. 中立主义：认为在控制了诸如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和制度等因素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将没有关系( Srinivasan, 1988; Galor and Weil, 1999) 。

经济理论这种东西，从来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往往都是南辕北辙的（所以我学经济学的头巨大，研究生果断转了管理）每种解释的支持者似乎都能够找到经验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 但这些研究都仅仅关注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到马寅初先生的理论，我们不能忽视理论提出的前提条件，那就是：

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集体化大生产、工业化起步阶段。

以上内容很重要，需要重复一遍，当时我国的经济背景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集体化大生产、工业化起步阶段。”马先生的理论，是为工业化服务的，准确的说，是为发展重工业服务的。因此马先生理论得出结论的逻辑是————“控制人口数量——增加储蓄率——符合大工业化生产需求——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学术界关于马先生的“人口控制论”也是争议不断，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就是大工业化生产不必限制人口。只是看到网上的所有探讨压根就没搞清楚老先生的理论，肯定连他的书都没读过，实在是南辕北辙。

那么，马先生的逻辑“控制人口数量——增加储蓄率——符合大工业化生产需求——带动经济发展”是否得到证实了呢？

马先生所认为的储蓄效应成为其在供给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渠道，并在理论和实证层面被大量文献所讨论( Modigliani, 1970 ; Higgins and Williamson, 1997; Modiglianiand Cao , 2004) 。在发展中国家,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 储蓄率倾向于上升,投资需求也随之上升, 人口红利被进一步强化( MasonandLee, 2006) 。

以下引用汪伟先生得出的结论，有复杂的数学运算过程，嫌麻烦的同学可以直接跳过这部分看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汪伟先生认为马寅初先生的理论是可靠的。1970 年,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51.81( 邬沧萍等, 2003) , 意味着一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约六个孩子，家庭、吃饭人口多也降低了储蓄能力， 这意味着用于物质资本积累的资源不足，虽然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用于子女抚养上，但每个孩子所能获得的资源有限，因此也会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不足，由于生育率过高，经济增长常常掉入马尔萨斯均衡陷阱，这正好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的图景。

二、计划生育，有利更多？有害更多？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生育率迅速下降时，经济增长率快速上升，中国开始逐步进入高储蓄和高经济增长的高水平均衡路径。马寅初先生的理论与实证为中国通过独特的生育控制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解释逻辑，或许已经过时了，毕竟那是六十年前的理论，还是建立在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在当前，生育率的下降空间已经非常有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政策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越来越小，因此计划生育继续严格执行的理由可能会受到挑战。

然而，但是，人口的政策由于其有很强的惯性，在惯性的作用下，我们的政策会影响到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严肃的面对计划生育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当政者在人口政策方面，过于短视了。

短视，也是我们诟病人口政策的核心点。

事实上，计划生育的政策也几经变动，从1973 年明确了 “晚 、稀 、少 ”的方针 ，到1974年2月中共中央肯定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再到80年代初期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直到由“少生”向“只生一孩”的转变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向独生子女政策的转型。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独生子女”政策，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与 1982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 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并严格规定城镇居民和国家干部、职工除特殊情况外只能生育一胎。显然，1980年前后是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家庭为单位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关键节点。

毫不客气的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一个很不负责的短视政策。为什么说是短视，我们简化抽象一个模型，两个人只生了一个，如果正要严格执行的话，一代过去上一辈死光了，人口整个拦腰斩半，14亿变7亿，在一辈下去3.5亿，想想就是一个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的人口政策，这不，现在改了。

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是两个概念。

讲道理的说，七十年代的温和计划生育政策看起来要更科学合理的多。见下表，在温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下，出生率保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准。

事实上，在70年代末, 中国社科院一份较权威的调查就显示，北京、四川两地城乡青年生育意愿都低于2。更进一步，过于严厉的政策还有可能对生育意愿起到逆反作用。印度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表明，由中央统一严密管理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种没有缓冲带的高压政策，不仅与文化、习俗、宗教等碰撞， 还会引起政治骚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梁中堂先生的研究也发现，独生子女政策在1980年代初曾诱发逆反心理，造成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的反弹，见下表：

