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却干出正当的事的人物？ 第1页

端王、慈禧、袁世凯、毓贤。

屠户”毓贤成为新任山东巡抚

让我们再回到1899年3月的山东，朱红灯成为拳民领袖，张汝梅因剿拳不力而被撤职，慈禧派出的甲午战争后的第三任山东巡抚，正是署江宁将军、汉军正黄旗人毓贤。 在出任山东巡抚之前，毓贤已经是一个老官僚了，他的官场生涯基本是在山东度过的，总共在山东做了20多年的官，算得上是山东官场的“本土派”。《清史稿》对毓贤的评价是——“善治盗，不惮斩戮”，这个评语应该说是十分准确的。

在1889年出任曹州知府后，毓贤曾经在3个月内杀掉了1500名“盗贼”——平均每个月杀500人，每天15人。而且是用的酷刑，其中包括：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气蛤蟆、站木笼等。这些刑法大多直白易懂，不用过多讲述。

但不得不说的是“气蛤蟆”和“站木笼”，这是毓贤同志的独特发明。 所谓“气蛤蟆”，就是把“盗贼”抓来之后，先捆绑住全身，捆绑要注意将胸腹勒得十分紧，让肚子鼓出来，然后站在一旁的行刑者手持一大木板，照着肚子使劲一板砸下去——这会出现什么后果大家是可想而知的，堪称一板取命。 而跟接下来的“站木笼”比起来，“气蛤蟆”的残酷程度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它至少可以死得干净利落。“站木笼”不是这样的，它是让人站进为犯人定制的一人高的木笼里，脖子四周用圆木卡住，脚下垫几块砖，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抽去一块砖——犯人就这样喉管破裂，慢慢被折磨而死。

自从发明这两个酷刑以来，能够过得了毓贤这一关的人绝无仅有，堪称毓贤式杀人法。而毓贤之所以要发明它们，其实也并不只是因为他很残忍，他也是被逼的啊。 当时的曹州曾经出现盗匪抢劫饷银的重大案件，朝廷震怒，慈禧大怒，明确指示“特事特办，严厉打击”。为了治理盗贼，毓贤可以“格杀勿论”！请大家注意“格杀勿论”和“就地正法”是不同的，“就地正法”是针对已经明确定罪的人，而“格杀勿论”用我们一句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按照《大清律》，朝廷处决犯人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流程。 首先，地方各级官员（包括督抚）是没有死刑终审权和核准权的，这些权力掌控在一个人的手上——皇帝。每年各地督抚都要将预判为死刑的犯人（斩监候、绞监候）名单上报朝廷，朝廷集中在八月的某一天，在天安门的金水桥旁，由军机大臣、内阁、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会审核实，然后上报皇帝，皇帝亲自“勾决”。

但皇帝老人家是不会把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勾掉的（以示皇恩浩荡），如果老人家突然内急或者打盹犯困，没被勾掉的人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那些被勾掉的人就只能活到秋后问斩的时候。这就是朝廷处死罪犯的正常流程，一般无特殊情况都需要经过这些流程。

由此可见，所谓的“格杀勿论”其实是带头违反了《大清律》，它没有经过地方官府的犯罪事实核查，也没有经过朝廷官员的会审，更没有经过皇帝的“勾决”，直接就让犯人人头落地了。不说“格杀勿论”中会冤杀多少无辜的人，就算是真正的盗贼，他们在这些流程中所有生存下来的机会也被无情地剥夺了。

而慈禧是不管这些的。在她看来，她就是《大清律》，毓贤同志就更加不会管《大清律》了，听慈禧的指示第一，连慈禧和朝廷都“特”了，他还敢不更加“特”？于是，毓贤用他的酷刑开始了在曹州地区的“严打”，直到打出一个“屠户”的名声。相信看过《老残游记》的人一定会对一个名叫“玉贤”的酷吏印象深刻，其实当时的讽刺小说作家刘鹗说的就是毓贤啊。

而另一方面，毓贤同志又很清廉。他从来不贪污，也不受贿，你要塞给他几两银子他一定比手着火了还急，所以他的个人财产一直只有几包破衣服而已，这也是有史料为证的。慈禧之所以选中毓贤，并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老山东”官僚，而是因为这个人在治理“盗贼”上确实有一套，在普通百姓中官声也很好，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官”，希望他能够成功救火。 这就是毓贤。

在我看来，与其说毓贤是一个“酷吏”，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媚吏”。这样的官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表面上胆子很大，冷酷无情。实际上，他们的胆大是建立在“为了升官不顾一切”的心理基础上的，其实是个内心虚弱的人，表面上浩然正气，骨子里的“官胆”却很小，官场上一点点涉及顶戴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惶惶不安。他们并没有自己为官的操守和原则，“向上看”就是为官最大的秘诀，所以很多表面上看来互相矛盾的官品和行为在他们身上同时出现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就毓贤同志来说，他的“清廉”是为了讨好朝廷，“滥杀无辜”也是为了讨好朝廷，向慈禧邀功，便于自己升迁。如果当时慈禧的指示是“攻心为上，怀柔四海”，相信毓贤是绝对不会发明出两种酷刑的，他不亲自站在山头向“盗贼”喊话就已经不错了。

而当毓贤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时，他这才发现李秉衡和张汝梅先后被撤是有原因的，自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毓贤提出“收编”义和拳政策

义和拳并不同于那些普通的“盗贼”，他们举着“爱国”的旗帜（“扶清灭洋”）只与教民和洋人为难，老百姓确实感觉到义和拳是为自己出了气，更加拥护，因而一味剿拳就会有很大难度，也会引发更大的动荡。但是，洋人也是不好惹的，在北京的公使动不动就向总理衙门“抗议”，而朝廷既要防备百姓动乱，又担心洋人动武，每次都是夹在这两者中间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此时的慈禧正忙于巩固她的“临朝训政”，对“山东又有些人闹教”这样的小事她是没有多少特别留意的。她并不认为“义和拳”和过去那些闹几个月就散了的“乱民”的组织有多少区别。于是军机处和内阁更多时候就是把这些烫手的山芋又扔给了山东巡抚衙门——怎么办？你自己去办！办不好？换个人来替你的职。

毓贤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也感受到了有些六神无主和左右为难。现在他终于能够体会当年李秉衡和张汝梅的苦楚了，作为一个封疆大吏，面对本省一个特别突出的热点问题，很想听朝廷一句明白话，却迟迟讨不来，这是很让人不爽的——朝廷无论怎么做，最后都是对的，而他毓贤却是一点都错不得啊！ 毓贤同志是个实在人，他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前两任的做法，研究朝廷曾经发布的可能与如何处理义和拳的各种相关上谕，也认真听取各地汇报，最后还是认为：必须把义和拳掌握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不能发生造成大范围轰动的事件，要让洋人满意，也要让百姓们满意，稳定第一。

毓贤开始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开始了真正的“救火”。他制定了针对义和拳的两手政策：一手以“剿”，一手以“抚”。 “剿”的方面就不用多说了，这正是毓贤同志的专长。但是，剿拳毕竟和之前的打击盗贼是不同的，这是老官僚遇到了新问题。毓贤同志的核心政策是“严拿首要，区分良莠”，具体政策其实可以概括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除了“首恶”（头领），一般不允许官兵杀死任何人，无论他是洋人还是拳民（最大程度地保护普通拳民和百姓，减少民变的直接风险）。 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必须准许村民组织起某种势均力敌的力量，与教会势力相制衡（这是在义和拳组织遍地开花的现实下，“从组织上”默许了义和拳的存在）。

第二是必须使用统一的标准一同打击拳民和教民的犯罪行为（这是尽量做到公正，不激化民教矛盾的任何一方）。 从表面上看，毓贤同志似乎在有意偏袒拳民，根本不能称之为“剿”啊。而实际上，毓贤也有毓贤的苦衷：基层官员（知县、知府）往往顶不住教会的压力而偏袒教民（冠县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基层官兵一旦下乡剿拳，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乱开枪，不仅造成普通拳民伤亡，还会误伤百姓。毓贤不得不强调这些，免得出事端。

而在“抚”的方面，毓贤向朝廷提出了前任张汝梅曾经提出过的一个建议：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义和拳问题，只有将义和拳招安收编，纳入朝廷承认的地方性合法武装——民团。 1898年五六月间，当时赵三多刚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这也是“义和拳”组织的第一次亮相，出了这样的大事，地方官府自然要往上报，而对于当时的巡抚张汝梅来说，如何上报，这又是一个问题。

“拳”这样的字眼是会让朝廷高层高度紧张的，如果你的管辖之地上出现了“拳”，那还了得！顶戴不保啊。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首次提出了招安收编义和拳的建议（“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而奏折的标题中，张汝梅更是直接行动，将非法的拳会“义和拳”改头换面为合法的民团——“义和团”！（《查明义民会即义和团并未滋事及妥筹办法折》）

从种种史料上看，这正是“义和团”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事情真的比较搞笑了，当赵三多不得不把梅花拳改称为义和拳，为“义和拳”的刺激性而忧心忡忡时，存在于官方正式文件中的却早已经是合法的名字——“义和团”。对于当时的赵三多等人而言，看来他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地方官府比他们更害怕将非法组织上报给朝廷！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正是因为张汝梅从一开始就抱有招安收编的念头，东昌知府才反复做赵三多的思想工作，劝他放弃，而事情的发展却都超过了赵三多和张汝梅的掌控能力，赵三多被手下激进分子胁迫亮旗起事，亡命江湖，张汝梅也因“剿拳不力”而下台。 现在，有“屠户”之称的毓贤又继承了张汝梅招安收编的想法，这是很令人意外的。然而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说的，不是毓贤同志突然起了善心，也不是他突然换了副心肠，而是等他坐上山东巡抚的位置之后，这才发现招安收编是彻底解决义和拳问题的唯一选择。 原因是，山东的军队不够。

四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山东是损失兵力最多的省份，而甲午战后，山东也分到了偿还《马关条约》赔款的任务。山东的财政入不敷出，年年亏空，为了缩小各地开支，挤出银两来偿还大量赔款，朝廷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裁军。山东也不例外，比如我们熟悉的冠县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按照编制，冠县至少应该驻守1名千总、7名骑兵和26名步兵（官兵总共34人）。而裁军之后，冠县只剩下了1名千总，1名副千总，8名步兵（官兵总共10人）。军费有没有减少不知道，反正这一裁又裁出一个副千总出来，是不是他是县老爷的小舅子没地方安置啊。 而那个时候军警是不分家的，平常地方驻军干得最多的，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警察干的活。冠县裁军之后，说得寒碜一点，连小偷小摸的都可以把那几个兵当作弱势群体，更别说去对付拳民了。所以在剿拳问题上山东经常向直隶发电请求帮忙。

朝廷又要裁军，又要确保稳定，在稳定上不能出任何差错，除了以最小的开支增加一些“军人”，当时的张汝梅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其实换成谁都没有办法，毓贤也一样。于是当“义和拳”越来越难以处理时，让他们加入官府几乎不要出钱的正规民团似乎就是最好的出路，既节省了军队去剿拳，又反过来增加了官府武装的人数去维护稳定，一举两得啊，每一任巡抚基本都会这么想的。

拳民并不是天生的“盗贼”，和毓贤过去打击的那些打家劫舍、祸害乡邻的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只要能给他们一份工作，让他们有饭吃，他们就不会再闹下去，历史上山东的梁山好汉都是招安收编的，拳民还有什么搞不定的？ 这就是毓贤的手法，在面对山东具体省情之后的手法——一手以剿，一手以抚，剿中有抚，抚中有剿。当然，在毓贤看来，他的这套剿抚兼施的手法不仅是高明的，也是“安全”的——对头上的红顶子来说。

正如每次外敌入侵，朝廷里总有“和战”两派一样。在如何对待义和拳的问题上，朝廷里已经有“剿抚”两派之分。我们知道，观点之争的背后是党争，对义和拳的“主抚派”正是排外的端王集团，而“主剿派”是和洋人关系比较好的汉党，毓贤剿抚兼施，两不得罪，居中站队，潇洒骑墙。在后来的很多书中，人们对毓贤到底是如何对待义和拳的看法是比较矛盾的，一派人认为毓贤是“主剿”的，是不折不扣的“刽子手”“双手沾满了拳民和劳动人民的鲜血”；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毓贤是“义和拳组织最大的支持者”“鼓吹改拳会为民团”。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毓贤同志一贯的风格，那么一点都不奇怪，毓贤同志的这个矛盾形象，正如他出任山东巡抚之前的矛盾形象一样，不过是在继续“媚上”，在凶险的官场里精于算计，用心自保。

然而，就在毓贤战战兢兢地维护山东地区稳定之时，1899年10月，在毓贤上任半年之后，朱红灯率领队伍来到茌（chí)平以北的平原县，又有了惊人之举！

“天下义和团扶清灭洋！”

