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先说结论,孝武帝刘骏是两晋南北朝政治手段最为高明的统治者之一,也是整个南朝影响最为深远的皇帝。
先说影响:
第一,直閤将军制度:自孝武帝始“初置殿门及上閤屯兵”,绵延一个半世纪。直閤将军是孝武帝加强禁卫军权中的一环。由于宋少帝被废,所以宋文帝对外姓大臣严加防范,一直以宗室和门阀士族共同掌权的方式来平衡朝中势力,随着刘义康专权打破了这一平衡,文帝在诛杀刘义康之后又对宗室严密防范,于是采取了加强东宫禁卫的方式,这一举动导致了文帝被太子刘邵所弑,故孝武帝上台后立即加强禁卫军权,并削弱了东宫力量。
第二,废录尚书事,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一方面录尚书位极人臣,往往授予宗室,另一方面录尚书事的确权力过重,出于对宗室的防备孝武帝废除了这一职位,不过孝武帝死后即恢复,大明八年五月“置录尚书事,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大大提升了御史中丞的地位“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馀内外众官,皆受停驻。”有利于吏治的整顿和加强,此制度被齐梁陈沿用,并且御史中丞职权不断提升。
第三,郡县官入仕年限的取消和任期的缩短:“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选代,刺史或十年馀。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为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郡县官三年任期制度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是由于任期缩短,官员难以尽心于政务;二是两晋南北朝时期“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任期的缩短意味着百姓要付出更多的财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此制度被齐梁陈沿用,并且任期进一步缩短。
第四,整顿刑律:凡是要判处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须亲自审讯“自今入重之囚,县考正毕,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亲临核辩,必收声吞衅,然后就戮。若二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必令死者不怨,生者无恨。”此外大明七年四月下诏“自非临军战陈,一不得专杀。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须报,有司严加昕察。犯者以杀人罪论”。此制对后世影响深远,王夫之称“法乃永利而极乎善”。
第五,僧官制度:僧官制度早在东晋时期就已经存在,但是并无详细记载,可见当时的执行力度并不强,孝武帝即位之初都邑僧正释法颖,是南朝中央级僧官的先例;利用僧官管理僧众,实现了朝廷对佛教徒的控制,高僧释昙宗就称孝武帝“昔虞舜至圣犹云予违尔弼,汤武亦云万姓有罪在予一人,圣王引咎,盖以轨世,陛下德迈往代,齐圣虞殷,履道思冲,宁得独异。”虽然使“沙门尽敬人主”的制度到大明八年前废帝登基时便废除,但是孝武帝的宗教政策仍然被南朝后世的君主所效法。
第六,政区变更:孝武帝恢复了文帝时撤除的兖州、南兖州、南豫州和湘州,还新设立了郢州和东扬州,孝武帝死后扬州政区“还依元嘉”,但其它政区的都被沿用下去。政区分立削弱了各政区的军事实力,使得蛮寇作乱,又削弱了各政区的经济实力,增加了行政成本,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七,以典签控制宗王和州刺史:“大明、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辄与 闲言,访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蕃君。”此制度被后世效法,到南齐时诸王“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
第八,严格限制宗王镇边:孝武帝诛刘诞后,刘义恭上表陈限制诸王之法,第一条就是“诸王贵重,不宜居边,至于华州优地,则可暂出。”被孝武帝诛杀的竟陵王刘诞和南平王刘铄都曾是出镇边塞的宗王,在地方上有比较强大的势力,尤其是竟陵王刘诞此前曾出镇雍州,跟随孝武帝起兵的雍州豪族大部分都曾是刘诞的部下,对孝武帝的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孝武帝欲除之而后快。萧齐时吸取了刘宋限制宗王的教训,大量起用宗王参政,但在镇边问题上基本沿用了孝武帝的政策。
