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鸾比萧衍年长一些,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萧鸾懂事的时候经历了义嘉之乱,全程参与了萧齐建国,比起从小作为“勋臣之子”被养大的萧衍,多了不知道多少危机意识和特殊的性格敏感点。
况且萧鸾活到537,实际上代表着从王敬则到萧懿到郗徽可能全都不死,寿阳也不会叛逃北魏,萧统以下诸人可能根本不会出生,萧正德真成了萧衍的嗣子,这种情况不可能说清楚。
换而言之,魏孝文和萧衍的统治时段,是南北朝极为重要的“大变时代”,其中的些微变量都能影响之后三百年的历史。萧鸾延命这种大变量,几乎可以让光明食品厂提前一千年开业,还是别想这么多,安心吃莫斯利安酸奶吧。
【奉狗劝学】
萧鸾粉怒答一发!可我还是要说,萧鸾作为皇帝短板太严重了,给南朝续命必须靠萧衍。萧鸾的优势是重视吏治,为南朝带来崭新气象。然而,他文化上毫无建树,远逊萧衍;同时,他又不善武事,领土被北魏蚕食。更致命的是,由篡位带来的权力结构改变,加剧了他的文武短板以及南朝本身的弊病:本就文治无果的他反而打压永明文人团体;本就战功为负的他却诛杀武将,并迟迟无法得到一支兼具忠诚与战斗力的军队。并且,被孝文帝重挫后南齐财政也不堪重负。相比之下,靠荆雍豪族武力开国的文学家萧衍为南朝带来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提升。
萧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典型”的南朝皇帝,因为他沾满鲜血的篡位过程与执政生涯是南朝恶劣政治生态的一面镜子。但他也有“非典型”的一面,即在文武殊途、清浊二分的南朝勤于吏事,反腐倡廉。萧鸾在废掉少皇帝萧昭业后掌握大权,旋即掀起反腐风暴,大批贪官落马:
时明帝作相,因谓淹曰:“君昔在尚书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宽猛能折衷;今为南司,足以震肃百僚。”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谓当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称明旨耳。”于是弹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治罪。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昙隆,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劾治,内外肃然。 --《梁书.江淹传》
南朝腐败问题极其严重,而这种反腐力度在”善政著名表绩无几焉“(《南齐书.良政》)的南齐一朝更是绝无仅有。这次整风或许与篡位之际的权力斗争有关,但终明帝一朝南齐的廉政程度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这是连与萧鸾有家仇的史官萧子显都大加赞扬的。这样的改善显然与自小就具备行政才干的廉政皇帝有关。[1]以下是史书对萧鸾强化吏治以改善民生的数次赞扬。
高宗兄弟一门皆尚吏事,宝晊粗好文章。--《南齐书.萧宝晊传》
明帝自在布衣,晓达吏事,君临意兆,专务刀笔,未尝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肃震。--《南齐书.良政》
帝明审有吏才,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南齐书.明帝纪》
明帝勤忧庶政 --《梁书.王莹传》
