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自己的肉疼,割别人的肉却不疼,这是傻屌都懂得的道理。
国民党在大陆,上至四大家族,下至于县中小吏,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如孔、宋的主要财产在纽约、圣保罗,投资了大量地产,国内亦有各类垄断之产业。而高级将领,则在各主要城市都有买卖,某极密军事部署,连将领都不知道上峰的部署是军队即将撤离,其驻地某位高官旗下的掌柜的及店小二,却率先知道,把资产先行转移了。普通官员,多数于各地都拥有大量土地,以收租过活,租金在粮食产量的一半或以上。孙文同志于上世纪初期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但党国的主要成员,上上下下都背叛了革命,成为当初要“被革命者”的一员。既然“革命”即“杀我”,这刀子也就不能下。和平均地权这件事一样,腐败也是不可以治理的,所谓“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每个人都认识得很清。国民党最终丢掉了大陆,溃退至台湾。
在此之前,将近九成的百姓,只拥有全岛两成的土地。而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却拥有大部分土地,并从不从事劳作,只以租金过活。这些地主,是通过辛勤劳作才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么?不不不,那是日据时期,日本的退伍军人和退休官员,伙同日本财阀、台湾本土财团,直接从日本当局领下来的。这些地占据了台湾的大部分田地,他们把地转租给刚丢了地的农民,然后再收取昂贵的租金。甚则有二道贩子,承租地主土地,再转租给农民,公然哄抬租金,甚则利用租期欺骗农民,由此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租佃之争。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接收了这些土地,却依然沿袭了日据时代的局面。直至1948大溃退之年,台湾的人口暴增,土地问题也就成了最显要而棘手的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郭宏德《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国民党方面“不得不进行土改”的原因:
1、人这么多,而土地为少数人所有,农民比较“佛系”,粮食产量低,根本不够吃。又如何发展工业?工业发展不起来,又如何反攻倒算?台湾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陈诚(时主持土改工作)是这样评价当时的局面的:“以农业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土地的投资和剥削,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工商业发展之最大障碍,是故欲谋工商经济之发展,亦必须从土地改革中解除资本与劳动力之桎梏。”(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
2、管理不好土地关系,就根本无法统治一个地方。这不是大陆方面说的,也不是台湾方面说的,是日本方面调查了台湾的情况以后说的。“若不改变与台湾地主阶级的旧有关系而进行土地改革,则无法继续统治台湾。”(日本农政调查会《战后时期各国的土地改革》)
大溃退这样的例子,还不够明显么?因此,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是刻不容缓的,是绝不能拖延,绝不能有所顾忌的。而之所以国民党这次土改能如此雷厉风行,较为彻底,主要还是因为台湾的地不隶属国民党中高层甚至下层的任何人。当初提土改,中上层的所有人都反对,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直至活不下去的百姓都加入老共,拿起枪杆子造反。现在提土改,中上层的人都支持,执行起来也十分坚定。土地也就顺利地租到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手里,再不提事情有多棘手多难办了。此后国民党又是减租减息,又是限制转卖土地所产生的收益,又是打击倒卖投机,又是扶持自耕农。土地买卖不赚钱了,坐享收租、靠倒卖土地发财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地主也就对持有土地不感兴趣了。而农民持有土地,给自己干活,产出的粮食倍增,使台湾农业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辽东的问题是在万历的手上直接爆发的,但是万历却没有在自己去世前解决。最终辽东就变成了大明的一个伤口,让大明不断失血。
如果能够遇到嘉靖那种皇帝还好,偏偏遇到了崇祯帝。刚愎自用,还有点儿死脑筋。本来只是伤口出血硬生生被搞成了大动脉出血。
所以啊,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因为你还真不知道你的后人是什么货色。
挪用押金属于可不是赖账,这是犯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