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的统计数据中日之间如此悬殊？ 第1页

众所周知，在战争中，双方指挥官为了鼓舞人心，振奋士气，再加上一点点小小的私心，都是要在战报上稍微吹吹牛皮的。而且，不光是国军这样干，共军、日军、苏军、英军、美军……都会这样吹牛皮的，这样基本上算是军界心知肚明的行规了！

比如，平型关大捷之后，蒋委员长亲电朱德、彭德怀：“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歼敌如麻”！好厉害！那么“如麻”到何种地步呢？

林彪于战斗第二天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战报为：“昨日与敌第二十一连（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

而朱德在1937年年底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又明确讲：此次战斗“他们（指日军）死了五百人”。据说，彭德怀后来在内部讲话中也坦率地承认，这次战斗“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的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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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承认“歼敌”和“死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不管是1000余人，还是500人，称其为“歼敌如麻”是不是过了？

其实，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没必要较真。可是近年来，凤凰果粉台不知发哪门子神经，给个棒槌就当针认，非要把这些不靠谱的战果当做信史散播。

比如，在其《国军抗战全纪实》之《一代战神薛岳》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抗日第一战将，歼灭日军最多，仅他指挥的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

薛岳将军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参加了淞沪会战，指挥和参与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在抗战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是名符其实的抗日功臣，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前面说过，战争期间，双方在战报上稍微吹吹牛皮，也在情理之中。然而，长沙会战中日双方战报相差的未免太悬殊了，题主提出这个问题也在情理之中。

在下不才，谈谈个人对长沙会战战果的一孔之见，有不妥之处，还望多多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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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次长沙会战”。此战指１９３９年９月至１０月间，中日之间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的一次攻防战。

此战为日军主动出击，然其意图并非占领长沙，而是要“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第６页）。８月１５日，日军第１１军制订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明确战役指导方针是：“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最近敌军逃跑得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极大的重要性）”（《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951-952页）

为此，日军派出十万大军进攻，而第九战区防御的国军兵力为２４万。那么，最后战绩如何呢？

薛岳是这样给蒋总裁报捷的：“……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同时，薛岳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我全体将士忠勇用命，国民努力助战，激战20余夜，先后毙伤敌三万余人，俘获无算。”

然而，日本人的战后总结是这样的：“敌遗弃尸体约四万四千具，俘虏约四千名，缴获主要武器火炮二十六门、机关枪约二百七十挺。我方伤亡为，战死约八百五十名，负伤约二千七百名。”(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151页）

前面说过，战报都是有水分的，中日皆是如此。然而，伤亡人数３千对３万，像这样如此迥然不同的伤亡数字差别，未免查得太离谱了，到底是谁的牛皮吹的过分了呢？

薛将军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毙伤敌三万余人，俘获无算”，而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在其《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一文中以亲历人的身份这样写到：“由于宣传长沙大捷，搞得苏美英法各国的新闻记者来访问长沙，找到赵子立……外国记者要看俘虏。报告人对他们说：“没有。”他们说：“你们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怎么没有俘虏？”有的说：“既然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没有多的俘虏，怎么连少的也没有？”赵子立无言以对，又说了个，’没有”，于是惹得他们哄堂大笑，把报告人搞得面红耳赤，十分尴尬。”（《湖南四大会战》，第２２页）

而时任薛岳的第９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处长贺执圭在其撰写的《记第一次长沙会战》则是这样总结的：“综上所述，这次湘北战役，除前哨战中确曾发生激烈战斗外，其余各个主阵地和各个大部队，不是闻风遁逃，便是一触即溃。……而所谓追击、侧击等等，言追击，则始终与敌相隔一日行程；言侧击，则从未与敌人主力接触。在敌人是“全师而退”，而我军只不过是“送客出门”。但在战役过程中以及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官方如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分别在报刊大肆宣扬在新墙河南岸、汨罗江畔、福临铺附近、长沙外围等处如何血战，如何歼敌，如何侧击、追击、堵击，等等；说什么‘薛长官神机妙算，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说是‘长沙大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5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蒋纬国将军编著的《抗日御侮》第6卷中，则是这样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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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次长沙会战，此战发生在１９４１年９月至１０月间，依然是一场攻防战。

日方战史是这样记述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第十一军把这次作战目的定为：‘为粉碎敌人的抗战力量，给西部第九战区军队一大打击’。军首脑一有机会就强调这次作战的目的，绝不是‘占领地方’和‘夺取物资’……第十一军认为完全达到了作战目的，10月1日日落后，开始返回”（《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158-162页）。

根据日方记录，“作战结束后，军所报告的战果为：敌交战总兵力约五十万，遗弃尸体五万四千具，被俘四千三百人。日方损失：战死一千六百七十人（内将校一百二十二人）、负伤五千一百八十四人（内将校二百七十二人），去向不明者十四人，马匹战死一千一百六十八匹、负伤一千零九十二匹。”(《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164-165页）

根据日方战史记载，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伤亡共计６８５４人。

然而，薛伯陵则不以为然。军令部长徐永昌在１０月１４日的日记中则这样写道：“薛伯陵对外记者及武官谈话，发表湘北之役，敌遗尸四万一千余具云云，使本部战讯发布组大为作难。又据报，长沙外藉传教师语外记者及武官，敌人二十七日入长沙约两万人，留四日退去。又该访察团对湘北战颇感失望云。”（《徐永昌日记》）

１０月２５日，当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更是令徐部长大吃一惊：“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二、敌人打过汩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枝，余可想矣。”（《徐永昌日记》）

徐部长写到这里，禁不住大发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实际上，薛岳对此战不仅对外宣传上夸大其词，甚至竟然连老头子也敢混弄，据王世杰也披露：“当时薛岳等之军报，谓我军始终未退出长沙，实属谎报。闻委员长对此甚愤怒。”（谌旭彬：《戴笠披露国军令人发指的贪腐》）

