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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血洗四川是否属实?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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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很多人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就算是对张献忠最客气的记载,也只是在杀人数量上有差别而已。

但是,对于那种把张献忠描写成一个神经病一般的杀人魔王,把四川人口锐减全归罪于张献忠的说法,我是不信的。

有一个读书人叫余瑞紫,他在张献忠打庐州前后被张献忠俘虏,张献忠不许他走,留他做师爷,后来他跑了出来,写了一篇文章描述自己的敌营生活。

单凭余瑞紫活着跑出来这一点,就已经证明张献忠借科举屠杀读书人这样的说法是胡说八道了。

余瑞紫笔下的张献忠,确实是一个残暴的人,做了很多滥杀无辜的事。但是同时,张献忠也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他杀人也好,不杀人也好,都有一套切合自身利益的完整逻辑。

张献忠屠戮无辜,但是他不是闲着没事杀着玩。主要目的有三:第一,震慑反抗者;第二,抢劫钱粮牲畜;第三,抢女人。

当然了,这三条理由也没什么光荣的,但是这是一支流寇军队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做的。当时的张献忠,和明朝的官员、士绅完全站在对立面上,没有正常的补给渠道,不抢就饿死。

同时,余瑞紫也写了,张献忠也并非一味滥杀,有时占领了城池之后还会拿出银子去招抚。所以,和当时全世界的大部分军队相比较,张献忠的友善度也能在平均线附近徘徊了。按照现代标准,张献忠先崩后问,肯定没跑,不过和同时期的军阀一比,张献忠固然不是什么好人,也未见得就比别人更残暴。毕竟张献忠也是一个宣传过三年免征、发行过货币的人,一只脚已经迈进正常封建统治者的门槛了,然而还没落地就被打出去了。

我一开始持这个立场的原因,是因为张献忠是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个人的爹。

如果说张献忠真的就只知道一味地杀杀杀,成天琢磨变着花样杀人,整个就是一个变态杀人狂,首先,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神经病是如何与明军打了近二十年还越打越强的。其次,孙李刘艾这四个被变态杀人狂养大的孩子,怎么反而成了明清乱世之中最与众不同的清流?

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在四川时干了什么,史料记载相互矛盾,疑点很多,但是他们在云南、贵州干了什么可是一清二楚。

“乃起省城民夫,每户夫一名,每名领二斗,至临安交米一斗五升,其五升给夫作口粮;省城每夫一名脚价银二三两不等,民乐于挽运,不知其苦。”

“招抚附近地方,凡附逆者悉不究,各安农事。如是出降络绎不绝。李定国抚慰赏劳之,出令不许掳掠,违者立斩。自是迤东半壁安堵矣。”

“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

“又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为治若此,诚滇南不幸之幸也。”

“凡发兵征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如兵余小子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马兆熙考试毕,率云、武二府生童赴李定国府谢。定国赏钱三百串,面云:‘诸生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官了’,等语。诸生谢出。由是文教渐复兴也。”

“会勘平越各官,戮奸蠹民者,可望令蒋克远会冯双礼安抚人民,招徕商贾。又令所属文武呈缴滥劄,武职加授总制、参游,文官加授监军、督饷、部卿、佥宪,概行裁革。各官作奸蠹民者戮之。令督学刘鸣凤考试贡生,分别伪滥。”

更关键的是这一条:

“刘文秀之入蜀也,善抚恤军士。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于是,重庆、叙州诸府县次第皆复。吴三桂迎战辄败,敛军以奔,趋保保宁。”

要是张献忠和大西军把四川杀得鸡犬不留,为什么张献忠的儿子杀回来的时候,四川百姓不仅没望风而逃,居然还敢群起附逆,抗拒天兵?

如果张献忠借着科举屠杀读书人,为什么张献忠的儿子办科举,还有那么多不怕死的去考?

如果张献忠拿杀人当娱乐活动,当考功标准,孙李刘艾这四个不肖子怕是早就拖出去扒皮了。

这些个“流寇”,安置流民屯田,吸引商人来贸易,清理贪官冗官,招降官员和土司,恢复社会秩序,开科举,开言路,还搞文娱活动。凡是正常封建统治者该干的事,他们都做了。

再看大清王师解放云南时的情景。

“除各土府外,其迤东之云南府以及临安、曲靖、澄江、寻甸各府与迤西之楚雄、武安、姚安、大理、永昌各府,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如衣粮财物头畜俱被抢尽,已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概行掳掠,致令军民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分离拆散,惨不堪言。所存老弱残废又被捉拿吊拷烧烙,勒要窖粮窖银,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天呼地,莫可控诉。见今省城粮米照湖南新官仓斗每斗增价至一两三钱有余,每石价至一十三两有余;若照云南旧用大斗一石约有新仓斗二石,价至二十六两,犹无处寻买。军民饥饿,道死无虚日。其在永昌一带地方更为惨烈,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余里杳无人烟。真使贾生无从痛哭,郑图不能尽绘。职不知滇民何至如此其极也。”

“三月初五日,又准云贵总督臣赵廷臣手札,内开:云南近状大不如上年。每市斗米一石实卖至二十五六两,沿途穷民有死于道途沟涧,死于寺庙破屋,死于山路田野,死于旁溪曲径,甚有母食其女,子弃其父,惨不忍言。”

这要是明朝的遗老遗少写的,没准是故意污蔑我大清,问题是,这两段话的作者可是铁骨铮铮、赤胆忠心的洪承畴。

现在,大清朝的笔杆子们要我相信,四川老百姓都是被孙可望、李定国他们杀的,和大清没关系,这很侮辱我的智商啊。

应该说,张献忠在四川确实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残忍杀害了很多不该杀的人,以至于大西军内部都产生了分歧,孙可望等劝阻张献忠不要滥杀,事后还对鼓动张献忠杀人的佞臣进行了清算报复。但是同时也该看到,张献忠并不是一个完全丧失理智和人性的变异生物,他很聪明,该懂的道理也都懂,否则培养不出李定国来。

张献忠在四川急躁冒进,急于称帝,急于建立统治,为此而滥用暴力,把四川的士绅乃至很多老百姓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而他的四个养子,正是在其死后纠正了这一错误,才成为了明朝的救星。大西军入滇,一开始就打着沐天波老婆娘家的旗号。云南时期的大西军懂得团结人了,团结沐家,团结明朝的官员,团结土司,团结乡绅,团结普通老百姓。不再采用单纯的军事冒进,而是以经济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根基。很明显,西军四王不可能是张献忠一死就立刻大彻大悟了,这些策略必然是早就明白的,否则也不会有之前他们劝阻张献忠不要滥杀的事。

