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恶行是什么态度？ 第2页

主要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唐代以来，新帝继位后改历逐渐成为常态，这可以被视为是宋朝频繁改历的根本原因。

二是由于精度问题，旧历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精度下降，是改历的客观原因。

三是宋代不禁私历，技术上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也使得大家比较有修改历法的动力。

咱们一条条的来说。

由于历法这玩意跟天象密切相关，而观星占卜吉凶这事又直接关系到王朝统治，所以大多数的朝代都是严禁民间研究天文历法的——不然今天有人观荧惑无常主灾兵之难，明天大星落于西南宰辅恐有性命之忧，后天星星已经对齐旧日支配者即将苏醒，你说皇帝要怎么办？听还是不听？这就很尴尬

初,知星者言,上象变,不利大臣,请攘之。光庭曰‘使祸可攘而去,则福可祝而来也!’论者以为知命。卒,年五十八,赠太师。——新唐书·卷一零八·裴光庭传

所以干脆，这东西由官方统一负责，你们民间也别研究这玩意了，谁碰谁死

太平真君五年春正月戊申诏日: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谛记、阴阳、图论、方技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魏书·太武帝本纪
永平四年夏五月诏禁天文之学——魏书·宣武帝本纪
开皇十三年春二月丁酉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隋书·文帝本纪

除此之外，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认为历法这东西上体天心，乃是天人感应之正道。正所谓“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是为儒生职业”，然而尴尬的地方在于，咱们都知道天文学其实也是相当专业的一门学科，没点专业本事你是玩不转的。所以这么搞下去的后果就是汉代以来历法从儒家的领域里被分了出去，由专门的历法人员来负责，而大儒们对相关学界前沿了解的越来越少，却偏偏要把历法当成正朔的大事。所以唐代以前汉朝是东汉一个太初历，西汉一个三统历，这是汉历，也是王朝正朔的权威象征，马虎不得。

结果东汉末年分三国，三国之后又是南北朝，朝代一个比一个短，顺便出了祖冲之等一票数学家，这就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历法推算的技术进步了；二是少数民族南下以后这等蛮夷之人缺乏儒家思想熏陶，一朝一历的习惯竟然逐渐被废除了，比如说北魏前后改历三次、隋朝改历两次，所以到了大唐的时候，大家已经习惯改历了。

唐终始二百九十余年，而历八改。初曰《戊寅元历》，曰《麟德甲子元历》，曰《开元大衍历》，曰《宝应五纪历》，曰《建中正元历》，曰《元和观象历》，曰《长庆宣明历》，曰《景福崇玄历》而止矣。——新唐书·卷二十五·历一

所以说，唐代以来，一朝改历逐渐成为常态，这是宋朝频繁改历的根本原因。

既然改历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么显然历法出了差错就可以改。考虑到技术的进步，宋代时期的定朔算法已经相当成熟了——日月黄经相同的时刻称为“朔“，定朔，就是确定真正的日月黄经相同的时刻。考虑到古人没有精准的经纬度跟地轴偏角的概念，他们想要搞明白这玩意还是比较困难的。不过好在古人也不傻——我多观察观察，然后拟合不就完事了嘛？然而这种拟合没有先进的数学工具作为基础，多半是有误差的，而且时间越长，误差越大，所以这就是客观上的改历需要。

显德《钦天历》亦朴所制也，宋初用之。建隆二年，以推验稍疏，诏王处讷等别造新历。四年，历成，赐名《应天》，未几，气候渐差。太平兴国四年，行《乾元历》，未几，气候又差。继作者曰《仪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观天》，曰《纪元》，迨靖康丙午，百六十余年，而八改历。南渡之后，曰《统元》，曰《乾道》，曰《淳熙》，曰《会元》，曰《统天》，曰《开禧》，曰《会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又百五十年，复八改历。使其初而立法吻合天道，则千岁日至可坐而致，奚必数数更法，以求幸合玄象哉！盖必有任其责者矣。

然而在儒家眼中，你这频繁改历说明你们水平不行啊！你看我大汉就不瞎改！于是大家开始频繁发牢骚，纷纷指责这届编历的不行。修历的表示你说我不行，你行你上啊！大家又表示我要是行还用你？

“刘洪历四十五年差一度，梁武帝历百八十六年差一度。“以前人历术之精，犹不免此，况贱工之草创者乎？大抵唐以后律历之法不传，士大夫无所从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总论应天至统十四历

这里咱们就必须提到前面说的第三点了，实际上，汉代以来历法的发展已经进步了许多，以至于士大夫们按照儒家经典得到的那些理论基本已经不可能用于指导历法编制了——这就好像是牛顿那个年代，随便拎出来一个科学家都是精通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各种自然科学的杂家，不过今天就隔行如隔山一样。然而偏偏这个历法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王朝正朔，还有华夷之辩：南北朝一堆蛮夷就罢了，后来天竺跟西域地区的立法计算方法也开始被引进国内，这简直就是国将不国啊！

不过你就算把天说破，也碍不住人家算得准……所以到最后官方一套“大历“、民间还有”小历“，而官方人员碍于士大夫议论，表面用大历，私下用小历也成为了常态。沈括曾经表示：你们这些儒家食古不化整天瞎指挥，搞得大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很辛苦有木有！

《史记·律书》所论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无义理。至于言数，亦多差舛。……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躔度誊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熙宁中，予领太史，尝按发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几，其弊復如故。——梦溪笔谈·卷八·象数二

那么把话说回来，古历真的精度就很高么？当然不是了。对汉朝来说，碍于改历这事是个忌讳而导致眼睁睁的看着它出错而改不了，才是最痛苦的事情……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历稍后天，朔先于历，朔或在晦，月或朔见。考其行，日有退无进，月有进无退。建武八年中，太仆朱浮、太中大夫许淑等数上书，言历朔不正，宜当改更。时分度觉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
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远，日、月宿度相觉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牵牛五度，而以为牵牛中星，后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谬错，以问史官，虽知不合，而不能易。后汉书·卷九十二·律历中

所以综上所述，技术进步、修正误差、观念改变这三者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宋代的频繁改历。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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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