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7日,十几名鬼子躲在土崖窑洞里死守不出,游击队队长曾美下令填平窑洞活埋他们,县委干部提醒他这么做违背共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曾美斩钉截铁的说:“没投降算什么俘虏,必须杀!”
被召集而来的群众,一听是要 大家将鬼子活活闷死在窑洞里,于是人人奋勇争先,拿起工具奔向土窑顶部,很快黄土就淹没了窑洞的大半个洞口。
跟随鬼子逃窜进窑洞的翻译和两个伪军,见此情景意识到,倘若还拒绝投降就要跟太君们一起为天皇捐躯,吓得赶紧连滚带爬出来,口口声声哀求饶命。
而那15名鬼子却死到临头,还秉承着所谓的武士道精神,不肯做出丝毫示弱,群众懒得与鬼子多废话,纷纷加快了掩埋窑洞的动作,最终鬼子尽皆葬身于洞穴内。
早在6月份,担任河北区队队长的曾美,就率部端掉了鬼子设立在滹沱河的宏道据点,7月7日那天,3000多名抗日军民在西头村参加中共崞县县委举办的庆祝胜利大会。
结果鬼子不甘心失败,便组织小股部队想要暗中偷袭,谁知他们的行动没多久就被我军哨兵察觉,接着发生了枪战。
还在联欢会上的曾美,听到枪声迅速反应过来,当机立断派二三中队正面阻击,一四中队两翼包抄,鬼子实力远不如我军,被逼到了刘河底村一处土崖的窑洞内。
虽然游击队员将窑洞完全包围,连苍蝇都飞不出去,可鬼子也着实狡猾,竟然仗着窑洞上方土崖易守难攻的地势,用两挺机枪和十几支步枪构成火力网,企图负隅顽抗。
我军由于考虑到难以硬攻,为了避免徒增伤亡,就安排人员向窑洞方向喊话,表示只要投降既往不咎,一定会善待他们,并保证俘虏们的人身安全。
岂料窑洞里鬼子仗着地势一心等待救援,任凭我军招降人员喊得口干舌燥,也始终油盐不进,曾美万般无奈,只好做出活埋鬼子这种与共产党优待俘虏政策背道而驰的决定。
毕竟战场形式瞬息万变,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极有可能将这股鬼子放跑,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所以说这15名鬼子他们的死是咎由自取,也是从大局考虑。
曾美将军临终前回想起活埋鬼子的往事,内心还颇为自责,觉得自己即使面对的是敌人也过于残忍,可实际上,善良的中国人遭遇豺狼,心慈手软就是自寻死路!
活埋鬼子这事当地人民谁不是拍手称快,将军以活埋的方式处置鬼子,此举让鬼子咬牙切齿,却是有利于人民。
1939年3月22日,在南昌会战,一名日军联队长看着远处溃散的中国士兵,秀起了枪法,举着三八大盖开始点射,接连击倒6名中国士兵,第7声枪响过后,自己却倒在了地上,就此一命呜呼。
这名日军联队长名叫饭野贤十,时任日军第11军106师团111旅团第113步兵联队联队长,大佐军衔(死后被日军追晋为陆军少将)。
饭野贤十于1911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37年9月22日踏上中国领土,此人残忍无道,经常以屠杀战俘为乐,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在安义县附近的一场战斗中,饭野贤十手持军刀砍掉了8名投降士兵的脑袋。
1939年3月22日,在南昌会战的一次战役中,战斗已经结束,打扫战场的时候,饭野贤十看到了远处还有一些溃散的中国士兵,便来了兴趣,开始秀枪法。
随着枪声响起,远处6人先后倒下,饭野贤十得意洋洋地说道:“更远一点的那个高个子,你们猜我打的中吗?”
一旁的副官目测了一下距离,开口回答:“似乎超出了三八步枪的有效射程,不太好打。”
饭野贤十听后,微笑着举起了枪,呼气、瞄准,只听“砰!”的一声枪响过后,远处的那名中国士兵依旧在奔跑,没打中?副官笑了笑继续说道:“你看,这个距离确实太.......”