所以,我对“张献忠屠川”问题的最终结论如下:

张献忠是一个性格刚毅残忍的人,在早期的流寇生涯中,为了生存不断突破道德底线,导致他对人命的漠视非常严重。在四川期间,战事不大顺利,他愈发采用残酷手段,试图震慑反抗者,但是效果适得其反,最终也使了自己兵败身死。

但是,张献忠的残忍没有超出一个普通封建军阀的范畴,他也曾经试图做一个正常的封建统治者,试图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和平地统治,是因为军事上的失败才没能成功。

而清军侵入西南之后,其残酷暴虐更甚于张献忠,在明清双方连年的拉锯过程中,四川在乱兵屠杀和饥荒的双重打击下,人口锐减,十室九空。

清朝的宣传口径一贯是对于孙承宗、史可法这些忠于明朝的抗清官员可以褒赞,但对于李定国、李来亨这些农民军出身的抗清领袖则要一黑到底。再加上为了掩饰自己在四川的暴行,于是编出了一堆荒唐可笑的谣言,把屠戮川民的暴行一股脑全都栽给了大西军。

不能说张献忠对四川人口锐减没有责任,但是和清军比起来,最多也就三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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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没屠,我不敢说。怕被喷。

我只看见张献忠沉银中出了大批量垃圾款式的银耳环(作为收藏者,我是不会要那种品质的东西,就是银子弯几道,毫无收藏价值)。

这种东西王室、官府、富户的女眷是不会用的(有其他款式对比,我相信作为一个女人,但凡家里有点钱有点地位都不会带那种)。单纯婢女使用的话量是不是太大,款式都标准化?

所以,老百姓用的呗。只有当时的普通老百姓会去买那种款式装饰自己。银铺里批量生产,统一制式(定制、好看款式的肯定就贵了)。

别人耳朵上的饰品怎么取下来收走,其中的手段我就不知道了。

这仅是耳环一例……(补:这种耳环应该是被叫做“丁香耳钉”。)

另外明代早期贵族男人的画像也有带耳环的(不知是否元代遗漏风气)。不过明后期是否还存在和有没有在老百姓群体里流行还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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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只是发个图,并不想去做过多的解释引来口舌之争。但是在回复提问过程中在所难免,所幸就说个清楚吧。不想修改原文,故加在后面。

1、为什么不是银铺抄来的。

这类耳环都是手工生产的,每个银楼都有银匠都可以生产,并不是像现在一个工厂流水线制作再发往各销售点。在当时银子也是钱,任何一家银楼都没必要一次性生产太多积压库存,更何况一次生产很多也不能多少效率。到了民国,基本上也还是这个模式。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看到那种手工银匠,有兴趣可以去看下。

2、人都杀完了怎么抵抗?

一直以来说的“屠川”可能给一些人的感觉就是把四川人口杀得差不多了。首先这个屠杀并不是指把人杀完,而是大批量残杀(词典释义也如此)。屠的这个川,根据当时张的控制区域,我个人认为是指的成都及其周边州县。这些地区本身也是整个四川的核心区域,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历朝历代中基本上攻下成都就标志占领了西川乃至整个四川。像明末这样展开拉锯战的情况极少,其中原因应该也有人口、补给不足这一方面。但是四川不只是成都有人啊,兵也不一定非要是四川兵,补给也是可以从外地运来的。

3、张献忠能杀那么多人?

四川整个省的人口锐减肯定是不能全赖在张头上的,他的行为只是一方面。长期几方的混战、张的屠杀、清的镇压以及战争带来的疾病、饥荒等等都是原因,但这都不能否认张干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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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视频记录的那个时代(当视频也能造假),如果不相信史料,不相信民间流传,那想怎么说都可以了,只不过是概率问题,一句“万一”足以(你也可以说是蜀王的玉碎计划呢)。

各地文献、外国人的纪录想要篡改很难做到一致,更何况还有各种家谱和日记,人家家谱和日记全都会帮着改?你文字狱再厉害还能查到所有人家谱和日记里?何况有些家谱和日记里本来也有不利于清廷的话。

如果国人的文献不信,外国人的记录也不信,那我的也可以直接忽略……


————————————————————欢迎根据文物、推论进行讨论,拒绝攻击。不知道这个话题怎么突然火了,没想到知乎上也有喷子,他们先攻击你一番再装模作样提一个跟主题有关的质疑,其实那个质疑在文中做了说明,他根本没看完你的回答。

年纪大了,不想做口舌之争,欢迎心平气和讨论,拒绝攻击。看我的回答不爽请直接无视或者举报,不要留言攻击,在此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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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多慎入!其实本来我是不想回答的,但在评论区和一“饱学之士”促膝长谈后,我决定还是回答吧。在下才疏学浅,而和那位“饱学之士”的谈话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让我受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他,他独特而卓越的思辨能力、侃侃而谈的口才、对我的谆谆教诲正是让我写这个回答的最大动力,这段对话深深地启发了我,我的不少灵感和答案的内容正是来自于和他的谈话。正是因为如此,也是为了对那位大神表示感谢,请允许我把这段对话内容放在我的回答里作为我的思路历程和全文的线索。废话不多说,以下正文。请大家保持耐心,我虽不才,但也斗胆找了点干货。

故事的起因是这样的,在评论区,他独具特色的评论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想:如此出言不凡定为高手!于是我本着谦卑的态度,萌生了和他谈一谈的想法。

于是我发表了一下我的看法,首先是这两个网址(都是资料):

【前方高能】【重庆巫溪发现万人坑】【到底何人屠川?】
【前方高能】【关于明末清初四川发生之事吁请在川同袍自发调查】

刚刚又补充了这个:

张献忠屠蜀考辨【转】

几个网址内容略多,如果是一般人肯定要看上不少时间,而这位兄台果然气度不凡,只看了我贴的资料的十分之一就临机立断,貌似说得很有道理啊!

他给我贴了这个网址,还有知网网址,貌似很有逼格:

一些关于张献忠屠四川的资料

元清吧!看到这三个大字仿佛有一股强大的气场扑面而来,一阵金光亮瞎我的双眼!

