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为什么没去台湾？ 第1页

題主您的確可以比 陳先生明智。

因為您這位後人在2013年可以看到 陳先生在1949年當時當下所看不到的1966-1969,

因為您在2013年洞見了 1949年時的 陳先生的未來。

然而古人自己的未來是要怎麼走, 是在他們自己的當時當下,

就要作決定的。

這點上, 在古人面前, 我們都是上帝。

因為我們這些後人知道 古人的未來 發生了什麼事。

-

恰好昨天专程前往江西庐山植物园祭奠陈寅恪先生，当时顺手搜索，发现知乎上并没有什么关于先生的问题，没成想这才过了不到一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问题问得不错，分为两个小部分，其一为“陈寅恪先生为何没去台湾”，其二为“为何智者不智”，我来一一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陈寅恪先生为何没去台湾

在解答问题之前，我想说，此类与历史相关的问题，忽略基本史实，直接给政治结论的回答是极不负责任的。更何况，是这样一段很值的表述的历史。

1948年12月13日，清华大学正式停课，彼时北平已是共产党的天下。其实那段时间如诸位所知，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却很明智地将大量黄金白银及重要文物迁至台湾，更将一批知识分子转运海外，这正是所谓的“抢运学人”计划。

其时，近代中国学术大师灿若星斗，国内一流大学尚能坚持“教授治校”之原则，除了少数投身政治的教授之外，学术界与政治圈瓜葛不大，不可不谓是我国学术发展之黄金时期，尤其是着重文史研究的人文学科部分，陈寅恪正是此间首屈一指的人物。以当时学术圈之氛围，教授与政客搭上关系，多是不光彩的行为，所谓“只问学术，不问政治”正是此意。为什么，一个学人，要具备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远见呢？

要想探讨陈寅恪为何没去台湾，不如引入一位对比人物——胡适。1948年12月15日，“抢运学人”计划第一批飞离北京的飞机上，坐着年近花甲的胡适与陈寅恪两家人，在国民党的计划中，也只有这二人有资格第一批离开北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都得等第二批再说。

1948年的陈寅恪已经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还携带着身体不佳的妻女，一生除去大学教授之外，再无别的职业，更无从谈起过问政治。反观胡适，在飞离北京仅29天之后，便慷慨出任“总统资政”，胡适在北大校长的学者身份之外，一直勤于政事，只是无力回天，后遁迹美国，终归台湾。

胡适在国民党系统中积累着深厚的政治资本，更是一个坚决的反共者，在其著作《自由中国的宗旨》中有明确表态，胡适是绝不可能留在大陆，生活在红色政权之下的。陈寅恪一生与国共两党都无甚瓜葛，无需考虑政治立场上站队的问题，甚至我个人猜测他自己都没有把国、共之分看得有多严重，谈不上在两党之中选择哪个，终究无论何人执政，大学都是大学，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事情也的确是如此发展的。

换位思考，一个生于乱世，终生流离失所，辗转于武汉、长沙、南昌、日本、美国、德国、香港、昆明、桂林、英国等地的双目失明的老人，拖家带口，凄凉之际，无非是选择一个“安定”的养老之所。而远赴台湾，开辟新土，必不适合这样一位兼具各宗灾祸于一身的家庭。安定之重，重于千金，此时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博士在陈寅恪的生活中再次出现了。

岭南大学创办早于清华大学，学术氛围自由，更获得多方的投资赞助，是战乱之中难得的庇护所。1948年，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大批专家教授南下抵达岭南大学，不乏谢志光（中国临床放射学的创始人）级别的教授，这一批学者是未来中山医学院的基石。除此之外，语言学家王力、数学家姜立夫等名教授，也都齐聚岭南大学，可谓是众星云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乌托邦似的所在，学术者的天堂。为什么这些教授，一样没有去台湾？我想不单单是对政权变革的站队问题可以解释的。

陈序经是陈寅恪老友，曾多次邀起前往岭南大学任教，此次更值陈寅恪落难之际，再次开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岭南大学第一高薪，也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第一高薪），加之岭南大学的学术氛围。士为知己者死，遇到一位知己般的校长，和一片可得安生的“世外桃源”，我想，这是远比政治立场更能左右陈寅恪这一位纯粹的学人是否赴台选择的关键因素。

当然，说先生有多“爱国”或是“眷恋故土”我看也未必，陈寅恪曾评论自己是“全盘西化”，连早餐也只吃得惯西式冷餐，更曾试图居家移民英伦，只是最终迫于局势未能成行，才回到昆明。这也更侧证了意识形态、党国观念不是左右陈寅恪抉择的最重要因素，他一辈子也没考虑过“学而优则仕”，只想踏实做学问，在哪都一样。按余英时先生话说，就是“我在哪，哪里就是中国”。所以，他选择的是家，而不是党。

参考：《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二、为何智者往往不智

陈寅恪是一位智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在1948年的选择及其之后的各种抉择是智还是愚，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其实这种关于个人选择的评论，主观色彩太重，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再稍加自己的看法。

