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多同时身兼过上百个各种头衔,其中重要者依年代依次如下——
校长→总司令→委员长→总裁→总统
看一部民国题材作品水平如何,有一个侧面方法就是从其职官称谓入手。盖因民国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庞杂多变,往往隔几年就变得连他妈都认不出了。即使是蒋介石同时兼任的头衔,不同时代也有轻重之分。
蒋校长=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长(1924-1947)
这个职务,是蒋介石发迹的根本,也是其贯穿其一生的权力基础——以革命军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为其私人门生,从而构建起了遍布党、政、军高层官僚的私人关系网络,成为了保证地位不可动摇的根本。
黄埔军校的建立,源于孙中山因为历次失败,决意搞自己的“建军大业”,于1924年5月任命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负责筹备训练听命国民党自己指挥的革命军。
蒋介石虽然在此后一生都被黄埔生尊称为“校长”,其实他真正主抓的不过是从1924年3-10月入学的黄埔一~三期生而已,然而他却占据黄埔军校校长之名长达24年——原因正如上面所说,欲以黄埔培训的精英,尽为其私人门生。
蒋总司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5-1929)=陆海空三军总司令(1929-1931)
1925年,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总司令部取代了原有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职能,成为了最高军事统帅机关。原因就是,当时掌握在国民党自己手上的唯一武力,就是蒋介石掌控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其后国民革命军虽编成多个军,最嫡系的还是脱胎于黄埔军校教导团的第一军(军长蒋介石)。
1929年,北伐也胜利了,蒋介石同志觉得老是被称为“蒋总司令”不好,这不是军政府吗?于是他推动立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然后由身为主席的自己担任(美滋滋)。虽然从一个“总司令”转为另一个“总司令”,但这是立法赋予国家元首的权力,你们懂吗!——然后当他1931年卸任国民政府主席后,又推动立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必兼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然后彻底废除了“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这个职位。
关于这个“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还有一个悲惨的传说,就是蒋总司令任命的每一个代总司令、副总司令,后来都起兵反蒋了。1929年11月任命唐生智为代总司令后不到半个月,唐就起兵反蒋了;同年10月任命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半年后阎老西干脆自称总司令,又起兵反蒋;1930年又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后面的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了。
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32-1946)
蒋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1932-1947)
1926年北伐前,为改变军事指挥机构重叠问题,国民党举行会议,规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重要的在后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当然就是蒋介石啦。
“蒋委员长”之名,要到抗日战争期间才成为蒋介石的主要头衔。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2年,军事委员会再次改组,设委员长一职(当然又是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不但取代了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军事职能,还日渐侵夺了党务、行政、财政等各方面的职能,成为了国家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也取代了国民政府主席,成为了事实上的战时国家元首。
蒋介石另一个牛逼的委员长职位,是(国防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国防委员会本为“训政时期”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下属机关,1939年之前其委员长、主席皆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蒋介石:是我),1939年之后其委员长由国民党总裁兼任(蒋介石:又是我)。另外,1937年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职权移交国防最高会议,从此开始该委员会的委员长职位(蒋介石:就是我)逐渐成为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五院和军事委员会之上的最高权力核心。
蒋介石的两个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Vs.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本来不过是他一个人的两个马甲,然而因为两套不同的班子,间接导致了后来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的对立关系——
军统,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中统,全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后隶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蒋总裁=国民党总裁(1938-1975)
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先后有“总理”、“总裁”、“主席”三种称谓。其中“总理”专属于孙中山,“总裁”则专属于蒋介石。这两位不但在世时长期霸占这一职位,等到去世之后,职位名称也如同球衣退役一般,被永久保留了。
蒋介石自1938年起担任国民党总裁,直到1975年死去为止,独掌国民党党权共37年——这也是蒋介石一生担任时间最长的职务。之所以要设立“总裁”一职,因为自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仍是由中央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制”的,虽然蒋介石也曾几度出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但总觉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于1938年借口抗战之特殊需要设立总裁,并且代行国民党党章中规定的总理职权,从此集党内大权于一身。
“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
“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
——《蒋介石日记》
——你们看,⎕蒋公一出任国民党总裁,敌人精神上就遭到“一大打击”了。
因为上述两个“委员长”的职能为战时特设,用以号令各路军阀,抗战结束后逐渐就叫得少了。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重拾党务以压制其他政党派别,“国民党总裁”就成了他最看重的称谓。
蒋总统=中华民国总统(1948-1975)
台湾有个笑话说蒋介石上了天堂,遇到孙中山,有了这么一段对话。
孙中山问:“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答:“是我。”
孙中山说:“反正才做一任,还好。那第二任呢?”
蒋介石答:“于右任(余又任)”
孙中山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介石答:“吴三连(吾三连)”
孙中山说:“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介石答:“赵元任(照原任)”
孙中山说:“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介石答:“赵丽莲(照例连)”
孙中山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那国家可真是越来越进步了。那第六任呢?”