跟几个月前相比，朱红灯的队伍更加壮大了，名气也更响了。这次来到200里外的平原县，就是因为在这个县的杠子李庄，有两个地主拒不为拳民“助粮”，应杠子李庄拳民的邀请，朱红灯亲自率领队伍前来“助战”。结果是他不仅打开了这两个地主家的粮仓，还赶跑了杠子李庄的地主民团，成功地占领了杠子李庄！ 这应该是拳民首次占领一座村庄，毓贤接报，他立即派出将领带兵前去围剿。带兵的这个人需要特别介绍一下，他是济南府候补知府、现任济南府亲军营管带袁世敦，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一定很熟悉，没错，他就是袁世凯同志同父异母的哥哥。 朱红灯在杠子李庄得到了袁大人率兵前来围剿的消息，于是他率领拳民向平原县城方向的一座神庙（森罗殿）转移。正是在向森罗殿转移的路途中，也许是还沉浸在刚刚占据一座村庄的喜悦之中，也许是为了安全起见、吸引更多的百姓加入，更或许是预感大难临头，临死前疯狂一把，朱红灯和他的队伍变得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了。 简单地说，朱红灯变得已经不像官兵口中所说的“拳匪”了，他主动改变了形象，自制了一身官袍穿在身上，像“官”那样大摇大摆地坐上了轿子，而他的队伍中打出了一面旗帜，一面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旗帜，这就是——

“天下义和团扶清灭洋”！

“义和团”的名号终于从原来只躺在官方文件中走向现实、走向大众了。从种种情况来看，这是史上“义和团”第一次公开亮旗。这不是简单的一字之差，也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在当时的情况下，“团”和“拳”是不同的，“拳”是朝廷要打击的，而“团”是朝廷承认的，甚至欢迎的。比起过去叫作“义和拳”，“义和团”更像一个光荣的合法组织，虽然这个名号是朱红灯他们自己打出来的，但光名号听上去就有“很官方”的感觉，能够让人忘记过去被称为“拳匪”的历史——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义和团”将逐渐取代“义和拳”，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称号！

当然，关于“义和团”的旗帜到底是如何打出的，在目前的史学界还是存在争论的。这倒不是因为第一手资料太多，而是资料根本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另外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是毓贤直接下令给拳民队伍改名为义和团，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从毓贤向朝廷提出“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顺延而来。前面我们知道，毓贤同志采取的是“剿抚兼施”的手段，而“命令改拳为团”实际上是夸大了这位正在骑墙的同志“抚”这一手的手段。要知道作为官场老狐狸的毓贤是绝对不会在朝廷还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擅自命令“改拳为团”的，这相当于私自招安，更何况除了“抚”的这一手，毓贤也一直在“剿”，即使他下令给拳民，拳民也不一定听他的啊。

在我看来，“义和团”这个名字的公开登场，是朱红灯的队伍自己改的，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它是“人民群众”之首创。而它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朱红灯和他的同胞们骨子里对“官”的向往和认可，也许“做官”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革命性”还不太彻底。王朝历史上很多反“官”之人，一有机会，立马就变成另外一种“官”，很多反皇帝之人，一有条件，立马腐朽堕落，变成另外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皇帝”。

那么朱红灯为何会知道“义和团”这个名号？这其实是并不奇怪的，既然两任山东巡抚都有过“改拳为团”的想法，朱红灯的队伍又时不时跟官府进行下“谈判”，就不可能不听到风声。而正如之前“扶清灭洋”的口号一样，积极“向官方靠拢”，给自己不合法的活动找件合法的外衣，这一直是基层百姓们的智慧啊。

袁世敦率兵包围了森罗殿，朱红灯侥幸逃出，就在逃跑过程中，已经“官化”的朱红灯“脱离群众”的作风引发亲信对他强烈不满，再加上逃亡途中大家都比较饿，分赃不均，亲信们竟然企图杀掉朱红灯。内讧中，朱红灯被手下人打伤逃走。11月21日，饥困交迫的朱红灯在茌平落到清兵手里，两天后（23日），清兵用重金收买了心诚和尚的外甥，心诚和尚被出卖落网，和朱红灯一起被押解至济南。

毓贤似乎成功了，义和拳两大著名头领都落在了他手里，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和拳问题的一举多得的策略也有了，看来他能够在巡抚宝座上坐稳了，然而，毓贤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巡抚也不好当啊。朝廷里先是有人弹劾他“纵兵开枪”，“剿”得过火，虽然毓贤把罪名推到了袁世敦的身上，但仍然被传旨申饬，而袁世敦连顶戴都没了（“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著一并革职”）。 没过几天（11月28日），又一道上谕来了，这次是指责毓贤偏袒拳民，“剿”得不力（“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

再过几天（12月6日），毓贤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因为他知道了那个最后的结果，上谕：命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上谕虽然没有明确撤毓贤的职，但这已经是变相地撤职。此时的毓贤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袁世凯替代了他？ 答案其实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有了。

袁世凯以高超的“政治手段”平乱

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个试验。 虽然义和拳“刀枪不入”的神话袁世凯是不怎么信的，但这毕竟传得神乎其神的，袁世凯必须亲自验证它到底是神话还是鬼话。一位“大师兄”被请到了府上，然后袁世凯亲自朝他开了一枪，结果可想而知，对于“刀枪不入”，袁世凯心里也有底了。

按照老袁的脾气，他应该大开杀戒了，然而，袁世凯并没有这么做——朝中还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啊。袁世凯先把军队按下，采取了另外一套非武力的手法。 这就是以“官员战争”去对付义和拳的“人民战争”。

一直以来，拳民比较分散，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给剿拳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当官兵开进乡村时，拳民只要把头上的红头巾一扯，把长矛大刀一扔，拿把锄头走进地里使劲刨地即可，反正也没人告密。而等清军一走，他们又拍拍手上的灰，把红头巾给戴上了。

而袁世凯同志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跟他吃同一碗饭的人——官。一进入山东，袁世凯首先以巡抚衙门的名义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和《严禁拳匪暂行章程》，明确宣布“义和团”非法——并没有什么义和团”，只有“义和拳匪”，这就给那些不知道“上面”还会不会招安收编义和拳的大小官员吃了一颗定心丸。

政策上明确了，然后袁世凯就开始着手发动所有的官员、半官员（地主、乡绅和团练等），命令他们都要对“拳匪”进行排查。这道命令是不奇怪的，任何一个巡抚都想得出，但袁世凯的特别之处是他想出了一套新的制度。 这就是“日报制”。

巡抚衙门规定：各州府每天必须把当地“拳匪”情况直接上报给巡抚衙门，由袁世凯大人亲自处理，出现一件处理一件，绝不拖泥带水。 而跟“日报制”配套的还有另外一项制度——考核制度。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一系列的考核细则制定了，对在防止和平息“拳乱”中表现良好的地方官立即奖，不好的立即罚，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的官员立即革职。

当然，袁世凯大人对官场里的各种“小九九”是很清楚的，他太清楚只听取汇报也是不行的，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那里有多少弄虚作假和瞒报假报，于是，袁世凯又制定了一个和考核配套的制度——巡视制度。 他派出了多个督导组分赴各地，层层检查、层层督导，责任落实到人，而督导员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就是考核细则，通过制度去管官。

如此一来，各级地方官就不得不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去对付义和拳，县老爷下乡的热情很高，姨太太们也不打麻将了，而是出去打探“拳匪”消息了，加上地主、士绅和团练的力量，拳民们可谓陷入了官员战争的汪洋大海”。很多事件都消灭在了源头，很多矛盾都化解在了当地，剿拳工作的难题也迎刃而解了。 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以后，武卫军右军才在低调中出场了。

一部分士兵去保护各地教堂，大部分士兵用来对付拳民，而袁世凯给士兵的任务不是直接剿灭拳民，而是阻止拳民聚集。士兵们驻扎在各乡、县之间的交通要道，对来往行人进行检查，同时花点银子收买流氓地痞，让他们提供情报或者搞搞策反工作（老袁的擅长）。如此一来，拳民们被迫分割在一个个的区域，无法串联——没人气，再好的戏它也出不来。

接下来，真正负责“剿拳”的机动部队才出动了，重点清剿规模比较大的拳民组织，追捕影响比较大的拳民头领，以达到杀鸡骇猴、以一儆百的效果。袁世凯在动用武力方面虽然比较低调，但低调中也有高调。他公开告示：凡是聚集拳民数量达到40人以上的拳民头领被捕后不审不问，只有四个字：杀头示众！

1900年2月——在上任不足三个月时，袁世凯在巡抚衙门宣布：原来的“日报制”终止，改为“有情况随时上报”。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山东的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袁大人在不动声色间迅速实现了山东的稳定！虽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他手里有一支万余人的军队是分不开的（能够破解前几任山东巡抚面临的“军队不够”的难题），但行政领域的创新才是袁世凯的真正厉害之处。为了不给“主抚派”轻易留下把柄，他有意控制武力，又为了把平息“拳乱”的工作落到实处，他创造性地用制度去管官，这个家伙果然有两把刷子。

朝廷在这个月立即将袁世凯的署理山东巡抚之职改为实授，看来对于朝廷来说，稳定压倒一切，事实又胜于雄辩。他老袁又升官了，正式成为封疆大吏——省部级高官，更重要的是军政一把抓，既是山东巡抚，又是武卫军右军统领，巡抚大印加指挥刀，这在所有的封疆大吏里绝无仅有。如果我们还记得袁世凯在朝鲜时想成为军政人物的那个遥远的梦想，从这一天起，袁世凯的梦想算是真正地实现了！

恭喜你啊，大人！

而在1899年12月底，在袁世凯来山东上任的同时，心事重重的毓贤进京了，他见到的第一个人，正是——端王。

端王集团决定利用义和团

此时的端王是一个被洋人和汉党逼得走投无路、对洋人恨得咬牙切齿又没地儿撒气的人，而此时的毓贤是一个内心充满着悲愤和委屈，急于想证明自己的人。 在党争激烈的朝廷，想证明自己，就必须先站队。 毓贤当然是有本钱向端王集团站队的，因为他刚从拳民第一线回来，最清楚拳民的情况。而端王集团的权贵们之所以对拳民有兴趣，并不是突然对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和纠纷有了兴趣，突然关心起民间疾苦来，而是洋人一次次妨碍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他们对洋人恨之入骨——“毓贤大人，这些人‘灭洋’灭得怎么样啊？” 一拍即合！一群同是天涯沦落之人，因为一个叫“义和拳”的组织，走到一起来。 当然，在毓贤的嘴里，是不会称“拳民”的，也不会称“拳匪”，而是“义和团民”。 毓贤告诉端王以及他的核心成员：义和团民忠诚可靠，他们绝不是乱民，是真心扶清灭洋的！

王爷您不是恨洋鬼子、恨那些汉官吗，袁世凯入主山东后，一定会对义和团民围追堵截，团民在山东肯定不好容身。王爷您如果能代表朝廷，去暗中支持他们、策应他们，暗中扶植他们和鼓动他们，而且还要将他们引向北京。天子脚下守卫森严，团民如果只是顾眼前利益，烧烧教堂抢抢粮食，绝不会自动去往北京的，但王爷您就有办法。只要团民进京，他们就是一支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帮助您去威胁那些冥顽不化的公使，帮助您去打洋鬼子，帮助您去斗垮那些汉臣，斗垮反对废立的官员，扫平夺权路上的一切阻碍！

这样的话，自然是不用明白说出来的，大家都清楚。接下来就看表演了。

毓贤叫来了一名“大师兄”，让他当众表演起“刀枪不入”——当然，毓贤很清楚这只是表演。在离开山东之前，毓贤下令处死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这两个人反正要死，不能把他们留给袁世凯。连两大头领都被证实了是肉身凡胎，难道毓贤还对其他人的“刀枪不入”抱有幻想？但表演还是需要的，毓贤需要，端王需要，其他观众也需要。 表演完毕，在场的人士啧啧称赞。 端王当场拍板：如此义和团民，不仅忠勇爱国而且神通广大，值得肯定，应该重用！

就这样了，“义和团”终于成了毓贤投靠的砝码和新的进阶礼物。毓贤的内心原本是积郁着愤怒、委屈和不满的，现在，位高权重的端王竟然跟他“深有同感”，这让毓贤有种莫名的心安。要知道在官场，能够“紧跟”一个上层也是相当不易的，更何况还能去抱紧他的大腿！ 之后毓贤在皇宫觐见了慈禧，对于太后大人来说，她只知道袁世凯去了山东，毓贤的去职多少有些委屈，于是她又搬出了“搞平衡”的那一招：按惯例赐毓贤一个“福”字，让他去山西当巡抚。

而端王集团也终于不用把希望寄托在谣言上了，在一次次造谣失败之后，他们找到了新的“外援”，终于不再把目光局限在皇宫内部，而是投向广袤的民间。有了接下来端王集团对团民的暗中扶植、幕后策应和帮助，官方出于党争需要的“灭洋”和民间出于利益诉求的“灭洋”捆绑在了一起；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合流了——这才是“义和团运动”的真相。

对于端王集团来说，他们是否就真的相信了团民的“刀枪不入”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团民能否真的能够“刀枪不入”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是一支对扫除废立障碍有帮助的生力军，一支对实现政治阴谋有帮助的生力军，也能够让追随者相信，端王集团已经找到了一个对付洋人的好办法，一支对抗洋人的庞大队伍——广大的团民能“刀枪不入”最好，即使不能，也要继续让更多的团民有“刀枪不入”的信念而不惧洋人，那会是多好的靶子啊。