自元嘉末年以来南朝在财政和行政能力都萎靡不振(详见我在这里的答案),而遇到萧鸾则是王朝和百姓的福报。相比“士族化”的萧衍、刘骏,和武夫起家的刘裕、萧道成、陈霸先,萧鸾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自小具备并重视行政能力。要知道,在中古历史上,文化造诣往往与身份高低正相关,而在南朝,“文化”与“士族”更是高度重合。而“文学”与”吏治“在世人眼中又存在尖锐的取舍。在清浊明朗,等级制与文化造诣互为表里的南朝,”晓达吏事“、”专务刀笔“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然而,建康不仅需要一位精明吏治的君王。长期与北方对峙,最高统治者的军事才能尤为重要。可萧鸾在这方面恰恰很欠缺。篡位前积攒军功本是魏晋南北朝的一大惯例,但萧鸾上位前军功为负。他的唯一”战例“,便是抵抗庶族起义不利,竟被徐孝嗣弹劾要求罚款。这个起义规模没有确切记载,但刚开始只有400人参与,并最终在遇到“几千”禁军和“数百”匹战马时一触即溃。
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风闻山东群盗,剽掠列城,虽匪日而殄,要暂干王略...平东将军吴郡太守文季、征虏将军吴兴太守西昌侯鸾,任属关、河,威怀是寄。辄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视事如故,鸾等结赎论。" --《南齐书.沈文季传》
相比自身军事能力不足,更为致命的则是来自权力结构的诅咒:萧鸾自始至终都没有一支兼具忠诚度和战斗力的军队。南朝畸形的政治体制和地缘结构决定了中央军无法成气候,而自元嘉以来,南朝军力在质量和数量上的每一次起色几乎都来自以地方大员与本地豪族部曲之结合为主,以外围寒门武将为辅的武勋集团。如下图所示:齐太祖萧道成以青徐豪族为革命班底,在建国初年力拒北魏; 陈太祖陈霸先则凭借广州集团夺权,打赢了艰苦卓绝的建康保卫战,重挫”英雄天子“高洋的淮南铁骑。而萧衍则拥有南朝最强有力的地方武装集团--荆雍豪族。他们的父祖辈就曾助宋孝武帝刘骏勇夺铁王座,并击败北魏,收复济水以北失地。而以韦睿、曹景宗、张弘策、杨公则、席阐文、蔡道恭、邓元起等为首的”南阳姻娅“不仅助萧衍强势开基,也打赢了对峙时期南朝最漂亮的几场胜仗。
萧鸾篡位主要依赖其对禁军的掌控,和地方豪强结合并没有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那般紧密。他在豫州主政之经历助其获得以裴叔业为首的部分豫州豪族的支持。但因为篡位本身的合法性硬伤,豫州另一豪族夏侯氏却没有明确投靠萧鸾:
及辅政,招令出都,将大用之。每引详及乡人裴叔业日夜与语,详辄末略不酬。帝以问叔业,叔业告详。详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由此微有忤。--《梁书.夏侯详传》
而萧鸾也无法依靠太祖建国时的那批青徐豪族对抗北魏。一方面,因高帝时期的储位之争,齐武帝在东宫时就先斩后奏杀掉王瞻(王玄谟之子), 登基后更加快打压青徐勋贵的节奏,荀伯玉、垣崇祖被诛杀就是代价,后者的军事能力曾被萧道成比作”韩白“。另一方面,在人数上青徐势力毕竟屡次乔迁,与树大根深的荆雍豪族不同。史书多次记载萧衍从龙之臣起兵时贡献”二千“、”三千“的部曲。同时,高帝时期因为李安民的处事不利,也使得南齐未能收编本应属于自己的徐州“义众数万”。
至是徐州人桓摽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义众数万砦险求援。太祖诏曰:"青徐泗州,义举云集。安民可长辔遐驭,指授群帅。"安民赴救留迟,虏急兵攻摽之等皆没,上甚责之。--《南齐书.李安民传》
同时,利用中央禁军篡位的萧鸾统治基础狭窄,对前朝寒门武将多有忌惮。经验丰富的王敬则、陈显达被猜忌、打压:
帝既多杀害,敬则自以高、武旧臣,心怀忧恐。帝虽外厚其礼,而内相疑备,数访问敬则饮食体干堪宜,闻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行武进陵。敬则诸子在都,忧怖无计。上知之,遣敬则世子仲雄入东安慰之。仲雄善弹琴,当时新绝。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帝愈猜愧。--《南齐书.王敬则传》
显达建武世心怀不安,深自贬匿,车乘朽故,导从卤簿,皆用羸小,不过十数人。侍宴,酒后启上曰:"臣年已老,富贵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礼告退,不许。--《南齐书.陈显达传》
在萧鸾执政时期,王敬则、陈显达远离前线,且因为心怀忧恐,自己主动告老。前者最终在萧鸾卧病时被逼造反,传首京师,而后者在沔阳五郡沦陷后才重新被重用。
篡位上台的萧鸾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借助豪族军队,又多猜忌武将,崔慧景、裴叔业成了少数可以仰仗的将军。而事实证明,萧鸾-裴叔业这对 君-将 组合根本无力抵抗北魏南侵。他们节节败退,丧失沔水一代大片战略要地。萧子显在齐明帝本纪的“赞曰”中对其篡位没有多加批评,甚至认为是“宗国之幸”,但最后却留下“沔阳失土,南风不竞”的字样。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萧鸾改善吏治为南朝固有的财政困局带来转机,但北境溃败又让财政和民生“一夜回到解放前”。
及建武之兴,虏难猋急,征役连岁,不遑启居,军国糜耗,从此衰矣。--《南齐书.良政》
刘宋时期北魏铁骑虽强,并留下“春燕归,巢于林木”(《资治通鉴》)的血腥场面,但寇江胡马终有北归之时。孝文帝大刀阔斧汉化改革,迁都洛阳,并加强步兵建设和粮草运输。[2]这意味着北朝统治精英不再以“骚扰”南方为最终目的,而是心怀兼并之志,并付出扎实的努力。以下是《南齐书.魏虏传》的结语。若我们细细品读,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字都反应了南朝士人深深的恐惧与担忧,以及对萧鸾应对失策的不满。
建武初运,獯雄南逼,豫、徐强镇,婴高城,蓄士卒,不敢与之校武。胡马蹈藉淮、肥,而常自战其地。梯冲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来,未之前有。兼以穹庐华徙,即礼旧都,雍、司北部,亲近许、洛,平涂数百,通驿车轨,汉世驰道,直抵章陵,镳案所鹜,晨往暮返。虏怀兼弱之威,挟广地之计,强兵大众,亲自凌殄,旍鼓弥年,矢石不息。朝规懦屈,莫能救御,故南阳覆垒,新野颓隍,民户垦田,皆为狄保。虽分遣将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涡阳之败。征赋内尽,民命外殚,比屋骚然,不聊生矣。夫休颓之数,诚有天机,得失之迹,各归人事,岂不由将率相临,贪功昧赏,胜败之急,不相救护?号令不明,固中国之所短也。--《南齐书.魏虏》
“建元以来,未之前有”体现孝文帝改革后南朝面临空前的压力。从“穹庐华徙,即礼旧都”到 “汉世驰道,直抵章陵”(我的知乎签名),无一不在强调迁都洛阳于各个方面为北魏南侵提供便利,同时“怀兼弱之威,挟广地之计”体现了元魏精英扫灭建康一统天下的决心和能力。“虽分遣将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涡阳之败”是对萧鸾沔北失土、涡阳惨败的责难,而“征赋内尽,民命外殚,比屋骚然,不聊生矣”则是为战败所致的南朝财政民生危机的痛心疾首。最后以”号令不明,固中国之所短也“结尾,恐怕是有所指吧!