但由于我当时在用手机,没看出来他给我贴的是网址,也就不知道他发了什么,我在此诚挚地道歉!关于他发的这本学术神作,我们待会儿再谈。然后,我们的促膝长谈继续(对了,他引用的那个资治通鉴的例子,我到最后会说明哦,请大家保持耐心,看到最后有惊喜(๑•̀ㅂ•́) ✧

这位兄台的结论有:1.张献忠是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几乎死光的最大元凶(而非满清)2.我贴的那些网址是不可信的网文,他根本不看,一定要找出正规出版物或论文他才信 3.各种对张献忠杀人“六万万”的记载都是因为古代计数方法与现在不同,“万万”不能理解成“亿”,依据就是他贴的那个网址上的那本书里的资料(这本书叫《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待会儿我还会提到 ):

按这个观点,因为中国古代有特殊的计数方法,所以所有“万万”都是用这种计数方法;特别是他说的“合文”计数方法。但我搜遍网络也没发现有“合文”这种计数方法!这是权威的知网上对“合文”的解释:合文-学术百科

而那位仁兄提到的最重要的结论如下(也是那本书里的结论):

看到这个言论我真的被深深震撼了,顿时感到自己的无知和渺小,突然想到以前看到了几篇不可信的网文:

《马关条约》
第四款
  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原来清朝只赔偿了二十万两银子啊!我真是被我们的仇日教育糊弄了。

谭嗣同《有感》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原来当时中国只有四十万人啊!我又不得不怀疑计划生育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国家 ‘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二十四史》国家译本。《二十四史全译》从1991年立项,到2003年完成,历时十三年。前后投资五千万人民币。二百多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古籍研究所专家,二百多名资深古籍编辑、校对、制作人员,经十三年奋斗,始竟其功。全文五千万字的译稿反复修改,每一部史书的译文都整体修改三次以上。出版前,古文、今文近一亿字的校对做了十二遍”的《二十四史全译·汉书》上,竟然出现了这个!

尼玛!原来二百多名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等高校古籍研究所专家,二百多名资深古籍编辑、校对、制作人员全都是二笔啊!更可气的是: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过多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这首先是因为官绅地主的疯狂反扑引起的。把事情说成是张献忠天生好杀、残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史籍中常常回避张献忠在四川前期和后期政策上的变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后期客观形势的改变和主观判断上的错误而杀人过多,说成是一贯如此。比如大西政权的开科取士,其前两次都是真正的延揽人才,安排官职。只有最后一次才是借口举行“特科”,屠杀士子。在许多史籍中故意含糊其辞,光说张献忠假借科举,把四川的读书人杀戮一空,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有的封建史籍,把张献忠杀人的情况和数字夸大到极其荒诞的地步,如清初文人毛奇龄说,仅从丙戌(大顺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年正月张献忠“命四将军分路草杀”,到五月回成都报告,所杀人数合计竟高达六亿九千九百余万,此外所杀者尚未计算在内。明后期全国人口数仅六千多万,毛奇龄撒下弥天大谎,编造张献忠在四川一省(实际上大西政权当时所能控制的只是成都附近州县)杀的人数,竟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十倍以上。这种无耻的梦呓,居然被清朝统治者主持修撰的《钦定明史》所沿袭。在该书卷三〇九《张献忠传》里,竟赫然大书,“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有的史籍还绘声绘色地着意渲染,胡说什么张献忠杀人,竟至于“流血若奔涛,声闻数里。锦江尽赤,河水不流”。这类狺狺狂吠,适足以暴露封建统治者们对起义农民的仇视心理而已,毫无史料价值可言。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原来所谓“有国际声誉的当代明清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导师。生前仅有两部专著面市:《明末农民战争史》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南明史》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顾诚也是个二笔啊!我感到被这些砖家深深地欺骗了。

然后,作为“礼尚往来”,既然这位仁兄教育我要发正规出版物和论文,我也不敢含糊,除了上面的《二十四史全译·汉书》和《明末农民战争史》,又找了这个:

作者胡昭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

张献忠屠蜀考辨

这......不,这绝对不是双重标准!一定是这本书的作者胡昭曦——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合作指导教师,四川省首批学术带头人——是个二笔!恩,一定是这样。

这位兄台的历史水平和思维方式值得钦佩,但......鄙人表示实在是冤枉啊!我确实是认为满清是屠蜀主力,但我也没否认张献忠在四川屠杀啊!我也没有为张献忠的屠杀洗白啊!我前面贴的网址里说的很明白了,但......谁让那是不可信的网文呢?唉~

以上是二笔作者写的《中国人口发展史》

以上是二笔作者写的《明末农民战争史》

看来我们看历史一定要把眼睛擦亮啊!可千万别被不可信的网文和那些二笔作者糊弄了。另外,那位仁兄贴的《张献忠剿四川真相》还提到几个观点,如张献忠对四川人有着极强的偏见、

地域歧视

;张献忠和他的部下疯狂、变态;这些观点在我贴的第二个网址中已有明确的回答:【前方高能】【关于明末清初四川发生之事吁请在川同袍自发调查】

当然,杜车别是民间作家,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是无脑网文,而那位仁兄极力推荐和支持的“正规出版物”——《张献忠剿四川真相》的作者郑光路也是民间作家,而他的著作就是最可信的......不,这绝对绝对不是双重标准!一定是因为——杜车别是二笔!恩,一定是这样。

总之,感谢这位仁兄对我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为被误导的我指出一条明路,让我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在下见识鄙陋,与君交谈后如醍醐灌顶、耳目暂名,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自然无法与足下继续讨论。为了让更多的人走出迷途,树立正确历史观,请允许我向大家昭示您的高论,权当我这个无名小辈对您表示的真心的敬仰与感谢吧。

=====================2015.6.27更新==========

补充一点干货:

《张献忠“屠蜀”考辨》孙祚民

关于上文提到的“杀戮士子”问题,杨济堃有一些不同意见,并撰文《对张献忠“杀戮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但他的观点是“张献忠利用开科取士杀戮士子一说, 不是事实, 而是地主阶级文人墨士的诬陷之词”。这里不再赘述,只放下载链接,想看的可以自己下载。

张献忠_屠蜀_考辨

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和湖广填四川的主要原因(《巴蜀移民史》)

恩,差不多就是这样。

2015.7.7更新:张凯同学卖萌记

我是欢迎理性讨论的,但是连在我的回答下讨论都不敢还不断骂街就不是我的错了。

以上是张凯同学的心(jing)路(fen)历程

恩,我说过看到最后有惊喜,这是第一个惊喜(之前我说过的吧?):

这是《资治通鉴》原文。咦?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这是《二十四史全译·南齐书》原文和译文。咦?是不是少了点什么?好像还有什么顺序不太对?

