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各国的“普通话”确实不一定以首都方言为基础。
方案一共有三种:以单一方言作标准语、以混合方言作标准语、以“文言文”作标准语。
以单一方言作标准语的国家最多,其中大多数以首都方言为基础。代表国家包括中国、日本、俄国、法国等。也有不以首都方言为基础的,比如西班牙、意大利、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
混合方言作标准语的情况少些,代表是德语、瑞典语、挪威语、波兰语、波斯语。
还有一种方案是基于古典语言,结合现代口语制定标准语,例如标准阿拉伯语、现代希伯来语、标准捷克语、纯正希腊语。
至于采取哪种方案,关键还是落到两个字上:国情。
国情大致可以分三个层面:
其一,历史上政治中心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乃至到现代是不是还有多个政权?
其二,哪些或哪种方言积累了深厚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在书面文学当中?
其三,是否涉及去殖民化和民族主义的问题?
按照这三个层面把国情分析一遍,就不难发现,中国选择单一方言作标准语,而且还是“首都方案”,是有必然性的。
我们倒着来做排除,首先看看把古典语言作为标准语基础的国家都是什么情况。
古典语言是死语言,是某一时期古人的口语,后来只用作书面语。它们虽然拥有很高的文化地位,但早已不再是任何人的母语。
汉语文言、拉丁语、古典希腊语、古典阿拉伯语、古典希伯来语、教会斯拉夫语、梵语、巴利语都是这样的古典语言。
以死语言为基础制定标准口语显然是个成本很高的事情,因此压根不在大多数近现代国家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在两种特殊情况下,这种方案是可行的,甚至是必然的。
第一种情况,就是民众的语言太庞杂、太分散。例如以色列建国时,来自各国的犹太移民连通用语都没有,使得“复兴”希伯来语成为可能方案。
再如阿拉伯国家众多,地域分布极广,又没有权威极高的书面方言,因此基于《古兰经》的语言制定标准阿拉伯语也就势在必行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受去殖民化后的民族主义驱使,宁愿“费点劲”使用古典语言,也要排除掉现代口语当中的“不纯洁”因素。1976年前,希腊政府长期推崇“纯正希腊语”,拒绝采用“人民希腊语”方案,就和希腊从土耳其独立而来的背景息息相关。
现代捷克人的口语“普通捷克语”和书面语“标准捷克语”依然是两套系统,后者的地位是由19世纪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确立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要和德语划清界限。
总的来看,这两种情况在中国显然并不适用。所以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当中,知识分子的诉求是让白话文攻占文言文掌握的书面领域,而不是让文言文“复兴”重新变成百姓的口语。
接下来,我们看看采用混合方言方案的国家都是什么情况。
采取这种方案的典范,是德语。
中世纪以来,德意志地区长期处于政治分裂当中,语言也高度驳杂。有说法称,19世纪前的德意志连一句通行全国的脏话都没有。
16世纪初,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德意志本土主义者开始用德语而非拉丁语印刷宗教文本,传播新教时,他们就得面对这个尴尬的问题——怎么才能让尽可能多的人看懂。
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找最大公约数,把几种主要方言混在一起用,让各个地方的民众都能看个大差不差。
不过,这个方案并不是搞方言平均主义,还是要讲究比例的。在以混合方言为基础的德语当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东德地区的萨克森方言。
主要原因在于,东德地区是中世纪日耳曼人移民运动形成的垦殖区,当地方言不像其它地区那么驳杂,受众比较广。此外路德的赞助者正是萨克森选帝侯。
最终,德意志历史上的特殊国情成就了标准德语的混合方案,而且主导者并不是维也纳或者柏林,也不是传统文化中心法兰克福。
在大伊朗地区,标准波斯语的形成过程和德语类似,也采用了混合语方案。虽然16世纪以来伊朗一直是个统一国家,但是伊朗和德意志一样,历史上具有鲜明的多政治中心、多文化中心特征。
此外,北欧有三个国家也采取了混合语方案,它们分别是瑞典、挪威和芬兰,这三个国家的国情又略有不同。
挪威和芬兰都是20世纪才独立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人口少,族群比较单一,且受到新生民族主义影响,又没有特别强的文学传统,也没有传统政治文化中心。
因此,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偏好“民主的标准语”,也就是混合语方案。在他们看来,这种方案最好地顾及了各地人民的利益。而且,基于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还要刻意打压首都方言的地位,因为奥斯陆和赫尔辛基的方言“丹麦化”“瑞典化”最为严重。
