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海满大街都是 24 小时便利店，但是北京却只有很多烟酒专卖小店？ 第1页

上海多的是雨，北京多的是沙，烟火气不一样，只是因为表达。

深夜走进一家罗森，买了关东煮，自然会想到在冷冻柜里拿一瓶元气森林气泡水，也许还会想到第二天的早餐，宾格瑞香蕉牛奶、优格软糖和网红蛋糕就静静地在货架上等着你。

作为一名经常到上海出差的商务人士，小程觉得，这种场景如果放在上海静安区的某个深夜，好像很容易发生，但在北京，似乎就不那么现实了。

文 | 齐拉

采访 | 齐拉 徐晴 常多娇

编辑 | 糖槭

运营 | 一凡

320个生活瞬间不复存在

如网上流传的北京全时关店传闻所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近步行街里的一家全时便利店全场商品六折促销。首经贸还未开学，周围的白领也未全面复工，步行街的入口黑着灯，扶梯也停运了，往常还算热闹的餐厅、冷饮、美甲店只开了一半，鲜有人光顾。也就是说，六折恐怕也不能为这家便利店带来往常的人流量。不远处的另一家便利店“好邻居”，年后再也没有开过门。

这家全时里唯一的店员说她没有接到任何闭店通知，但那些便利店的标志性产品——热腾腾的便当、炸鸡和关东煮已经不卖了，只剩几个包子孤零零地待在柜子里。

丰台区西国贸大厦的科技孵化广场内，另外一家全时从上周就停止进货了，货架只摆满了一排，店员小李说，“没看新闻么，最晚20号也关店了。”位于新华西街、通州万达一层底商的全时也已经关门了，给出的理由是“室内装修，暂停营业”。透过黑色的塑料布向里望去，没有装修的迹象，货架上还摆着商品。

▲北京一家打折促销的全时门口排满了来采购的人们。图 / 视觉中国

近半个月里，天津的全时便利店正在大规模关店。据新京报的报道，北京的全时5月9号接到停止供货的通知。5月11日，北京全时便利店的官方微信号发布了停业通知，宣布北京区域所有门店将于5月20日结束经营，随后这一消息被删除。全时的相关负责人对媒体回应，不是资金链断裂，是在疫情的严重下进行的战略调整，便利店这块业务会先收缩。

但并非所有便利店都面临危机。上海连锁经营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1-3月上海便利店室内营业额累计同比下降12.63%。便利店确实受到疫情影响，但零售业内人士都认为一旦正常开业，便利店这种快消品为主的行业会很快恢复，不太至于崩盘。其他城市目前也没有便利店大规模闭店的消息。AI财经社采访的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王洪涛认为，“便利店行业整体表现还比较平稳，也正在稳步的回升。”

全时的关店也让一个不算陌生的话题又被提起：为何便利店在北京难以生存？根据DT财经2017年2月份的统计，北京的地理面积是上海市的两倍之多，便利店数量却是上海的1/2左右。2018年9月份的又一次统计显示，深圳和广州的千人拥有便利店数量分别是2.86和2.57，而北京只有0.91，深圳每平方公里拥有17.92家便利店，而北京只有1.21家。北京，便利店的荒漠。

诚然，全时不是那种都市白领最爱去的便利店，它无法提供小红书女孩们最爱的罗森网红蛋糕和宾格瑞香蕉牛奶。但在通州工作的小张表示，万达一层的那家全时是他方圆一公里以内唯一一家便利店，大超市永辉倒是更近，但为了买瓶水要排十分钟的队结账。去年秋天，全时店员在门口售卖来自小张老家山东的水蜜桃，28块钱一大包，买的人不少，他也来了一袋，味道很不错。现在，全北京即将有320家全时面临歇业。这也意味着至少320个这样的生活瞬间将不复存在。