三、苟利国家生死以，你愿意牺牲吗？

在西方，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观孰是孰非争论了上百年。

传统观点认为，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代表的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公共利益，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因此，个体或家庭应该牺牲部分权利和自由，以维持人口总量和资源总量的平衡。这一理念应该说来自于西方社群主义的“善好 ( Good) 优于 权利 (Right)”一说，即公共利益至上的政治理论。提倡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也多基于此开展分析，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论述执行该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然而，随着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的光环逐渐褪去，在中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慢慢成为了主流思想。比如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或现代正义论， 强调的是个人权利至上或“权利优先于善好”。该理论认为公权不应以侵犯私权为前提，不能以道德谴责来剥夺个人权利。因此，政府为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利制定和实施公共行为规范、行动准则和活动策略的过程中，应该强调个人权利至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70年代“晚、稀、少”的温和计划生育政策受到人们的相对接受，和它以倡议的方式提出、在呼吁重视集体利益的同时也部分尊重和保留了个体生育决策权不无关系。

计划生育好不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但是计生委好不好恐怕争议不多吧？

我翻到九十年代的一篇会议纪要，发现庙堂人士对于计生委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计生委）从中央到各省市计划生育部门的建制和覆盖面都非常完善，承担的也不仅仅是限制胎数的任务，还包括优生优育等。但在严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过程中，基层部门所执行的行政处罚，对其功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有学者提出，居村一级计生工作长期借重基层组织妇联，计划生育从结构、功能和认同三个角度侵蚀并解构了农村妇代会的原本属性，给妇女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各种政治压力、利益导向和信息传递作用下，国家、村庄、妇女干部三个层面的治理和行为都倾斜于计划生育工作，从而忽略了妇女权益与发展等基本任务。”

就像我在这篇被和谐的文章知乎 - 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里提出的问题一样，国家花了你的税办奥运会，你能获得多少效用或满足感呢？当你的效用或满足感不足以超越所花费的税款，你还回支持国家举办奥运会吗？

退一万步讲，就算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能带来经济利好，被强迫引产的孕妇支持吗？超生无法办户口、无法正常上学的“黑户”孩子愿意吗？

利益、角度、出发点不同，每个人的答案也都不同。

四、社保危机

“独生子女”这个短视的政策已经撑不住了，因为老龄化问题。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只用20年。（陈胜利( 2001 ) :从量变到质变，谈新形式下的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科学中国人, 第10 期）

随着老龄化的加深，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而占据主导地位时，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绝对或相对减少，将可能影响经济中劳动投入的水平与质量，由此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社会负担加重，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也很可能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

说实话，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毛时代的人口红利。

老龄化最表面上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保危机。我在这篇知乎 - 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文章里面讲的很详细了，中国经济有三个定时炸弹，最早爆炸的可能是互联网泡沫，影响最深远的肯定是社保危机。

说社保问题之前，先科普一下社保的模式：

1. 现收现付制（也叫代际补偿制），我国现在就是这种模式，很容易理解，看下图

以养老保险为例，是指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

2. 完全积累制。看下图，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你的钱还是你的钱，国家帮你理财了

3. 部分积累制。更容易理解，就是二者融合一下。

因为我国就是第一种代际补偿的模式，所以这里之探讨第一个。这个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经济不景气。

老龄化就以为着劳动人口减少，而相应的，需要供养（领社保）的老年人却多了起来，这是社保代际补偿模式下遇到的最大的危机。来看看这是日本的人口比例，对比一下中国的，我们有很大的理由担心，当年发生在日本的社保危机很有可能在中国cosplay：

