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是「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结果？ 第1页

亚洲、欧洲、非洲的划分就是啊。这种划分是古希腊人提出来的，后来欧洲人继承下来了。显然就是按地中海的三边分的，如果是其他地方的人，肯定不会这么分。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三大洲之间的边界和现在不一样，历史上也有人质疑明明都是连在一起的为啥要分成三个。随着时间演变，边界才变成现在这样，并且为世界接受。其实这个划法问题不少，比如西亚明明和北非关系比和东亚密切多了。但是没有其他的划法，所以只好用它。

中國人如今生活中用的每樣東西都是西方人在近三百年裡的發明，是的，你沒有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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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种人。

“黄种人”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由“他者偏见”内化为“自我认同”的概念。在十六世纪，欧洲人对于中华帝国人的认识基本是“皮肤白皙”，而从十八世纪开始，随着“欧洲中心论”的逐渐喧嚣，代表着落后与原始的“远东”地区，其肤色不再被认为与白种人一致，而代之以“黄色”。

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

罗新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一书的“世上本无黄种人——读奇迈可《成为黄种人》”中，对于“黄种人”认识概念的变迁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在此，我不想鹦鹉学舌。同样的，由于“成为黄种人”的论述涉及到人种分类学、体质人类学等领域，我也不想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苏莱曼，《公元九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游记》[1]：

海洋之另一边，和中国连接的部分是新罗半岛，岛民为白色人种，与中国王室相处和睦，并声称说，假如他们不向中国王纳贡，上天就不会在其国土上降雨。

公元1504年，一份当时的意大利报道提及，安东尼奥·德·萨尔达聂舰队中这一年驶往印度的一艘舰上的船员，在奎隆遇到一些白人，他们国土上的人叫做Chins（注：即中国人）。^[2]

1505年，葡萄牙国王唐·曼内奥给天主教诸王写了一封信长信，信中如此描述他所认识的大中华帝国：

他们有许多大国王，这些都服从一个统治者，而且都是白色人，头发深褐色，居住在城寨中，该地方叫做Malchina（注：摩柯支那，即大中国）。

1517年作为葡萄牙使节出使大明朝的多默·皮列士，在其著作《东方志》中描述了被他们称之为“Tabencos”或者“Taybin”（注：即大明）的帝国中的人民：

中国国王是一个异教徒，拥有大片国土和很多百姓。中国人是白人，和我们一样白。
她们像寒冷地方的女人一样喝酒……她们和我们一样白，有的眼睛小，有的大，鼻子如常。

1. ^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P63
2. ^ 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P68

以1840年为界的“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二分法，以下引自《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如前所述，从所描述的时代看，“明清”和“近代”在时间上是前后接续的，甚至包括了近代中的晚清部分，它们接得如此之紧，以至清史学者难得经常把自己看成与研究商周史者同样的“古代史”研究者。其实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先秦史或秦汉史与明清史并存于“中国古代史”中，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认为，这些时段之间并不存在差别，或者它们完全同质。如果认真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一前一后两个历史时段具有本质上相同的特征，那等于说中国真的是一个停滞甚至静止的社会。与此同时，说得夸张些，近现代史学者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明清史视同于唐宋或许更早.其具体表现在于1840年的“断裂”得到了极大的强调，而明清与唐宋之间的“断裂”——假如确有这个“断裂”的话——显然不可与前者同日而语。这方面是忽略了明清史与晚清以降的历史之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则是将社会变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简化了，简化为只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碰撞——资本主义化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化——才是真正的或唯一的剧烈社会变革。

事实上，我们较少对为什么强调“近代”的划时代或转折点意义进行学术史的反思，而将其作为“应然”接受下来；为什么近代这个转折或断裂比任何其他转折或断裂意义都更重大？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它创造了超过以往的巨大的生产力？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例，我们无可否认近代开埠给这些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正如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学者告诉我们的，当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广州去南边的黄埔甚至中山之时，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路上需要不断地换车和轮渡，而20年之后，只需要1小时左右的车程，眼前的聚落格局和社会生态已根本改观。在最近的20年中发生的变化，可能比此前的一个世纪发生的变化更大，这是否可以说标志着另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开始？无论如何，因为有了对“近代”的追求，才有了“启蒙时代”，有了“萌芽”等等，它们都是以“近代”为旨归的。这些对历史时段的表达都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近代人群体所发明的，后者并不考虑在他们之前的那些人如何思考他们自己的时代，因为那些人“俱往矣”，都算不上风流人物。