瑞典虽然是个古老的独立王国,但是它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并不强势,因此也采取了混合语方案。在20世纪,瑞典各地方言成份仍然在标准语广播当中“争奇斗艳”,也是一幕奇景了。和瑞典情况类似的国家还有波兰。
在斯堪的纳维亚四国当中,丹麦是唯一一个采用了单一方言方案的国家。标准丹麦语以首都哥本哈根方言为标准,这和丹麦国土面积小、人口集中、首都强势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多数国家都和丹麦一样,采用的是单一方言方案。但是,这些国家的国情并不可一概而论,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些国家。
在这些国家,采用哪种标准语方案同样可能出现争议,最典型的是意大利。
在16-19世纪的三百年当中,有两种标准语方案在意大利长期竞争。一种是基于全国方言的混合语方案,另一种是基于托斯卡纳方言的单一方言方案。
这两种方言的竞争在语言史上创造了一个重要概念——意大利语言问题(Questione della Lingua)。
意大利和德意志一样,历史上长期分裂,拥有多个政治中心,语言高度驳杂。但是和德意志不一样的是,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方言在文学领域具有一枝独秀的崇高地位,这种地位是任何一种德语方言在北方比不上的。
1861年,西北方的邦国皮埃蒙特得以主导建立统一的意大利王国,随着民族国家的确立,“语言问题”到了必须做出裁决的时刻。
最终,萨伏伊王朝决定“以意大利的高贵文学传统为重”,选择了托斯卡纳方言,放弃了混合语方案。尽管在19世纪中叶,全意大利会说托斯卡纳语的人口还不到2.5%。
相比意大利,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并不需要面临这种纠结。由于权力的集中,以及中世纪以来文学传统的确立,这些国家可以轻松选出一种强势的方言作为标准语的基础。
莫斯科方言、伊斯坦布尔方言成了俄国和土耳其分别的标准语。在1920年左右,这两座城市先后重获和失去了首都地位,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一直是本国的超级政治文化中心。
英国选择了伦敦方言,荷兰选择了阿姆斯特丹方言,法国选择了巴黎方言,西班牙选择了卡斯蒂利亚方言。但是这几个国家的国情又有不同。
严格来说,阿姆斯特丹方言既是单地方言,也是混合语,阿姆斯特丹集中了大量的移民人口,使得首都本身成为全国语言的大熔炉。而伦敦虽然也集中了大量移民,但是宫廷文化的强盛导致伦敦普通市民口音无法成为代表英国的“标准语”。
在法国和西班牙,单一方言标准语各自面对着另一种强势方言的挑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用强力手段压倒了普罗旺斯语,但是西班牙就没那么顺利了——加泰罗尼亚语至今仍然不愿服从卡斯蒂利亚的权威——这是选择单一方言的可能代价之一。
大多数选择单一方言的国家一定程度上都会面对这种问题。乌克兰的基辅方言需要“怀柔”西部方言;保加利亚采取的方案是让位于西部的首都索菲亚接受标准语东色雷斯方言;罗马尼亚方言之间差别较小,作为两国官方语言的瓦拉几亚方言和摩尔多瓦方言并不难调和。
在标准语选择当中,后发的亚洲国家大多毫不犹豫选择了单一方言的“首都方案”。
日本的标准语随着明治维新从关西迁到了江户。
二战后独立的朝鲜和韩国也保持了昔日“京城”方言的地位。
人口庞大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选择了德里方言作为标准语——虽然由于文字系统和用语不同,两国国语最终得到的名字分别是印地语和乌尔都语。
菲律宾国语的基础是马尼拉地区的他加禄语。亚洲唯一的例外或许是菲律宾的邻国印度尼西亚——印尼选择了马来语作为国语,对于万岛之国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妥协方案。
由此观之,东亚最大的国家中国,选择北京方言作为标准语基础,可以说是毫无悬念。
六百年的首都、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庞大的治理规模、官话的强势地位、白话在书面文学领域的统治力......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北京方言的统治地位。
至于某种方言存不存古,不好意思,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压根就不是个选择标准语的考虑因素。除非是像上文提到的以色列、希腊、挪威等国一样,有民族主义的考量。
在中国,最强势的汉语方言粤语,也只是在歌曲等口语文学领域有比较深厚的积淀,在书面文学领域基本止于新闻、短讯等文体,尚无论文、小说等复杂体裁的作品传世。
至于其它汉语方言,大多连书面领域都挤不进去,离粤语达到的高度还差得很远。
所以说,从一开始,“普通话”这件事情就没有任何悬念。
任何一种改革,都有成本。当推进改革时,往往是选择成本最低的一条路。
民国初期,其实选择的官方发音不是基于北京方言的,而是对每一个字进行投票,决定发音。但是后来没有推广下去。民国时代最后选择的,还是北京方言。
为什么一个民主投票产生的官方发音敌不过北京方言呢?