启用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是很小的，比再去组建一支军队的成本小多了。几千年以来，所谓“发动群众”的成本是最小的，因为“群众”可以相互去发动。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很容易冷静，群体却反而很容易变得疯狂的根源。你需要做的只是要煽动他们原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如果不是对利益入侵的恐惧中迸发出来的恨，那就最好是能够唤起为激情去献身的壮怀激烈的爱——比如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

而义和团竟然可以连这两点都占了，他们是“恨洋人”的，但这种“恨”在骨子里也是对“洋”的恐惧，只要操纵这种恐惧，就能将它转化成可怕的破坏力量，就能形成针对“洋”的群体性恐怖；他们也是“爱大清”的，但这种“爱”并不是他们认为大清值得他们去爱，而正是因为对大清的失望才“扶清”，只要放大他们心中的这种期望（赶走洋人，大清就会变强，我们大家就会过好日子），就能带来神挡灭神佛挡灭佛的群体性疯狂——这难道不比单个人的“刀枪不入”更具利用价值么？

也就是说，在端王集团这样有政治阴谋的集团眼里，义和团的利用价值首先是作为“一个群体”“一支生力军”的利用价值，而不是某个武艺超群、刀枪不入的“大师兄”和团民。同样是朝廷的高官，同样是经历国门被洋枪洋炮轰开60年后，同样经历洋务运动30多年，不是汉党就天然嘲笑“刀枪不入”而端王集团天然就迷信“刀枪不入”。端王集团看中的，是这支队伍它能够为他们带来超过“刀枪不入”几倍、几十倍的疯狂！

端王集团以官府的幕后力量，不遗余力地去渲染“灭洋”，鼓动“爱国”。义和团原本的“灭洋”只是针对跟团民利益相关的传教士、教会，也只是在乡村活跃，而这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去烧教堂、攻击教民和传教士怎么行呢？必须将“灭洋”符号化，去灭大清所有与洋”有关的东西，比如铁路啊、火车啊、电报啊，等等。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一年多以后，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死不瞑目的李鸿章大骂：“可恨毓贤误国至此！”然而，误国的又何止是毓贤？李鸿章只敢骂一个毓贤，不敢骂的有太多。

就是从这里开始，在经历赵三多的“维权版本”、朱红灯的“抢财版本”之后，“半官方版本”的义和团被捆绑上了朝廷党争、政治小集团的权力野心和权力斗争，从此再无回头路。团民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出于自保高喊的“扶清灭洋”，其实到头来还是需要被“清”扶——被大清某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权势集团扶。

从这一刻起，他们不仅将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将无法主宰义和团这个组织的命运，而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他们的“恨”（灭洋）会变味——从原来的利益诉求变为极端排外；“爱国”也会完全变味——从事实上说，洋人是欺辱了大清，损害了大清子民的某些正当利益，然而，爱国是没有错的，但被政治阴谋家利用的“爱国”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在某些时候，“爱国”不仅是许多流氓施暴者最后的庇护所，也是许多野心家最后的庇护所。

史料记载，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前后（公元1900年4月前后），正当袁世凯已在山东恢复“稳定”，山东的义和团归于沉寂之际，在直隶的义和团却经过几个月的发展，终于达到爆发式的高潮！大量团民似乎是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迅速遍布整个直隶，直隶不仅取代山东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中心，更是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山东而成为了团民的天下，红头巾的海洋！从构成上看，他们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从山东境内过来的“老团”，一部分是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南部原有的团民，而更多的，则是新的团民，在1900年春新加入的团民。

义和团，起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孩童个个拿起刀， 保国逞英雄！

义和团运动背后的四大利益集团

好吧，在讲述直隶的情况之前，让我们先来趁热总结一下义和团运动涉及的朝廷几大利益集团。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堪称历史上最复杂的事件之一，正是因为它牵涉了太多的利益团体，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利益集团先掰扯清楚，那一定会比较晕的。

一、满党的核心代表端王集团——对义和团的“主抚派”。他们仇恨洋人，实际上是仇恨一切有碍于他们夺权行动的人。

二、汉党的核心代表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地区总督——对义和团的“主剿派”。因为利益和观念，他们仇恨义和团，比较亲近洋人。奕劻和荣禄也是这条船上的人，但他们又是满人。

三、洋人——对义和团绝对的“主剿派”。他们亲近利益，仇恨妨碍他们获得利益的人，并且会想方设法扩大在大清的利益。

四、慈禧——根据形势需要的“主剿派”或者“主抚派”。她亲近权力，仇恨一切妨碍她掌控皇权的人，以及对她的权力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人，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她的权力。

毫无疑问，慈禧是这些派别的矛盾中心，她掌控着大清的最高权力，端王集团要让她带着大清这艘船“向后转”，但慈禧担心的是一旦“向后转”，就不得不“废立”。而汉党和洋人最担心的就是慈禧带着大清“向后转”，他们要让慈禧“向前走”，但慈禧担心的是一旦“向前走”，就不得不走向“归政”。于是对于慈禧来说，她最希望的既不是“向后转”，也不是“向前走”，既不倒向端王集团，也不倒向汉党和洋人，维持现状最好。

这已经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慈禧要巩固自己的临朝训政，不得不重用端王集团，因为重用端王集团，洋人为了防备他们最担心的大清“向后转”（有损他们的利益）而不得不向朝廷施压。一旦向朝廷施压，又对慈禧的权力安全构成威胁——这个威胁既是洋人作为“侵略者”对大清朝的威胁，更是慈禧最担心的洋人是否会扶植光绪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从而迫使慈禧“归政”。为了抵抗这份威胁，慈禧又不得不回过头去重用端王集团（搭上义和团），一搭上义和团，洋人的步步紧逼又会更紧……环环相扣啊！

恍如新版的“三国演义”，对于这四大派的任何一派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权力和算计。正如16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上演过“联孙抗曹”，也上演过“联曹灭孙”一样，处于漩涡中心的慈禧既可以稳住洋人和汉党去打压端王集团和团民，也可以联合端王集团和团民去抗击洋人。而导致慈禧做出决定的只有四个字——权力安全。

这就是慈禧。她是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却又称得上这个王朝最可怜的人；她拥有最高的权力，却差不多只有最差的权力安全感；她有很多的帮手，却常常形同孤家寡人；她有最严格的安保，却往往危机四伏；她似乎有最高级的生活享受，却也是多面夹击的矛盾中心；她理应为大清国的繁荣富强出谋划策，却永远只能为了权力这一己之私欲。

来吧，从大清最高统治者开始，大家都来玩个火吧！

直隶义和拳：无统一领袖的组织

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下直隶义和拳的组织模式——我们又称呼回了“义和拳”而不是“义和团”。虽然在端王集团的眼里他们是“团”，但在官方公开层面上，义和拳还是非法的，还是“拳”而不是“团”，还是一个不被朝廷承认的地下组织，为了说清楚它的发展过程，我们又不得不改“团”为“拳”了。

在乡村中最基层的组织叫作“拳场”（或称“拳厂”）——简称“场”。在某村开一个拳场就叫“设场”，后来拳民进入北京，大概是为了适应皇家气息，“场”改称为“坛”，“设场”就叫“开坛”，反正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不在乎再多出另外一些

“坛”——我们就先采用这个称呼。 开坛是比较简单的，定好日期后，先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媒体——唱戏或者庙会上进行宣传造势，只等黄道吉日一到，就要正式开坛了。

那天，就会从已经开坛的乡村请来一位“大师兄”，传授一番“降神附体”的仪式和相关的拳法套路，再从本村物色两位武功高、威望高的人分别当“大师兄”“二师兄”（有的坛还另设管事的，分别叫“大先生”“二先生”），其他成员都以“师兄”相称，“啊，师兄，久仰久仰”“啊，师兄，幸会幸会”。就这样，“开坛”就完成了。一般是一村一坛，大一点的村还有分坛。各坛的上级单位是“总坛”，总坛的上级单位呢？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总坛只有兄弟单位——另外一个总坛。各总坛在级别上是平行的，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相互联络帮忙，但互不隶属。

也就是说，义和拳是在很多个“大师兄”带领下独立发展的，它并不具备形成自己统一领袖的条件，没有统一领袖，这会使得义和拳在整体的凝聚力上大打折扣，可以一夜之间成规模，也可以一夜之间解散，而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这个组织“多地开花”和成片发展”。

某个村开坛了有什么用呢？那就说明这个村有人力、有实力进行“反教灭洋”了，平时这些活动就是以坛为单位进行的，一个坛的实力毕竟是比较小的，如果需要其他坛来支援，怎么办呢？

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向兄弟单位的坛发个帖——说帖，邀请他们某月某日过来帮忙打架；另外一种是在集市、交通要道等地张贴“小广告”——揭帖，告诉其他坛的人某月某日将在某地“反教灭洋”，请弟兄们相互转告，自带武器、自备粮草、前来助战。 粮草是自备的，这次你帮我坛的忙，下次就是我帮你坛的忙，互帮互助，所以对被邀请来的人是不用管饭的。大家聚在一起后共同推举一位人群里威望最高的“大师兄”做临时领导人。在他的指挥下，统一管理、集体食宿，一等任务完成，就各回各村、各回各坛，直到下一次行动。 如果任务完成前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呢？

有办法。 这就是向周边的富户要求捐赠”（“吃大户”），“大师兄”写个条子，指明某家某户应出粮食多少斤，拳民们拿着这张条子去要求这户人家交粮（不交不行），这样缺粮的问题就解决了。

好吧，除了没有统一领袖，直隶义和拳已经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组织了。它的行动纲领是明确的——扶清灭洋。组织模式是明确的——坛。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络方式是明确的——说帖和揭帖。就连“解决运作资金”的模式也是明确的——自备粮草和吃大户。一个完备的组织，它是最有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这件事情很快就来了。

裕禄火上浇油式的“救火”

直隶涞水县高洛村，这里距离京城还不到250里地，1899年过年期间，村里请来了戏台班子唱戏。这本来是一年一度的传统习俗，不过是搭戏台子的地方，可能正好对着一个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时，又按照习俗，把庙里的神请来“听戏”。正是这个举动，当时让村子里的教民很不爽。 教民们认为把这些“异教神”搬到他们门前是对上帝的冒犯，于是他们冲过去踢翻神台，辱骂神像，并把戏台给拆了。

看到这一幕的村民和村长很愤怒，教民入教后就再也不服村长管，村里组织各种唱戏和庙会，各家各户是要分摊交钱的，而教民就是不交，平日里教民和村民也很少来往，俨然就是独立的集体。现在，他们竟然辱骂神像，这还得了！

虽然他们知道教民并不好惹，但愤怒的村民还是聚集在一起，在村长的带领下洗劫了村里的教堂。 事情很快上传，保定主教亲自向官府“打听此事”，涞水县衙只想尽快息事宁人。他们的判决很简单：村民赔偿教堂的损失，摆酒席宴请教民和神父，村长磕头道歉。 暂时吃了亏的村民和村长选择了在未来报仇。

一年以后（1900年），他们复仇的机会来了。义和拳组织在直隶到处开花，高洛村村民闻风而动，他们请来了“大师兄”在村里“开坛”，大家又可以不怕教民了。 而村子里出现了“坛”，教堂方面自然不爽，教会又对县衙施加压力，涞水县令祝芾亲自带队前来禁坛，但是这一次，连他都被扣押了起来。最后在士绅们磕头请求下，拳民才把祝芾放走，而等祝芾走了以后，更大更疯狂的暴动开始了！ 当晚，大量拳民一起给教堂放了一把火，教堂被烧得只剩残砖断瓦，然后村里约75间教民房屋被烧为灰烬，30多位教民被杀死，其余惊恐万分的教民全部逃出了高洛村！ 事件迅速层层上报，到达直隶总督裕禄的案头。

现在我们要来简单介绍一下裕禄，此人正是我们在甲午战争中已经熟悉的一个人——原盛京将军。裕禄是正白旗人，父亲为原湖北巡抚崇纶，作为八旗子弟，裕禄年轻时和当年的刚毅同志一样，在刑部做了一个笔帖式，家里有一个做巡抚的老爸，然后很快青云直上，30岁时已出任副部级高官（从二品）——安徽巡抚。后又调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一直是大清最年轻的高官之一。

裕禄同志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熟悉了，生怕担当一点责任、保住顶戴要紧，庸碌无为和渎职是裕禄最大的特色。不过由于他是满人，在李鸿章丢掉直隶总督之位后，慈禧正是用人之际，就“用上”了这位能力、资历都一般的裕禄，让他成为了疆臣之首。 总督下马管民，上马管军，直隶总督是直隶地区最高军政长官，裕禄能够指挥调动的军队有直隶淮军、直隶练军和直隶绿营。这三支军队总数有5万左右，我们来介绍一下。