话还没说完,饭野贤十就直直的倒了下去,一头栽在了地上,身下慢慢的溢出一滩鲜血。周围的日本兵顿时如临大敌,举起枪警戒了起来。
副官赶忙蹲下查看饭野贤十的伤势,发现人已经没了气息,怎么回事?是谁开的枪,副官大怒,随即下令对周围进行搜查,看是否还有存活的中国士兵。
随后,一群日本兵开始在还未清扫的战场上四处搜寻,终于在不远处发现了一支枪口还在冒烟的中正步枪,摸了摸枪管,还是热乎的,而枪口对着的方向,正是饭野贤十倒下的地方。
但持枪的中国士兵已经死去了,一名日本兵将他的身子翻了过来,扯下了胸前的胸标,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陆军第32军第141师721团;姓名:强三娃;职务:下士班长。”
原来,这名中国士兵在战斗的时候受了重伤,一度昏迷在战场上,恰好在饭野贤十他们过来以后苏醒,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强三娃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击毙了不可一世的饭野贤十。
由于饭野贤十死的窝囊,所以日军当时并没有声张,悄悄地将他的尸体抬了回去,此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多年后,日本人在整理讲述自己的将领们都是如何阵亡的,才提及了此事,也让我们知道了强三娃这名中国士兵。
强三娃,一看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娃,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穷苦人家的孩子都没有大名,老一辈人就这么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着叫着也就成了名字了。
然而,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像强三娃这样的穷人家的孩子不计其数,也正是他们的前赴后继,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东北义勇军前后十七次攻打沈阳,其中仅1932年一年就发生了十四次。
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的第二天,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九路军再攻沈阳,并成功攻占大北边门、小东门,但因兵力不足以及火力差距太大,被迫撤出。
1938年,为配合武汉会战,留守黄河以北的国民党军官范筑先组织民众抗日武装三万余人进攻济南,一度攻入济南外城。此役,其次子青年抗日挺进大队队长范树民战殁。
1945年8月,冀鲁豫军区兵分三路,准备光复开封,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副司令员杨勇、副政治委员苏振华直接指挥,预期任务是攻占开封、新乡,并彻底破坏平汉、陇海、汴新等敌人铁路运输线。
此役八路军已经进占长垣、陈留、中牟、封丘,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开封,但开封日军却于8月19日向安徽国民党军投降,24日与28日,洛阳和郑州也已先后被国民党军接收。由于日伪军把开封等大城市交给了国民党,这就使八路军攻取开封等城的计划难以实现。于是按照中央“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的指示,将开封周围四十七座县城全部收复,使开封成为了一座孤城。
考虑到晋察冀八路军在8月23日光复张家口,如果国民党军再慢一步,恐怕开封就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日伪统治下解放的第一个省会城市。
一、边区一度相当普遍的贪污现象
抗战时期延安所出贪污案中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39年的肖玉壁案,其贪污公款达3050元,等同于“一般工作人员”160年的工资
被告人肖玉璧于1938年间贪污公款280元,是年12月间暗扣公款1520元,1939年1月间又暗扣公款1000元,均不记账。另外,1939年1月间,肖玉璧贪污、暗扣公款的行为被边区财政厅发觉。此时,肖玉璧仍外出讨账,并逃之夭夭,并携公款250元、税票18张等。当时,陕甘宁边区一般工作人员每月的津贴为1元到1.5元,肖玉璧贪污3050元就相当于一般工作人员2000多月、160多年的津贴收入
然而肖玉壁案不过当时腐败现象的冰山一角
例如,陕甘宁边区合水县的一位县长半年请客吃喝的费用就多达6000元,陇东分区保安分处秘书贪污法币100多万元,等等。
1937年8月,盐池县县长曹某某,贪污破获赌博案的罚款两起,共159元,在1938年2月被发现,边区政府当即予以撤职。
1938年4月,安塞县第四、第六两区区长贪污被没收的烟土也被撤职严办。