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采用北京方言的改革成本最低。
北京自明朝起就承担行政中心职能,到民国时期已有约50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北京方言基本就是官方语言。这种发音版本由于行政系统的缘故而扩散到全国各地。可以说与行政体系拉的上关系的人员,基本都能听懂。
相比之下,无论闽南语还是粤语,出了自己所在的地域之后,基本就没人能听懂了。选择这些方言所带来的改革成本,显然远远大于采用北京方言。
再者,北方官话区,方言大多有相通之处,北京方言大部分人都能听懂,这更降低了推广北京方言的难度。
因此,无论初衷如何,一个理智的政府最后总会屈服于社会现实而选择北京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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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语言总是变化发展的,与古汉语更接近,并不代表该方言在表意效率上就更高。
太长不看版:
(注:以下所使用的拉丁字母注音都是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我自己调整过的,不要说我不用国际音标,你看的懂不代表别人看的懂。)
首先,普通话在英语中被称为Mandarin,不少七八手的网文像看到了个大新闻,开始迅速宣传你看看,这就是钢铁侠的死对头“满大人”啊,更有甚者开脑洞成“满鞑话”,大呼你看看,这就是北方话被满语“胡化”的证据啊~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普通话的另一个称呼——官话了。
在介绍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图——中国官话的分布区域——
可以看出,所谓“官话”,或者说“北方方言”分布面积极广——北京话、山东话、河南话并非语言学意义的方言关系,他们同属官话的一支,而就算地处南方的四川云南贵州甚至广西桂林,也同属“西南官话”,身处江南的南京也属于“江淮官话”——他们说的都是北方方言。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南方人说,你看你北方人听不懂南方方言,你北方方言我却很多听的懂——
也就是说,就算刨除北京话为“首都”这一要素,选择“官话”中的某一种作为普通话也无可厚非,而到了丘陵山脉广布,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东南地区,吴语、湘语、粤语中,都是和整个官话区并列的存在,更别说其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了——哈尔滨人可大致听懂千里外的南京话,台州人却全然听不懂百里外的温州话。
你说你一直说洛阳,把我大西安放在何处?其实,当时的长安话和洛阳话差别并不大,就算如今,陕西关中也属“中原官话”区,和河南话同归一类。
而在南方丘陵地区(浙江、福建、广东等),自与如今汉语发音差别极大的上古汉语进入后,再与当地土著语言进行融合,其语言已逐渐和中原汉语巨大分化。而且除了某些城镇外,大部分山区仍说着当地土著的古侗台语、畲语等完全不属于汉语的语言,此种反噬也仍会存在。
其实直到如今,这一点可在广西略窥一二,看一看广西壮语的分布,以及他们的“夹壮”语音的产生。
不过,等到南北朝时期,因为鲜卑人入主中原,北方士族衣冠南渡,逐渐把南京、镇江等吴语区同化为官话区,这一点在如今同样如此,身处吴语区的杭州,因曾长期作为南宋首都的关系,其语言仍有大量北方方言因素,如非因为宋后大量绍兴人重新进入杭州,杭州也很可能是一个吴语区中的官话孤岛。再类比如今的上海话,在大都市多年的流转中,它同样有着大量北方话的因素。
等到隋唐统一天下后,南京的金陵音和中原音虽有差别,但仍同属官话内部的小差异——但为了制定官方语音,描述唐宋时期汉语(中古汉语)的重要典籍——《切韵》以及后来的《广韵》就出现了,我们如今研究中古汉语,也主要依托的这一系统。
这两本韵书发明了没有表音字母的中文中特有的表音系统“反切”——
