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汉以强亡」的观点? 第1页

如果题主如果了解“汉以强亡”出处是在哪里，就能明白现在所谓“汉朝灭亡时，军事力量也很强大”的观点和当初王夫之想表达的观点完全两码事。

【汉之末造，必亡之势也，而兵疆天下。张奂、皇甫规、段颎皆奋起自命为虎臣，北虏、西羌斩馘至百万级，穷山搜谷，殄灭几无遗种，疆莫尚矣。乃以习于战而人有愤盈之志，不数十年，矢石交集于中原，其几先动于此乎！

桓，灵之世，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纪，必不可正者也；郡县之贪虐，必不可问者也。士大夫而欲有为，唯拥兵以戮力于边徼；其次则驱芟盗贼于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归往，闇主权阉抑资之以安居而肆志。故虽或忌之，或谮之，而终不能陷之于重辟。于是天下知唯此为功名之径而祸之所及者鲜也，士大夫乐习之，凡民亦竞尚之，于是而盗日起，兵日兴，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孙、刘之世。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夫羌、虏之于汉末，其害已浅矣，驱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非以纾边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于不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自相杀，则自相敝矣；自相敝，则仅存之丑类，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佳兵不祥，遂举旷古以来富强卓立之中夏趋于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汉末之强，强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论世者之所深悲也。】

如果各位能看懂王夫之都在说什么，我想也不会以此为荣为傲吧？王夫之整体是持批判角度，“汉以强亡”这个强，并非说东汉末年汉政府依然有很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是指穷兵黩武。

“兵疆天下”，疆，暴也。而古代强和疆又是互通的。

所以“汉以强亡”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汉朝因为穷兵黩武而灭亡。而至于是否同意王夫之的观点，这因人而异，但请不要曲解人家的本意。

再看看王夫之具体论述，第一段说的是东汉和羌族之间的战争，虽然东汉斩获很多，但实际上这是个战争泥潭，据统计东汉在这方面的战争投入高达364亿，说是国家的巨大的财政负担毫不为过。除了要支付巨额军费，还要考虑将士死伤，史书记载东汉的将士们，白骨相望于野。

【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继而王夫之在第二段阐述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政府不好好发展民生，整顿吏治，惩办贪官，反而陷入一种“战争狂热”之中。王夫之表示当时士大夫要想有所作为，只能带兵去讨伐外族，或者对内剿灭农民起义。至于皇帝和宦官对于士大夫们希望建立功名的情况，也乐于见到，毕竟这也算是维护他们的统治。继而士大夫和老百姓意识到，打仗能建功立业，还不太容易取祸，那这风气一下子就不对了。

第三段王夫之则是在批判民族屠杀，这点王夫之和司马光意见一致，就是东汉政府太过分了。东汉对羌族实行民族屠杀，这并非是为了【纾边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于不倾】，而杀羌族就像割草一样。这样就助长了国家的戾气，当他们觉得少数民族不够杀的时候，就开始自相残杀了。

司马光也曾对于东汉的对羌战争评述说：【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义之邦而已。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为郡县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诛者，将帅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将驱而出之塞外，择良吏而牧之，则疆场之臣也，岂得专以多杀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

当然，东汉对羌族的民族屠杀，可以是说东汉王朝军事上的落日余晖了。

但统治阶级穷兵黩武并不等于东汉末年政府军依旧强大（就好比孙吴末期孙皓也穷兵赎武，但我想不会有人认为孙皓时期的吴军很强大吧），实际上当时东汉的军队也已经出现了大问题，史书记载：

【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辨，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捕鹰鶁,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

【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陈，既不简练，又希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脩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

正所谓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在西北投入巨额军费对付羌族，那北方的鲜卑就逐渐管不住了。

【先是鲜卑前后三十余犯塞，是岁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使匈奴中郎将臧旻将南单于以下，三道并出讨鲜卑。大司农经用不足，殷敛郡国，以给军粮。三将无功，还者少半。】

这时候东汉政府在军用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了，而且此次出征最终以惨败告终：

【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馀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什七八。】