（不要问我为啥中国的数据是日语，日本的数据是汉语……我只找到了这两张资料图……偷个懒惭愧）

近年退休职工数增速快、养老金涨幅高，在职职工与企业的负担很大。2001年，“退休职工抚养比”(养老缴费的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值)为每2.98个在职职工的缴费养1个退休职工;2013年，退休职工抚养比为2.45。

所以国家急啊，来看看现在的新闻，一为开放二胎（二孩），二来延时退休，无一不是对这个问题的担忧。

来说说历史，早在1997年建立社保保险制度的时候，大量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的人从来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医保金等社保费，这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无法补缴以前并未缴纳的费用。但因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退休和正要退休的职工，必须立即纳入社保体系，享受相应的权利，领取真金白银。由于退休的老人数量庞大，资金需求量非常大。为了使现收的钱够用于现付，社保费率被设计得非常高，而领取养老金的替代率则相对低，也就是征收的高费率和支付的低保障。但是即使这样，钱仍然不够，又将职工个人账户积累的基金挪用于当前的发放，成为典型的寅吃卯粮，形成所谓“个人账户空转”。这就是说，当时设计的“统账结合”变成一句空话，个人账户是空的，只是一个名词。

必须要说，当年老朱真的是把所有事情做绝了。三件事：一，百万工人大下岗；二，取消福利分房，为中国楼市十五年疯长埋下伏笔；三，建立社保体系，完全抛弃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给养老”的理念。不得不说，这些政策带来了温胡十年的中国经济腾飞，然而毕竟“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肥之”，某些领导满腔热血的说要去趟地雷阵，其实最后发现被地雷炸的血肉横飞的还是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其实这种事情我很愤慨，像我的祖辈，完全是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他们享有的只有荣誉，没有经济利益，他们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然而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是全民所有，国家代替你们积累，国家包你们一辈子的所需所求，他们只为奉献，他们无所求。但是我们祖辈三十年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有多少被白菜价卖掉了，有多少官商勾结下的美其名曰“带来有竞争性的先进模式”事实上就是抢劫。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六国论》

按理说，当时那一拨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要国家负担的，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然而老朱为了甩包袱嘛，为了经济快速发展嘛，你正当年身强力壮的工人说下岗就让你下岗，更何况这些“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老东西呢。

再回到社保问题，一方面，按照目前的设计，将来有巨大支付缺口；另一方面，目前的高费率使得企业和个人无法负担，影响经济发展。这样将会对将来的支付带来更大冲击。高费率尚且有缺口，低费率当然会有更大的缺口。

于是乎怎么办呢，有这样几个办法，一是社保金的缺口国家出了，然而国家不挣钱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要增加税收，就像北欧福利国家那样，维持高税收与高福利，不过诚实地讲，我国完全不具备建立北欧福利国家这样的现实基础。

二是社保资金入市，为了追求一个高收益，有时候在弥补缺口的同时还能不不少的富裕。虽然法律规定社保资金是不允许炒股的，然而形势危急之下权变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最大的问题是，赚了当然没问题，但是亏了怎么办？看看中国股市，你感觉呢？

三只有是养老金缩水了，我在香港的时候看过YouTube上的纪录片《日本社保危机》日本社保危机 (豆瓣)（我搜国内各大视频网站都显示视频已删除，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恐怕是我们将来最后可能的一条路了，大致就是，养老金缩水、医保缩水，有些药就是要花钱买、有些病就是不给你报销，总而言之，老百姓会很苦。

亲爱的们，做好心理准备，开放二胎只是一个开始，延时退休马上紧跟到来。

更甚于，开放移民，吸引东南亚、非洲的劳动力。

真的不是没有可能。

五、马克思的诅咒

在之前写经济的文章中，我用过相同的一个小标题：“马克思的诅咒”。

放眼西方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鼓励生育政策能够成功。

计生委的首席人口专家翟振武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新闻里说“目前，全国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单独夫妇有约1100万对，截至5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27.16万对，获准的有24.13万对。”