韵书就是利用这些汉字作为“字母”——比如“知”就是“知(ch)支(ie)切”、“乎”就是“匣(h)模(ou)切”——根据构拟,中古汉语应该读成类似chie hou的发音,我相信,这个还是更像普通话的,粤语和这个差得很远。
因为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及后来宋朝衣冠南渡对东南的经济发展,南方多处城镇地区“推普”工作十分成功,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岭南的广州地区——作为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当地掌握北方官话的人数越来越多,深刻改变了上古粤语的面貌,这也成为了如今粤语的前身——所以,在后面部分,我大致举例以粤语为主,毕竟要说接近中古汉语,闽语就别跟着乱掺和了。
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若闽浙则皆边东角矣,闽浙声音尤不正。
要知道这之后不久就是元朝了,就是很多人眼里的“胡音”啦,就算再推普也拧不过来了。所以,这咋过了1000年,闽浙方言反倒突然穿越成“古河洛话”了?
总之,说回粤语,随着历史的发展,粤语无论是从内部的音变,以及整个珠三角以外各方言甚至语言的影响,粤语也早已和当年的官话相差甚远。而北方方言同样如此,广大官话区的互相交流、少数民族的入主,音系、音调都发生了简化,形成了现代北方话的前身。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粤语的人、寅是不分的,就像一个东北人读“王守仁”可能会读成……王手x一样——当然,粤语保留了“m”韵尾,所以如果是“淫”,好歹也是yam。
第一,中古汉语的韵尾,远比目前普通话要发达。目前普通话只剩下n、ng这两个辅音韵尾,而消亡掉了——m、p、t、k,这四位老哥——是的,汉语本身也类似欧洲语言,是存在清辅音“封口”的,只不过读起来不除阻,只是把声调加工的短促轻快。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倚杖自叹息。
如果在粤语里,则分别为——力(lik)、贼(cak)、得(dak)、息(sik)——是不是突然发现朗朗上口,大呼一声杜甫牛x。
就比如杜甫的——完全不押韵的《送率府程录事还乡》也是如此——
鄙夫行衰谢,抱病昏忘集;
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
程侯晚相遇,与语才杰立;
熏然耳目开,颇觉聪明入。
放在粤语中,就是集(zap)、十(sap)、立(lap)、入(jap)——其中那个“入”就是“日母”词,古音应该读ȵip,粤语脱落了日母,按理说和普通话半斤八两,但就因为保留了“p”,人家就显得很押韵。
“入”,没错,这种清辅音韵尾,在汉语中就被称为“入声”,而在普通话里它确实消亡掉了——
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在说,现代汉语声调太少啦~你看粤语闽南话那么多声调,这才是中华语言的本质啊。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古时代的音调有啥——当年梁武帝萧衍曾问士族周舍“何谓四声”,周舍想了一个又能答题又能拍马屁的模式——:
这是个啥情况?
其实——“天子圣哲”,发音正好对应的是汉语的四个声调——
你试试读一下,天是一声吧,子是三声吧,圣是四声吧,这在如今普通话中,一声也被称为“平声”、三声被称为“上声”、四声被称为“去声”——至于那个“哲”,粤语发音是zit,正是最后的入声。
所以,除了“天子圣哲”之外,韵书中又称汉语“四声”系统为——“平上去入”,注意下,那个“上”字读成三声,一会我会说是为啥。总之——这四个字本身的发音,同样和四声是吻合的。
不过到了这里又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二声”哪里去了?一个是,不是听说古汉语“八声调”么,怎么又四声调了?
其实,如今的普通话中,一声为“阴平”,二声,则被成为“阳平”,也就是说,中古汉语号称“四声八调”,也就是“平上去入”各分“阴阳”——那么这个阴阳指的又是什么?