蒋纬国主编的国军战史《抗日御侮》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明确指出。正是战报的夸大其词，严重影响了作战决策。

为此，老头子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大骂薛岳：“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丢尽了党国军人的脸面”。

这边薛将军如此大吹牛皮，以致于也惊动了日本人！日军在其战史反思道：“这样秩序井然地占领和撤退，毫未留下任何被占领的痕迹。重庆方面却不断宣传‘长沙未被占领’，反而被敌利用进行反宣传，产生了啼笑皆非的结果。”（《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

虽然这次会战国军没好意思宣布大捷，但７０多年后，果粉们替薛岳宣布大捷，歼敌４.８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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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三次长沙会战。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４２年１月６日，第三次长沙会战，３０万国军抵御５万日军，薛将军的“天炉战术”终见成效，此战日军伤亡虽然只有六千人，但确实是被“打退”，而不是“撤退”了！

首先得承认，薛将军此战的确指挥有方，“天炉战法”终获奇效，值得肯定。

然而第九战区战报似乎还是薛氏风格：日军兵力达１２万人，“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其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之官兵，则尚不在此数之内。生俘敌松野荣吉炮兵大尉以下官兵一百三十九员名，军马二百六十八匹。”（《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要报》，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3》）

厉害啊！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不过，我说的不是作战，而是吹牛皮吹得太厉害了！蒋校长笔下雪耻，薛将军口中歼敌，真的是是绝配啊！

先看看日本人的统计数据：国军遗弃尸体28612具，被俘1065人；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死伤战马1766匹。（《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P214-215），日军伤亡６０００人而已。当然，日本人也会有夸大其词之处，但根本不好意思跟薛将军的大手笔相提并论啊。

再看看国军战史《抗日御侮》记载：

连国军战史都只敢声称“敌伤亡万人以上”！跟薛将军的“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差的也差不多十万八千里了啊！

然而，薛将军的参谋长赵子立却在事后老老实实地承认，“关于战果部分，如日军伤亡、我军所获战利品等则有所夸大”，“日军的指挥系统未被打乱，日军虽然在艰苦的状况下撤退，却始终是有部署、有指导的撤退。”，而当外国记者提出要看日军俘虏时，却被告知“几个重伤、重病的俘虏，已经死了，无俘虏可看”！（赵子立、王光伦：《第三次长沙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赵当时系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王当时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

其实，薛将军如此大吹牛皮，以致于连国军军令部都看不过眼了。会战概要中做出了这样的记述：“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一周间，敌陆续抽调其……所属各部队，集中岳阳附近地区，其总兵力约五万余……敌之伤亡损耗，据俘虏敌各部队官兵供词综合判断，敌军伤亡当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损耗更无计矣。”（《军令部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概要》，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3》）

按会战概要统计日军伤亡人数应在三万余人，而薛将军言之凿凿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这不是打薛将军的脸吗？！对此，薛将军很生气，在给重庆的战报中一口咬定：“败残之敌又经我军四次之猛烈围歼，生还无几，实为敌军空前之惨败”。

薛将军这明显是把本应该对外宣传内容当做真实战情上报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其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何成濬1942年2月25日日记，《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上册，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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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插一句，其实，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不过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１９４３年夏的所谓“鄂西大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役被国军诩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但据亲历此役的第18军18师参谋长赵秀昆回忆，这个“辉煌战绩”全系按蒋介石之个人意志捏造。赵秀昆回忆：

“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老头子很高兴，指示要大加宣传……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赵秀昆并且承认：战报报道中，“‘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日军尸体）’是我信笔编造”，“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就18军正面而言，日军至多使用上三四千人兵力，却夸大为两个师团，把敌人伤亡夸大为几万人，更不可能是事实。”（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１９４３年７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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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反正在薛将军的口中，英勇的国军在长沙一次大捷，两次大捷，三次大捷，大捷个没完没了。

对此，薛岳的好友张发奎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评价的：“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

因此，看到薛将军如此狂妄的大吹牛皮，张发奎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357页。）

当日军真的要以长沙为攻占目标时，薛将军的大捷也到了梦醒时分了：在１９４４年的１号作战中，日本人用了一天一夜攻占了长沙，被击溃的国军主力仓皇溃逃，导致衡阳守军孤军无援，苦战四十余天之后，被迫举白旗投降！

有必要补充一句，在下不自量力，对抗日名将吹毛求疵，不过是回答题主的问题而已，绝非否定薛将军的抗战功绩。

我想，知乎网友应该不会以一眚掩大德吧？

歼敌数字是战报中最没有意义的东西了。

真正难以做手脚，值得关注的战况。是土地得失（完全无法做手脚），成建制歼灭（极难做手脚），成建制长时间休整（很难做手脚），缴获与俘获（尤其是军旗与高级军官，可谓啪啪打脸）。

以上这几样是易于统计，难以隐瞒的，也是真正被职业军人所看重的。

按这个常理分析长沙会战的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土地失而复得，因而绝对是胜仗。

2.未取得成建制歼灭。

3.敌军未调动战略预备队恢复战线（当面敌军仍有较强战斗力，无需长时间整补）。

4.缴获与俘获较少，未能缴获军旗，未能俘虏高级军官。

除了土地得失外，这战果似乎并不太好看。究竟战绩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我经常诟病美军视打仗为体育比赛，沉迷于算比分（交换比）是一种陋习。原因也在于美军居然看重最难统计，最容易做手脚的东西。。。。。

最后还要提一点，对吃空额成风，逃兵如云的国军而言。自己究竟伤亡多少也是很难统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