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中记载:甘泉县某县长因挪用公款边币220元,边区政府发觉以后,发出指令“严令交还,以公款而正吏治”;原陕甘宁边区税务局总务科长冯某某渎职贪污,并私藏烟土
建党元老林伯渠明确指出
林伯渠说据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
边区的腐败问题不仅破坏了边区建设,更让蒋顽分子有了攻击边区的“弹药”。不可谓危害不大。
在肖玉壁案发伏法后,边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
1939—1940年,边区政府共查处乡级干部150名,区级干部27名,惩戒了8名腐化分子,嘉奖了22名模范干部。由于依靠人民群众发挥对政府人员的监督作用,反贪工作取得相当的成效,1939年边区查处贪污案360件,1940年又处理644件
上文中的数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不妨以1941年边区登记的干部数量为参考
若以1941年边区登记在册干部数量为准,则乡级干部一千余人被查处150人,达到十分之一的比例。五百余名区级干部被查处27人,也有二十分之一上下。可见反腐运动前腐败现象之普遍。
那么,反腐运动的成果是否只是昙花一现?答案自然是否定的,1941年后腐败案件大量减少,犯错干部的比例也大大降低
在网络有个很经典的“穿越明末笑话”,大致是:
第一章:穿越到崇祯年间
第二章:被流民裹挟逃难
第三章:饥寒交迫之中染上瘟疫
第四章:死亡
就实际而言,这个段子对于"穿越到抗战时期怎么办“也适用。
今天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网友们在“穿越抗战”这类问题下往往会毫不犹豫的表示”当然是去延安“。但当时的”红都“延安是那么好去的吗?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穿越到1943年代的华北大地,你会遭遇到什么困难?当时的华北人民又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1、可怖的流行病
以华北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为例,全面抗战中的晋冀鲁豫边区拥有二千八百万人口,而其中因天灾及投毒而患病者多达一千二百万,死者更达八十六万。几乎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曾)患传染病,每三十人中就有一人因瘟疫而死亡。在1943年的夏秋之际,冀南地区霍乱横行,死者有数千之多,但这不过是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华北瘟疫的缩影。
同一时期,晋察冀边区也饱受瘟疫困扰。晋冀鲁豫的流行病是天花、肺结核与霍乱,晋察冀则是疟疾、回归热与麻疹,更有日寇所发起的细菌战。
而在山东根据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943年秋季日寇在鲁西施放的霍乱病菌带走了二十万人的生命,而直到解放战争,山东都仍有烈性传染病流行,统计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古老的词:黑死病
几乎可以这么说,象征着瘟疫的白马骑士一直盘绕在华北抗日军民的上空。
此处再插一句,日军向根据地军民散播的不止是致命的传染病,还有性病,其“散播方式”尤为让人不齿。
2、华北的大饥荒
河南1942~1943的大饥荒在今天广为人知,但同一时期,华北各个根据地同样陷入了灾荒之中,象征饥荒的黑马不止驰骋在华中的河南平原,偌大的华北同样饱受威胁,而华北人民在1943所要对抗的不仅仅是旱灾,还有日寇蓄意制造的洪灾,还有空前的蝗灾,还有严重的雹灾。灾民数量达数十万上百万之众。
在空前的大灾难下,尽管根据地军民积极救灾,但受限于生产落后与资源缺乏,再加上日寇的疯狂烧杀,逃荒、饥饿和卖儿鬻女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惨剧再次重演了。
在晋察冀边区,农民在春荒的饥饿中,或踏上前途未卜逃荒路
或贱卖自己的土地、生产工具甚至是衣物、妻子儿女
而晋冀鲁豫边区,情况更加严重,尤其是在扫荡中成为游击区的冀南地区,”几乎达到了文明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活人为求生而吞食死人,死神正在挥舞巨镰大肆收割着百姓的生命。鲁西北更是陷入了”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地狱景象
此时此刻,我党面对日趋恶化的局势也近乎无可奈何,在1943年太行区颁布的《太行旱灾救济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事项》中,饿死人甚至已经不算要命的大事了
3.在饥荒与瘟疫中坚持抗战的八路军与边区
1943年的根据地民众在饥荒与瘟疫中挣扎求生,那么同一时期的八路军是什么情况?