这里,就不得不谈到普通话中消失的另一个成分——浊音了。
这一部分,如果你很懂也可以跳到下一段分割线之后,么么扎。
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过,青岛啤酒上的拼音为Tsing Tao,北京原来的称呼为Peking,这到底是为啥,外国人不会玩拼音,亦或是标新立异?
其实,如今汉语中所存在的几对发音——b、p;d、t;z、s;j、q;g、k中,在相当一部分西方人看来,它发的都是一个音——那就是p、t、s、q、k而已。
其实,所有辅音的本质,都是对均匀发出的元音所造成的的“破坏”或者“阻碍”,这一点在p、t这种“塞音”上更为明显——所谓“浊”、“清”,指的是你的破嘴在阻挡气流时,是阻挡之前声带就发生,还是阻挡后声带开始发声——浊音是第一种,清音是第二种。
所以,如果你发国际音标的b、p时,尝试闭嘴时嗓子就开始震,然后噗出来,这就是浊音“b”,相信你可能从来没发过;而p呢?读汉语的b就行了。等等,那汉语的p又是啥呢?
其实,汉语的p如果写成国际音标,应该写成ph,也就是“送气清音”,也就是说,它是在你嘴都喷出去气流后,嗓子才开始震动的发音。换种说法,中文并不存在b、d这样的“浊音”,但却存在p、t以及送气的ph、th,但为了不写那么多字母,现代汉语拼音就姑且把它写成b、p;d、t。
我饶了这么一圈,就是为了说明,虽然现代普通话不存在浊音,但古代汉语是存在的,不仅如此,古代汉语也存在送气音,也就是说——古汉语是b、p、ph三档开齐的状态——
不送气清音——p、t、k等,为“全清”;送气清音——ph、th、kh等,为“次清”
浊音——b、d、g等,为全浊;m、n、l、w、ng等鼻音、近音为次浊
总之,清音乃“阴”,浊音乃“阳”,所以根据声母的不同,平上去入各乘以2,就是所谓的“八调”系统,这一点在如今普通话也能看到——比如
通(thong)、东(tong)、聪(tsong)、中(trong)等,因为都是清音,就是一声“阴平”;而农、龙、蒙等浊音,就是二声“阳平”。
而如今普通话的浊音b、d、g消亡后,反而化为ph、th、kh存在,就比如二声阴平的“同”,本应该是dong,却变成了thong,但其声调仍为二声。
再比如,平上去入的“上”之所以为了让大家方便读三声,就是因为“shang”本该是全浊音的“dʑiɒŋ”,虽然发音清化了,但声调却被派入了去声(四声),这就是汉语“浊上变去”现象,包括“动”、“道”等字也是如此,可能从很早时便出现了。
那么古汉语的调值到底是什么样,平上去入是啥调调?阴阳又怎么影响?很遗憾,至今学界也没法给出一个公论,甚至在唐朝录音带挖出来之前,肯定是搞不定了。但我比较支持的一个推测是,平本该是平板音、上本该是升调、去本该是降调、入严格来讲,就不是一种声调——而阴阳,更可能是各声本身的高低——比如用12345表示音调,则古阴平33、阳平55等等。
所以,普通话的声调中,上声、去声已不分阴阳,而粤语中仍保留此种特性——
问题就在于,粤语的音调分化,入声除了阴阳还有上下,比中古汉语还要多,读出来很萨瓦迪卡;所以在这轮比拼中,也不见得谁更存古,反倒是越南语的6声调系统目前看来,更符合中古汉语的调性,非常和谐。
除了扑朔迷离的音调,我们再来看看目前比较肯定的声母、韵母部分——
下面部分,加上点切韵里的术语,但我语言学水平很差,再加上为了通俗点,大神们还是多指教了。
首先,不知道是啥人说出来中古汉语也是大舌头平翘舌不分的,前面的切韵里声母部分,已说明中古汉语绝对存在卷舌和不卷舌的对立,而在粤语中,甚至出现了“精照合流”,也就是j、zh不分,小公主和小公举不分,小猪和小居不分——如今“将张不分、枪昌不分、相伤不分”比比皆是。
再其次,就是南方方言甚至西南官话普遍的l、n不分,也称为“泥来合流”,说刘奶奶喝牛奶基本等于给舌头系鞋带;再加上——也就是h、f混同——花读成fa,喜欢读成hei fun。
甚至还有疑母滥用,影母变疑母等,比如如今“安”前面都要加上ng这样的声母,酷似东北人“铁锅炖大ne”一样,一点都不“洋气”。
而在韵母上,粤语除了韵尾外在存古上也很不咋样,因为它相比古汉语,元音系统分化的厉害,颇有元音复杂的泰语、壮语特点,比如——
就比如: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普通话很押韵,但粤语就成了——