后来因为政治黑暗杀死名将段颎后，不止北线，连西北也出问题了。汉朝曾让六路大军讨伐羌族，结果五路败绩，唯有董卓全军而还。

【卓伪欲捕鱼，堰其还道当所渡水为池，使水渟满数十里，默从堰下过其军而决堰。比羌、胡闻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时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屯住扶风。】

在北方乌桓鲜卑时不时就来掠夺边境，东汉政府无法制止，后来面对乌桓的大举入侵，当时边将的公孙瓒也无力回天。

【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

【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

【丘力居等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御。】

后来爆发黄巾起义，更是暴露东汉军事力量不足的事实，东汉政府为了歼灭农民军，不惜让外族军队来帮忙，但是自己又无法限制外族军队，导致百姓深受其害。

【张角怀挟妖伪，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牧守枭裂，流血成川。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以为己功，财货粪土。哀夫民氓迁流之咎，见出在兹。】

并且单靠日益枯竭的国库可以说已经不够军用了，于是皇甫嵩建议皇帝拿出私房钱来救急。汉灵帝毕竟不是傻子，也知道要是被农民军推翻，要钱也没用，于是就同意了。

【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

后来还有些外族留在了中原，等到天下大乱之时，他们便趁机到处掠夺。

【於夫罗者，南单于子也。中平中，发匈奴兵，於夫罗率以助汉。会本国反，杀南单于，於夫罗遂将其众留中国。因天下挠乱，与西河白波贼合，破太原、河内，抄略诸郡为寇。】

再说回王夫之，王夫之在最后悲叹道：“论世者之所深悲也。”可以说是充满了悲凉。

如果一个王朝最后的“强大”，是要通过民族屠杀，并把国民卷入战争的狂热和泥潭中，那这样的“强大”我宁愿不要。何况汉灵帝晚期的政府军也谈不上强大，只是在黩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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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评论，我想说几句。

一、我并非反对对外作战，而是反对民族屠杀和不知休止的发动战争，

二、我看评论又开始批斗起儒学来了，王夫之是不是个腐儒，我不多说，但有一点要搞清楚，东汉本身也是尊儒的。

【复知帝（刘秀）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复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

在刘秀和明章之治的时候，这方面还没出现大问题，但是越往后，国家就越重文轻武，没错，虽说东汉末期对外穷兵黩武，但武人的地位并没有多大提升，其中边地武人地位就很低。

因为国家政治黑暗，且又有党锢之祸，所以想通过上书言事匡扶国家已然没什么希望了，比如后来大名鼎鼎的曹操，就是觉得劝了等于白劝，干脆就不多说了。

【是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摧毁；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

而同时自然也会出现“腐儒”，比如在应对凉州叛乱和黄巾起义时，有的士大夫就提出我们给他们讲《孝经》，以此来感化他们。可见东汉的尊儒风气到了末期，已经让有些士大夫糊里糊涂了。（当然，还是有不少士大夫明白事理，且想激浊扬清，匡正国家的，然而在和宦官的政治斗争中却失败了。）

【（宋）枭患多寇叛，谓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勋谏曰：“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伯禽侯鲁，庆父篡位。此二国岂乏学者？今不急静难之术，遽为非常之事，既足结怨一州，又当取笑朝廷，勋不知其可也。”枭不从，遂奏行之。果被诏书诘责，坐以虚慢征。】

【会张角作乱, 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於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

另外那个劝谏宋枭的盖勋，曾经有一次和汉灵帝交谈也值得一提。自从黄巾起义后，汉灵帝更加重视军事，前面也说了汉灵帝掏私房钱做军费的事情，后来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他便在京师进行阅兵活动。

当时盖勋也在一旁，汉灵帝就问他：“我如今在平乐观阅兵，并且把私房钱拿出来用作军费，你看怎么样啊？”盖勋回答到：“臣听说以前的皇帝只彰显恩德不看兵力多少，如今叛军在远处，而陛下却在京城阅兵，这不能昭示陛下的刚毅果断，倒是有穷兵赎武的嫌疑。”汉灵帝听后说到：“你说的对，真是遗憾现在才和你结识，群臣没有人像你这样说话的。”

