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问题,答案很简单:有一点。背后的原因却是详细得可以写成一本书。
讨论香港殖民地时代的问题,首先要记得香港之于英国,并不是地方-中央政府的关系。香港殖民地的地位是一个“Crown Colony" 皇家殖民地,归殖民地部管辖,总督由皇家特许状任命,税制等等高度自治,在成为殖民地之初,香港已经定位为与清帝国贸易的自由港,所以税收极低,甚至入息税也是在二次大战后才正式征收,英国在香港的官员,也无时无刻争取维持以至扩大香港的财政自主。香港山高皇帝远、收入稳定,历任总督有能力经常绕开殖民地部对香港财政收支的批核,自行经立法局通过预算案和重大工程开支,最终伦敦算是接受了现实,香港在1958年正式取得财政自主权。
香港对于英国经济的贡献,更多的是间接的,英资公司获益后以税款形式贡献给英国政府,例如香港的巴士直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都必须采购英国货;无论九广铁路、地铁列车、电气设备都是英国货。垄断香港对外通讯的大东电报局及其附属香港电话公司、国泰航空等等战略行业,都是英资公司。
香港直接贡献于英国政府的,主要是保卫香港本土的国防开支,不过国防部及其前身战争部,和殖民地部就这项开支经常扯皮:
最终殖民地部顶不住压力,非正式地预告时任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准备支出这笔金钱,说这笔额外开支的80%将用在香港,同时狡猾地留了一条尾巴,提醒港督关于支付方式,是分期付款还是像“支援圣战”那时候一样一笔过支付,由港督建议。这等于付多少,如何付可以谈,有没有Yes, Prime Minister既视感?这条件优惠的差不多是乞求港督赏钱孝敬伦敦,当时欧洲百废待兴,香港以至亚洲的经济状况相对英国好一点,而且伦敦不少官僚眼红香港的低税率政策,认为香港居民完全有能力负担更多税负,分担财政开支。所以表面上是指令香港出点血,实质上是求爷爷支援后方。
殖民地部通知了葛量洪要孝敬之后,葛量洪和殖民地部正式交手就在1950-52年持续不断。殖民地部受国防部和财政部委托,以柔性手段写信给港督,甚至以"Dear Grantham" 亲爱的葛量洪为上款,"Yours ever" 你永远可信的人为下款,行文以商量语气为主,毫无趾高气昂的感觉。可是信里绵里藏针,以规劝的语气表示港督难以拒绝伦敦要求香港支付国防开支,甚至”提醒“港督的行动是需要向伦敦负责的。
葛量洪历任百慕大、牙买加两地辅政司、尼日利亚布政司,斐济总督兼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等要职,绝不是省油的灯。首先推诿财政司退休,难以及时回复贵部,回信拖延了整整4个月;然后拦腰砍一刀,回复部里说你要求的一千六百万港元咱给不了,一口价八百五十万,不要拉倒。殖民地部和财政部自然不同意,“深表遗憾”,东拉西扯信来信往一番葛量洪依然毫不松口,要不说没钱,要不就同意多付,却大讲程序,说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交给立法局审核。众所周知立法局全体议员都由港督委任,督爷不点头谁敢投赞成票?最终葛督宪成功拖延到英国内阁决定从全球包括香港收缩军队规模,令两部难以继续施压支付原价,最后以八百万港元成交,用以支付香港的防务开支。上缴军费可以谈判可以拖延,主谋还是由大英帝国全力培养、根正苗红的大不列颠官员,新鲜不新鲜?顺带提一下八百万港元是什么概念,1956年香港政府收入4.54亿港元,等于拿收入的1.75%出来孝敬老佛爷,钱不少但还能应付。
之后每年香港和伦敦的谈判,都显示出伦敦难以从香港榨出更多现金直接支付与英国国库,港督似乎更着眼于把钱留在香港支持本土开支,而且金额总是不如财政部设想的多,凸显香港的财政自主程度事实上在1958年前已经很高,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控制也无法透过殖民地官员强有力地实施,他们似乎倾向蔑视伦敦官僚对港督以及在香港实施的政策指手画脚,企图保留更大的自主权。港督和官员们也认识到,伦敦从来都是以商业角度看香港,万一香港有一天成为伦敦的经济包袱,他们的自主权将无从说起,甚至放弃香港,所以历任港督都着力于提高香港的经济自持力,一方面彰显香港对英国商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增加抵挡伦敦插手香港内部事务的筹码。
所以香港回归后的高度自治,并非一下子从石头蹦出来,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英国获得的也远不止这些,还有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她得到一个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这个比财政收入值钱得多: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