孝文帝的继任者更是接二连三地南征。元恪虽在军事能力上不及父亲,但绝非等闲之辈,他也曾调度诸将一举拿下益州、荆州、梁州等地。幸而梁武帝萧衍战略部署得当,韦睿、曹景宗等荆雍豪族们智勇双全,南朝方能在梁初钟离之战涅槃重生。而军事才能与荆雍豪族都是萧鸾所不具备的。
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大背景下,南朝皇帝的文化建树对政权格外重要。这里我们不去计较南北两朝文化孰优孰略。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南朝的软实力一直处在优势地位,孝文帝改革后此优势也被削弱,而南朝则有充足动机去进一步加强此优势,把北朝的进步”抵消掉“。汉化改革使北方民族矛盾消融,直接提高了洛阳政权对南朝势力的吸引力。[3]
而萧鸾自身文学素养恐怕不高。侄子萧宝晊的传记里写道”高宗兄弟一门皆尚吏事,宝晊粗好文章“(《南齐书》)。这里把”粗好“文章的侄子和尚吏事的伯伯对比,可以体现文学非萧鸾之所好。而萧衍父子多人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顶级文学家。南梁的文学造诣被古今中外史学家承认,并一直是海内外中古史学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萧鸾、萧衍的强烈反差不须赘述。[4]
更致命的是,萧鸾在上位过程的第一步是扶持齐武帝的太孙萧昭业登基,这使得他与齐武帝继承权的竞争者,武帝二子萧子良发生直接冲突。[5]南齐文化的主要成就便是“永明文学”(“永明”乃齐武帝年号),而竟陵王萧子良的”竟陵八友“就是永明文学最主要的产出者。萧鸾篡位之路首先杀掉的就是萧子良的嫡系,竟陵八友之一王融。
萧子良本人虽早死落得善终,但范云(竟陵八友之一)想为之立碑却被萧鸾拒绝。
建武中,故吏范云上表为子良立碑,事不行。--《南齐书.萧子良传》
本人文化水平较低,又对知识分子怀疑,也许可以解释萧鸾一朝儒术不兴吧。
时明帝不重儒术,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梁书.伏曼容传》
值得注意的是,萧衍本人也是竟陵八友之一,沈约、范云等永明文学巨匠在梁朝建立后都位极人臣。
作为宣城王粉,我写至此处只能感叹萧鸾生不逢时。齐高宗明皇帝,铁腕反腐,勤政治国。他在国际环境相对缓和的太平之世,也许会是另一个雍正。可惜,在北有强敌的南朝,善治只是奢侈品,不是必需品。
谢 @白玲 邀。
最近的另一篇知乎答案,关于三国至南北朝兵制,见:
不懂南朝史,也不喜欢脑洞型问题,不过看到有人胡说八道,作为萧衍粉萧鸾黑就勉强写一点个人拙见。
先回答题主的几个问题:
萧鸾多活很久可能达成的成就:
军事上:在元宏死后收复元宏南征时期萧齐丢失的土地,甚至可能有一定的推进;
政治上:萧鸾的执政风格看似与萧衍完全两道,但实际核心仍然不脱加强专制,萧鸾的苛察风格虽非坏事,但能带来的正面影响或许有限,不会有太大变动;
文化上:永明文学改革会继续推进,但谢朓可能会成为新文学的引领者,何逊等人的风格相比现实会更被看重,宫体文学的繁盛规模可能不会再那么大,甚至可能不会再出现;
宗教上:三教依旧会互相影响,但缺少梁武帝作为政治强权的背书,佛教压倒道教的脚步不会那么快,道教可能仍能维持很大的影响力。
以下Q&A形式胡扯时间:
Q:萧鸾主政是否代表了永明文学改革的彻底结束?摧毁了南朝文学?