【帝又谓勋曰：”吾已陈师于平乐观，多出中藏财物以饵士，何如？“勋曰：”臣闻‘先王耀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昭果毅，秪黩武耳。“帝曰：”善。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

不过可惜的是因为盖勋得罪了宦官蹇硕，还是被调离了京师。虽然之后汉灵帝也常常询问他国事，但没过几个月汉灵帝就驾崩了，于是乱世便随之开启。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东汉末年，儒学的精髓，皇帝和宦官不愿意采纳，而官吏和士人们，努力劝谏没什么效果，于是其中大部分人要么专注于打仗建功，要么专注于研究经学，要么干脆就自甘堕落了。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因为政治黑暗，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逆转东汉的颓势。

故而东汉末年真是个矛盾的集合，一方面政府大举对外用兵，然而却依然重文轻武，武备松弛。一方面提倡儒学，却不愿整顿吏治、重视民本，继而又行党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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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有个极端皇汉开除了我的汉籍，还说我给五胡乱华洗地，那我就把那个原回答链接发一下，让各位看看，到底是我洗地，还是极端皇汉抬扛。

五胡乱华是否可以称作是一次“民族融合”，以及胡人入侵的利与弊? - 张a费t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089359/answer/386332694

至于民族融合，在我眼中可不是褒义词。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演变的过程，不是美好的事物才叫民族融合。

我举个好理解的例子，我认为民族融合这就如同【参加考试】一样，促进汉化，政治改革，就好比加分；反之屠杀百姓，反汉化，就是减分。

加分减分是决定能否合格，挂不挂科的因素，但参加考试这本身只是个过程。

最后推荐一下我的图文小说，对晋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阅，应当是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晋末群英传》第一回（图文小说） - 李梦阳转世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8593013

绝对是实力上的。终汉一朝，自武帝后胡人争相叫爸爸。这是常态。

两汉的玩法就是在众多胡人部落中挑马仔，玩打地鼠游戏。英国人的大陆均势算个蛋，那是我们两千年前玩剩下的。

就算王莽之乱，黄巾之乱后，中央式微，各方打得乌眼鸡似的。但在后世看来，都堪称名将云集，兵锋之利令单于们连坐收渔利的胆子都不敢有。

最虚弱的时候尚且有如此悍勇之力，强汉二字不是吹的。

其实我华夏民族在被儒家阉割之前本就是标准的战斗民族。周边能占的地盘几千年前就抢光了，只是后世那熊样已经深入人心，让人忘了我们的祖先是这么吊打那群放羊的野蛮人的

汉以强亡？以强亡得先强再说对吧，东汉的后期真的强吗？

从西往东看，河西走廊上各郡往往只有几千户编户齐民，人口一两万，匈奴、羌胡和从西域迁入的各种羯胡遍地都是。在关中，卢水胡和马兰羌高居岭北，俯视关中；在新平郡（原右扶风和安定郡），安置了数量庞大的南匈奴和羌人，陇右地区氐羌在陇坂附近聚居，并持续不断地祸乱雍凉；而北方更是已经彻底失控，云中郡、定襄郡、五原郡、朔方郡四郡全部撤销，秦与西汉开拓的河南地被彻底放弃；在山西，南匈奴大量内迁，虽然生产方式转为农耕，但仍然是部落组织，遍布从雁门到灵石的整个山西，后来打响五胡乱华的第一枪；在河北更是惨不忍睹，乌丸杂胡横行幽蓟，丘力居一个辽西乌桓的首领，居然劫掠到青州徐州一线去了……

可以说，东汉末年，整个北方的胡汉传统防线已经彻底崩溃，胡羌大量进入内地，横行无忌，东汉朝廷完全不能制。

而就在这些近塞诸胡的背后，蒙古高原的匈奴故地已经统一在檀石槐的大旗下：“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尽管鲜卑汗国在檀石槐死后分裂，但整个蒙古高原也都已经成为鲜卑人的领土，他们即将成为五胡乱华中最重要的力量。

末世已经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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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一句话，我深以为然：