需知,我党我军作为人民的先锋队,其施政相较于彼时为害河南的蒋军汤恩伯部和闹出祈雨闹剧的伪河南政府可谓大仁政。边区政府在灾荒的第一时刻便采取了防灾救灾行动,除了调粮赈灾、组织生产自救外,还进一步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尽力减少人民的负担与苦难。
首先是边区政府组织的赈灾活动以及常规的减免赋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边区政府“过分强调单纯赈济”,一些灾民甚至还产生出了“依赖政府”的观点(老乡这是指望吃皇粮渡荒啦)。
除官方出资赈灾外,边区还展开募捐运动,从非灾区募集食品援助灾区(从募集内容看,此时非灾区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于民众在灾荒面前产生的迷信思想,边区政府积极破除迷信。
生产自救活动的收获也有利于缓解灾情
同一时期,减租减息运动也在抗灾大背景下深入展开,进入了成熟阶段
但是,在空前灾荒面前,受限于此时落后的生产水平、根据地有限的资源以及帮助困难民众的需要,八路军武装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也还是无法避免的。
首当其冲的是全军按计划统一下调的伙食标准,经过几轮下调,最低时一度到了主力部队每日一斤、地方武装与后方机关皆下调至一斤以下的地步。
但标准只是标准,实际的伙食供应情况往往是低于部队所定标准的。条件之恶劣,甚至于影响了士兵的体能和健康。其中晋察冀边区尤为严重,冀南地区的部队中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累死现象。更有“地方武装逃荒”的情况发生(这意味着当地基层组织在灾荒面前已经开始涣散)。
此外,由于财政困难,部队的货币津贴也停止发放,转由各单位自行解决。
(接着留坑,部队传染病留到后面)
穿插个题外话,边区那啥出口的高峰也是在面临严重困难的43年…
1937 年12月1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滁县县城,紧随着日寇铁蹄而来的就是一如既往的烧杀、奸淫、掳掠,种种暴行让滁县老百姓陷入了极度恐惧与惊惶的情绪之中。
县城沦陷后,日军随即又向乌衣、珠龙桥、沙河集等乡镇挺进,本文所讲的这个美人计的故事,就发生在珠龙桥镇。
随部队从广西赶到安徽抗战的桂军军官马展鸿听说了这个故事以后,把它写下来发表在了1938年出版的《江淮战地随笔》中。
日军进入滁县县城之后,干下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很快就把消息传播到了各处,珠龙桥镇的老百姓也到了风声,让小镇及周边的村庄都被笼罩在了恐怖的阴云下,所以一听到日军快要到达珠龙桥的消息后,镇上的居民赶紧拖家带口地往山里逃去。12月的滁县已经下雪,难民们扶老携幼地在雪地上拼命挣扎前进,因为担心日军会追上来,大家连歇一下脚都不敢,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根据难民的描述,马展鸿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日军占领了滁县县城以及周边一些乡镇之后,除了要求汉奸征集50名妇女之外,还成群结队地到处搜索“花姑娘”。由于各种原因,总有一些不能走的人留了下来,珠龙桥镇就有一个年轻女子因为生了孩子还没有康复,加上婴儿弱小也经不起到冰天雪地的苦旅和山里艰苦的环境,所以留在了家里。这一天,几个日本兵闯进了这户人家,看到年轻女子后立刻扑了上去,一个兽兵夺过女子怀中的婴孩抛到一边,婴孩顿时哇哇大哭,年轻的母亲抢着去抱自己的孩子,另一个兽兵挺起手中的步枪,给了婴儿狠狠地一刺刀,哭叫声停止了,幼小的生命就此结束,而年轻的母亲随后也被这些残忍的野兽轮奸致死。
消息传开后,珠龙桥镇的居民们都气愤难忍,死者的亲人更是悲痛欲绝,决心要报仇雪恨。
除了搜寻“花姑娘”,日本人还到处抢掠财物,抓鸡逮狗、牵牛拉猪、搬运粮食,走时甚至不忘放上一把火,把房屋烧成一片废墟。
眼看着自己的妇女被淫虐、财产被抢劫、房屋被烧毁,镇上的一些居民和附近村庄的一些村民渐渐由恐惧转为愤怒:鬼子们占领了我们的国土还不够,还要抢我们的东西,烧我们的房子,这是想把我们都饿死、冻死吗?