▲2019年，北京就陆续有全时便利店开始以“内部调整”的理由暂停营业了。图 / 视觉中国

有人更难，有人更容易

便利店的从业者们早已发现，他们的最大收入来自于鲜食（或叫快餐、速食）。一家京东便利店的店主周召在知乎上给出的答案则更直白，“吃的，喝的”。他仔细分析了京东头部便利店的营业额，发现鲜食和饮料只占了商品总量的4%，却贡献了64%的营业额。他认为全家和711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鲜食卖得好，便利店就能挣钱，而且鲜食还能带动其他货品的消费。深夜走进一家罗森，买了关东煮，自然会想到在冷冻柜里拿一瓶元气森林气泡水，也许还会想到第二天的早餐，宾格瑞香蕉牛奶、优格软糖和网红蛋糕就静静地在货架上等着你。

作为一名经常到上海出差的商务人士，小程觉得，这种场景如果放在上海静安区的某个深夜，好像很容易发生，但在北京，似乎就不那么现实了。还是来自DT财经的数据，品牌连锁店在北京所有便利店中的占比是11.8%，而在上海这个数字是24.7%，上海的全家、711和罗森全是日本的连锁企业，占比超过30%。

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在于经营的限制。在其他地区，便利店只需要向食品药监局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证即可，但在曾经的北京，一家便利店却要同时拥有食品流通许可证和餐饮服务许可证才能售卖鲜食，这就卡掉了一大批便利店。曾有一家罗森在进驻北京时在旁边又开设了一家餐馆，才算拿到了餐饮许可证。

2014年初，政策看似放宽了，北京市食药监局发布《北京市食品现场制售许可管理办法(试行)》，要求便利店的现制快餐业务需要在营业内容里加上现场制售项目，但曾有店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项目的审批非常严格，他前后花了半年才审批下来，而有的区县几乎不批此类申请。

2015年，《冷链食品生产审查实施细则（2015版）》（征求意见稿）要求有冷链生产食品的商户必须要配备总使用面积4000平方米以上的工厂。而一些中小规模便利店没有专属工厂，在其他工厂进行贴牌加工，这些工厂的使用面积一般在2000平方米左右。如果无法获得审批，这同样会影响一些便利店的产品种类。

这或多或少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北京便利店的鲜食种类不够丰富。而没有鲜食，就很难盈利，最终只能倒闭。2018年12月，北京市对便利店开放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与此同时出现的又是重重限制：只有"大型商圈或大型购物商场经营的连锁便利店、且（药品）经营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才可以申请经营。符合此类条件的便利店并不多。

对比之下，2019年8月，上海浦东新区举行了“一业一证”改革发布会，如果想要在浦东开一家便利店，过去要办5张证，交42份材料，如今只需要1张证12份材料。原来办齐所有手续大概需要38个工作日，现在只需要5个工作日。

▲对许多“社畜”来说，没有比深夜下班后来便利店吃吃买买更治愈的时刻了。图 / 《百円之恋》剧照

错误的地方

《第一财经》的一篇文章曾提到，获得全家在内地运营权的顶新集团董事长魏应行曾经称北京是便利店行业“全中国最难啃的骨头”，街道太宽而冬季太长。长达4个月的冬天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室外活动时间，也就减少了在便利店消费的可能。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刘岱宗曾经看过北京规划院的一个分析，通过人们的手机在12点到早上4点时连哪个基站，就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哪里的居民。得到这个答案后，再去看这些居民活动的情况，他们发现：被北京地铁13号线分割开的南北两侧居民，北边的居民总在北边活动，南边的居民总在南边活动。

“只是一条轻轨，却像高速公路一样，让两侧的居民很难交流，”刘岱宗说。在北京，人们总是轻易地被隔在马路的两侧，一条轻轨、一圈复杂的环路、一段八车道的宽阔马路，都能成为人们不去另外一侧消费的理由。

便利店也面临着这种问题，当你在北四环东路的辅路上开车时，如果感到口渴，发现最近的便利店在马路对面，很可能需要绕很大一圈路，调头，再回来，一旦走错路，可能会消耗更大的时间成本。如果是骑行且运气好，也许会碰见带有自行车道的人行天桥，但依旧不小的时间成本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行为的发生。