八月秋高风怒号(hou) ,卷我屋上三重茅(mau)
再比如另一个普通话极为押韵的,粤语读成了这样——
锄禾日当午(ng),汗滴禾下土(thou);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fu)。
还能再不押韵一点么,一个都不一样啊。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soeng)。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kwong )。
杜甫终于扳回一局,普通话不用不押韵了,当然李白也别想跑——
床前明月光(gwong),
疑是地上霜(soeng)。
西岳崚嶒竦处尊(zyn),诸峰罗立如儿孙(syn)。
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pun)。
群山万壑赴荆门(mun),生长明妃尚有村(cyn)。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fan)。
相见时难别亦难(naan),东风无力百花残(caan)。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gon)。
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hon)。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taan)。
问言与谁餐(caan);凄怆摧心肝(gon)
如果仅仅是元音的分化,还不能敲定广府话受到底层壮侗语影响的话——那就要谈谈粤语和中古汉语最大区别的一点,就是“无介音”现象,在解释之前我们还是看个例子——
比如岳飞著名的《满江红》,无论粤语还是普通话,读起来都很押韵,但问题是——
粤语是这么押韵的——
潇潇雨歇(hit) 、壮怀激烈(lit) 、八千里路云和月(jut)、空悲切(cit) .
说实话,八千里路云和月没看到,但有种空悲切的感觉。
普通话是这么押韵的——
潇潇雨歇(xie)、壮怀激烈(lie)、八千里路云和月(yue)、空悲切(qie)。
整体来讲,是不是从潇潇雨歇,一下子就变成了壮怀激烈了。
其实在古汉语中,这几个字的大致构拟是——xiɐt、liät、ngiuɐt、tshiet。
也就是说,普通话丢了入声,但粤语把本来作为介音的i、u替换掉了主元音,成为了单元音字,岳家军壮志北伐的味道瞬间变了不少,如果你非要说我这是有偏见,那我就还是说半斤八两吧。
这样半斤八两的情况,还有比如——广州话沿袭中古汉语分x、h(硬颚、软腭),但却仍有着没有介音的老毛病:
如:霞ha、写se;求khau、交kau;见gin、现jin——普通话声母虽然合并了,但仍然是xia、xie、jian、xian。
半烟半雨溪桥畔,渔翁醉着无人唤。
粤语:pun、hun,普通话:pan、huan——中古汉语puan、huan,普通话基本保留,粤语介音u反倒反噬了主元音a,差错加上差错,反倒又押韵了。
但如果换成这个——
射阳城边春烂漫(maan),柳暗学宫鸟相唤(hun)。
这个un,甚至在很多声母后,会异化成yu,就比如:端、船、传等,都会变成dyn、syn、cyn,所以会出现在普通话中押韵的李白诗中,彻底变态——
呼作白玉盘(pun),飞在青云端(dyn)。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但要是到了粤语,因为严韵中a的脱落,读出来就成了:严(yim)、函(haam)、帆(faan),反而完全不押韵了。
比如欧阳修的:
锁印春风雪人帘,天寒鸟雀聚空檐。
青幡受岁儿童喜,白发催人老病添。——其实押的都是添韵(iem),但两语读都押韵。
先(sien)——普:xian 粤:sin——再比如贤、见等,普通话仍保留ian,粤语只脱落为in,但还能押韵。
所以,直到如今,在普通话中又明显区分的——广光国廓(无介音)、讲江角确(有介音),在现代粤语中已无法分别。
那么有没有既有介音,又保留韵尾的呢?
