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去世，享年 85 岁，他有哪些值得铭记的学术贡献？ 第1页

十多年前周游世界，从墨西哥上船，就听闻有位史老爷子也在船上。

海上没网，卫星wifi要花钱，对抠门的我很不友好，也便没有查查他是谁，只知道是个耶鲁的退休教授。

途径夏威夷的那段海域，颠簸得厉害，看着食堂里的炸鸡反不少胃，便待在图书馆里写写论文，好像是关于Sino-US relationship，一天翻书的时候，旁边长得像古希腊雕像的老头搭上了话，有一说一，真是帅，帅到掉渣。

一来二回熟了些，史老爷子便约我吃起早饭，他一杯茶，我一盘薯条咖啡，傻得不行。他拿出我之前匆匆翻译成英文的论文，讲马克思和当代中国的，开头第一句竟然是"你在中国生活，你对中国的理解肯定比我更深，尤其是当代的中国，我也有不少可以问你。"

我年少轻度弱智，只当是历史系和哲学系的交流，或者说一个外国老教授问个中国小孩关于当下的社会情况做做调研。全没想到Jonathan Spence在学术界的地位。

"有些用词我不是很理解，可能是英文和中文的翻译问题，比如这个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在我的语境里可以用这个词儿。"

如今那几十张被他红笔圈画的a4纸，早已不知所踪，但虚怀若谷的冷静到高贵的老头形象，却时常落在我心头。以至于毕业后到北京认识的一群耶鲁毕业大佬提起史景迁时候的那种迷妹眼与崇拜，我也觉得毫不意外。

再后来，我找来《王氏》和《天门》翻读过几次，也听过一些其他人的学术评价，我感觉完全在理解范围之内。认识过不少教授，尤其是中国的一些，我觉得多多少少身上都带有不小的戾气和看傻逼的眼神，当然对于不同研究方向，有些戾气无所谓对错，比如在b站上的那些红人们。但是到达某种程度上的老头们，身上有桀骜，却没傲慢，有悲天悯人之心，却没虚假的同情心。

"普遍意义上，我并不懂哲学，但个体是很迷人的。你爱看谁的小说，他们没有改变世界吗？" 某种程度上，或许我选择拍片，也是被类似的话起了个头。

临近上海还是香港，我已经不记得了，史景迁要下船结束他的旅程。短短几月，我并没有了解他的学问多少，他也没指导我什么。但我仿佛觉得和古希腊雕像做了次奇妙的朋友。

船上有另一位非常喜欢我的nyu老教授，一直撺掇我去问史景迁要个推荐信，但好像是我们的默契，谁都没提这件事，大概我们都脸皮薄吧。他一杯咖啡，我拿出了我妈给我的榨菜还是老干妈，夹在吐司里，"It's spicy，young man."。

两三年后，我有幸被选回那艘船上，去加拿大参加个什么杰出校友活动，当初的弗吉尼亚大学的院长跟我说，"Jonathan说他遇到过一个smartest chinese student，even better than Yale."

对于雕像来说，young man可能只是风吹到脸上的无数小沙子中的一颗。

而对于小傻子，他可能会永远记得他没亲耳听到的这个词。 不管哪种语境，英文或中文，我们都将是student，和lifelong learner。这次我没用错词吧？

雕像睡着了，或许小傻子还会飘啊飘。小傻子后来认识了《爱情神话》里的那些原型，一阵子天天喝酒聊艺术，也去边远山区里拍过invisible Chinese，还去雕像老家体验过30万一晚的真贵族庄园，体会过不同的生活。我想我会记得那句个体的价值，一辈子。

晚安，雕像。

历史学家中难得的叙事高手，在学术之余可以精准拿捏讲故事的尺度。

但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中从未有过传统故事叙事的道德史学倾向，在面对其他文化从无高高在上，用阿里夫·德里克的话来说，“不带任何傲慢地面对不同社会之间文化差异的普遍主义立场”。

我欣赏这种普遍主义，在我看来这比“文明的冲突”高明不少。

他也并不会刻意讨好社会主流乃至学界主流的倾向，他写下中国的故事并不是为了推动读者同情或者厌恶中国，只是想激发他们继续了解中国的进一步兴趣。

印象最深的作品是《天安门》，以1895年康有为登上归国的轮船始，以1978年北岛的诗作终，前后跨越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文革和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阶段，全景式地勾勒出中国近百年来揉杂思想、统治方式和情感革命的历史画卷。我敬佩这本书中展示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回应时代危机时所迸发出的勇气和脆弱、理想和矛盾、坚守和痛苦。而在“知识分子”这个词似乎逐渐被污名化的当下，阅读本书更有了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