并不是开放生育，就人人都愿意生的。随着经济发展，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瑞士信贷银行的报告称，在中国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抚养费用平均约为每年2.3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家庭平均年收入的43%。激烈的社会竞争带来越来越高的养育成本，实际的生育意愿有多大是个问题。

就拿我这个北漂来说，连养活自己都要拼尽全力了，何谈养个孩子呢？

说到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生孩子呢，生孩子也是一种“经济需求”，可以将这种事情理解为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生产相对过剩与需求相对不足”。

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他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经济现象分析，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中探寻根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换领域所蕴含的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下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所决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则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

说得通俗一点吧，这说白了就是贫富差距。相信我们所有人都有财产、收入“被平均”的感受吧。

在去年引起轩然大波的《21世纪资本论》，用翔实的数据佐证了马克思的观点，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一百年来，资本的边际收益大于劳动的边际收益——贫富差距因此会越来越大。

我画了一个收入与生育意愿的表，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大家看看就好，欢迎讨论：

人们越穷对的时候，就越倾向于生育，如“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之类，参见现实社会中无数示例。同时收入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养孩子也并不成为负担，许多豪门家族都将“人丁兴旺”作为很高的期待值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港台明星嫁入豪门之后迫于生育的压力，不得不打催卵素，于是造就许多双胞胎。

所以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大多脱离了赤贫阶段，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特有的阶级固化，真正成为富豪的人少之又少，大家就只好在低生育率里转悠了。中国也不例外。

人口雪崩，说啥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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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中国政府公开宣布：生二胎可以拿双倍退休金，生三胎可以拿三倍退休金……

否则任何理性家庭都不会冒着阶级跌落的风险跑去多生的。

养老保险说白了就是这边年轻人交税，那边老头子拿钱。说白了就是一个养老大锅饭。

中国人吃了几十年大锅饭了，还不知道怎么吃大锅饭最能占便宜吗？当然是少生多拿了。

目前政策下，现在你家生的多则你家后代交的税也多，可是你老了又不多拿，那不等于被其他独生子女家庭割羊毛嘛。

人家一胎家庭本来就可以集中全家财力给一个后代输血，老了还能割你家羊毛，我们的游戏平衡性很差。

这么破坏游戏平衡性的地方都不改的话，显然谁生二胎谁傻x，上次十八大的版本对二孩的buff政策还不够，下次更新版本该打补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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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民国空军军史馆记载，在国共内战（解放战争）期间（1946-1949年），国军空军出动66,259架次，取得了辉煌战果，击毙共军2,282,578人，并曾多次空袭中共领导人驻扎的延安根据地。

图片见下，来自网络。

这份珍贵的文字介绍，完美诠释了中华民国空军的精确打击力度和作战能力，不仅给解放军造成重大杀伤，而且能够做到在歼敌人数上世界首创性的精确到了个人。

国军空军还整理出来了历次战役的战果，虽然有点模糊，但依然可以识别。例如在徐蚌会战中，仅仅国军空军出动3828架次，击毙匪军272850人，击毁车辆2266辆，重挫匪军。各项战果依然可以精确到个位数。历次战果累计歼敌2282578人（228万多人）。

上图讲述了国军空军一起空战的战损比例：1:31！
就是说，在八二三炮战（金门炮战）期间，国军仅仅损失1架战机，就可击落共军米格战机31架，可见全歼共军空军并非难事，不过吹灰之力。
但国军不仅仅是威武之师，同时也是仁义之师。在给共军造成巨大杀伤，并创造了1比31的压倒性优势，打的共军空军溃不成军之后，国军的飞行员内心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不忍心给敌军造成巨大杀伤，不忍心生灵涂炭，所以功成身退，退出大陆东南沿海空域，主动退守到海峡中间线以东。

对此，有人赞曰：

援美十年捍卫民主，

歼兔一亿虎据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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