蒋介石已经有点词穷了,于是随便呜拉的说:“伍子胥(吾子续)”
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名义经历过几个阶段,除了孙中山、袁世凯先后担任的临时大总统、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就是北洋军阀轮流坐庄的北洋政府大总统,以及广州、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席。
1928-1931年,蒋介石虽然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但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内各方压力被迫宣布“下野”,让位于国民党元老林森。此后林森虽然担任了14年的国民政府主席,甚至在任期间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对日宣战。如上所述,抗战时期事实上的国家元首,还是蒋介石担任的各种委员长职位。因为,蒋介石担任主席时,根据立法规定“兼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而等到林森担任主席时,又根据立法规定“不得兼任其他官职”。(林森:——摔!)
1943-1948年,蒋介石再次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然后很好运地赶上了以国家元首身份签署《开罗宣言》(之前《对日宣战布告》和《联合国家宣言》他都没赶上)。
到了1948年,连蒋介石都觉得这个主席、那个委员长的各种名义的、实际的国家元首头衔太过麻烦,于是宣布“行宪”,由国民大会“民主选举国家总统”——然后这就回到了上面著名的台湾笑话环节。
1949年被赶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一方面“汉贼不两立”坚持以正统自居,一方面还要争取“自由世界”同盟国家的认同,不便再以党魁身份示人。于是又以国家元首的“总统”号自居——正式称呼为“总统空一格蒋公”。
总结一下蒋介石的各种职位间的关系——
当他是蒋总司令时,他就是最高军事长官;
当他是蒋委员长时,他还是最高军事长官;
当他是蒋主席时,他就是国家元首;
当他是蒋总统时,他还是国家元首;
当他是蒋委员长时,他就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当他是蒋委员长时,他还是蒋委员长;
当他是蒋委员长时,他还是蒋主席;
当他是蒋总司令时,他还是蒋主席;
当他是蒋总裁时,他还是蒋委员长;
当他是蒋主席时,他还是蒋总司令;
当别人是主席时,别人谁都别想当总司令;
当他是蒋总裁时,别人谁都别想当总裁;
当他是蒋总裁时,他就一直是蒋总裁;
当他是蒋总统时,他就一直是蒋总统;
……
关于校长这个补充一下,除了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蒋公还是:
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
中央大学牙科专科学校的校长,
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学校校长
武岭中学校长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长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陆军大学校长
陆军步兵学校校长
陆军骑兵学校校长
陆军工兵学校校长
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校长
陆军辎重兵学校校长
陆军交辎学校校长
陆军机械化学校校长
军政部电雷学校校长
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校长
中央防空学校校长
中央宪兵学校校长
中央党务学校校长
中央政治学校校长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校长
有人问牙科专科学校的
蒋介石与国立牙医专科学校
1935年,中国第一所牙医专科学校—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牙医专科学校设立,成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牙科学校。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退休干部周敬行教授,至今保留着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牙医专科学校的毕业证,该证的签发人是蒋中正(介石)。
蒋介石何时何因就任国立牙医专科学校校长的呢?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资料显示:根据教育部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第10289号训令有关“(一)校名仍照预算案决定,称国立牙医专科学校;(二)为谋教学之便利及设备之经济起见,该专校由部指定国立中央大学主持管理(不另设校长),俾变与该大学各院系密切联络;(三)“预算决算仍独立”之决定,国立牙医专科学校自1935年7月成立起,校长即由中央大学校长兼任。国立牙医专科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为罗家伦,1941年8月罗家伦辞职,继任校长为顾孟余。1943年,顾孟余提交辞呈,顾之后谁掌中央大学,当局举棋不定,一时传言纷纭,于是引发以挽留顾孟余为由的中央大学(此时已迁至重庆)学生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游行,这是抗战以来,重庆发生的最大的学生风潮。为了稳住中央大学,避免事态发展,行政院第60次会议决定:准予顾孟余辞职。校长一职,由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自兼(1943—1944),由此,蒋介石也就成了国立牙医专科学校的第三任校长。
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牙医专科学校1950年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牙科学院,现为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口腔医学教育的第一套书籍作者均为该学院的专家、教授。
南京大屠杀前夕蒋介石竟然派专车将南京日本侨民护送离开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南京大屠杀是亿万中国人记忆中难以弥合的一个伤痕。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2月,日本军队在南京进行了持续六周的野蛮屠杀。
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
日本军队在攻占南京时,曾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在这宝贵的一段时间里,如果能够动员一切手段将南京城的中国居民转移离开,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同胞无辜死于日本军人的屠刀之下。
但是,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没有负责任地护送南京城的中国居民转移,还动用宝贵的运力,将南京日本侨民护送离开。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京保卫战打响之时,尚有一部分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留在南京。为了让这部分日本侨民安全离开南京,国民党当局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专门的列车。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国民党当局还派了两名外交官和40名宪兵一路护卫。
日本驻华使馆参事庄司得二也在那一批撤离的日本侨民里面。他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南京日本侨民志》里,记述了撤离的情景:“列车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可见警戒之严密。开车后每次停车,我都注意观察,连一些小站都一样,真是非常周全。”
轰炸南京的日本飞机是12月15日上午9点10分起飞的。当这些日本侨民被国民党当局“非常周全”的护送走之后,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第一批轰炸机抵达南京上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
这些被安全护送离开的日本侨民是怎么对待中国政府的好意呢?庄司得二也进行了忠实记载,他说,当这些日本侨民得知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越洋轰炸南京的消息时,车厢里不由地发出了庆幸的欢呼声。
没有一个人,为南京居民正在承受的巨大灾难感到哪怕一丝的难过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