于是,一个大胆的报复计划产生了。
在珠龙桥镇附近有一个村庄,由于日军侵入了该镇,村子里的许多村民已经逃往山里,剩下的也轻易不敢出门,整个村子显得十分冷清。可是在这天上午,寂静的村子里却出现了两个年轻女人的身影,她们正在一户农家的屋子前面,整理堆放在那里的麦草。
没过多久,七个日本兵向着村庄飞奔而来,两个女人发现日本人来了,赶紧跑到屋后躲了起来,可是这些日本人本来就是冲着她们来的,那肯就此罢休。
经过一番搜索,日本兵最终把这两个年轻女子从屋子后面的麦草堆里拉了出来,两人尖叫着奋力挣扎,但毕竟力不从心,被连拖带拽地拉进了屋里。进屋之后,两个女人吓得浑身发抖,紧紧地靠在一起,日本兵则站在旁边,一边看着她们,一边叽里咕噜地说话,大概是在商量七个人的先后次序问题。
叽里咕噜了一阵之后,一个日本兵上前粗暴地把两个女人分开,然后搂着个子高一些的女子到左边那张床上坐了下来,另一个日本兵也抱住了剩下的那名女子。大概认为逃跑已经是不可能的事,高个儿女子认命了,她不再挣扎,而是指了指日本兵手里的枪,又指一指自己的心口,然后做出了一个害怕的表情,最后还冲着他们微笑了一下。日本人也不是傻子,自然明白了她的意思,其中一个咕噜了一句话后,他们就把武器放在了东南的墙角边。
看到日本人全部放下了武器,两个女子又露出害羞的神色,示意那两个日本兵到另外的房间里去,那两个大概也不想当众这么“少儿不宜”,于是就跟着女子分别进入了其它两个房间。
剩下的日本人就在这间屋子里的空床上横七竖八地躺了下去,等待该自己享乐的时候。
就在这时,十几个粗壮结实、手执大刀的汉子突然从门外冲了进来,在充满仇恨的怒骂和诅咒声中,十几把磨得锋利闪亮的大刀朝着七个日本人一阵乱砍,来不及拿起武器还击的兽兵们很快就倒地不动了。
这些恶贯满盈的日本兵们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没能像个“英雄”一样死在战场上,却成了中国老百姓的刀下之鬼,还是连头都被砍了的无头鬼。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积极贡献,各地各民族百姓支持抗日,那段历史鲜为人知。
虽然抗日战争时期新疆人民出于被叛国军阀屠杀与剥削统治下,军阀挑拨新疆民族与汉族对立,支持暴徒屠害其他民族百姓,可在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的宣传下,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持抗日,形成了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抗日前线捐钱捐物资。
可惜,新疆人民那么多贡献,某些自称民族主义者的皇汉百般否认,还被他们十分难听辱骂诋毁。皇汉美化盛世才汪精卫等汉奸是他们民族英雄,百般否认新疆人民的抗日贡献,众多网友多次举证科普真历史,皇汉竟然造谣否认新疆本地民族的贡献,还偷换概念造谣新疆本地民族叛国投日。甚至把军阀屠害剥削当地人民说成了他的民族武德充沛标志,妄图分裂国家建国的军阀变成了他民族英雄,扬言效仿他民族英雄的叛国汉奸一样屠杀当地人和霸占欺辱当地女性,把当地人变成他们的奴隶“萨奴”,把当地的女性霸占欺辱成“萨姬”。这些言论和行为十分的让人心寒啊,不求皇汉有感恩,只求皇汉不要否认历史和诋毁民族。
真不知道支持那些皇汉的人是什么心态,就算仇恨和敌视我们民族,也不应该支持这种攻击诋毁支持抗日的人而歌颂赞美祸害同族人的叛国汉奸的皇汉吧。不是我非要逼谁划清界限站队,可点赞支持这种皇汉,我实在看不懂理解不了啊。
淞沪会战中的登陆战斗,日军伤亡非常惨重,日本当事人的描述:
一个叫三好捷三的日军下士,随军乘船去上海,还没登陆,便在海面上远远的看到陆地上,那毛骨耸然的景像:
