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反乌托邦三部曲中在国内只有《1984》名气较大？ 第1页

《我们》是最早写的，写的时间大概在1920s左右，扎米亚京写的里面还有很多科幻的东西。奥威尔深受这本书的影响写出《1984》，而这30年时间里，极权主义在希特勒和斯大林身上膨胀的淋漓尽致，所以可以说《1984》是《我们》的2.0版本，当然更鞭辟入里。

而美丽新世界嘛，描述的乌托邦社会跟1984里的是两码事，用一张传烂的图片来表示的话：

问题是，上面这个“认为”是美帝人民的想法，我朝人民看来，红朝前三十年的社会，跟大洋国毫无二致：

大洋国有两个敌人——我朝也有：美帝和苏修（我朝这么认为）

大洋国有真理部——我朝有萱萱

大洋国有大清洗——我朝有伟大的无产阶级XX大革命

大洋国的报纸上鼓吹今年增产多少多少——这点我朝完爆，亩产十万斤

……

我们从1984上看到了我们悲惨的历史，为了不让乌有的那帮人重来一遍悲惨历史，所以我们忽略美丽新世界，因为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一点代入感都没有。

窃以为1984这本书仅仅是写实文学而已……因为现实很恐怖

好像我的回答跟社会学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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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984》旗帜鲜明地反对限制自由，反对监狱，反对独裁霸权，反对对自由与民主的扼杀，反对我们不能做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作品中对那种生活极其细致且多方面的描写，以及人们的凄惨下场，极大地激起了读者的反感。它反对的恶十分明显，并且容易辨别。这是放之四海皆遭唾弃的监狱文化，并且这是人们曾经经历过的（且不论这份经历是哪个国家的，或是造成《1984》独大的现象的读者是否亲身经历过），有“切肤之痛”的。不管是从我们国家所知的过去走过的路，还是从外来的西方价值观来看，这都是极其容易辨别并且去憎恶的。

它更容易能得到读者们的认可与辨别，并且能迅速为读者所接受、所警惕。无论是什么样的读者，都能明显地从《1984》中感受到温斯顿生活的极权社会里的种种反人类的举措，并在现实中加以警惕。

易于理解与感受了，读者的印象深刻了，对作品的认同感也就加强了。也就因为这样，作品就将得到广泛的推荐。

虽然不能否认《1984》它所作出的描绘在长久一段时间里仍具有极强的预言性，但是将其与中国曾经的道路与事件产生联系很大程度上还是后来者带着主观立场做出的。很悲哀的是这偏偏就是它在中国更受欢迎的一大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很多读者就是抱着要找到什么论据来黑TG的目的来去读这部作品的，要看看过去的那些事有多少被这部作品言中，然后再倒着用“反乌托邦三大名作”去黑回来。

乔治·奥威尔是反极权主义的，不是反共产主义的。偏不巧的是他做出的预言第一个言中的是后期走偏的苏联，加之那些读者在自己心中牢牢刻下“TG是极权”这种思想，所以把他说成是反共的急先锋。天可怜见。

但是《美丽新世界》的描述却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们将毁于作乐，毁于娱乐，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怎么可能呢？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设想对于很多读者而言是反直觉的，也是难以理解的。简单易懂的游戏、引人沉醉的香薰、无所限制的性爱、永不止息的娱乐，这是多少人所梦寐以求的，能够满足一切欲望的生活。人们怎么会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们渴求的生活？

另一方面，是因为《美丽新世界》所描绘的世界的科幻感非常浓烈，即使是今日也让人觉得难以触及。这种遥远的未来感让读者丧失了一种可认知感，这种迷蒙而不真实的感觉使读者不能够去反对或是去感受为什么要去反对这样的社会。

既然不能明白为何要去反对了，那么就不能理解为何它是反乌托邦三大名作之一了，所以就没办法鼓起劲去推崇了。

《我们》与《美丽新世界》的原因差不多，同样是因为所描述的生活缺乏真实感。读者无法想象那样的世界，无法感受那样的世界，能找到反对世界的某种感情，但却不能认同。另一方面，《我们》中对于那种极权生活中的细节着墨并不算多，主人公理所当然般地描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读者对这种生活的反感程度。我们受不到警示，几乎了无收获，就不会推崇它。

多插句题外话，这个题设暗含的一句潜台词是“西方人们都平等看待三部作品，唯有中国是有偏袒之嫌的。”，但也很难说欧洲的普通读者就不会偏袒《1984》。“反乌托邦三大名作”是西方给的定论没错，但是这也是学术和文学界的定论。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就是一个关于这部作品的一个知识罢了。但是在实际阅读中，这三大作品之间的地位高低区别，显然不会是中国独有的。这个问题暗含的这种味道挺让人不舒服。

Update:2014年11月18日，修改了部分措辞与错乱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