这是《二十四史全译·元史》原文和译文。咦?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当然,这肯定是《资治通鉴》、《南齐书》、《元史》作者的错,对吧?

张凯同学果然有可贵的“钉子”精神——脑袋被锤无数次也没有任何变化,为了给我科普,找来了网上的《元史》原文和中华书局的《元史》,还在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下@我:

护步达冈战役2万女真军击败70万契丹军,是真的吗? - 张凯的回答

然后......

首先恕我智商低,实在弄不懂这个回答与这个问题之间有什么关系,不过既然他有这样的好心,我也顺便学习了一下。

他贴出的中华书局版《元史》上确实是这么写的:

确实是“万万”没错,但注意我画圈的地方,这个“一五”是啥?

原来中华书局的《元史》是校勘版,每卷后面都有『校勘记』(如下)

我们看到刚才那句编号是“一五”,也就是15,我们找找看:

可见校勘的结果是把这个多出来的“万”字删掉了,理由是“重出”。“重出”什么意思呢?

重出就是重复出现。 晋 挚虞 《讨论新礼表》:“臣犹谓卷多文烦,类皆重出。” 南朝 梁 刘勰 《文心雕龙·练字》:“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 宋 赵彦卫 《云麓漫钞》卷十三:“其说汪洋奥义,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 清 杭世骏 《质疑》卷上:“昔儒所谓 周公 所未施行之书,重出以见义也。” 鲁迅 《书信集·致许寿裳》:“其中恐怕每期只一本,且有和先前重出的罢。重出者请弃去,毋须寄还。”

也就是说,因为原文的“万”字重复出现,多出来一个,所以根据文意删掉才是正确的,这里只是改正了一个错误而已,至于这个“万万”是什么特殊计数法......抱歉我理解能力有点低,实在没看出来,还请大神赐教。

还有,张凯大师举的那个《资治通鉴》和《南齐书》的例子却没有给出解释,我再问的时候......就把我给屏蔽了。

我只能说:

大师,请受吾辈一拜!

2015.7.8更新:这是第二个惊喜: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好,为了完成张凯大师的遗志,我特意又去查证了一下史料,我引用的《资治通鉴》就是中华书局版的,应该不会有问题。而《南齐书》嘛......

先看网上的(百度阅读):

南齐书_电子书免费在线阅读

然后是中华书局版的:


好了,我觉得这个回答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最后,请允许我感谢和缅怀一下为我提供指导、潜移默化中提高我的姿势水平的张凯同学。

2015.7.7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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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在知乎上是一个被和谐的名字,在搜索栏输入这个名字是查不到任何东西的,包括这个问题。我们总想让历史变成客观、冷静的记载,也仅仅是客观、冷静的记载,但是,历史一出生,就有着政治的影子。

关于张献忠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实事求是,下面我想从正反两个方面谈谈我的思考。

一、清初人口数字不能成为张献忠血洗四川的证据

有人说,你看明末四川人口有300多万,清初就只剩不到2万人,难道这还是不是张献忠血洗四川的铁证吗?

对于各种史料中的人口数据,我们要理解一点:在中国古代,人口数字都只是历史各朝代的一个登记数据,并不是实际数据。人口数字大幅度的上下浮动,往往并不是因为人口的实际出生和死亡,只是因为旧版籍的丢失或者新版籍的修订,人还是那么多人,但是被政府登记在案的人变多或者变少了。甚至很多时候,耸人听闻的朝代变革之时,人口急速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不是因为杀戮,而是因为旧人口登记册因为战乱丢失,所以新王朝开始并不能只能统计到一小部分人口。

下面,我们看一下从顺治18年到光绪24年的四川省人口数据,就能发现一些端倪:

这个图表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很多问题古代社会人口数据只是登记部分人口的数据:

1、顺治18年四川省总人口只有16096人,而万历6年的数据则为300多万,我见过有人用这个来证明张献忠对于四川屠杀之惨的。结论没有问题,但是论据是错的。无论是张献忠还是清朝军队对于四川的杀戮都是相当惨重的,但是不可能将偌大一个四川杀得只剩不到两万人。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仅仅88年后的1767年,四川省的人口增加了172倍,这绝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长率。由此可见,清朝初年四川省漏登的人口是多么庞大。

2、属于太平天国一部分的四川省,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人口数据有一个陡降,从1865年的五千三百多万下降为1866年的四千四百多万,人口下降了近1000万。这些人口的消失是因为战争而死亡吗?绝大多数并不是。试看几年之后的1869年,人口数据尚为四千六百万,而一年后的1870年就直接增加了近一千万至五千五百万。若说因为战争死亡一千万人还可以理解,但是一念之间一个省份陡增一千万人,除了户籍进一步完善使得因为战争导致版籍缺失而“黑户”的人口大量被重新发现,找不出其它任何解释。

因此,用人口数据来证明张献忠血洗四川,论据是不足的。

二、《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不能成为张献忠部秋毫无犯的证据

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入另外一个极端,拿着《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文里面的“不许扰害地方”和“不许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等条文直接就宣传张献忠部在四川秋毫无犯。

除了墨舞兄已经列出的非常详列史料,我还想谈谈2017年发掘的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一些小文物所展现的信息。

在江口沉银的发掘现场,出了耀人耳目的银锭,还有密密麻麻的小型素面银耳饰。

以明末的工艺和银价,如此小型且没有复杂纹饰的银耳饰,不可能是土豪富绅之家的用品,特别注意看下图右下角的那个银耳饰,基本上就只是一小根银线弯曲而成

这种耳饰只可能来自于普通人家,可能是乡村小妇女的嫁妆,可能是成都城小商人家女儿的日常,但是它们最终又变成了张献忠部的私人物品,那么这些银耳饰又是如何从一个个女人的那里落到张献忠军队手中的呢?