直隶淮军是甲午战后残存下来而又没有收编进武卫军的淮军。当年日本人只进攻了东北和山东，基本没有侵犯直隶，淮军在直隶的这一小部分就这样幸免于难。它的主力是大沽口炮台守军，此外还有一些和直隶练军一起分驻直隶各大城市和交通要地，维护地方稳定和治安，相当于警察。由于绿营基本是没有用的（淮军和练军就是为了淘汰腐化的绿营而新设的军种），于是，清剿拳民的任务就主要落在了直隶淮军和练军身上。

自从直隶地区的义和拳突然“遍地红”以来，裕禄大人就一直高度紧张，要知道直隶地处京畿，天子脚下一旦大乱，朝廷最后就只能怪到他头上，拿他开刀。而经甲午一战，裕禄已经对洋人有种莫名的恐惧，生怕惹毛了洋人，裕禄只想把拳民快点在直隶清剿干净了事。他手下就更加卖力了，直隶淮军右翼右路统领提督梅东益，以及梅东益的营官范天贵，这两个人就是裕禄的“剿拳”主将。他们经常带队开进有“坛”的村庄，实施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清场”政策，简单粗暴地剿拳，并且借着剿拳之名顺便对老百姓们抢劫，百姓们怨声载道：“遇着梅东益，家家没饭吃，遇着范天贵，家家都是会。”

可见，裕禄同志的手法和袁世凯的手法是完全不同的，老袁重点是政治攻势，武力只是震慑和重点打击，实际上是一种多种手段并举的“综合治理”，而裕禄把老袁的方法完全掉转过来了：他是“纯武力剿杀”。哪里闹事，军队就开往哪里，然后不论青红皂白，不区分“首恶”还是胁从，甚至不管是不是无辜，大开杀戒。在义和拳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组织的条件下，这种不给退路的做法只会让广大拳民认为除了继续扩大组织、坚持斗争之外无路可走，也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杀掉一个，很可能就要逼反三个。

这是裕禄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越是只想快点恢复稳定，越是剿拳心切，结果越是火上浇油。虽然裕禄也知道“朝中有人在暗中支持义和拳”，才使得拳民越来越有恃无恐，敢于和直隶的官兵作对，也才使得义和拳组织在各处井喷式发展，新拳民也越来越多，但这种局面的出现竟然也有他这个直隶总督的“功劳”！裕禄啊裕禄，越是朝中有人作梗，你作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难道不应该越要冷静以对，谋定而后动么？你这哪里是救火，简直是放火啊。

接到高洛村事件的报告后，裕禄的反应只能用“大汗淋漓”来形容：我一个总督都怕什么来什么，这是什么世道啊！ 裕禄的处理办法还是那一招——剿。这次调出的是直隶练军。由练军分统杨福同率军前往。杨福同是总兵衔，也就是大约相当于现在中将军衔，也就是说，裕禄直接派出了一位将军去围剿高洛村拳民——我就不信你们不安分！ 对付没有什么有效武器的团员和村民，正规军自然是所向披靡的。到达高洛村后，杨福同的军队没费多大工夫，就驱散了拳民，捣毁了义和拳高洛村分坛，约60名拳民和村民被打死或者逮捕后正法。杨福同的军队撤出高洛村，看来一切又恢复稳定了，而稳定只是暂时的。

逃走的拳民立即向周边各个“坛”发帖求援！ 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就像是官府在调动正规军，也像是有人站在看不见的高处拿着令旗不断指挥，短短几天内，涞水县周边出现了上万名拳民，他们扎着红头巾，背着刀枪，带着干粮，风尘仆仆地赶赴涞水！ 在石亭镇，一些拳民出现在了杨福同和他的骑兵队面前，他们拿着大刀长矛冲向清军，但很快被击溃。杨福同带领30名骑兵和40名步兵追剿，杨福同认为对付这些拳民还是会像在高洛村那样轻松，但追着追着，他突然察觉情况有异，大喊一声：“不好！” 他们发现已经陷入了满是沟壑的坑坑洼洼之地，马已经跑不起来，而四周是高地，像是有埋伏之地。 果然！早已埋伏在此的3000多名拳民从四面冲出，他们冲向了手中有枪的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砍，清兵很快被砍得血肉横飞，连杨福同都被拽下马来，乱刀砍死！这是义和拳出现以来，朝廷损失的军衔最高的将领，但这还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在这次战斗中，拳民表现出来的军事素质。他们采取的正是只有正规军才能运用好的战术——诱敌深入。诱敌深入在理论上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实际运用却比较难，它需要周密的布局、时机的把握和良好的组织分工，不然诱敌不成反被歼那就惨了。而拳民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洗掉了山东时期的流民气质，似乎变成了一支已经暗中受训的正规军。 伏击杨福同之后，拳民大军开始离开县城，挺进大城市！

5月26日，他们首先到达直隶高碑店，拳民们直奔火车站，想坐火车北上，而车站方面大概是早已经接到了通知，连续两天都不卖票给他们，态度也不好，于是拳民们一怒之下，竟然将铁路拆毁了，拔了电报线杆子（“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高枏（ nán）日记》）。 这是拳民第一次破坏教堂以外的设施——铁路。破坏铁路后，他们继续北上。第二天（27日），拳民大军到达距离北京只有70公里的涿州，与此同时，在向涿州进军的路途中，各地的拳民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大部队聚集，此时涿州城外已经聚集了3万多名拳民！

涿州守军从来没有见过这片红色的海洋，刀枪林立，他们不战而逃，拳民第一次从朝廷手中占据了一座城市！然后他们继续北上，在北上的同时，拳民已经知道朝廷要武卫军前军统领聂士成率兵前来镇压，于是他们继续破坏铁路，从涿州往京城方向的100多里长的铁轨全部扒掉了，涿州火车站站长全家被杀。

5月29日，拳民大军已经行进到了距离北京不到30里的京南门户——丰台，一把火烧掉丰台火车站和站内机车，丰台站的洋人铁路工程师全部逃走。 “拳民向着北京”的这一幕严重震惊了慈禧。很显然，在慈禧的眼里，此时拳民并不同于她印象中以往那些拳民了，原本在山东直隶此起彼伏、分散的“反教灭洋”，已经逐渐演变为规模越来越集中的反抗官兵阻截他们向北京进发的行动，然后在进发的过程中顺便“灭个洋”。从5月26日起，他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平均每天行进80里，精确无比地直插京城，好像身上自带导航，这又已经差不多是一支正规军的素质了！

更令慈禧震怒的是，那个无用的直隶总督裕禄动用了省内几乎全部能调动的淮军和练军，派出了一个总兵级别的人到山村处理动乱，仍然没能阻挡住拳民前进。很显然，高洛村事件就充分表明裕禄是镇不住直隶局势的，他是无法去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大军的，在裕禄同志不行的时候，朝廷中应该要顶上的是另外一个人——荣禄。 这不仅只是因为荣禄大人本来就是慈禧手中对付端王集团的牌，就拿荣禄在朝廷的职务来说，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了武卫军总统，荣禄还拥有的一项职权是“节制北洋各军”，而直隶淮军、练军和绿营正属于北洋军，荣禄对它们也有节制之权。当拳民在直隶闹得如火如荼时，如果荣禄大人硬气一点，即使他不调动武卫军，也是可以指挥调动直隶淮军、练军去阻截平乱的。他是朝廷的人，是慈禧身边的人，有他出面，一定比裕禄同志有苦难言的效果好。

但这一次，慈禧发现不能继续指望她这位好心腹了。咦，荣禄哪里去了？

荣禄大人——病了。 从3月30日（农历二月三十壬寅日）起，荣禄就开始请病假，然后竟然以“请假”“续假”的方式，连续请假两个月！朝中重臣连续两个月没有上班，这是很不正常的，估计是荣禄怕别人也不信，于是他专门在“官报”（《京报》）上登载了他的病情——“手足之疾，不能动转”。严重，十分严重，这是说别提有力气上班了，提裤子都没力啊。

当时的官报只负责照章抄录官员和官方的消息，并不负责向公众核实，所以上面的消息是虚虚实实，不信你就上当了，全信你就迷茫了，那么荣禄大人究竟有没有病？是不是恰巧就在此时生病？会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这个很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而从种种表现上来看，荣禄大人生的是历史上最神奇的一种病，这种病可以想痊愈立马就痊愈，想严重立马就严重——政治病。

毫无疑问，“立大阿哥”事件已经让端王集团吃了个哑巴亏，但是，向端王集团的妥协也并不是立一个“大阿哥”就能搞定的，而恰恰也是因为溥儁被立为“大阿哥”之后，端王一伙在满人和八旗中影响也更大，他们趁势又扩充军政势力。当然，这种势力都是在他们的大本营——禁旅八旗中扩张的。比如载澜管理了西山健锐营，载瀛管理了内务府御鸟枪处（鸟枪也是枪）并统领镶黄旗护军，载勋统领正蓝旗汉军，崇绮和启秀分别统领正红旗汉军和镶白旗满洲，就连端王本人也把手伸向了宗人府，成为宗人府右宗正，与同时兼任宗人府左宗人的载勋一起控制了宗人府。 也就是说，除了掌控禁旅八旗，皇帝的“家事”也是端王集团控制的，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有了义和拳这个强大的生力军外援。而在荣禄这边，他还是形单影只，奕劻是不能过多地“惊动”的，一有危险你也惊不动他，李鸿章远在两广，对朝廷里很多的事情都鞭长莫及，张之洞一直很聪明，一旦嗅出形势不妙就把头缩回去，刘坤一已经当过一回枪头，不可能再出头，袁世凯在军事上很强，对于朝廷来说在政治上还未入流（连总督都不是）。拿什么去与端王集团硬碰硬？他们已经拿出了与几万拳民内外呼应、背水一战的架势，这次肯定也是没有什么折中办法可以想的了。

既然无法做到阻截端王集团，那就只有不做，这倒不只是怕了端王他们，荣禄军政双跨，既是武卫军统领又在朝中有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头衔的政治地位，端王他们也会小心对付的。但在朝廷里政治斗争的敏感时期，惹不起一定要躲得起，一定要消除慈禧对你是否已经倒向端王集团的怀疑。如果你明明阻截不住，却偏偏还在那里“阻截”，久而久之，领导看到的不是你的努力和苦劳，而是会产生对你的怀疑，千万不要想着皇帝领导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去给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下（“不为激情去献身”），如果我不表现，就会失去他的信任——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

自从被慈禧绑上她的战车之后，荣禄必须时时刻刻把眼睛盯着对手端王集团，但更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慈禧，心里想着慈禧。这种“想”不是某些野史八卦小说里的与慈禧的男女生活作风问题，而是真正站在她的立场，时刻从她的角度出发，以她的权力安全为核心考虑问题，什么叫“更加”呢？就是你可以一时忘记你的对手，但一定要记得你的领导！

因为她是“帝王”，而你自己也是权臣，尤其是军权在握的权臣。 这就是荣禄“官做得越大，胆子却越小”的真正涵义，也是“在官场如何学会自保”的真正涵义，多年的官场沉浮，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血泪教训累积起来的政治经验。历史上很多的大臣都跟荣禄得过相似的“病”，他们的基本病因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怕对手打压自己，更怕领导怀疑自己！

荣禄病了，请假了，不能为老太太公开冲锋陷阵了，慈禧当然会想办法“请”他出山或者逼他出山。但在这之前，慈禧必须亲自来处理义和拳这个棘手的问题，山东有小袁在基本能放心了，主要就是直隶。

洋人的反击：史上最强保安队非法进京

现在，我们要来注意一下北京城内另外一伙人——公使。他们不仅是义和拳骚乱的利益攸关方，更是对拳民感到最为恐惧的人，广大的“红头巾”要“灭”的，就是他们啊。 1900年3月2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二甲戌日），英、美、德、法、意五国公使，再次前往总理衙门就直隶义和拳迅猛发展的问题向朝廷提出抗议，要求迅速将拳民剿灭。三天后，五国公使严重警告：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必要手段”。什么是“必要手段”，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4月6日，公使团向朝廷发出通牒：限令在两个月内将拳民剿灭干净，否则他们将出动各自国家的军队，在直隶和山东“代剿”（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随后，英、美、法、意六艘军舰开到大沽口外，在海上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各国军舰开始源源不断地开赴大沽口外，停泊在外海。