“映入我眼帘的是吴淞陡岸,简直是地狱。那里的景象令我感到比战场还要残酷。岸上是一望无边的尸堆,尸体一层压一层,连土地都看不见了。几千名军人的尸体就像堆在市场上的金枪鱼,尸臭刺鼻,令人作呕。
那就是十天前登陆的名古屋第3师团的官兵啊!他们或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中国的大部队早已等在那里,他们刚一登上陆地就一个接一个地被机枪扫倒了。毫无疑问,那些士兵是稀里糊涂地死去的。(省略)而且,那些尸体都由于内脏腐烂而发酵,胀得圆溜溜的,内压使尸体的软处向外突出,眼珠子突出来五六厘米。蛆虫成团,几万条虫子蠕动着,无数的苍蝇黑压压地麋集着,我看到那情景马上就像脑贫血似的要倒下去。据曾经和第3师团同一天在川沙口登陆的第11师团长山室宗武中将战后说(见《丸》杂志1971年3月刊),吴淞登陆战牺牲了一万人。”
-------三好捷三《上海敌前登陆》,1979年图书出版社出版
而当时就在第3师团服役的曾根一夫,身在其中,更是苦不堪言,它眼睁睁的目睹头第一批登陆的队友们在滩头被整体歼灭:
“第一波乘着驱逐舰的先锋部队,在登陆的时候就受到顽强的攻击,几乎被全体歼灭”、“日军有时需要采取同归于尽的战术,造成比旅顺攻击战还要严重的伤亡”----曾根一夫《战史中没有记载的战争故事》
可笑的是,三好捷三所在的天谷支队(从11师团拔出)登陆后命运也没好哪去,仅仅经过十天,全支队3400人就被打到仅剩900人。第11师团同样是4单位师团,甲种战力,值得一提的是,该师团在上海作战中,除了自身的炮兵联队外,另外还临时给它配属了独立第11山炮联队、独立重炮第10联队、战车第5、11大队;独立攻城重炮第5大队、迫击炮第4大队、野战高炮6队的豪华炮火配置。但上了战场后,然并卵,11师团被揍得和3师团一样惨。
日本近代史学者江口圭一在著作中惊呼:
第3、11“这两个师团的步兵,竟然发生起初出征者全几乎全部死伤,而依靠补充兵员来替换的情况,这是日俄战争以后从来没有过的最大减员!”
没有空中掩护,重火力悬殊的严酷历史条件下
我们的先辈们在滩头差不多仅凭轻武器抵抗着凶残的日军兽兵,不顾一切,浴血奋战,
正如美国记者白修德说的那样,“他们已经做了血和肉所能做的所有事情”
1938年,128师抓了几名日军,下属问师长“这些日本俘虏怎么办?”王劲哉说“绑到树上,让新兵练刺刀,壮壮胆”,下属有些为难,王劲哉“这叫以牙还牙,另外,刺死的日本兵头砍下来,10个装一箱”。
这是真实发生的抗日故事,王劲哉虽然名气不大,但却让蒋介石和日本人伤透了脑袋,他从不与日军言和,谁要敢提议,他就直接杀了谁,他还直接喊蒋介石为“草包一个”,对他相当不满。
王劲哉1897年出生于陕西渭南,7岁的时候上山砍柴用刀砍死了一只野狼,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打狼英雄。长大后的王劲哉立志报效祖国,1917年参军担任陕军马青苑团的排长,后来又考上了西北讲武堂,1925年,经验丰富、理论深刻的王劲哉成为了杨虎城部队的一名营长,王劲哉作战勇猛,深得杨虎城赏识,因为在历次战斗中屡战屡胜,很快从营长升为了旅长,成为陕军中的一位高级将领。
1936年,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当时王劲哉为西安警备旅旅长,奉命押扣蒋介石的亲随陈诚、卫立煌等军政大员,王劲哉知道蒋介石的善变,力主“杀掉蒋介石”,可最后的事态超出了想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随后杨虎城第一猛将冯钦哉选择了背叛,带着杨虎城一半的部队投靠了蒋介石,当上了第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十分痛心,而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他始料未及:王劲哉也走了!