我想,总不会是温情脉脉的馈赠,更多的可能是欲望和暴力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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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怎么把献忠有关的问题直接设置搜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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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意见是——张献忠在四川有明显的嗜杀行为,并且对大西政权自己和整个抗清大局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清中期以后的许多二手文献乃至据此衍生出的网络黑段子,则多有夸大不实之语。而四川在明末清初的人口剧烈下降,则是屠杀(摇黄、大西、满清均有),战乱等直接原因与基层行政机构的崩溃带来的虎患、饥荒共同造成的原因,且纸面数字并不能反应真正的人口变化。
关于张献忠在川的嗜杀行为,并不完全出自满清文人发明的玄幻小说《后鉴录》和《明史.张献忠传》。
部分明末遗民编纂的通史,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述。
1.“献忠之在蜀也,杀掠尤惨,城邑村野,至数百里无人迹。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岸谷;或采草木叶食之,得生者久乃化为野人,裸处林栖,体生白毛,遇人则搏杀之而吮其血。”——王夫之《永历实录》
2. "贼性喜杀,乱蜀时,立赏格:凡部卒日得男壮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童稚不计。"——温睿临《南疆逸史》
3.“献贼欲屠成都民,孙可望谏曰:“其名等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卽行杀戮,不留尺寸以作根本。士民既杀,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业,将士随王亦无益矣。必欲屠民,其名愿刎颈以代民死。”由是马元利、李定国、孙可望、艾能奇、白文选、张化能、刘文秀、张能第等,皆俯伏流涕谏,乃止。”——吴伟业《绥寇纪略》
4.“县榜取士,士争乞生,复以兵围之,数千人咸振笔携策而死”——查继佐《罪惟录》
虽然上述记载无不带有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一贯的轻蔑、敌视态度,有些甚至是日后流毒颇深的不少黑屁的最早来源,但至少证明此事不完全是凭空捏造,当时已多有风传。


而当时亲身在蜀的士人的笔记性质的记载中,也有不少关于此事的记载。
“会献贼欲尽杀川兵...会献贼前锋猝至,初九日城陷焚杀无遗”——韩国相《流离传》
而当时先后在大西政权、摇黄军阀、川南明军、蜀王刘文秀、晋王李定国幕府工作过,直到永历远走缅甸才退入深山隐居的欧阳直留下的《欧阳氏遗书》,可以说是所有第一手资料中叙述详尽,较为可信(也只是较为可信)的一部著述,但原文也是被修改后才得以面世。(注:此书在网络上也被叫做《蜀乱》,是各种网络黑屁中论证张献忠尽屠四川的又一铁证,但实际引用的却是蜀碧,后鉴录和明史张献忠传的内容)。该书对此事比较可信的记载为:
1.“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
2.“抚南营内逃去都司张斗南。献贼大怒。除将军都督外,凡南路全营大小官悉诛之。肴死者二人。责抚南百棍,都督各百五十棍,四路追拿,遇兵民即杀。”
3.“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即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街头验发,如发某一庠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
4.“献贼移师出城,驻营于郊。令各营纵火烧毁房屋。一时各郡县城野庐舍俱烬,未尽残木必攒焚成灰而后止。平成都城,推堕其墙垛。”
5.“秋八月,献贼弃成都北去,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川兵尽。”而这之后的记载由于欧阳直趁刘进忠叛乱之机逃亡川南,因此后续的记载则不大可信。
此外,还有一篇流传甚广的《圣教入川记》,但个人觉得该文带有明显的教徒鼓吹“天父救赎众生”般的自吹自擂,情节也多有夸大不实。


除此之外,一些历史事实也能和此事互相印证:
1.1647年初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在决定大西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上,首先由孙可望修正了滥杀政策,“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随后艾能奇向张献忠嗜杀的重要推手宰相汪兆龄发难“昔老万岁在成都,汝为宰相,不能辅之治国,惟劝之杀人,以至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俱名我辈为贼。今日皇皇无之,汝尚欲我辈复作贼耶”,并最终处决了汪兆龄。正是在对经略四川时所犯错误的反思和修正的基础上,才有了后期经略云南时的辉煌成就。
2. 1649年孙可望部署的以刘文秀为帅的一统四川割据军阀之战,刘文秀的进军路线为从川南自建昌进军黎州、雅州,随后取眉州、嘉定,随后顺嘉陵江东下叙州、泸州,另一路由卢名臣带领攻克重庆,随后逆流而上与刘文秀会师泸州,但唯独对近在咫尺的成都府不闻不问。而之后明清双方在四川拉锯得重点也是保宁,重庆在内的川东重镇,成都一度被视为鸡肋。
3. 近些年考古的结果,如网上放出的“张献忠沉银”现场的照片属实的话,那么除了金银外,还有许多零散的首饰。如果是单纯的没收财产充作军饷的话,至少大顺多是没收金银这种易于变现的私产而非零散又不好兑换的首饰,总之这些首饰的来源确实令人起疑。