西汉是战国与秦的延续，东汉是魏晋南北朝的先声。

东汉优养勋贵，士族门阀雏形渐成，残酷的土地兼并带来了严重的人身依附，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部曲佃户等底层百姓的身上，也体现在士大夫的二元君臣关系上。

由于激烈的土地兼并导致的庄园经济和坞壁经济，导致东汉社会商品经济逐渐凋零，封闭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商品流通的萎缩。加之东汉的钱政之昏堪比宋明，一个煌煌五千万人口的大帝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布匹为货币以物易物。西汉时国家在财政上如臂使指的强大组织能力不复见于东汉。钱泉盐铁之政全面败坏，又反过来进一步破坏商品流通，瓦解统一市场，推动了经济的封闭化和单元化。

而以上的经济基础的作用下，西汉古典军国主义的编户齐民-材官骑士的征兵制不再有效，东汉大量雇佣外族军队作为主力作战，各种义从遍布延边，胡羌种落在关中、山西、幽燕之地落地生根，本身也是东汉军事实力下降的典型例证。除此之外，东汉军队的硬实力也在下降，事实上，东汉在征伐羌人的战斗中已经表现得非常吃力，除了羌人本身作为半农半牧的半定居民族，本身战斗力就强于匈奴之外，汉军本身的退步同样是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士族门阀垄断选官，造成社会上升渠道的堵塞。在西汉时，虽然卫霍算是外戚，但是人家也是靠实打实的军功从底层刷上来的。至于李广、李蔡、李息、公孙贺、苏建、赵破奴、公孙敖、张次公、路博德、陈汤、傅介子，这些西汉名将没有一个是高贵出身，要么是六郡良家子，要么是出身社会底层，连良家都算不上的贫苦人，但是都能在西汉的军功制度中奋斗成为高级将领。

而东汉……高级将领们几乎清一色的勋贵士族出身，窦固、窦宪、耿秉、班超、耿夔、邓训、邓鸿、邓骘、邓遵、段熲、皇甫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平头百姓出身。我并不是说勋贵士族家出来的将军不好，而是这种情形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东汉军中晋升渠道的堵塞。

更可怕的就是，东汉末年，由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极端黑暗，党锢之祸前后，即便是垄断仕途察举的士大夫们都开始认识到——政治已经不可挽救。因此纷纷转向武途。这就是王船山先生说的“士大夫而欲有为，唯拥兵以戮力于边徼；其次则驱芟盗贼于中原。”

“闇主权阉抑资之以安居而肆志。”外戚和宦官势力纷纷支持这种军事冒险，以求取边功而自固。但极其黑暗的政治环境没有任何改变，国家机器和士族豪强对百姓的残酷压榨，最终让黄巾起义一发不可收拾。

除此之外，在桓灵之世，那些转向武途的士大夫们很多都已经开始预见到即将到来的乱世，尤其是边军的军官们在疯狂的雇佣外族军队，培养私兵，为即将到来的乱世积累军事和政治资本，其中公孙瓒和董卓就是代表。

所以我一向反对把东汉捧得太高，东汉开启了秦汉古典帝国瓦解的序幕，尽管西晋曾经一度统一，但注定了短暂的统一之后更残酷的崩坏和战乱必然重新出现。因为从东汉以来积累的各种负面因素完全没有得到修正。开启这种大乱世的王朝，本身的评价太高真的不合适。

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时代特征——士族政治投机、外族深入中原、底层百姓生活困苦、儒家意识形态陷入困境、古典军国体制瓦解、经济庄园化和人身依附关系加重等等问题都早在东汉就已经形成。

而这一切的一切交织在一起就掀开了那段华夏文明危如累卵的血火历史。

汉独以强亡？强到差点亡华夏是吧？

直到三百年后，六镇的寒风吹散士族门阀的靡靡丝竹，一群汉不汉胡不胡的汉子们在西汉旧都糅合了胡汉制度精华，重造了编户齐民的军国体制，重塑了儒家经世道德的意识形态，打通了社会上升渠道，左手弓刀，右手经史，最后才创造出了隋唐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