刘岱宗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鼓励人们改变出行结构，增加骑行和步行的频率。他告诉每日人物，国外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骑行和步行会促进像便利店这样的本土商业的繁荣，“骑行和步行的人很容易被道路两侧商铺打折的信息吸引，开车的人呢，看见了，你还得找地方停车。”但北京并不是一个适合骑行和步行的城市，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员肖元轶认为，“人在步行的时候是最自由的，你就是你自己，可以把自己‘停’在任何地方。而北京把很多在美国郊区才有的大宽马路修到了城里面，使得街区尺度过大，整个城市是以机动车为尺度去衡量的。”

▲北京及周边地区便利店分布图。图 / DT财经

DT财经还爬取了数据，绘制了北京便利店的分布图：以东四为核心，向周围递减，东北部便利店密度大，西南部则稀疏很多，上海则是从人民广场向外辐射，但不论是中心城区还是城郊结合区，上海的便利店密度都远大于北京。

这涉及到一个城市的职住功能平衡的状况。在东三环的CBD和中关村，一家便利店哪怕生意再好，晚高峰过后，活跃人口减少，深夜的营业额也会大幅下降；回到如天通苑、回龙观这样的居民区，情况则会截然相反。也就是说，在一个职住功能区分明显的城市里，大多数便利店只能做“半天生意”。

在上海，便利店还大量地依附于交通枢纽的存在。在南京东路和人民广场，地铁不再仅仅是地铁站，而是延伸几公里的地下商业区，人民广场站的近20个出口，不仅可以把人们送到更具体的目的地，还能促使人们在抵达最终目的地的路上进行消费——大多数出口都伴随着1-2家便利店的存在。

▲在上海，你可以很轻松地在交通枢纽、广场附近找到各个品牌连锁便利店。图 / 视觉中国

北京地铁站附近不设置地下商业街，也就没有这种极其适合便利店生存的土壤存在。在交通规划中，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通常代表交通引领城市发展的程度，倡导轨道站点附近要有高密度、混合型的街区建设，使得轨道交通经营者可以以城市物业（租金、地产买卖）来获得回报。一项中国城市TOD发展指数排名列表显示，北京在TOD的数量上位居第三，而质量却位居第24，排在了沈阳、石家庄、南宁等城市后面。

这意味着十几条看似发达的地铁线路只是负责机械地把人类从A地运送到B地。刘岱宗记得他去回龙观的自行车专用道骑行，全程找不到买水的地方，这本可以为数个小商铺提供发展的机会，他感慨，“明明是优秀的城市规划，却没有对应的商业业态。”

街道的未来

很显然，我们城市的交通规划和职能规划并没有为便利店提供一个良好的街区生态，也很少令其他的小商铺受益，我们的公共生活在过于宽阔的马路上也无从开展。“我们的街道不应该只是为小汽车服务的，”刘岱宗说，“对于一个先进的城市来说，街道应该容纳汽车、自行车、行人、公共活动、小广场、小店铺，街道应该有20-30种功能，street for all。”

我们是不是永远也无法在深夜走进一家令自己满足的便利店？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存量管理阶段，我们无法承受对基础设施建设做大拆大建的成本，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刘岱宗认为，在鼓励骑行和步行的指导下改造街区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已经有数据表明，骑行和步行会使居民的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风险显著降低。同时，“适宜步行的城市空间对于发展和维持繁荣的城市经济至关重要。不论现在还是未来，更适宜步行的城市都意味着成功。”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教授Chris Leinberger说。

仔细观察今天的北京街道，还是有细微的变化在发生，刘岱宗和他的团队在CBD进行过慢行建设，将机动车道缩窄，为骑行的人增加空间；今年5月，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北京市城市慢行交通品质提升工作方案》，非机动车道的有效通行宽度将由2米提升至2.5米，打造更多的慢行系统示范区；内嵌式停车位开始在一些马路上出现（停车位设置在非机动车道的外侧，增强了非机动车道的安全性）。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员肖元轶提到，二战后的荷兰也建设了很多宽阔的马路，但通过几十年的改造，为非机动车的出行提供便利，仍然使荷兰成为了自行车文化盛行的国家之一，“它是一个需要时间的事情，不可能像你玩模拟城市一样，今天造，明天就好了。”