高洛村事件后，公使们感到了无比恐惧。现在连小孩都能看出来，这些拳民是要进城的，如果他们冲到北京，冲进使馆，使馆里的人都手无寸铁，连踩都要被踩死啊。公使夫人们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孩子送往日本，而十一国公使馆都在储藏面粉、大米、大豆、煤油、煤炭等生活用品——后来的事实证明，局势紧张之时先囤点吃的东西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慈禧并没有不管这些公使，她怕的就是拳民的动乱会刺激洋人，所以在她之前一次次颁布剿匪上谕时，总理衙门的官员也一次次来到使馆，向公使们保证：我们会用一切力量来保护使馆和你们的安全，你们就放心吧。5月22日，步军统领衙门发布在北京城内“禁拳”的10项措施之时，就已经专门派兵勇在使馆区外巡逻，保护使馆和教堂。然而，洋人们最敏感的不是使馆区外增加了多少保安，而是拳民离北京还有多远。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5月29日，拳民大部队到达丰台，一把火烧掉丰台火车站，附近的津芦铁路被破坏。此时大沽口外的军舰已经云集到20多艘，然而，北京城里的公使、传教士等所有洋人的恐惧是空前的。 虽然外海有他们的军舰，但毕竟离北京还有200多里，士兵们上岸后必须通过津芦铁路才能快速到达北京救他们。同样地，一旦北京形势危急，这条铁路也是北京城内所有洋人快速逃离北京，到达天津出海口的救命通道。而现在，这条铁路毁了，也就是说，逃命的通道没了，救援的军队很难迅速到来，他们也无法立即逃离，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29日，公使们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由八国紧急调兵进京。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调一批他们自己的“保安”（使馆卫队）进京的要求。 洋人要调兵进京！这个消息深深地刺激了慈禧和朝中大臣。虽然1898年10月初（端王集团造谣光绪被洋人害死了之际），洋人的军队也曾以护卫使馆为名开进过北京，但那次北京的形势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严峻。而现在，在拳民聚集北京城外之际，如果洋兵再次进京，不仅朝廷的脸面没地儿搁，而且更加不利于局势的稳定，擦枪走火的事情必然难以避免！

这一天，荣禄紧急“销假”上朝，连上七道奏折要求剿匪，慈禧两天内明发两道上谕要求“各有关部门”严厉剿匪，同时调动武卫军中军、前军和直隶淮军练军准备围剿匪民。为了让洋人们安心，慈禧特意在29日的上谕中强调要保护使馆和教堂，免得洋人要动武（“现在人心浮动遇事生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 至于保护好津芦铁路对安抚住洋人的重要性，慈禧其实也注意到了（在洋人要“动武”之后，她始终在关注洋大人），所以她不惜让武卫军前军分兵去保护津芦铁路，并且还在5月30日特意发了一道“电旨”给裕禄（“著裕禄饬令聂士成，将芦保、津芦两路电线铁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是为至要！”），真是交代了又交代，叮嘱了又叮嘱啊！

然后，在5月30日，总理衙门礼貌地回绝了洋人调兵的请求，官员们又开始做公使们的思想工作了：各位尊敬的公使阁下啊，北京的局势很快就会稳定，朝廷将一举歼灭义和拳，所有的铁路将会得到妥善的保护，你们在北京将是安全的，请你们放心吧！ 然而，北京城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比官方消息更加令洋人恐慌的厉害武器——谣言。

5月29日起，谣言已经开始在北京城内涌现，很多人都在谣传，朝廷其实“已经剿不了匪”，义和拳已经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他们要在6月1日这天（农历端午节）杀尽北京城内所有洋人！ 与此同时，5月29日，保定的拳民围攻了在芦保铁路上工作的洋人铁路工程师，40多名洋人工程师和家属向天津方向逃窜，拳民一路追杀，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的时候，是谣传这些洋人和他们的家属已经全部遇害！ 公使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决定不顾朝廷未批准，自己调兵进京。

5月31日，天津租界的洋兵开始坐火车开进北京，公使团通知总理衙门：不管你们同不同意，军队都必须进京！ 总理衙门的官员再次前往公使馆，希望公使们能够收回命令，然而，所有的解释、劝说甚至哀求都是无效的。 朝廷终于知道没有办法阻止这支军队的进城了，为了照顾面子，总理衙门只好抢在军队进入北京前“批准”了公使们原来请求调兵的报告，然后提出了一个条件：能不能像上次（1898年10月）那样，规定每个国家进京的军队不超过30人？

应该说，总理衙门的这个要求是一点都不过分的。直隶的拳民确实很疯狂，但在公使们擅自调兵进京之前，他们并没有造成一个洋人的死亡（被追杀的保定洋人铁路工程师后来证实有几个人被杀，但那是在使馆区调兵之后），使馆区周边也还没有发现一个拳民，朝廷已经派出了兵勇在守卫，八国派军进入一个国家的首都本来就是非法的，如果还不做出人数上的限制，那根本就是没把大清朝廷当政府了。

然而，朝廷这个可怜愿望最后也破灭了，各国公使都完全没有理会30人的“上限”。1900年5月31日至6月3日，八国军队以护卫使馆为名，携带枪炮，分批强行开进北京。根据当时不同当事人的记录，准确的军队人数各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国军队的总人数在450人左右，平均每队接近60人，没有一个国家遵守人数不超过30人的规定（有个别记录称日本出兵未超过30人）。 而这些国家各自出兵的秘密，我们以后就会知道。

这是史上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为了便于分辨，我们仍然称他们为“使馆卫队”），他们非法进京，又以远远超过限定人数强行进京，进驻位于皇宫附近的使馆区，皇宫位于大炮的射程之内！也就是说，尽管他们还是只有几百人，但他们可以几炮轰掉紫禁城！

形势急转直下了！按照惯例，此时慈禧并没有住在皇宫，而是（携光绪）住在她的夏季办公场所——颐和园。要是在往常，慈禧是可以舒舒服服地“消暑”的，而现在，接到“使馆卫队”进京的报告之时，正是荣禄、裕禄和聂士成三位军方巨头按照慈禧之前一举歼灭拳民的意旨，上报“三路兜截”计划，而慈禧也将要批准这个方案之时！

禁旅八旗趁势将拳民“放”进北京！

慈禧对“剿匪”工作突然抓得没有那么紧了，武卫军等北京城外所有的军队停止“剿匪”了，这对于端王集团掌控的禁旅八旗来说，正是机会！ 因为是这些人守卫着城门。

城门守卫是听令而行的，但正如武卫军听的是慈禧的命令一样，在没有慈禧明确命令的时候，他们听的是端王集团的暗令。 慈禧发给武卫军和直隶淮军、练军的那两道上谕，估计端王集团也是认真研究了的，别的没发现，但当看到慈禧叮嘱荣禄、裕禄“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时，立刻发现机会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上谕中说的是“劝”啊。如果拳民要进城，你们城门守卫是不是也应该多“劝劝”？ 什么？劝不住？劝不住那就只好放行咯。

谜底揭开了。在后有武卫军、直隶淮军练军数路大军，前有八旗城门守卫的情况下，面对城高墙厚的北京城，面对连正规军都难以突破的北京城门，所谓“义和拳进北京”，他们既不是攻进去的，也不是挖地道潜进去的，而是——大摇大摆走进去的。

大乱之际，朝廷中的任何一个政治小集团都会从最高文件（上谕）中找到有利于本集团的信息，然后才坚决、彻底、干净地执行，不分环境也不讲条件地执行。义和拳毕竟还是“匪”，是朝廷的敌人、大清的敌人，只要慈禧不点头，任何人（包括端王集团）对义和拳的支持和利用就不敢由暗中转为公开，但是——他们可以放水啊。

1900年6月（据我考证具体时间大致在6月3日至8日之间），北京，天气有点热，西瓜上市，义和拳入城。

骚乱大爆发，端王集团武装政变在即！

商人们的反应是最灵敏的。在拳民入城的同时，一夜之间，商铺里的洋货被销毁了，甚至连店铺招牌上再也见不到一个“洋”字。接下来的事实证明，在乱世，跟着商人们的屁股后面走是没有错的。 北京的外城再也见不到一座完整的教堂，因为它们都被放了一把火。凡是卖洋货的店面都被砸掉了，比如照相馆、眼镜店、洋布店、洋伞店等等，洋货砸完了，最后连招牌中带一个“洋”字也要被砸，商人们都很有先见之明，先变门脸为强，后变门脸遭殃。 而那些来不及销毁洋货或换掉带“洋”字招牌的，除了老老实实赶紧销毁货物外，他们必须戴上红头巾，或者在店面门口挂上义和拳的红头巾，表示“自己心向义和拳”，并非不“爱国”，“货是毛子货，心是清国心”。在拳民那里，所有的“洋”字消失了，“洋货铺”改叫“广货铺”，“东洋车”改叫“太平车”，“耶稣（主）”改叫“猪”，“天主教”改叫“天猪教”。想象中的洋女人的阴户叫作“小妖洞”，想象中强奸洋女人叫作“搅小妖洞”，连“洋人”的“洋”字都变成了“羊”，而洋人就是“毛子”，教民是“二毛子”，其他按照与“洋”的接近程度，一直到“十毛子”，一旦你不幸成为了“毛子”，不管是几毛子，结果只有一个——被杀。而教民的被杀是最残忍的。

在被拳民抓获之后，他们首先要被绳子绑住手脚，以抬猪的方式“游街”，警示众人，然后采用诸如“剉、舂、烧、磨、活埋、炮烹、肢解、腰杀”等方式被杀，有的拳民甚至将女教民“挖坑倒栽填土，而裸其下体，入一蜡烛，取火燃之，以为笑乐”（柴萼：《庚辛纪事》）。 被杀的教民是死不见尸的，他们的尸体基本都被烧掉了，因为拳民中传言信教的人三天后会复活，所以必须焚尸，让他们复活的灵魂找不到肉体。

除了教民，只要是“毛子”，也是要被杀的。 在大街上有六位秀才，被拳民搜身时搜出一支铅笔、一张洋纸，这六位倒霉的秀才当场被砍死。有户人家中被搜出一枚“洋火”（火柴），全家八口被杀；另一户人家中被搜出一袋刚剥好的荔枝，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有人突然想起了传教士挖小孩眼珠子的传言，于是愤怒的拳民把房子一把火烧了，户主被暴打，直到证实这东西原来还可以吃，户主才侥幸逃出一条命。 所有的市民都纷纷把家里的“洋油”（煤油）泼到大街上，整个晚上家家户户都不敢点灯。有人当街大喊一声“来了”，商店老板不知什么来了，纷纷关门谢客，然后又大喊一声“泼水”，几条街的居民不知发生了什么，纷纷朝大街上泼水。

整个北京就这样处于恐怖的氛围中，到处人心惶惶，到处风声鹤唳。但是，拳民们虽然疯狂，但并不滥杀无辜，只要你不是“毛子”，就不会有被杀的风险，即使是教民被抓后，也允许你有申辩的机会，如果你说自己不是教民，义和拳自有一套为你验明正身的方法。

首先，看你的额头上有没有一个十字，因为义和拳相信凡是信教的教民，脑门都会有一个十字。如果你不太注意保养，脑门上有皱皱巴巴的十字纹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谁叫人家就是这么规定的呢。

其次就是上“坛”检验。你要烧几道纸钱，如果纸灰飞起来，那就表示可以与本国的神仙接通，不是信洋教的教民。但如果连烧三次纸灰都不飞，那结果就是被乱刀砍死。

拳民既不滥杀“无辜”，也不扰民，大部分人都还住在庙里，不冲击官府衙门，还自发组成了治安巡逻队伍，帮助官府维护秩序和稳定。为了表明和朝廷严厉打击的“邪教”白莲教的区别，义和拳张贴了大量的传单（“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传……”），他们甚至还清理出混进队伍的70多名白莲教教徒，乱刀砍死（仲芳氏：《庚子记事》）。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入城的义和拳既在制造骚乱，又在“维护社会稳定”，既在施暴，又在制止另外的暴行，既是打手，又是警察。种种的行动都证明一件事情——义和拳只针对“洋”，见洋就灭！ 也就是说，在疯狂的打砸抢烧之下，这是一伙有组织、有目的的人，他们进行的其实是一场目的性明确、在自己的目标之下并没有失控的“灭洋”行动，一场针对“洋”的群体恐怖。随着群体恐怖的形成，北京似乎就变成了“灭洋”的天下，变成了义和拳势力的天下。但处处“灭洋”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他们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口号，而这个口号不再只是大口号式的“扶清灭洋”了，

而是有具体目标的—— “杀一龙二虎十三羊！”

“一龙”，就是光绪皇帝。在拳民的宣称中，此时的光绪已经变成了义和拳必杀的“二毛子”和“毛子的总教主”。“二虎”指的是汉党的核心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奕劻从此吓得再也不敢与端王集团作对，在朝堂上沉默是金），“羊”就是“洋”，“十三羊”泛指朝廷中所有亲“洋”派的官员。龙、虎、羊，现在他们的下场将都只有一个——必死！

目的达到了，端王集团的目的达到了。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戊戌变法以来，这个政治小集团的路数吧。首先是变法中期造谣慈禧要借天津阅兵杀掉光绪，接着是变法后期造谣光绪要勾结日本人和英国人杀掉慈禧，然后是变法失败光绪被囚禁之后造谣洋人已经害死了光绪、光绪病危——而现在，他们要杀掉光绪了！ 当然，端王集团的权贵们是要躲在幕后的，政治野心的传话筒和枪头就是刚刚进入北京的拳民。如果没有端王集团这样朝廷强势政治集团的支持，“只灭洋人不反朝廷”的拳民是无论如何不会去杀他们当今的皇上的。作为一群普通老百姓，他们之所以知道“杀一龙”不会带来反朝廷的杀头风险，是因为有人站在他们背后啊，之所以不把皇上当皇上，是因为有人要废掉当今皇上啊。