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及一些基本的逻辑推理,作者尝试梳理了一下从1644年年中大西军进入四川到1646年底大西军兵败离开四川为止该事件的发展脉络,基于一些推理,对该事件的演变过程给出自己的解答,仅供参考。
1、1644年六月大西攻克重庆打开四川的东大门,随后快速西进,八月攻克成都,这一过程中固然有一定的扰民行为,但并无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嗜杀行为。部分史料记载张献忠攻克成都后要大杀三日,经孙可望在内的大西高层劝谏后乃止,但随后又记载“然是时侈然有帝蜀心,故未纵戮”前后矛盾,也与之后成都实行保甲居民安堵的情况相矛盾,查继佐则记载张献忠严酷处理的仅为蜀王府及窝藏蜀王府的人士,从逻辑上该情况的可能性最大。
2、随后大西军以成都为核心,向周边扩张,逐步夺取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并于当年十月在成都正式建立了政权,随后开科取士,赢取了部分士人的忠心。为了稳固统治,大西在成都实施了严格的保甲和言论管制“每日夜差官请令巡查,巡役则昼扮闲人。混入兵民中省视;夜则听篱察壁,入户逾垣。凡有日间偶语、夜间开言者,不论兵民是非,一概谓之说乱话,立刻锁解皇城”。另一方面,大西也实施了鼓励百姓开荒,采用酷刑杜绝贪污的手段缓和军民关系,民间还流传着“张家长、李家短”这种张献忠管理成都民政时留下的趣话。
3、然而大西政权有意改善军民关系及笼络士人的行为,却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四川地区的地主阶层根深蒂固,大西虽然得到了成都府士人群体一定的支持,但外县的士人依然顽固地不与大西合作。另一方面,大西虽然有意缓和军民关系,但严厉的保甲制度及言论管制也使军民关系不是那么融洽,此外最为重要的土地再分配始终没有进行。
弘光政权虽然在和满清议和的事务上争执不休,但在消灭农民军的步骤上是极为迅速的,八月弘光政权命令起前兵部右侍郎樊一蘅总督川、陕军务,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广、云、贵军务,以遵义为据点,集合四川残余明军向大西政权发起疯狂的反扑,同时飞书四川各路土豪群起响应。大西军则对各路结寨自保的地主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对象仅限结寨自保的地主群体,尚未波及到普通百姓。
4、由于称帝,大西和大顺政权间的关系恶化,张献忠派兵北上汉中被击退,趁大西分兵镇压地主及主力北上汉中之机。明军自川南大举反攻,先后攻克重庆、嘉定、叙州三府,刘文秀的反击随后失败,大西在川南、川东的统治完全崩溃。此外,对地主阶层的严酷镇压也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促使原本投降大西的地主群体游移不定。
“明黎州宣慰司马京及其弟亭起兵讨献贼。”“天全六番招讨使杨之明、进士宗室朱奉■〈金伊〉、举人郑延爵起兵拒贼”“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群起而杀贼所置郡县官吏”“时四方兵大起,揭竿纠集,取贼所置守、牧、令、判;或刺于庭、或投之水火,一时殆尽。”的记载比比皆是。到1645年三月为止,大西除了成都、保宁二府还能有效控制外,失去了对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换而言之,在张献忠开始因为战局不利迁怒于民的时候,大西仅龟缩在川西一隅,又怎么可能在全蜀进行滥杀呢?
5、战局的不利使得张献忠的心态开始扭曲变态,他本就不是如李自成般有宽慈胸怀的人,性格暴躁易怒,战局的不利使他对地主阶层的仇恨错误的扩大到了四川(主要是成都)百姓的身上。“初谓蜀人易制,渐以出兵数败,士众反复;攘袂瞋目,有咀嚼蜀人之心。”
对周边府县反抗的镇压越发严酷,乃至伤及无辜。不仅如此,对于不能按时完成“剿匪”任务或者出现士兵逃亡的将领动辄军棍打骂乃至实施剥皮酷刑“抚南营内逃去都司张斗南。献贼大怒。除将军都督外,凡南路全营大小官悉诛之。肴死者二人。责抚南百棍,都督各百五十棍”。于此同时,由于征战不休,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又未能尽快进行土地改革,理清四川土地的制度,为了供应军队的粮草供给,不得不派出军队四处“打粮”,这就导致军民关系不断紧张。
6、留在成都的士人的“不忠”表现,成为压垮张献忠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音讯不通,四川士人并不清楚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已经败亡,由于李自成留在汉中的守将马科、贺珍素有贤名,部分成都士人打算投靠李自成结果被大西边关守将截获,彻底激怒了张献忠,“会朝天关获诸生颜天汉等通自成表,怒谓阖境俱反。”随后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慈寺(另一说为青羊宫)事件,1645年底,留在成都的数千名士子以考试为名被全部集中起来后处死。
这件事的可信度较高,《罪惟录》在内的多本史籍记叙了该事件,且从欧阳直的个人经历上也能看出一定的端倪,欧阳直本人不过仅是个生员却屡次被进入四川的各路势力聘请,足见之后四川人才之匮乏。但也并不能说全蜀士人就此被大部分杀光,欧阳直也记载后来跟随刘文秀出战保宁时光中书就战死了十多个。
7、以此为开端,张献忠彻底走上了疯狂之路,也注定了成都府许多百姓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对蜀地士人的不信任,在汪兆龄等阴附文人的策动下,演变成了对全蜀百姓的不信任,他开始有针对性的清整军队中新招募的蜀地士兵及其家属,将其逐步从军队中去除。另一方面,他彻底放弃了经营蜀地的决心,打算坚壁清野后离开四川,命令部将四出成都邻近各县,强掠财产和粮食为军资军粮,稍有不从即连坐处死。在这一过程中,连大西内部的不少中低级将领,都觉得难以忍受,最终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选择自杀。“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经于道路”。
在得到清军即将南下的消息后,他决定屠杀留在成都的川籍士兵的家属,同时彻底焚毁四川城。从逻辑上来讲,这之后才应该是除汪兆龄外几乎全部大西高层跪谏张献忠“献贼欲屠成都民,孙可望谏曰:“其名等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卽行杀戮,不留尺寸以作根本。士民既杀,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业,将士随王亦无益矣。必欲屠民,其名愿刎颈以代民死。”由是马元利、李定国、孙可望、艾能奇、白文选、张化能、刘文秀、张能第等,皆俯伏流涕谏”,但是否“乃止”,我有不同的看法。一来我认为该事件发生的顺序并不是张献忠初入成都之时而是意欲离开成都之时,二来部分记载为此事的后果是孙可望、李定国等高层被杖责,部分中级军官则直接被剥皮,以张献忠当时的精神状态,这个结果更可信。总之,此事过后,对张献忠的暴行再也无人敢劝。
8、就在这种全军惶然的状态下,执行了张献忠焚烧成都城后北上的命令,行至半途,张献忠下令将军队中的所有川籍士兵全部杀光。但事实上,这个命令可能根本不用执行也执行不下去,在焚烧成都之前,军队内部早就传言四起,大量川籍士兵络绎不绝地难逃向南方的明方控制权和保宁府绝大部分由蜀人构成的大西刘进忠部,并且直接导致了刘进忠部的叛变。
但毫无疑问,这个命令导致军队内部出现了极大的混乱。这种状态下和豪格接战的大西军连正常水平下的十分之一都没发挥出来,清军将校仅战死一名佐领格布库,一名云骑尉西特库,两名护军校古郎阿、巴阿。即使有张献忠意外死亡的因素,西充之战大西后来的精锐战将几乎全部云集却还是只有如此惨淡的战绩和之后强悍的战斗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能说明军队内部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西充凤凰山之战后,孙可望带着残余的军队,冲破重庆明军曾英部的阻截退往贵州,这之后四川的人口衰减就与大西军无关了,直到3年后,刘文秀才重新率军回到四川。