严耕望先生说中国近代史学四大家乃是陈寅恪、钱穆、吕思勉、陈垣，又尊陈寅恪为首。吕思勉先生1957年去世，一生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钱穆老师最为年轻，自学成才，1949年后迁居香港，后移居并逝于台湾，并于92年归葬江苏，晚年算得善终，是最幸运的一位。陈垣先生最为年长，与陈寅恪并称为南北二陈，极喑时务，79岁时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子女十一人，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虽然后期因为政治风波不再有什么学术成就，也算善始善终。

以题主与诸位答主之见，此处最明智之人首推陈垣，其次为钱穆，吕思勉暂且不论，这位惨死于文革，骨灰三十年未曾入土为安的陈寅恪必是最不明智之人，对否？

再说胡适，胡适的著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确是继往开来的大作。但1949年之后，又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成就呢？大陆学界往往评判胡适为“政治错误，学术正确”，而海外学界则恰恰相反，认为胡适“政治正确，学术欠佳”。这位离开北京后痛斥自己为“乃一不名誉之逃兵”的校长，想必是明智的了？

至于郭沫若之吮痈舐痔之类，更是不胜枚举。

为什么中国近代学者之中，被誉为“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只陈寅恪一人，此前诸位都未被曾提及呢？

对于一个学人，无非是人格秉性与学术水平两方面看待。我不再赘述陈寅恪的学术水平，想单独说说人格秉性的事情。

中国社会向来尊崇“会来事”、“会讲话”的品格，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大是大非面前，似乎正义与否也没那么重要了。但学术活动终究与生活中普遍的一些事情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史学，史学中一定要有一些正面承担苦难的东西，不可能都是五彩斑斓的美景，这些苦难，终究需要有人来承担。这种对苦难的承载力，又不是一般的史学家可以承受的。也正是如此，史学家如果要在学术上站的住脚，著书论说在百年之后依旧稳固，是极需要秉性的。

个性决定命运，陈寅恪一生治史极重史料考证，对一切史实都报以一份客观的态度。陈寅恪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学术通法，更是史学精要。他在《赠蒋秉南序》中说自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可见他自己对文人学者应有之境界的界定。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秉性，让自己戴上了所谓“唯心主义历史观”、“资产阶级权威学者”、“对旧社会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等等可笑的帽子。其实“唯心主义历史观”又怎样呢？“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迫所有人承认自己是唯一的正确史观，才是最可笑的、自相矛盾的悖论。

一位纯粹的学人，与人格秉性与学术水平，兼执时代之牛耳，即便有千百次妥协的机会，仍未留下任何之污点，简直是一位完人，流芳百世。而其他的学者，终究有各种各样的缺憾。

苏格拉底是否不智？文天祥是否不智？雨果是否不智？哥白尼是否不智？他们真的是，读书读傻了吗？他们不是没有遇见到自己未来的悲剧，只是选择直面悲剧而已。陈寅恪完全可以效仿陈垣，保全性命，做一条哈巴狗，只是他没有这么做。君且看百年之后人们口中之陈垣如何？郭沫若如何？陈寅恪又如何？

尽管主观色彩浓重，但我还是想说。真正具备文化承载力的学者，或是推动了社会进步的学问家，鲜有谁可以称得上是普世意义的“明智”。在当时的时代，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多像一个傻子，都缺乏政治远见，但这个“政治远见”却经常与“学术活动”相悖，说来容易做来难。况且，没有哪个社会、哪个文明，是可以依靠一群“聪明人”进步的，正是这些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傻子，给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这种愚人，也愚的值得，愚的令人敬佩。

不智，便不智吧！

其实，现在来评论陈寅恪的智与愚，还是太早了些，再过一百年，历史会有一个更公道的评价。

三、小总结

今年恰逢报告文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再版，在十七年前本书初印的时候，“陈寅恪热”还被视作洪水猛兽，抱持压制之态，以至于一册难求。那今天本书的出版，究竟是它在政治上终于变得正确了，还是陈寅恪的学术力量终于消耗殆尽，已经不构成政治威胁了呢？我看多半还是后者多了一些。

下面这张照片，是在陈寅恪先生墓前所摄。陈寅恪一生之执念，无外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十个字，以此出发，可见其人。

而当今社会，谁若天天叫嚷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恐怕都不会被当成傻子，而会被当成疯子。连陈寅恪先生，都会被冠以“读书读傻了”的评论。晚辈后学，非但没有丝毫高山仰止之念，竟然尽出口孽，令人叹息。时代愈发无力，英雄就被加倍缅怀。学术之路走到尽头，常是一门“痴人之学”，我始终相信，秉此“独立、自由”之信条者，虽前路漫漫，仍必有所成。

愚乎？智乎？智者常知愚者之愚，愚者难通智者之智。

研究历史，不会创造任何现实价值，不会给自己和社会带来哪怕一分钱的财富，在历史中说真话说实话倒会给自己惹来无数的麻烦。那人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这恐怕是部分人一辈子也想不明白的事情。

-

另外，鄙人新开设知乎专栏，在：

，感谢各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