当时王劲哉十分不满意杨虎城的处理方式,只说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劲哉是杨虎城一手培养起来的心腹,和冯钦哉构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在杨虎城看来,就算冯钦哉会背叛,但王劲哉绝无可能,事实证明,想法不同了,队伍就很难带了。
王劲哉拉走了另一半队伍,在子午峪驻守,他虽然瞧不上蒋介石,但这么多官兵,如果没有补给根本坚持不了多久,王劲哉最终与冯钦哉选择了同样的道路:投靠蒋介石。
虽然投靠了蒋介石,但蒋介石怎么可能对当年绑架他的人放心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王劲哉为第128师师长,接受中央军刘峙的指挥,把他当枪使,让他直奔前线。
王劲哉知道自己和蒋介石不是一条心,先把蒋介石委派的副师长杀了,然后开赴湖北抗日。在打仗方面,王劲哉可谓一员猛将,在日军的飞机大炮攻势下毫不退让,他总是第一个冲向战场,而他手下的2000士兵更是“关中冷娃”,打起仗来不要命,日军在王劲哉的阻击下一天只能前进2公里左右。
徐州会战前,山东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王劲哉知道后大骂“孬种”,发誓要将他千刀万剐。 后来徐州会战中的一些溃败国军进入开封城,战场上打不过日本人,却在城里称王称霸,强抢民女、打砸抢烧、无恶不作。王劲哉知道后,将一些“国军败类”逮捕,在开封广场上用刺刀挨个捅死,老百姓拍手称快,称他为“老虎将军”,开封城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王劲哉阻击日军,救了李宗仁部队,虽然在战争中王劲哉的部队损失惨重,却打出了中国人的血性,蒋介石知道后十分高兴,将他提升为中将师长。
武汉会战后,王劲哉对蒋介石的抗战态度产生怀疑,他直接摘掉了指挥室中的蒋介石画像,换成了自己的画像,并指责蒋介石“没有一视同仁,克扣军饷,草包一枚”。两人关系就此决裂。
王劲哉带着部队脱离了中央军,到江汉平原一带同日军展开血战,建设起自己的“独立王国”。日军对他恨之入骨,多次发动围剿却始终未占到任何便宜。也就是那时,王劲哉抓到日军就让新兵练刺刀,日军头颅割下来后装到箱子里再送还给日军,声称“有仇必报”。
1943年,王劲哉想要收复汉口,可是日军提前买通了他的旅长古鼎新,对王劲哉部队发起猛攻,128师全军覆灭,王劲哉深受重伤,并关押在了汉口通商银行。面对日军的威胁利诱,他宁死不做亡国奴。随后,日本人又把他押送到了南京,一直关押到了日本投降。国民政府一度以为他已经去世,还追认他为陆军二级上将,授一级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得知王劲哉没死,想要抓捕他,结果却被西北王胡宗南抢先一步,胡宗南准备把王劲哉交给蒋介石,却在押送途中被王劲哉以“上厕所”为名跑了。
后来,延安方面对王劲哉伸出援手,主席还亲自给他写信肯定了他在抗日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最终,王劲哉被任命为陕西自卫队纵队司令员,1948年入了党,建国后曾任渭南军分区副司令员。
1968年,王劲哉逝世,终年71岁。他的一生相当传奇,作为桀骜不驯的典范,他一心只想抗日,并坚持到底,不为升官发财,只为将日本人赶出中国,他的精神时刻鼓舞着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有这样的将军在,中国怎么会打不赢抗日战争呢?
1937年11月,日军自金山卫登陆,已经在淞沪血战三个月的国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全线撤退。
阴冷的秋雨中,一支国军进入松江城。松江正在日军南路包抄大军的前行之路上,这支部队的任务就是负责阻敌,掩护大部队撤退,这注定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血战。
这支部队就是东北军67军,是当年西安事变时抓蒋的主力。这支部队刚赶到上海,就被紧急调往松江,并被要求至少坚守三天,这在很多人眼里,这个命令多少有点老蒋剪除异己之嫌。
11月6日晚,日军先头部队向67军发起潮水般的进攻,东北军将士在军长吴克仁指挥下,殊死抵抗,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一直拼杀了三天三夜,圆满完成阻敌任务,然而,部队已折损大半,日军将松江城三面围得水泄不通,剩下一面是水流湍急的苏州河,河上桥梁早被日本飞机炸毁。
11月9日傍晚,夜幕笼罩,109师参谋长邓玉琢率先头部队悄悄来到白鹤渡口,准备渡河突围。他带头冲在最前面,岸边忽然出现了一伙日军,邓玉琢被一颗子弹击中,鲜血染红了苏州河。
突围战演变成一场惨烈的战斗,军长吴克仁、军参谋长吴桐刚等将领壮烈殉国,67军将士大部分战死在江南,只有少数人逃出生天。
67军血染沙场,却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嘉奖,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撤销了67军的番号,余部被缩编成108师。这些死里逃生的士兵自然要为牺牲的长官和弟兄讨个说法,但国军军政部答复说:
原67军军长吴克仁在我军撤离上海后,叛变投敌,日寇进攻南昌,吴克仁为其先导。
吴克仁明明已牺牲,怎么还成了汉奸?67军幸存将士不服,但求救无门,最后连个抚恤金也没发。当时的松江保安司令王公玙作为亲历者看不过去,又是找美国记者访问又是找军政部直言,可惜,都不管用。
还选个毛
几个老头,谁能活到11月谁自动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