A:否。萧鸾对高武子孙的打击的确使永明时期围绕几个宗室的几大文学集团受到打击,萧鸾杀害了永明文学代表人物王融并引起一定范围的恐慌也是事实。但几大文学集团和王融自己并不能代表永明文学的全部。事实上,永明文学中诗歌成就最高的谢朓正是萧鸾的亲信,江淹、任昉、沈约等人也得到不同程度的信用,较年轻的陆倕、何逊、刘孝绰等人的早期创作与文名也都积累于萧鸾执政时期。萧鸾个人不好儒术是真,但他绝对谈不上轻视文人,破坏文学。实际上,谢朓的创作巅峰期也在萧鸾时期,如果没有东昏侯的杀害,谢朓可能还能维持很久的创作巅峰,他所代表的“清怨”诗风也会在后世影响更深。另外,梁武帝萧衍自己本身也是被萧鸾当作亲信的重要永明文人。萧鸾不去世,对梁武帝的个人创作不会有多巨大的负面影响。但由于梁武帝诸子的出生会存疑,即使出生也未必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以萧纲、萧绎兄弟为领袖的宫体文学发展倒是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过这个影响已经超出我的意淫范围,具体会怎样,乃至会对唐朝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只能说我也不清楚。
谢朓与萧鸾的关系:
高宗輔政,以朓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以選復為中書郎。
朓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答。
——《南齐书·卷四十七·谢朓传》
(萧鸾是宣城,小谢也是宣城,双倍的快乐。)
Q:萧鸾时期是否丧师丢地,让南朝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
A:否。萧鸾时期萧齐在太和与元宏加持的魏军攻击下大规模丧师丢地的确是事实,但齐梁之交让南朝陷入濒临灭亡困境的并非萧鸾。实际上,魏齐交战时期魏最大规模的军事胜利发生时,萧鸾元宏都已经去世了。这次军事大变就是裴叔业举寿阳北附元魏。裴叔业北附的原因是萧鸾的去世,东昏侯像精神病一样清洗重臣宿将。如果萧鸾不去世,那么裴叔业举城降魏就不会发生,萧齐就不会直接丢失寿阳、合肥两座重镇,相当于在元宏去世后,南朝一开始就拥有萧梁花九牛二虎之力才收复的淮南,萧齐面临的军事局面要远远优于天监北伐时期。而事实上,众所周知,因为孝文死后北魏的中枢斗争,宣武初北魏并没能趁萧齐内部大乱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萧鸾不去世,宣武初的北魏倒是可能因为中枢斗争而无暇顾及南线战事,对南朝来讲,这是绝大的利好。
裴叔业之北附:
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卷豫州刺史蕭懿率眾三萬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眾萬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生擒叔獻,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死。寶卷所仗,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之期,勢將不久。」
——《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
(元宏一生致力于南北混一,可惜却没等到萧宝卷这个超级大乐透彻底兑现。随着对元勰、王肃的逐斥,孝文的遗梦似乎已然远不可追。)
Q:萧鸾时期是否无将可用?荆雍军事集团是否是南朝军事的唯一救星?
A:否。萧鸾时期远远谈不上无将可用。事实上虽然萧鸾对宗室进行了大清洗,但他对将领则远远比堂兄萧赜优厚的多。虽然王敬则、陈显达为代表的重将被或多或少猜忌,但以曹虎、崔慧景、裴叔业为代表的的中层将领被萧鸾识拔重用以抗魏,更有萧懿、张冲这种优秀青年将领的涌现。萧衍本人反倒是萧鸾执政时期所用将领中水平较差的。萧衍所谓的“雍荆军事集团”的很多成员更是直接崭露头角于萧鸾执政时期与稍后,认为萧鸾不能任用“雍荆集团”人士显然是十分搞笑的说法,这个论调通过考察天监重要将领们的起家史即可知其谬:
曹景宗:崛起于对抗元宏南伐,曾随陈显达北伐。
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為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勳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眾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眾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
——《梁书·卷九·曹景宗传》
裴邃:曾为萧遥光参军,避祸于族人裴叔业,随裴叔业北上。
東昏踐阼,始安王蕭遙光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後遙光敗,邃還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驅掠,邃遂隨眾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為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
——《梁书·卷二十八·裴邃传》
夏侯详及其子夏侯亶:抗魏,为东昏平乱。
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戍為魏所圍,仍以詳為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城、弋陽、汝陰三郡眾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又於淮上置荊亭戍,常為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攻之,賊眾大潰,皆棄城奔走。
建武末,徵為游擊將軍,出為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為荊州,遷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冑並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偽呼紹議事,即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
——《梁书·卷十·夏侯详传》
夏侯亶字世龍,車騎將軍詳長子也。齊初,起家奉朝請。永元末,詳為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京師,為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
——《梁书·卷二十八·夏侯亶传》
邓元起:随张冲抗魏。
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荊棘生焉。」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為用命者萬有餘人。
——《梁书·卷十·邓元起传》
冯道根:响应陈显达北伐。
齊建武末,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眾復爭之。師入汮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汮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酇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軍人夜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
——《梁书·卷十八·冯道根传》
昌义之:曹虎部将,屡立战功。
少有武幹。齊代隨曹虎征伐,累有戰功。虎為雍州,以義之補防閤,出為馮翊戍主。
——《梁书·卷十八·昌义之传》
篇幅所限,只列举这些,事实上除去韦睿这种年纪过大仍沉沦下僚的可能只能通过从龙跃升,其他大部分“雍荆集团”成员都可能被萧鸾所用。何况,因为没有了东昏侯时期的内耗,萧鸾如要北伐,他的将领豪华程度不仅不会次于天监,甚至有可能高于天监。
至于说梁武帝个人的指挥通神,纯粹是《梁书》造神的结果。萧衍个人用着绝对优势兵力被张冲困于郢州二百日之久。天监北伐期间更是屡出昏招,这种“指挥通神”,不要也罢。
Q:“涡阳之战”是胜是败,如何客观评价萧鸾之抗魏?