本文的前半段论述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嗜杀行为确有其事,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但是也鲜明指出了该事件有鲜明的逻辑变化路线,并非张献忠天生就是杀人魔王,而波及的规模和数字更是与清中后期文人的宣传相距甚远。本文的后半部分则要驳斥相当一部分无耻文人采用各种手段对大西军极尽抹黑的行为,以及当今相当一部分“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有良心的公众号”出于各种目的听风就是雨、推波助澜造谣生事的行为。常用的抹黑手法列举如下:

  1. 消抹人性

这种抹黑方式是将各种惊悚和猎奇的事迹安插在大西军身上,以便将其丑化为全无心肝的野兽。
如《蜀碧》所言“贼杀所获妇女小儿。贼以妇女累人心。悉令杀之。有孕者剖腹,以验男女;又取小儿每数百为一群,围以火城,贯以矛戟,视其奔走呼号以为乐。”似乎大西军上下都是一群杀人为乐的魔王,还和欧阳直攀起亲戚,论证自己所言非虚。可事实又是如何呢,《蜀碧》中此段的出处来自《欧阳氏遗书》的“尝见贼每以小儿抛空中,下用长枪刃接儿。承之使儿横签刃上,手足抓刨如飞状。众则哄然大笑。又见将人活绑树上,于肘下戮洞,盘出其肠缠其身,以为乐。又见将小儿提起手足,以儿头撞钟,鸣则髓出,众皆称快。”
然而,欧阳直这一段的前面说得是“然杀之多而且为戏乐者更莫甚于摇黄贼。盖西营杀人秉承于头目,至摇黄贼营内,并二三尺童子亦自专其杀,亦逢人便杀。”这一段的后面是“如此惨虐,殆又甚于献贼矣。”欧阳直明明说得是,大西军杀人与摇黄这种杀人为乐的地方军阀并不一致,是军令如山下的不得不为,而不是为了杀人取乐。事实上,史书上留下了许多大西基层乃至骨干将领多次劝谏张献忠不得滥杀的记录,最有名的即是孙可望领衔的那次包含大西军几乎全部高层的跪谏张献忠不要残杀成都百姓的记录,除此之外也多有大西将领对清剿网开一面或虚应了事的记载。即使《蜀碧》也不得不承认“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经于道路”,可见不少大西将士对张献忠后期胡乱下发的命令都感到极强的痛苦和负罪感,甚至不惜自杀了事,如此军队有怎么可能随意杀人取乐呢?
说到底,大西军的骨干多是迫于生计不得不走上造反道路的关中农民,而非摇黄这种前身是盗匪的地方军阀,很多人存有朴素的善恶观。在破城时的群体性狂热时确实可能会作出强抢民女、滥杀降兵这种行为,但有计划、有目的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动手,无疑超过了许多人能接受的道德底线,因此当后期张献忠的政策愈发过激时,上下都存在普遍的劝谏、抵触乃至自杀、逃亡现象,而在张献忠死后,高层更是言辞激烈地指责宰相汪兆麟当时助纣为虐,并迅速纠正了张献忠后期的种种错误政策。
而在媚清文人的笔下,以上全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杀人真TM开心啊”的记载,乃至将不少明军、摇黄的“英雄事迹”编排到大西头上(下有详述),好似大西从上到下全是食人禽兽,可谓无耻之尤。


2. 创造数字
这种抹黑方式是创造种种耸人听闻的数字夸大其词,也是“六万万有奇”这个梗的来源。
但这个数字的来源——玄幻小说《后鉴录》在数字创造上更加登峰造极,“命四路将军分路剿杀,五月回成都上功梳,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六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厉害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地精吧
即使之前所说的对大西敌意极大的《蜀碧》也只敢说“上功疏,可望一起杀男女若干万,文秀一路杀男女若干万,定国一路杀男女若干万,能奇一路杀男女若干万。”毛奇龄大笔一挥,就在万前添个千字,此种功力韩春雨博士亦是相形见绌。而这种一看就是胡编乱造的数字居然堂而皇之的进入《明史》成为六万万有奇的来源(有人说六万万是六十万的意思,这是不对的,明史张献忠传就是毛奇龄写的第一稿,因此六万万就是六个亿的意思)。而这种狗屁不通的数字不仅进入官修史书,还被《平寇志》《西南记事》《爝火录》等N种书籍收录,可见大清虽然几何学停滞了,但是虚拟统计学可谓突飞猛进。


3. 混淆时间和空间
这种抹黑方式是故意混淆事件的发生范围和时间乃至对象,使在四川实际只待了两年的大西成为明末四川连续几十年人口下降的背锅侠。
如明史说“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欧阳直是有类似的话“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但也是有对象的——“居山扎寨者”,换言之结寨自保的土豪及其家属才是大西严厉镇压的对象,然而明史中就成了“逢人便杀”。
笔者也说过,大西仅仅短暂控制过四川大部分地区,很快几乎川南、川东的全部,川西的一部分都脱离了大西的掌控,而张献忠行为乖张、举措失当的时期大西更是几乎只剩川西一隅,川北地区则由于张献忠自认祖辈来自此处而未收其嗜杀政策的影响。欧阳直说得很清楚——“摇黄贼屠巴州、通江、东乡、太平、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摇黄贼攻破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渠县、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所获壮丁用生湿牛皮条□之,交其面背粮,无人得脱,积尸遍地,臭闻千里。张献忠设监纪通判、驻防参将,同有司官赴广安,摇黄贼攻围杀之。”可见川东,川北的屠杀并非大西军所为。
但《后鉴录》《明纪南略》《蜀碧》《蜀南叙略》几乎众口一词地将全川的人口损失归于大西,《蜀碧》甚至煞有介事地说道“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西南纪事》也装模作样地宣称“蜀中千里绝烟火,邑无居人”。 张献忠:“川西的锅老子认了,川南、川东、川北关老子屁事”。
而这摇黄贼又是什么成色呢?其中最凶恶的几个头目,如武大定,袁稻之流随后投靠明廷在遵义的剿匪司令部,摇身一变成为正经的大明官军毒害四方,随后还大打内战,勾结杀害了四川明军唯一人品和才能都值得称道的杨展。
而满清对自己在川北和川西的作为更是闭口不谈,“王师退屯保宁成都者,亦驱残民千余北去,至绵州,复尽杀之,成都之人竟无遗种。”“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于茂州,化龙固守三日,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去,屯于龙安。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而(虏)兵督挽运,丁夫死者积崖谷,益峻法驱里民,三千里外诸军负挽,披蓑笠,缘绝峭壁蚁行,延绵弥望不绝。”“吴三桂镇蜀,虐使蜀人“