绝地反击，真正的绝地反击。从1898年谋求将朝廷变法派的势力一网打尽失败，到1899年废立被阻，端王集团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那一天，也是他们离自己的野心最近的一天。让拳民去疯狂打砸抢烧吧！去疯狂制造混乱和恐怖吧！乱局之中，曙光临近。

此时感到最危急的并不是奕劻，也不是李鸿章，而是慈禧。 很显然，如果此时的慈禧不出来说句话，不坐镇皇宫，不以实际行动去震慑一下端王集团，他们就不会只是放拳民进城和喊喊政治口号了，而是很可能会把“变天”变为现实！ 但是，如果要回城坐镇皇宫，风险同样很大，不止会有端王集团挟义和拳向她发难、逼她废立的风险，还有原来驻扎在皇宫旁边的洋人军队带来的风险。 所有艰难的选择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荣禄来到了颐和园，“哭请”慈禧回宫！荣禄大人不愧是慈禧最用心培养的心腹，这一次他又完全从慈禧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越是危险，您越是要回到大本营，只有坐镇大本营，原本属于您的权威才会附加在您身上，也才有更多的安全和胜算！ 所以荣禄的哭是必须的，慈禧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宫！

但是，慈禧不会完全冒风险的，如果有胆量冒很大风险，“使馆卫队”进京时，她老人家也不会吓得要逃往西安府了，因为她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她要排除掉一定的风险，调军一路护送她回皇宫。 调谁的军？ 调她最信任的董福祥军。

董军进京，端王集团趁机再次生事

在调董军作为护军回皇宫之前，慈禧还是有很多犹豫的。 按照祖制，一支非八旗的军队，是不能轻易进京的，如果“无缘无故”调一支汉军进京，朝廷的那些王爷亲贵、八旗将士就会不淡定了，他们就会哭着喊着问：太后您这是要逆天啊。 当然，让慈禧犹豫的倒不是这个，她本来就是无法无天。 此时的慈禧需要的不只是一支忠于她的军队，而是一支绝对忠于她的军队，如果“使馆卫队”逼她归政，那么就要去杀洋人；如果怀疑端王集团挟义和团之力图谋不轨，那么就要去杀拳民。总之，敌人是不确定的，这支军队需要坚决抵制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和诱惑，坚决为慈禧保驾护航。

对于董福祥军的忠诚，慈禧是比较确信的，再怀疑也没用备选队伍了，但她比较担忧董福祥军会坏事。 问题就在于董福祥军一贯仇洋，还曾经和洋人结下过梁子，被洋人赶出了南苑，士兵们一说起洋人就血冲脑门。而义和拳也正是“灭洋”的，跟董军的原则立场相同，如果将来慈禧要他们去打拳民，他们会不会枪口朝天？ 慈禧特意在颐和园召见了董福祥，说出了她对这个问题的担心。

臣不仅能杀外人，也能杀义和拳。”董福祥平静地回答。 搞定了，有了董福祥的这个亲口保证，慈禧就安心了。董大人的这个回答真的令慈禧很意外，她只问了他的军队能不能帮助清剿拳民，而董福祥回答能杀洋人，也能杀拳民，一切以太后意志为转移，他迅速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抓住了慈禧所关心问题的实质，这位前驴贩子真是……唉，老粗出人物啊。

决定了，慈禧开始和荣禄迅速做回宫的准备。6月8日，在回宫的前夜，慈禧在颐和园颁布了一道“史上最严厉”的剿匪上谕，上谕显然是专门针对义和拳已经进入了北京，要求各相关部门迅速清剿进入北京的拳民，语气空前严厉，警告端王集团，并敲打那个已经被端王他们吓回去的奕劻：

乃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籍之徒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若不亟行严禁实属不成事体！除谕饬管理神机营、虎神营王大臣（即奕劻和端王载漪），将所部弁兵全行驻厂，并遴派马步队伍（骑兵和步兵），各段昼夜梭巡，傥有匪徒聚乱生事即行拿办外，并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严饬该管员弁人等，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

其实慈禧用不着用这道上谕来表达她对端王集团的警告，她撇下最名正言顺的八旗军，却调董福祥军贴身保护她回宫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尽管北京城内局势还不明，洋人和拳民都对她构成威胁，但在拳民进京后，慈禧把拳民的“威胁”（端王集团的威胁）放在了第一位，要在洋人和拳民之间选择一个敌人，她选择了拳民。没办法，她就是信不过这批人，更加相信内部的乱臣贼子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远道而来的洋人。 在北京城内迅速清剿拳民，只是慈禧最直接的目的，或者说只是她其中一个目的，慈禧最终的目的仍然是那个希望，那个微弱的希望——处理好义和拳问题，迅速恢复稳定，好让洋人能够退兵。她发布这道最严厉的“剿匪”上谕其实也是为了让洋人安安心——调跟你们有仇的董军进京并不是针对你们。并且对于慈禧来说，她希望的这个“稳定”并不只是指北京城内的稳定，还包括北京城外。

虽然6月8日“史上最严厉”剿匪上谕，我们是作为单个的上谕来讲述的，但慈禧的上谕并不能单个地来看的，而是需要连起来看。相信大家还记得，在两天前（6月6日），慈禧派出了端王集团的核心、军机大臣刚毅赶赴保定等地宣讲她之前那道“柔和”的上谕，安抚拳民。这套组合拳正是慈禧不得不停止“三路兜截”计划之后，处理义和拳民的新政策，而她的出招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已经使用过的招式。

他就是袁世凯。

山东的经验已经证明，当拳民出现人数多、分布散、不可控的时候，袁大人那种严厉打击加安抚分化的两手政策是十分有效的。义和拳人数众多，群众基础强，如果短时间内很难从人数上去消灭，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组织”上去瓦解。 慈禧采取的正是这两手政策，具体来说是在北京地界上严厉打击，北京地界之外分化安抚，这两手政策都是很重要的。保定、涿州是义和拳的大本营，是进入北京的后方基地，如果这个基地不控制住，那么北京城内无论怎么“严剿”，都不会成功，在北京城内的“严剿”并不等于在保定等地也这么做——后方不能乱啊。

所以，即使是颁发了“史上最严厉”剿匪上谕，慈禧仍然不需要把刚毅召回京，恰恰需要他继续“来到拳民中间”做安抚工作。这就是慈禧决心在北京城内“严厉剿匪”之后也没有停止刚毅的安抚工作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她“假意剿匪”，“剿匪”她是真心的，制定这两手政策正说明她照顾到了大清国的国情，是多年维稳经验的体现。端王集团的人以为刚毅在直隶可以趁机去收买更多的拳民，却不知道此时的慈禧正需要利用刚毅同志去稳定大后方——难道就只允许你们利用我啊？

6月9日，慈禧的车队在董福祥军的武装护卫之下，浩浩荡荡地开进北京，一路安全地回到皇宫，既无惊也无险。然而，正当慈禧要坐下来喘口气之时，一个让她心里凉了半截的消息又传来了：拳民和洋人发生了流血事件！ 在慈禧回宫之际，一部分拳民来到了北京西南郊的英国公使馆赛马场，开始围攻，英国使馆见习翻译包思德（H.H.Bristow）拔出手枪，当场打死一名拳民（休利特・威廉・梅里克：《公使馆的围攻》）。 拳民们立即聚拢成一群，将赛马场看台全部焚毁，然后人潮涌向西山（香山），英国公使窦那尔在西山的高档房产——西山度假别墅，被一把火烧光！ 这是义和拳第一次攻击使馆方面的财产，也是拳民和使馆方面第一次直接冲突，而冲突的后果，就是流血事件。

似乎有人就是唯恐京城恢复稳定，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局势引向混乱！

使馆区的公使们正在为董福祥军进京感到紧张，虽然总理衙门的官员已经透露给他们：董军进京绝对不是针对洋人，只是为了“剿匪”。但现在，使馆区重要的社交场所赛马场和度假别墅都被烧完了，公使们是无法相信朝廷还能“剿匪”成功的，更何况，只要来到使馆区外的大街上，听到的关于慈禧调董军进城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剿匪”，而是与官方说法完全相反的消息——“董大人的军队能杀洋人，进城来是帮我们杀光洋人！”

第二支侵华军队：西摩尔联军向北京开进

6月9日当晚，英国公使窦那尔做出了一个与慈禧前一天相同的决定：调军。而且这次调军不会像上次调遣“使馆卫队”那样向总理衙门申请了，连通告一声都没有，直接从大沽口外的军舰上调遣大部队！ 三封加急电报发给了大沽口外的英国军舰。 接到电报的这个人，正是我们熟悉的人物——英国海军中将、东亚舰队司令西摩尔（E.H.Seymour）。

40年前（1860年），20岁的英国海军中尉见习生西摩尔，在他的叔叔——时任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迈克尔・西摩尔的带领下，随英法联军一路从大沽打进北京，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而现在，一切似乎又轮回了，60岁的西摩尔相信他的“功绩”将远远超过当年的叔叔，即将被全欧洲赞颂的解救公使的荣誉，将属于他自己，伦敦路透社的头条，将属于他自己！

打了鸡血的西摩尔半夜三更就开始行动，召集八国海军联合陆战队开赴北京，英国是世界老大，北京又发生了针对使馆区的骚乱，大家对出兵是没有什么异议的。第二天（6月10日），一支2066人的八国联军正式组建！很显然，这是继“使馆卫队”之后开向北京的第二批八国联军了——我们简称为西摩尔联军。 为了不在天津陷入与清军的纠缠，西摩尔联军绕过国门大沽口炮台，在塘沽登陆（当时大清的海防是修了炮台的地方就有重兵，没修炮台的地方基本就无兵），然后，他们急行军到天津火车站（位于天津老龙头，又称老龙头火车站），要求火车站立即交出几辆火车作为他们的运兵专列，否则他们直接抢火车！

见过抢自行车的，没见过抢火车的！站方立即将这个消息上报给了（山海）关内外铁路局，此时的关内外铁路局总办正是我们熟悉的一个人——老袁同志当年在朝鲜的老下属唐绍仪，唐绍仪又立即向直隶总督裕禄报告，裕禄接到这个消息很难办了。 这是一个突发情况，洋人向来是得罪不起的，朝廷的规矩：不能“衅自我开”。裕禄只好命令火车站方面去想办法“拦截”洋人！火车站的员工自然是挡不住西摩尔大军的，他们成功地抢到五列火车，士兵们坐上火车向北京进发。按照时速，火车到达北京需要五个小时左右，即6月10日当晚就能抵达北京，西摩尔志得意满地给窦那尔发了封电报：你们等着，我们马上来！

裕禄只好又向他的领导——慈禧报告：领导，那2000多人的洋鬼子西摩尔军朝您开来了（进京了）！ 接到总理衙门电报房转奏的裕禄的电报——这第二批八国联军的性质和第一批是完全不同的。“使馆卫队”开进京时，洋人好歹还知会了总理衙门一声，而人数是“使馆卫队”五倍的西摩尔联军进京，却是悄悄地进京，慈禧还是从裕禄方面得到的军报！ 慈禧剩下的那半截的心彻底凉透了，西摩尔大军形迹可疑、来意不明，很显然，在城内已经有“使馆卫队”的情况下，西摩尔的大举到来，只能让人想到是——援军，在北京采取某种行动的援军。

自从义和拳运动发生以来，除了最开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外，慈禧一直在尽力“剿匪”，虽然效果可能差了一点，但她“剿匪”的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行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事实如此）。虽然洋人一直要求“迅速镇压”拳民，限期将义和拳问题处理完毕，但他们的态度并不替代朝廷的方法，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但令慈禧完全想不通的是，洋人为何一直都“无视”她的存在，左一个照会，右一个通牒，调了一次军，又调一次，为何她明明付出了，洋人总是不信？ 洋人的无视和蛮横中自然有更深层次的秘密，我们将在以后的时间里专门讲述。但是，这并不是说明慈禧的朝廷就是那么值得信赖的，不说在到底如何对待义和拳这个问题上，公使们无法相信慈禧是真心“剿匪”，就连平时很多的小问题，公使们都无法去相信。

慈禧和公使们之间的沟通当然要通过总理衙门，虽然总理衙门的官员腿也比较勤，就算是平时也会定期向各国公使通报和解释朝廷的政策，但这种沟通是极其有限的，很多时候只是做做样子的。比如慈禧回宫之前调董军的真实考虑以及召见董福祥大人的那次谈话，她就是不能去告诉别人的，因为这涉及“权谋”，权谋如果公开了，那还叫权谋吗？ 从慈禧开始，朝廷的许多的政策都只能问执行结果，而不能去追究出台缘由，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上不了台面的。表面上只是官员的职务调动了，而背后可能就是权力斗争（比如山东巡抚之争），表面上只是观点和路线不同，而背后可能就是党争（比如对义和拳的剿抚之争）。大家知道，一个现代型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治清明的保证。而慈禧和她的大臣似乎相信：只有信息封闭才是政治安全的保证（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他们恰恰不知道的是，“愚民政策”最后“愚”的就是他们自己。