第九,寒人掌机要局面的形成:严格来说,寒人掌机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事件,元嘉末年寒人就活跃在各个政治事件中,刘邵正是利用陈叔儿、詹叔儿、张超之、任建之等低级武人发动政变弑父,刘义宣也是在寒人武夫蔡超、竺超民的鼓动下发动叛乱。孝武帝刘骏也同样是依靠雍州豪族和幕府寒人的拥戴才得以成就大业,所以如沈庆之、柳元景、宗越、沈法系、颜师伯等出身不高的武人都身居高位,开南朝寒门武人出将入相之先河。此外,孝武帝还任用寒人恩幸操纵朝政,“孝武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 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虽出侍东宫, 而意任隆密。 ”、“法兴与典签戴明宝、蔡闲俱转参军督护。上即位,并为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舍人。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从根本上打破了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再加上此前提到的利用寒人典签控制宗王和地方官,奠定了南朝“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
总体来讲,孝武帝执政时期的影响非常深远,奠定了南朝的政治格局,上文中的一系列政策核心目的是抑制高门士族以扩张皇权,削弱地方来加强中央集权,宋武帝在位时间较短,少帝被辅政大臣所废,文帝一直在做朝中势力的平衡者,最后死于平衡被打破,南朝皇权政治真正意义上的开端正是从孝武帝开始的。他严格限制宗王,尤其是限制宗王镇边,导致异姓镇将的崛起,为南朝的更迭奠定了基础。他打击高门士族,限制他们参政,使得士族转而从文化上攻击刘宋皇室,客观上促进了齐梁时期南朝文化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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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私货,大家听个响。
文章开头我写到孝武帝刘骏是两晋南北朝政治手段最为高明的统治者之一,主要是为了看起来客观一点,其实我个人认为孝武帝刘骏是两晋南北朝头号政治强人,没有之一。之前我评价宋文帝时说过他是南朝罕见的明君,文帝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说应了一句话,叫做“政治就是妥协”,他向士族妥协,向宗室妥协,通过平衡朝中势力迎来了三十年治世。但是孝武帝一朝,几乎看不到这一点,孝武帝用强有力的手段解决了自己所有的敌人,同时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对象,实现了“外内服其神明,莫敢驰情”的局面。
皇权最大的敌人,明面上是宗室,本质上是士族,这二者在孝武帝一朝被寒门武人完全压制,而寒人缺乏根基,依赖皇权的保护,成为皇权的附属品,这使得孝武帝的地位十分稳固。事实上明帝刘彧篡位,尽管不符合封建法理的君臣之纲,但也是具有相当的正义性的,前废帝刘子业荒淫暴虐到吏部尚书蔡兴宗几次三番找人造反,明帝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多次遭到威胁,尽管如此明帝登基后面对的仍然是政令不出百里的情况,借用布哈林大大的一张图就能看出孝武帝的统治根基。
跟随孝武帝起兵的雍州豪族,无论信任与否,在孝武帝一朝他们都得到了充分的重用,也使得刘宋在对北魏的作战中能够取得一定的优势局面。同时孝武帝起用了大量有才能的寒人,例如史学家徐爰、文学家鲍照,即便是戴法兴、巢尚之这些恩幸,也是非常有才能之人。
孝武帝一朝的经济政策的确是比较失败的,当然有元嘉末年遗留下来的一部分原因,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孝武帝为了削弱地方产生的副作用,尤其是分割政区和郡县官任期制,对国家财政的负面影响极大,再加上发行货币的失败,大明末年刘宋经济几乎崩盘。
《本佐录》记载过德川家康的一句话:“百姓は财の余らぬ様に、不足なき様に治むるこ之道なり”意思是“让百姓既没有余财,又没有(食粮)不足的问题,这才是治民之道”,这句话后来传成了“要统治农民,要让他们吃不饱也饿不死”,当然究竟是不是家康所说有待考证,但这句话传递出来的帝王之术是实实在在的,孝武帝刘骏正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例如他下令禁止士族封占山水,这有利于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稳定,但实际上他对士族封山占水放任自流,并不真正执行自己的制定的法律,他一方面大力搜刮民财,一方面又十分关心民生:“孤老贫疾、人谷十斛”、“王畿下贫之家,与近行顿所由,并蠲租一年”、“去岁东境偏旱,田亩失收。使命来者,多至乏绝。或下穷流穴,顿伏街巷,朕甚闵之。可出仓米付建康、秣陵二县,随宜赡恤。”这才是真正上乘的统治之术。
因为清算的不彻底,这些遗老遗少还都有钱有势,所以天天拍辫子戏给自己的老祖宗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