之所以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是因为刘岱宗认为，人类的内心深处是需要公共生活的。“这么多年网络电商发展得这么快，但我们商场里面的人从来就没有少过，只是商场变成了一个不再纯粹是卖东西的地方，”他说，“你看《骇客帝国》里，人类最终只剩下一个脑子了，电脑来养你就好了，但你用脑子想的是什么呢？还是你出去玩，去真实的世界，过公共生活。人们总是会找到理由出来meet people，这是人类的本质。”

▲深夜的便利店，总会给人带来一丝温暖和安全感。图 / 视觉中国

以上内容选自每日人物原创稿件 《北京，便利店的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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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便利店布局少更多还是需求导致

1、论便利程度，北京虽然711罗森这类便利店布局的少，但是物美（美廉美）、永辉、超市发、京客隆、首航、顺天府、天客隆等等商超集团的中小型超市以及一些私人中小超市的布局几乎覆盖了全北京城六区及回天地区、通州城区大大小小所有的小区，卖的东西从日用百货到生鲜蔬果一应俱全，除此之外遍布各处的烟酒店、报刊亭也在售卖饮料，北京大卖场类的大型超市布局也几乎能覆盖到城区内大多数的街道/乡镇一级（以石景山五环以内这一小片为例，有鲁谷、八宝山、老山三个街道，就有鲁谷永辉、万达家乐福、沁山水物美三家大型超市），其售卖的货品品质和便利店无异、价格更低（便利店的货品售价普遍偏贵），显然更受普通北京市民青睐，便利店这种业态模式在北京零售业大卖场+小超市的布局下，本身空间就不大

2、论便利店特色的鲜食这点，711罗森这些售卖的多以关东煮、饭团、冷链包子以及午餐时段提供的盒饭为主，这些本身就不是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加之很多超市会辟一些窗口承包出去卖些煎饼、凉皮、水饺、馅饼、烧饼加蛋、肉夹馍这些北方人比较喜欢的食品，午餐盒饭方面一是北京体制内单位多、而这些单位大多配有食堂，再是满大街的田老师、吉野家、老家肉饼、好嫂子乃至KFC麦记庆丰包子这类快餐店的价格也不比便利店盒饭贵，口味也不差，如今外卖又这么发达，总的来说便利店熟食这点在北京其实并没太大市场

3、论24h经营这点，本身北京这个城市后半夜消费需求就不大，一方面是冬天晚上冷，还有一方面是北京体制内工作者比例很高，很多市民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要求，第二天早上8:30要上班前一天晚上12:00还在街上晃的本来就少之又少，加之很多北京人有囤货的习惯，什么姨妈巾卫生纸之类我是没见过谁家没有点储备应急货的，个人觉得后半夜真正临时必须用的可能就只有药品（有些药家庭里可能不会备），但是北京的药店其实是24h营业的，所以总的来说后半夜需求其实也很低

实际上北京便利店的布局密度来说，在朝阳的商务区或是海淀的高校区这类白领和年轻人多的地区还是不低的，但是在丰台、石景山这类体制内工薪阶层偏多的地区布局密度就明显低很多了，这点其实商家是心知肚明的，客户群体少、没有需求开那么多店也是赔，反正石景山这边我是见过已经有便利蜂关门的。总而言之，无论是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还是商业布局上生存空间，便利店这种模式在北京的需求其实并不那么高。

很多人提到了上海最早的一批国资连锁便利店，联华，好德，良友。这里还有一个背景，是90年代中末期，上海制造业升级产生了大量的产业下岗工人。上海市政府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大龄产业工人技能单一，就业压力巨大，再就业俗称4050工程（女40岁男50岁）。后来上海市政府发现24小时连锁超市可以吸纳大量类似的就业人口。一个便利店一个班12小时2个人，24小时就是4个人，做一休一再加一组人。而且只需要简单培训无需专业技能，简直就是4050再就业的王牌。所以政府通过国资系统的百联、农工商、粮油几大集团大力发展连锁便利店。基本上每个街区有两家便利店，吸纳大量就业人口。

再有就是后来的罗森，喜士多，全家，7-11这些日系连锁进入。因为前面国资已经培养消费习惯，后来的日系只是商品有升级，但是模式基本没变，也就变的很容易了。

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到北京旅游的时候，发现几乎没有便利店，书报亭倒是非常多，吃的一般就是玉米棒子烤香肠和水三种，太无趣了。小吃店也有，但北京的小吃，真是一言难尽。。。