“明清”和“近代”及其“史”都是标记时间的符号，至于研究‘明清”或“近代”的什么“史”，显然在这里没有清晰表述出来。这一表述有赖于不同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典章、纪传、风土、五行等等到现在让位给了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等等，这里面除了“本土话语缺失”的问题以外，本来并无大碍，但现在由于前两个概念的存在且形成根深蒂固的不同“学科”，而在“社会史”前面冠以“明清”或者“近代”的时间标记，问题便凸显出来。

“近代”是某种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的产物，分期就要考虑上下限的问题。几十年来，近代史较多考虑下限的问题，较少考虑上限的问题，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对断裂和连续性的判断1840年作为标志，与以前的时代有明显的断裂，而跨越1911年，前后的两个时期有明显的连续性，就好像宋与唐的连用比宋元的连用更让人觉得习惯一样。这个断裂体现在哪里呢？那就是帝国主义的人侵及其影响，这个模式的不足在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讨论，毋庸赘述。问题不在于强调这个断裂是否恰当，而在于在这个前提下讨论“近代”的社会史，或者讨论众说纷纭的“现代化”问题，是否可以和不引入这些概念的传统讨论具有本质的差异呢？一旦前提确定，结论怎么有可能突破呢？无非是解释和评价发生了反转，从单一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变成同时强调西方现代化输人，一切的“社会”历史现象，无非是洋化及其本土反应而已，不同的只是过去讨论战争、机器、制度，现在则加上些衣食住行玩乐罢了。

近代史中聚讼纷纭的“革命”模式和“现代化”模式也是这样，难道近代历史上志士仁人的革命不是为了追求现代化吗？难道追求和建设现代化不是一场革命吗？它们怎么突然变得对立起来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现代化”和“革命”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是否只是把它们视为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被动的反应，而较少思考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较少思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
明清史特别是清史的研究者，往往自动放弃了对道光二十年以后历史的探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近代史已在现行学科体制内被单独划分出去从教学到研究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他人无从涉足；另一方面是近代史所讨论的主题与明清史完全无关，顶多是在中外关系方面——比如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等——为近代史的主题做一些铺垫，相反，倒是论证清统治者恪守传统的“重本抑末”国策、举出乾隆皇帝自称“天朝大国无所不有”那段名言一样——无论是否符合事实一一为近代史定位清朝盲目自大、必然被动挨打提供依据。其结果是，明清史长期以来讨论的问题都是被局限在一个传统社会、“古代史”的框架内，讨论明清社会如何衰落，某些新的因索如何受到制度的阻滞而天折。于是，这种状况就更强化了近代史的“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靠自己已经无法变化，只有凭借外力的推动。难道明清甚至宋元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许多历史线索，到道光二十年以后都不翼而飞了吗？

打破分期的桎梏，实现“瞻前顾后”并非难事。在国内近代史的主流研究中，事件史和制度史一直占据比较主要的位置，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长期以来无法“瞻前顾后”，无法梳理事件或制度所在的历史脉络，重要的原因在于“近代”的事件和制度已有了明确的时代定位。当着力于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探讨制度、文化和社会层面问题的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近代史研究的时候，他们在“顾后”到民国初年方面比较得心应手，但“瞻前”到明清时代就比较困难。实际上，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其具体结论，国外一些着眼点实际上在晚清和民国社会变迁的学者，多从16世纪以后来审视这一过程，而我们却多少显得力有不逮。在这种情况下，亦无论现代化是否晚清历史的主线，有关它的论说还是不免落人“冲击一反应论”的窠白。

......

我们发现，当我们习惯于处理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或著名人物之后，当我们转人内地进行观察，我们忽然会觉得如脚踩棉花，软绵绵地无从着力。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无事件境”：难道近代中国的变化只有一种面貌吗？难道对近代中国的解释只有一个标准吗？难道那些表面上看来互不相干的事情真的没有联系，而只能被解释为因中国太大而存在的空间差异吗？我们对“变化”采取的是一种线性的、单一的认知，也缺乏一个处理“平安无事”的社会的方法论一我们在中国历史内部造就了一个新的两分，一面是因与西人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有历史”社会，另一面则是似乎“静止”的“无历史”社会，就好像当年西人看待东方和非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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