由于信息不公开，各级官府追求的是表现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他们掌握更多的信息，自然可以如此。上级官府对下级官府如此，而基层官府对百姓也是如此，不过，由此还会造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信息不公开——瞒上。下级官府需要应对的只是来自上级的问责，于是他们就把影响顶戴的不利信息控制在本地范围之内，报喜不报忧。 而正是由于自上而下的信息不公开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隐瞒，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和戾气，所有人都在怀疑自己能否通过本分的劳动来改善生活，所有人都在趋利避害，不惜牺牲他人，义和拳产生的过程就是明证。

由于信息不公开，大清的权力不是在阳光下运行的，而总是在让人看不懂的情况下运行的。洋务运动后虽然在表面上接纳了各国驻京公使（虽然他们也各怀鬼胎），实际上进行的却还是“关起门来的统治”，朝廷便注定了不仅对内面目模糊，对外亦然。百姓们只能根据谣言和所谓的“小道消息”来判断朝廷的政策走向，更何况洋人？事实上很多消息的真伪其实就连总理衙门的大臣都不清楚，更何况是洋人？很多的政策出台后要么是没有解释，要么是总在解释——因为没有人信啊。

我本来是执意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不免有些动气！”（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慈禧的心中充满着愤怒、不安、恐惧和委屈。虽然她并不认为她自己也有责任，大清朝廷也有责任，但这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而不安和恐惧是所有感觉中最严重的，“剿匪”她是一直在剿，但也从未放下过对八国联军的戒备和怀疑！ 多年来，慈禧对洋人有一定屈从，只要不动摇她的统治根基，不危害她的权力安全，

多年来，慈禧对洋人有一定屈从，只要不动摇她的统治根基，不危害她的权力安全，基本上再大的屈从都可以接受。但是，她并不是“洋人百依百顺的奴才”，因为那样的屈从就失去了意义，她的屈从也是为了维护统治，屈从也是为了维护权力安全，当屈从有损权力安全时，哪怕面对的是魔鬼，也要斗一斗——当然，是有人充当帮手有人充当靶子的。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慈禧做出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截西摩尔军进城！

6月10日，在擢升端王的同时，慈禧已经开始实际行动了，毕竟阻截西摩尔大军需要的是真刀真枪，必须立即派一支军队去北京火车站周边布防！而她的手中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前一天刚刚护卫她回宫的董福祥军。这就是慈禧要做的另外两件事情之一——调董军出城！

6月11日清晨，董福祥率军出城，来到北京火车站周边（即马家堡火车站，位于外城永定门外约3公里处）。董军在这里紧张地布置军事防线，严阵以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 而与此同时，使馆区也在前一天接到了西摩尔已经出发的报告，他们也在6月11日清晨，先后派出了几批人前去火车站迎接。人群中有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有日本公使馆三等书记员——杉山彬。

杉山彬被董军刺死

等到中午，他们也没有发现西摩尔军专列的到来，萨瓦戈可能有点饿了，他可能想回使馆去吃碗意大利面。于是，他带着一行人开始打道回府，而杉山彬决定由他一个人单独再等一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在火车站周边逗留太久，因为——可能会有意外。

旁边的董军士兵正在高度紧张地建立军事防线，而他们看到使馆区洋人一批接一批地前来迎接“敌军”，很多人都是怒火中烧。萨瓦戈回去之时，士兵就对他进行了盘查，并要动手，多亏萨瓦戈身边带着保安，他自己就先逃了。而这一切，仍然在火车站单独等待的杉山彬是不知道的。 等到下午，杉山彬还是没有发现西摩尔军有到来的迹象，于是他也准备回去了。

当他往回走的时候，被巡逻士兵喝令站住，验明身份，士兵发现他不是公使，只是迎接西摩尔军的“书记生小官”，众兵大哗！ 杉山彬顿感大事不妙，他立即提出要见“大帅”（董福祥），或者请董福祥去日本公使馆，由日本公使向他谢罪。 “吾大帅乃天上人，岂汝倭矮子所能见！”士兵们喝道。于是众人“已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遂死”。 这就是《西巡回銮始末记》记载的杉山彬之死的详细过程。《西巡》虽然不是官方正史，但据证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而萨瓦戈和杉山彬虽然确实刺激了军纪不好的董军，但群起动刀杀死一个洋人也是比较严重的事件，这些人真的是动怒？有没有被人收买？《西巡》接下来是这么记载的： 事闻太后（报告给慈禧），召董责之，且欲派员查办（有没有士兵被收买），董力辩其无，并谓：“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后闻奏，默然良久……董至端王府，端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夸不已。

看来，董福祥这个“老粗”也不是“死忠”于慈禧的，局势大乱，前景不明，谁都会给自己留条路，即使董福祥他自己是清白的，也不能保证他的士兵就是清白的。慈禧无法调查董军，只好在两天后（6月13日）命令“各有关部门”（“各该衙门”）限期破案，如果限期不能破，“定行严加惩处！”，又派荣禄代表她本人去日本公使馆致歉。

但令人惊奇的是，一贯嚣张的日本人这次在自己的外交人员死了之后却表现得相当“克制”，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只是冷静地要回了杉山彬的尸体，对朝廷“追查”的下文也没有去过问了。 日本人也不是白种人，死个非白种人，那些欧洲国家的公使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的，既然日本人要故意低调（原因后详），那么他们就更懒得去过问了，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根据时任军机章京王彦威在《西巡大事记》中记录，后来，光绪皇帝就杉山彬之死向睦仁写了一封道歉信，信中提到死因是双方“口舌细故”，日方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就是说，杉山彬的死因是个历史之谜。他有死于谋杀的可能，但缺乏证据，我们只能确认这是一起双方事故，单纯指责董军的“暴行”或者日本外交人员的“蛮横”都是有失偏颇的，“双方事故”的说法在当时就得到了清日两国政府的认可。

而此时的慈禧最关注的也是城外西摩尔大军到来的情况，可是，又等了一日，大军仍然是杳无踪影，似乎是要跟大家捉迷藏。既然西摩尔军还没有来到北京，还在京津之间，那么正好令裕禄等天津方面的军队一起阻截。

6月13日，慈禧发布上谕：“著裕禄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此前聂士成军在津芦线上保护铁路），扼要驻扎，傥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行，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如洋人一意进京，可以开火），并著聂士成整齐队伍，备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务，并著督（裕禄）饬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大沽口外还有洋人的军舰），如有外兵阑入畿辅，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等是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这是慈禧给裕禄的明确授权可以动武的命令，对于这位裕禄大人，慈禧是非常了解的，你不给他一道可以动武的明确上谕，就算洋人骑到他头上了，他一定没什么脾气。现在，有了一道给他壮胆的上谕，估计他也能够为阻截西摩尔军进入北京尽点力了。

然而，就在命令裕禄武力阻截西摩尔军的同时，慈禧又调山海关的武卫军左军前来“剿匪”——“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著宋庆督饬马玉崑（宋庆年纪太大了）克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仍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慈禧的这道命令是很让人看不懂的，刚刚命令武力阻截西摩尔军，又要去“剿匪”，难道慈禧是想两面受敌？或者老太太“玩弄权术，昏庸无道”，而慈禧的秘密其实从下一个举动中就可以看出来。 慈禧又同时派出总理衙门的大臣许景澄、那桐（这两位比较“亲洋”）以及刚刚从直隶出差回京的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分头前往各国公使馆，希望能够劝说和请求他们令西摩尔“退兵”——很显然，西摩尔军是公使叫来的，能退兵的也是公使。

这就是慈禧的秘密，她虽然责成裕禄等人，做好了“武力抗洋”的准备，但对于慈禧来说，这是万不得已时才能进行的，是被逼上梁山的。裕禄的“动武”也只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在慈禧内心的最深处，她还是不希望与洋人动武，她在尽最后一丝努力避免与洋人开战，抓住最后一丝避战的希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调武卫军左军进京是一种两手准备：如果真的与洋人闹翻了，那就作为天津方面的援军；如果与洋人的关系又好转了，就去清剿义和拳——反正是看需要指哪打哪。而正因为是一种两手准备，不是调过来立即与洋人干仗的，调左军的上谕就只能以“剿匪”的名义发布，这里面涉及一个极小的细节。

给裕禄的命令和给宋庆（马玉崑）的命令是不同的，裕禄原本就在天津，如果洋人进犯，让他率军抵抗就是，而马玉崑需要的是把军队从山海关外开进北京，如此大张旗鼓地调军，极有可能会引起洋人的注意，而慈禧又没有铁下心来与洋人开战，所以上谕中就只能是“剿匪”的名义，将来总理衙门或者马玉崑本人还可以拿这道谕旨给洋人看啊。 老太太，莫非您也知道一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

在6月13日，在等了两天还没见西摩尔大军到来的时候，慈禧在应对西摩尔军入京问题上拿出了最为强硬的态度，因为她对洋人的恐惧也达到了顶峰，但吸取了上一次顾此失彼的教训，慈禧这一次并没有只把眼睛盯着洋人这一方面，她也顾及到城内的义和拳。

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北京城内拳民的情况，虽然他们已经入城并且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但这都集中在外城。内城城门虽然也是禁旅八旗在把守，但九门的守卫毕竟不同于外城，它更加严格，更何况慈禧之前已经多次严令九门戒严巡查——于是，外城的骚乱也一时无法波及内城，内城只有少量已经混进去的拳民或者本来就在内城的拳民。慈禧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拳民突进使馆区所在的内城，于是6月13日，慈禧再次发布上谕，特别严令了九门加强守卫（“至城门稽查，本有专责，不得稍涉疏纵！”）。

然后，慈禧开始做那两件事情里的第二件——撤换北京市市长，加强对京城的实际掌控（“以内阁侍读学士陈夔龙为顺天府府丞并署顺天府府尹”），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原来的顺天府府尹是偏向端王集团的何乃莹（没有他的配合，八旗军也不会那么方便“放水”），而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 对于这一天，慈禧等得太久了，既然端王集团想要掌控京城，那么她自然就要审时度势绝地反击，而不是坐以待毙。既然禁旅八旗里面烂泥一堆、外面铁板一块，只能通过新扶植的武卫军去制衡，那么可以先从京城的行政官员下手，找时机撤换。6月10日，表面上是给端王升了职，实际上是把他放到火上去烤，并且对慈禧的人荣禄所掌握的实权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总理衙门表面上是权力中心，实际上是有权相当于无权，反正涉及洋人的事情大家都搞不定。一句话：以端王入主总理衙门的虚荣换来对北京的实际掌控，值！ 但是，慈禧远远想不到的是，她这个时候动手，似乎有点太晚了。

义和拳突进内城！

端王集团是一群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形势、利用形势的人，这“形势”不仅包括洋人对朝廷的举动，也包括慈禧本人的反应——也就是说，他们是躲在暗处，后发出招，而他们手上还有一个目前慈禧完全无法掌控的力量——拳民。

6月10日，在“被升职”之后，端王并没有高高兴兴地去总理衙门坐班，他似乎也很精，看穿了慈禧的意图。端王大人估计是猫在家里和心腹们“观察形势”。 他们只知道，洋兵大队又要进京了，太后又被吓到了，朝廷对于义和拳的清剿又不会像以前那样严厉了，朝廷的政治环境也有利于义和拳和“抗洋”了，更何况——原本调进来震慑他们的董军又被调出去了。好嘛，机会！这是将拳民继续引到内城的机会！ 但是，进九门毕竟不像进外城七门，慈禧也已经多次给步军统领衙门下过严令了，崇礼也只听慈禧的。也就是说，端王集团又需要“趁火打劫”，把拳民引进内城还需要一个导火索，一个既能造成大规模骚乱又不会被追责的导火索。

端王集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导火索很快就来了，而且是洋人送上的。

6月12日，有一老一小两个人出现在了内城使馆区外的道路上，他们头戴红头巾，带着马刀——这是使馆区周边第一次出现如此装束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并不是如此装束的人都是拳民，在义和拳进城后，头戴红头巾、携带武器已经成为了北京普通百姓一种自保的措施或者时髦的打扮，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这是非常流行的。所以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拳民，也很可能不是，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他们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使馆区附近。 此时的使馆区有“使馆卫队”守卫，也正在等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两抹红光突然出现在周边，有一个人正好发现了这一幕。

他是使馆区著名的“人见人厌君”——德国公使克林德。这个人的脾气暴躁和大嘴巴在使馆区是有名的，连其他公使都在私底下称他为“粗鲁的日耳曼人”，平时他爱冲动，从来不把大清和清国人放在眼里。 见到义和拳那标志性的红色，克林德立刻勃然大怒，他追赶过去，举起手中的文明杖就开始殴打两人。年纪大一点的被打跑了，而那位可怜的少年被拽进使馆，绑在树上继续殴打。（出自时任大清海关英国雇员的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几乎就在克林德绑架这名少年的同时，混进内城的少量拳民首次在内城烧教堂（“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听闻教堂被烧，克林德等人更加愤怒了，他们将少年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6月13日）中午，克林德将少年的血衣和一封警告信送往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限时赎人（“过两点钟，匪命休矣”）。