有啊——越南语,但你们又瞧不上人家不是?君不见一说日语甚至汉语有点古汉语的成分,各种炮制出中国祖宗论,大家美的不亦乐乎。一提到越南,就唯恐避之无不及,要是和汉语建立多大联系,还觉得挺丢份的。你说这是自卑,还是自卑,亦或是自卑呢?
某语言在发展中走向音系简化、音变是极为常见的事情,而且,越是久经考验的成功族群,其语言反而更易学简便,其实无论英文还是中文都是如此,要说难学——南非的科伊桑人的语言最难学,还有吸气搭嘴抽风音;新几内亚的土人语言也难学,俩村的词都不一样;印第安部落的词更难学,不少恨不得把语法搞成自己说一半都忘了要说啥的程度——敢问你去学么?啥时候一门语言要用自己“多难学”、“多存古”来体现优越性了?
再就是——各语言之间,越是相差大的语言,在引入新语言词汇时,往往越会保留一些神奇的“古音”,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是作为“外来词”存在,就算受到自己底层词汇影响音系,但却不至于像底层词汇一样在家长里短的侃大山中变得面目全非。
——这一点不仅在描述普通话音变说得通,也在形容闽、粤等“存古”时说的通,更在解释日韩越南等域外借词时说的通。
所以,官话不仅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北方方言,政治中心又多在北方,所以扩散到更大的领土的官话并最终以首都官话为通用语,是无可厚非的。
但不可否认,因为多次的少数民族统治,官话确实受到一定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别的不说,就说常用的“哥哥”这个词,一般认为就是来自于鲜卑语的aka(n),如今维语aka、满语age可能都源于此,它甚至替换掉了汉语本身的“兄”,而迫使本表示“歌”的“哥”字成为了brother的意思,而只能拿异体字“歌”来表示“歌”了,不知大家绕迷糊没。
但这样的情况,南方方言绝不比北方少,甚至,很多南方方言可能底层就是壮侗语,反倒是被汉语不断替换最终成为了汉语方言——比如这个——
汉语和侗台语、越芒语等语系,在南方和东南亚一直处于拉锯状态,汉语占领城市,外语、方音农村包围,城市战胜农村的典型,就是广东广府话——而失败的典型,无疑就是越南河内了。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官”,都是mandarin。
因为他们的逻辑是有问题的
他们这样思考:
1)普通话是最不村姑的
2)一切保留了普通话中没有保留的古汉语特点的方言都是比古汉语村姑的,都是方言活化石
3)南方方言中保留了普通话中没有保留的古汉语特点
4)所以南方方言比普通话村姑,是语言活化石
——————
但是这个话可以反过来说:
1)粤语是最不村姑的
2)一切保留了粤语中没有保留的古汉语特点的方言都是比古汉语村姑的,都是方言活化石
3)北方方言中保留了普通话中没有保留的古汉语特点
4)所以北方方言比粤语村姑,是语言活化石
——————
甚至可以这样:
1)普通话是最不村姑的
2)一切保留了普通话中没有保留的古汉语特点的方言都是比古汉语村姑的,都是方言活化石
3)日语韩语中保留了普通话中没有保留的古汉语特点
4)所以日语韩语比普通话村姑,是语言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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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来搞笑的么
事实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南方方言与北方方言一样是古汉语的变体,很难论证谁更接近古汉语
或者说,这个“更”字基本是不可能论证出来的
说粤语读古诗文更押韵的,你去读读看《悯农》啊
难道普通话读诗文就不押韵么,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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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一些答案的意思是说普通话村姑不村姑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
人家问你语言,你谈什么政治啊
同样,一些狂热的普黑
你真的了解你所唾弃的这门语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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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些客家同学对我说:
我们家是从河南迁过来的哦
中原遗民,炎黄子孙,是不是很高逼格啊
但是我想一想不对啊
全中国的汉族人不都是从中原外迁的么
论语言,华夏正统在嘉绒;复辅音,无声调,三坟五典皆能通。
论血统,华夏正统属独龙;全欧三,无胡血,炎黄之胄神明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