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说赵桓子在位仅一年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史记》记错了赵襄子的在位年代。
《左传》载鲁哀公20年(晋定公37年),赵襄子正为其父服丧,此时发生越围吴一事,赵襄子对此说“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意思是虽然我的父亲(先主赵鞅)与吴王立过盟誓,但看如今的形势,我是没法带兵前去帮助吴王了,只能“降丧食”以表达歉意。赵襄子派遣家臣楚隆前去被围困的吴都进行解释,而楚隆则代表赵襄子对吴王称“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赵襄子名为无恤,这句话也能证明此时的赵君就是赵襄子,而赵简子赵鞅已经是“先主”了。
《赵世家》也载了同一件事,但却把这件事的年代定为晋出公18年,即“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为襄子。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这距离“越围吴”已经过去17年了。而对于此前的晋定公37年,《赵世家》则记载“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是岁,越王句践灭吴”,认为当时是赵简子在为晋定公服丧。既已灭吴,就不可能再“围吴”,显然《史记》的纪年是错误的,当以《左传》为准。
至于襄子卒年,《史记》载赵襄子在位33年,也即卒于晋幽公9年,学者多以襄子卒年为不误,因而把赵襄子在位时间拉长18年,认为其在位51年,包括杨宽《战国史》及《辑证》也是这样处理。然而《清华简》出现之后,有“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之载,这说明在幽公9年的17年之前,赵桓子就大会诸侯了。故《史记》对赵襄子在位年数的记述其实是正确的,而卒年记载有误。
《年表》载,赵桓子元年是与魏文侯(称侯)、韩武子(称侯)同年,也即周威烈王2年、秦灵公元年、楚简王8年(实为楚简王5年),这是不对的。但载赵桓子“自立于代,一年卒”,对卒年的记载倒应该是正确的,至于《史记》误记其在位时间的原因,很可能是赵桓子在该年称侯改元,而又卒于该年,太史公按常例以为桓子于上一年即位,故记为“一年卒”。
这一年很有可能发生过某些重大事件,导致三晋纷纷建元,但究竟何事目前尚不得而知。我猜测可能与中山国有关。
对于赵献子即位的过程,《赵世家》记载了一个复杂的故事:
(赵襄子)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伯鲁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早)死,故封其子。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意思是赵简子赵鞅的两个儿子伯鲁、无恤之中,本来他是立伯鲁为太子,但伯鲁早死,于是就改立赵无恤,是为襄子。后人编了个故事,收于《资治通鉴》之中,说赵鞅“书训诫之词于二简,以授二子……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词,问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词甚习固。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大概只是寓言,不足信为史实。襄子即位后,把伯鲁的儿子赵周封到代地,是为代成君。
赵襄子觉得自己的君位是捡来的,可能出于对大哥的愧疚,也可能出于维护赵氏宗族团结的需要,他决定将代成君赵周立为储君。但伯鲁一系可能基因不争气,也可能是其他不明原因,代成君赵周也死在了襄子前面,襄子就又立了赵周之子赵浣为太子。赵襄子死后,赵浣在中牟即位,是为赵献侯。襄子的弟弟赵桓子驱逐了赵浣,在代地自立,但在位仅一年就死了,国人(即赵国统治集团)认为赵桓子本来就不是襄子的传位对象,于是杀死了桓子之子,迎立流亡的赵献侯复位。
《史记》记载的这个故事其实问题很多。
首先,关于代成君、赵桓子的身世有不同的说法,《史记》认为代成君是襄子之侄、桓子是襄子之弟,而《世本》认为两者都是襄子之子,《索隐》则认为赵浣也是襄子之子。根据前面所考,赵桓子嘉在位应有19年,并非“一年卒”,则按常理桓子是襄子之子的可能性更大(当然也有是襄子之弟的可能),那么桓子更可能是正常即位,而非“逐献侯而自立”。从“献侯少即位”的描述来看,赵浣即位时年龄尚小,不会是襄子之子,应该是其下一辈人,即代成君之子。
代成君赵周究竟是伯鲁之子,还是襄子之子,目前资料看来难以判定。但赵襄子到底是想立谁,我们可以进行推测。《赵世家》载“简子既葬,未除服,(襄子)北登夏屋,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这也是一个著名的故事,赵襄子刚一即位,尚未完丧就定计发兵攻代,可见他对代地的重视。尽管我们已知《史记》对襄子即位时间记载有误,但赵襄子将攻略代地、向北发展视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这是毫无疑义的。他平定代地后把赵周封在代,即便不是想立赵周,也必然证明他对赵周是倚重的。有观点认为代地乃“不毛之地”,故封之代成君是想排挤赵周,此言谬,战国时期封以重地,并不是要求受封者必须亲赴就封或者长驻封地,更何况后有赵武灵王在立其幼子赵何后又封长子赵章于代的例子。从现有资料看,即便赵襄子最终是传位给其子赵嘉,也大概率是有过立代成君赵周的想法的。话虽如此,但代成君赵周也死了之后,赵襄子仍然坚持传位给赵周之子赵浣,这个可能性确实就不大了,诚如此,则代成君应该也是襄子之子(参考朱元璋立朱允炆一事),不存在什么伯鲁一系争位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当时赵国的都城,襄子最初的都城肯定是晋阳,从《水经注》载“东北流迳中牟故城,昔赵献侯自耿都此”来看,襄子后期或者赵桓子可能又迁都到耿,一般认为耿是指邢台,但总之不是中牟也不是代。而《史记》又记载襄子死后,献子治中牟,而桓子自立于代。中牟据考应在今河南清丰北(“漯水之北”),也有今河南中牟、河南鹤壁另外两种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中牟位置很靠南,对赵国北部地区(包括代)的控制恐怕很成问题,却离魏国国境非常近。因献子之父为代成君,赵献子浣没有留在代地而是建都中牟,显然与赵国君位争夺有关,可以推测出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赵浣“被逐”前就在代地,然后被赵桓子攻击而逃亡南下至中牟,在魏氏势力的支持下建立新都;第二种是赵桓子即位后将赵浣改封到了中牟,后来赵浣反叛后便直接以中牟为都。至于赵桓子“逐献侯”后“自立于代”,很可能是由于代地是赵襄子钦定的龙兴之地,所以在代地宣布继承襄子衣钵更具有合法性和说服力。赵嘉死后,赵浣及其支持者随即大肆宣扬“桓子立非襄子意”,这可能是谣言,也可能是事实,总之在内战结束后赵浣一派杀死了桓子之子,成为赵国的新统治者。
第三个问题是献子是否称侯。前述赵桓子应该已称侯,但当年就卒,赵浣既是投奔魏国以寻求庇护,大概率不会在魏斯面前称侯。从此前赵襄子时期赵氏“强于韩、魏”的描述,到赵烈侯以后处处受制于魏的表现来看,魏、赵实力及角色的转换很可能就发生于魏文侯-赵献子时期。到赵烈侯时,《赵世家》载“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赵)追尊献子为献侯”,这个“追尊”我以为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