总理衙门上奏慈禧，慈禧令步军统领衙门三位最高领导——九门提督崇礼、左翼总兵英年和署右翼总兵载澜，前往德国使馆请求放人。载澜还是端王的弟弟，朝廷的辅国公，慈禧把他都派出了可见给足德国人面子，而克林德干净利落地拒绝放人，他给出的理由是——“朝廷没有采取有效的剿拳措施”。 原来这个老家伙只是要借这个少年人质来说老问题——朝廷剿拳不力啊。 在步军统领衙门与克林德交涉的同时，“使馆卫队”在使馆周边戒严，“一支德国和意大利的特遣队袭击了附近一座庙宇中正在习拳的拳民，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大量红带”（仲芳氏：《庚子记事》）。

崇礼等人空手而归，少年被德国人绑架的消息迅速传开了，并且迅速从内城传到了外城，传言那位少年已经被德国人打死（此少年后来下落不明），更加恐怖的是：传言“使馆卫队”将出城，屠杀所有的拳民和百姓！ 外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夜幕降临之际，内城前三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当时俗称“哈德门”或“海岱门”）开始爆发人潮大规模挤进内城的骚乱！ 酉正（下午5时至7时）……方由署散值（刚从单位下班），拳匪不知何时闯入前三门，倏聚数千人……是夜子初，崇文门外，拳匪麕（jūn）集千余人，喊叫开城，神机营兵把守，并上城堵御，洋兵随亦上城，放排枪击毙拳匪十余名……”（袁昶：《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

相信大家还记得，13日这天慈禧是已经下过一道严旨强调九门守卫的，太常寺卿袁昶虽然平时是“亲洋派”，但他也指出正是克林德绑架少年事件产生了拳民突进内城的导火索——“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克林德）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

双方冤冤相报的打杀正式开始。

冤冤相报：洋人主动上街剿杀拳民

入城的拳民首先直奔使馆区而去，而“使馆卫队”架起马克沁机枪扫射，拳民改为远离使馆区，放火烧教堂作为报复！“既受洋人枪弹，遂向北而奔，见有礼拜堂即放火烧之！”（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6月13日夜，四大教堂中的三座——宣武门内的南堂、崇文门内的西堂、王府井大街的东堂全部被烧毁，剩下的只有北京城里最大的教堂——皇城西安门内的北堂（西什库大教堂），这里有法国主教和许多传教士，“使馆卫队”分出了43名士兵守卫。 而2000多名教民紧急逃进使馆区避难，另外3000多名教民涌入北堂。 “使馆卫队”全军出动，开始在使馆区周边戒严。“东交民巷、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皆不准清国军民人等往来，有洋兵看守。东城往前门者，只有北御河桥北半桥可以东西往来行人，南半桥有英兵持枪站立。”（《石涛山人见闻志》）

整个使馆区周边已经很难见到清国人，使馆区清静了，也安全了，然而，如果以为他们只是要在使馆区周边戒严那就错了。6月15日起，使馆区在兵力有限、周边环境对他们还很不利的情况下，开始了一项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主动上街射杀拳民。

洋人把这次行动取名为“猎取拳民行动”，由于6月15日这天是礼拜五，《圣经》中的耶稣受难日，也称“礼拜五猎取行动”。

参加行动的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使馆卫队”。作为正规军，他们是“剿匪”的主力。6月15日当晚，法美使馆分队士兵“为援救400名教民，开枪打死拳民60多人”（时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记载）。6月16日，英、美、日分队在使馆区以东，一次性射杀了近50名拳民。（英人翟兰思：《北京使馆被围日记》）

第二类是公使本人。克林德就不用说了，他是所有公使里最强硬和最嚣张的，早在6月14日下午，按捺不住的克林德就主动带领士兵“巡街”，他们登上城墙，朝城墙下俯射，至少打死7名拳民，打伤近20人（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比利时公使姚士登本来有心脏病，5月份刚刚来北京上任，但杀起拳民来也毫不含糊，“比使姚士登亦开枪，东单牌楼迤北大街上击毙者有数十人。”（《石涛山人见闻志》）

第三类就是内城的“其他所有欧洲人”，当然，此时他们都已经进入了使馆区避难，而他们也参加了“猎取拳民行动”，这些人中有生意人、记者、游客等，使馆区内北京饭店的老板瑞士人沙莫和他的美国老婆把饭店所有的住客都组织起来，成立志愿者队。《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也杀人了（“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四五十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6个。”——澳大利亚・珀尔：《北京的莫理循》）。

几天之内，被枪杀拳民有100人以上（另一项统计数字为350人以上），死去的人是拳民和被无辜波及的百姓。多年以来，关于使馆区洋人为何会在周边环境对他们还很不利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武力挑衅，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一直是个很具有争议的话题。要解开这个秘密是必须完全了解当时北京城内外的情况，我们先来看慈禧对拳民进入内城的反应。

毫无疑问，当在皇宫里接到拳民进内城的报告时（她只能在深宫里听报告），慈禧眼前一黑！ 义和拳在6月13日晚开始突进内城，14日，慈禧再次下诏，大声疾呼：“要剿匪！”“要剿匪！”（“乃昨日夜闲城内各处复有焚烧房屋情事。辇毂重地，匪徒肆行无忌尚复成何事体！仍著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迅饬派出弁兵、练勇严行查拿，将首要各犯悉数务获惩办，并解散余党，毋任聚众再滋事端！以儆奸宄而靖乱萌！”） 可是，除了一再重复下诏，她还能有什么办法？ 既然不听话，那也就甭怪老娘不客气了！

6月15日，以“内城地面教堂起火”为由，慈禧对拳民进入内城负有直接责任的步军统领衙门三位最高领导开出罚单——“崇礼、英年、载澜均著交部严加议处，（左右）两翼翼尉等均著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 然后，慈禧开始调军——荣禄的亲兵队，命令武卫军中军进城，会同神机营、虎神营之马步队伍，“加紧梭巡，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并）勒限将首要各犯迅即严拿，不准再事姑息！其仅止附和胁从之犯，应饬令刻即解散，递解出城，城内外设立坛棚，应尽行拆去！”

慈禧终于知道不派人监视是不行的了，只派出“五城御史”去监视，却没人监视“五城御史”那也是不行的了，她派出了四位爱新觉罗的后代统统去“巡街”——“并派载瀛、奕功、溥良（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的曾祖父）、载卓巡查街巷，遇有队伍缉捕不力，随时稽查参办！” 而重中之重的九门，虽然已经是亡羊补牢，但派个人总是会好一点的。“至各城门启闭出入，尤宜加意慎重，著派崇勋、祥普、澧深、伊立布、克蒙额、英信、松鹤、色普征额、德云分驻九门，监查启闭出入！九城以外，著五城御史一体认真查办！” 这九个人都是八旗将领，好吧，挑来挑去，慈禧也只能挑出他们了，也只能暂且去信任他们了——也就是说，慈禧即使明知八旗有多烂，对八旗有再大的不信任，再多的不满，她也只能继续让这支腐败的八旗军去守城门（顶多换几个人去守而已），而不可能调一支汉军去守城门，这就是大清。

换汤不换药，结果就是可想而知了，至于前面派去“巡街”的那四位王爷，他们和端王一样，都姓爱新觉罗，都是大清某位皇帝的子孙，慈禧派出他们的意思是：“我就不信，祖宗的江山还是不是我们大家的！”而这拨人是庆王奕劻、端王载漪之外的另外一批王爷。 对这批王爷，慈禧在平时是很客气的，客气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去惊动他们——高薪养闲。只要他们“闲”得住，安于当前的富贵，不对慈禧掌权指手画脚，朝廷就可以给他们闲职，也可以提供大把的银子和大户型的院子之后把他们给闲置。而这些人也相当“聪明”地养尊处优，他们是业余的书法家、画家、戏剧鉴赏家、斗蟋蟀专家，甚至是八大胡同的地理专家等。现在慈禧突然派出他们，肯定会让端王集团不舒服，但无关大局痛痒。

在上谕的最后，慈禧只能谆谆教导奕劻、载漪去好好监督手下“文武”，因为她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可以去监督庆王，去监督端王，她只能把意思差不多的上谕发了一遍又一遍，无奈地去等待那个结局（“并著派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大学士荣禄，督饬派出各员及马步各兵、地方文武，实力遵行，倘有疏懈坐误，即行据实严参！”）。

荣禄一直在低调地运作，此时他向慈禧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帮办铁路大臣张翼（就是被李鸿章任命为开平煤矿总办，却给丁汝昌碎煤的那个张翼），这几天一直在天津租界同各国驻天津领事谈判，并同领事团团长、法国人杜士兰已经达成约定：只要朝廷发布谕旨，拿出切实行动“剿匪”，并且切实负起保卫各国使馆之责，西摩尔大军等外国军队就可以暂缓进京。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重大好消息！慈禧就像是垂死之人看到了求生的希望！一切峰回路转，一切回天有力！

慈禧立即行动，（估计是饱含着热泪）发布上谕： “李鸿章著迅速来京！” “袁世凯著酌带所部迅速来京！如胶奥（即胶州湾）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著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 自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大人还没有受到过如此“重视”，召李鸿章进京自然是要接过张翼的工作，继续和洋人谈判，这种事情也只有他搞得定。但问题是，这也意味着要向端王集团摊牌，既然连慈禧都搞不定端王集团，连那些王爷都怕端王集团，李鸿章为什么还敢来？杀一龙二虎十三羊！有人拿着刀子等着他，李鸿章还敢去伸脖子么？

袁世凯的新军也是慈禧最需要的，截至现在，聂士成的前军调出了，董福祥的后军调出了，宋庆的左军调出了，甚至连荣禄的中军都调出了，就只剩下他老袁的右军了。右军的战斗力最强，只要他们能进城，老太太的这心啊，也就踏实多了。 而老袁这家伙似乎早就预料到他迟早要蹚上这趟浑水，所以他更加“聪明”，早就提前跟荣禄打过招呼了：大沽口的八国军舰也可能会开往山东，他很可能“要在山东守海防过不来”，于是慈禧只好在上谕中先堵住他的嘴：世凯，你可以不来，但你总要派点兵来嘛！

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虽然没有参与过“围园杀后”，但对于在关键时刻，寄希望于关键时刻袁世凯能带兵进京“护法”（护卫变法）的想法是有的，而现在，慈禧也在盼望袁世凯带兵进京了，老太太你应该知道一个词：轮回。 不论怎么样，慈禧仍然在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极端的郁闷、恐惧和巨大压力让她只希望京津间的快马能够快一点、再快一点，将她的这道旨意快点送给天津直隶总督衙门，然后再由裕禄快点分别电告广东和山东——咦，京津间不是也有电报吗，慈禧为何突然不玩电报玩起快马来了？这个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6月10日，端郡王入主总理衙门，他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北京对外的电报服务全部切断了，端郡王是“仇洋”和排外的代表人物，看不惯电报线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但停掉电报服务这么大的事，他一个人还真做不了主。 切断电报服务是朝廷得知西摩尔大军正向北京进发后的军事反应，使馆区还有很多洋人，还有“使馆卫队”在驻守，为了防止他们与西摩尔军切断电报了先。 而更搞笑的是，不知道朝廷是怕洋人说是故意针对他们，还是有点做贼心虚，他们竟然连自己的电报服务也停掉了！所以，从6月10日起，从北京接发外地的一切消息，包括慈禧的谕旨和天津的军报，都是用快马传递的，比如13日慈禧授权裕禄万不得已时可以动武的上谕，用的是500里加急，而这道上谕，用的是600里加急（“此旨著裕禄迅即分别转电李鸿章、袁世凯，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6月10日，只是停掉了电报服务，京津间的电报线还是通的，而从6月14日起，京津间的电报线真的就完全断了。这个电报线是怎么断的，我们接下来就会知道。反正从这一天起，京津间消息的传递就真的只有靠马了，当年铁路、电报等“洋务”刚刚被引进时，曾经遭到过很多大臣的抵制，而现在一旦真的开始失去它们，才发现是如此不方便，不仅是不方便，还将给接下来慈禧的决策以及京津的局势带来十分严重的影响！ 就在慈禧焦急地等待裕禄回音的时候，裕禄大人的回音真的来了，这自然也是用快马送过来的。不会这么快吧？我的谕旨刚刚送出去不久啊，慈禧感到有些疑惑，但她马上又意识到这是军报，是裕禄送来的关于天津前线其他方面消息的军报，这会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慈禧简直忍不住要抓狂了，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然而，上面的一行字瞬间就让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一切又让她感觉回天无力了，这行字不亚于晴天霹雳！

“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

除了“使馆卫队”，除了西摩尔大军，还有第三批八国联军开赴北京！ 一个“使馆卫队”就已经够窝囊的了，一个西摩尔大军就已经够紧张的了，洋人为何一逼再逼？ 张翼不是已经和杜士兰达成协定了吗？洋人为何出尔反尔？ 所有的部署又要被打乱了，所有的计划又要被改变了，所有的行动又要被紧急叫停了。

慈禧已经万分绝望，万分狂怒，万分沮丧。 她终于想起了一件事情——开会。 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正式开始。

引自

：《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作者：黄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