4. 捏造食人
食人虽然在旧中国饥荒时期时有出现,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是最为恶劣的行为,因此各类无耻文人不惜想尽办法替大西编造食人记录。
如说大西军“宰杀军眷与囚徒为粮”乃至“掠妇女凡两万五千名,分载五百船内”以作行军用军粮。可事实又是如何呢?说起来令人喷饭。
欧阳直自认在大西军的经历几如地狱一般,也见识过大西采用剥皮这种酷刑针对反对和怠工者,却从未见过或听过大西有食人之举,反倒是进入明军的川南幕府后,听到明军在吃人,自己也险些被乱军当作军粮,这个就十分尴尬了。
“余初在曾营,每闻兵云某处饥人食人肉,某处某人被某人食。余不信其说。及奉抚军马公命往安居,忽一夜有人告余曰:“我辈久无粮食,每藉人为食。渠等今且欲谋及县君矣。感公多盛德,愚心不忍负。当急从此导公同遁去。”于是余乃得夜脱逃回。”
“又阳土豪李调燮尝对余言及彼等土兵扎寨时无粮,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掳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俱按整猪羊法,彼受招安入杨展营,人赠以绰号曰万人坟。”
事实上,四川的饥荒乃至食人的主要责任甚至不是大西后期的过激举措对川西地区社会秩序的破坏,而是明方在四川从经略到总兵几乎全是饭桶,内讧有术,经营无方造成的
"总镇甘良臣、副参贾登联、莫宗文、屠隆、曾英、王祥、王启、冯朝宣等各集兵走忠、涪、泸、合、永、遵、綦、真等处。凡所过所驻,皆抢劫而食。东南大扰,庐舍一空。"
"阁部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已业。未经奉旨,何得给兵,不允其说。于是营兵尽抢劫以自活。自叙泸以至重涪两岸,打粮至一月。路上地方残民尽饿死,田土尽荆莽矣。"
"行十万、呼九思镇西伯,联络王样、李鹞子、余大海等恢复重庆。未几官兵不和,各散去。城无人烟,草木荒塞。"
"时袁韬驻泸州,呼九思驻富顺,俱绝粮,饿死者甚众。"
也正是蜀中的各路军阀倒行逆施,使得1651年大西军再度进入四川后,刘文秀采取怀柔政策,很快就稳定了全蜀民心。而随后吴三桂大举南下,四川百姓却并未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投靠宣称来“救民于水火”的八旗军队,而是对再度进入四川抵抗清军的刘文秀部群起响应。
“文秀善抚士卒;蜀人闻其至,所在响应。诸郡邑为吴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


事实上,满清对张献忠在成都末期嗜杀政策的扭曲、夸大乃至捏造,有着极为阴险的政治目的。盖因张献忠死后的许多大西领导层是抗清战争的中坚力量,其中李定国、刘文秀更是在西南民众和遗民间有着巨大的声望,这无疑对满清的统治以及自身合法性的塑造十分不利。因此在既有的事实上进行扭曲和夸张以抹黑大西集团,尤其是让当时具有重要地位的四义子背上巨大的污名,对满清无疑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另一方面也符合部分知识分子将明亡的锅全甩给“流寇”以洗清自己的史论。
因而从修明史开始,关于大西政权在四川作为的记载开始越传越离谱,前文已经叙述了常用的几种手抹黑手段,更是明里暗里地暗示孙、李等人和这些莫须有的事迹脱不了干系,如“凡部卒日得男壮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童稚不计。官以次进阶,寅出酉还以为常;可望辈遂皆至将军。”就是暗示孙可望等人在大西内部的崇高地位就是靠胡乱杀人所得,但事实上早在进入四川之前,孙、李等人就已经是大西集团的高层之一,而张献忠的行为愈发暴戾的时候,前文已述孙李等人多有劝谏,且不少大西中高层军官因为不愿为恶或自杀或被杀,从客观上讲他们是张献忠最后阶段的疯狂的帮凶,但绝非本人有意如此更不是凭借无辜百姓的鲜血才爬上高位。清代相关史料这种立场上的有意偏颇,读者在阅读时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最后不妨以顾城对此事的评价作为总结吧,作为明末清初史领域的泰山北斗,顾先生在阶级立场浓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也没有将“张献忠杀人”的记载一律斥为地主阶级的抹黑,而是综合各类史料详细分析了大西政权在四川各个阶段的政策变化及后果。

一、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不掌握科学的阶级划分方法,因而在地主阶级策动的叛乱面前,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阶级区分,把四川官绅的敌对行为,误认为是蜀民的“忘恩负义”,不加区别地滥加剿杀,结果造成了自己的孤立...

二、张献忠和他的某些助手们过分迷信武力,似乎只要掌握了武力,其他都不在话下,无论是粮食、物资、地盘、兵源以致人心都可以轻易取得。因此他们不注意恢复社会生产,不重视维护社会安宁。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可以说是十分严厉而深刻的批评和总结了。

在“团结谁”“打击谁”“怎么做”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可以说张献忠领导下的大西政权是完全不合格的,这其实也是顾老的话如果不留情面地说出来后会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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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有任何秋毫无犯的所谓义军。南明和旗人都不会喜欢张献忠,收集他的材料应该不难。为何需要再编一个查无实据的“七杀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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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敬轩先生是在西充死于箭伤的,因此当他临近死亡时,一定在四川的土地上流了很多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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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张献忠在统治四川时期。有过有组织的屠杀行为。这个行为是针对地主,土豪。但是由于张献忠的部下来源混杂他们没有什么乡土情节。这个屠杀应该失控了。不过说张献忠把四川屠杀的人都没有则不现实。

我们现在知道。四川民族非常多。如果有人把四川屠杀没了哪怕后期移民。那么民族应该消失了。这和现代四川民族众多是矛盾的。只针对汉人屠杀?如何压制当时的少数民族是一个问题。李定国也是利用四川和云南作为后勤基地和满清抗衡的。云南在现在也不是什么产粮区。四川如果没人。粮食哪里来的?靠什么和满清大战那么多年?而且李定国时期军中没什么记载四川大家族的人效力。所以个人认为这些家族毁于张献忠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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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侵四川和鬼魂打了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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