A:无论从过程还是战略目标上讲,裴叔业涡阳之战都是魏齐战事中难得的大胜。萧鸾之抗魏总体来说是失败的,但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其指挥失当、将领无能。而要更多地考虑到元宏对齐魏战事的莫大影响。
裴叔业涡阳之战在萧子显笔下被称为“涡阳之败”,其在同书的《裴叔业传》中也将此战的过程写成先大胜后大败,仿佛是与陈显达北伐一般的竹篮打水,但事实绝非如此。
永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效、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偽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璝、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即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偽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璝等拒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偽將劉藻、高匆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偽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
——《南齐书·卷五十一·裴叔业传》
裴叔业攻涡阳,其目的并非与魏军硬碰硬拿下重镇涡阳,而在于实践他所说的:“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堺,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围魏救赵,解义阳之围。从过程上看,他连破北魏远多于其自身的数军,在北魏大军至后才败退;从结果上看,他最终让王肃放弃义阳之围回保涡阳,实现了解围,综合来看可谓大获全胜。从《魏书》记录来看,《南齐书》本传的胜利过程描写并不夸张,反而《南齐书》本传大加渲染的败退才是夸张化的:
鎮南將軍王肅攻鸞義陽。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乙未,詔將軍鄭思明、嚴虛敬、宇文福等三軍繼援。
——《魏书·卷七·高祖纪》
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
——《魏书·卷六十一·孟表传》
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克,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為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銳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禁旅難闕。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克之舉,不可為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糧盡,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為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故。
——《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
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為邊民,永免官爵而已。
——《魏书·卷七十·傅永传》
蕭寶卷將裴叔業率眾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啟告,高祖敕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
——《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
可以看出《魏书》口径最吹嘘的《奚康生传》也只敢空言一句大破,更多的只是说裴叔业“引师退”而已。实际王肃退裴叔业的战果远不会有《南齐书》说的那么大。之所以出现这种貌似颠倒的倾向式记述,应该是因为裴叔业后来携寿阳北向,南朝震动,给萧子显留下了绝大的心理阴影。因此裴叔业两次抗魏的大胜在《南齐书》中都被叙述地不太突出。这种叙事倾向也就蒙蔽了一部分不读书的人。张金龙先生在《北魏政治史》中将涡阳之战称为南齐的“巨大胜利”绝非虚言。
孝文帝对魏齐战事的莫大影响则可以从陈显达北伐与太和第三次南征看出。陈显达北伐之初取得了丰厚的战果,直到孝文帝强支病体南下主持战事,南线才转危为安。而那位被陈显达连战吊打的正是后来宣武朝主持梁魏战争的名将中山王。可见魏军在齐军面前绝非不可战胜,孝文帝去世后的北魏中枢争端正是萧鸾北伐的最佳时机。
希望大家多读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