赞同几位答主的观点，北京城市格局和上海不同，北京太大，而便利店更适合小而精的城市格局。还有帝都官多，烟酒礼品一直有市场，而便利店通常卖食品和生活用品。但我不太赞同北京夜生活不丰富冬天冷什么的，上海冬天更阴冷。

我要补充的是，上海相对陌生人文化，而北京相对熟人文化。

所谓陌生人文化，类似于社会契约精神，即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人有互相约束互相帮助的内在约定，与中国传统的熟人文化有所不同，是西化的东西。就像其他答主说的那样，上海是比较西化的，除了体现在更能接受以日本台湾为主的便利店以及西化的便利店产品外，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在。

陌生人文化和便利店的关系主要两方面(以下推论都是相对的，不要说我以偏概全)：

1，假设你是一只上班狗，下班后寻思一个人随便吃点。在熟人社会，你会被同事叫去撸串喝啤酒，让你别不合群。在陌生人社会，你说想早点回家休息，你说今天就想吃碗泡面，不想约，同事不会干涉你，就让你回家，然后你就去便利店买吃的了。——通常在便利店买吃的都是一个人吃，即使是一群人一起买盒饭，也都是为了方便。也就是说，上海人更习惯吃饭只是吃饭，社交目的较少，所以便利店更多。

2，假设你是一只服务员。在熟人社会，人们通常对亲友十分友好热情，对陌生人无感，所以作为服务员的你不习惯对陌生人顾客低头哈腰，觉得有讨好嫌疑；在陌生人社会，人们通常不会以血缘来定义人际关系，人情往来较少，对陌生人态度中立，所以你把对顾客友好看做是职责所在。因为对陌生人的态度差异，导致陌生人社会的服务业质量更好。

其他的下次想到了再来补充。

近日，北京地铁3处试点便利店开业冲上热搜。有外地网友倍感诧异，“确认了半天这是2021的新闻，原来北京地铁里先前是没有便利店的，长见识了。”

事实上，北京地铁的商业时代开启的并不晚。早在其他城市还没有建地铁的1992年，北京地铁里就已经有商业设施了。至于地铁便利店，最早出现的是2002年的物美便利店，到2003年10月，物美便利店在北京地铁站内开出了21家门店。

转折出现在2004年，出于安全考虑，北京关闭了地铁站内的便利店、书报摊、快餐店等全部商业店铺。直到2019年，北京市商务局印发《服务业扩大开放重点领域开放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允许在新建地铁站等交通枢纽开设商业设施”，才让北京地铁便利店重新燃起希望。

根据北京地铁微博发文，通过近三年来地铁公司乘客满意度及需求调查报告显示，超7成乘客对提升地铁服务品质和出行体验存在需求，在增加便民服务设施、完善便利服务的需求较高。

特别是对各种冷热饮品、即食食品以及便当餐食等存在不同程度的需求，同时也对出行过程中的一些便利服务有一定需求。因此，三家便利店试点着重解决以上乘客需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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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叔解读：“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必不可少的一环”。

地铁商业圈作为天生具有人流量与消费场景的“黄金点位”。在便利店业态成熟的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广州，包括上海等地，便利店可以说是地铁站内标配，一个地铁站内3家以上便利店是普遍的现象。此外，苏州、杭州、西安、天津等二线城市中的地铁便利店也持续与市区便利店同步发展。

而作为国内最早开通地铁的一线城市，2020年北京轨道交通完成客运量36.59亿人次，日均客运量达1002.5万人次，两个数据均位列全国第一。但从2004年搁浅至今，时隔17年北京地铁便利店才重启3家试点，无论从时间、数量，还是规模上都难以与其他城市相比。

7月19日，北京、上海等5个城市被列入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名单。在业内人士看来，“便利店作为与消费者距离最近的零售业态之一，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标必不可少的一环，要抓住这样的机遇，通过平台化、品牌化的运作，输出更多规范化、现代化的加盟店，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标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