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本以为才开始，没想到是巅峰」的例子？ 第3页

主体内容以前发过，很长，摘自拙作《当明天成为昨天》。

补充一句，除了本篇所说的资本，关于什么叫监管，请看末尾的春晚怀旧系列，知乎管理员用事实进行了解释，已移师公众号nk丢丢，见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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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4年，当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嘎纳折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威尼斯获奖，英达梁左的《我爱我家》寓深刻于搞笑，央视的《三国演义》举宏大于严肃，足球界用“甲A”让半死不活的联赛开始风靡各大城市，那英孙悦解东孙浩靠MTV连耳朵带眼球两手抓，高晓松老狼的《同桌的你》让校园民谣走向大众，唐朝和魔岩三杰在红磡感动了市民和beyond，对雄霸内地多年的香港娱乐业来了次反向输出，而即将回归的香港人也拿出了《大话西游》《重庆森林》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中国的大众文化将迎来一个叫好与叫座齐头并进的黄金时代。

当年，大伙儿还出于各种原因八百个不满意，等到身处流行文化在资本和监管的双重呵护下，向着庸俗一路狂奔，急赤白脸找骂、气势如虹抄袭的如今，回想起来简直想抽自己嘴巴：“真他妈身在福中不知福！”

90年代初，是国内大众文化的黄金年代，达到了目前为止，精美与通俗的最佳平衡，其关键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蜜月期。

（节选自拙作《当明天成为昨天》下册）

我们过去的过去：

当传统大众文化戏曲、曲艺等露出颓相的同时，新生文化曾经一度风光无两。自打改革春风吹满地，一场接一场的大众文化盛宴，劈头盖脸地砸向看了十年样板戏的观众。

先是从牛棚回来的那群翻身艺术家，在通俗高雅尚未分野的文化市场中，以“拨乱反正”的名义不自觉地开始探索消费文化的新路。然后跟上的，是自以为在搞大众文化，实际却是彻头彻尾精英分子的那帮家伙，王朔、梁左、崔健、姜文……几乎同时，处于巅峰期的港台流行文化又异军突起占据半壁江山，把各种可遇不可求的经典作品像白菜似的扔给我们。

在九十年代以前，中国文艺界根本就没有“大众文化”概念，不止是观众，也包括创作者和审查者，芭蕾舞和相声在一场文艺汇演中出现，台下有工人也有总工程师，最大的代表，就是春晚。

这就是所谓“文艺要为人民（或工农兵）服务”。虽然口号这么喊，但其实没人这么干，真正落实的结果我们现在都见到了：为了满足人数最多、审美标准最低的群体，婆媳剧（含宫斗剧），手撕鬼子剧，雷人古装剧甚至快手成了主流。

实际上，那时更多的文化精英在不自觉地“为艺术而艺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伙都是靠工资活着，而工资的级别往往要靠作品的质量，你得个“金鸡”“百花”奖，领导没准就给你涨一级工资呢！他们不必把精力都用在卖作品养家糊口上，上海美影厂的那些神作《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的。于是，他们也就没有适应市场的动力。

我们的过去:

第一批搞大众文化的，正是他们中的叛逆者。

据我所知，头一次有意识把电视剧拍成“大众文化”而不是“艺术”，是1990年的《渴望》，主创赵宝刚、郑晓龙、王朔等，无不是文化精英阶层。

这部剧获得的成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在播出时万人空巷，引起了卖烧饼大爷的公愤——没生意不说，卖冰棍大妈也回家追剧去了。而由于身处一个文化产品匮乏的时代，它更成了中国观众的公共记忆，直到2016年，我奶奶作为一小知识分子，看重播时还要痛骂王沪生一声“他妈的没良心”。

但为什么说它不是艺术？到了写电视剧《爱你没商量》时，王朔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终于把大众文化的概念明确了：二老满意——老干部满意，老百姓满意。这就是说：不对社会主流观念进行任何创新挑战，让最广大人群获得最舒服的精神按摩，而绝不逼他们去思考、感受复杂高深的内容。

按当年的正统观念，争论焦点是:艺术要不要提倡“真善美”，更进一步，要不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然而直到这句话出现，争论的实质才浮出水面：到底是该由着作者发挥个性，还是迎合观众？

历史已经证明了胜负，“二老满意”直到21世纪还在显示非凡的生命力。同样属于这拨人的冯小刚，在导演2014年“春晚”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几乎做到了吐槽时代最大可能的大受欢迎。

为什么是这群文化精英来做？

当时虽然已经对外开放多年，但中国还远未融入世界娱乐的潮流，像现在这样好莱坞大片在中美同时上映，是当时不可想象的。而文化精英们却掌握着更多的资源。电影学院的学生在大众根本没听说过美国大片时，仍然可以看到《教父》甚至法国新浪潮电影；英达去美国学戏剧，发现了情景喜剧这个国内还没有的品种。于是，他们有能力给大家带来闻所未闻的新东西。

有这个能力的他们，动力又来自哪里？

名利。

在90年代初，大多数管理者和创作者，甚至很多被塑造了的消费者，想法仍停留在“宣传阵地”的概念，总得教育人学好，最好看完出去拦惊马。但消费者嘴里嫌弃着“没艺术性”，选择可是很诚实。主流儿童文学界仍认同叶圣陶、张天翼是大家，但如果去问问真正的儿童，他们只会知道郑渊洁。即使老几位的文学水平更高，但对儿童的影响力却要差几个量级。为什么？郑叔叔拿儿童当上帝呀！你们爱看冒险、反叛、奇幻是吧，写写写！

这种来自市场的成功，给创作者回报之丰厚，远不是要看领导心情的“涨一级工资”比得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之后，文化圈谁敢不认识王朔？当副处级干部贾志国一个月只赚二百多块的时候，梁左写一集《我爱我家》的稿酬，是一万元。

文化产品有“最低保障”的体制也开始改变了，由统购统销逐渐变成了自负盈亏，他们必须适应新的世界、新的规则，那么，就必须让尽可能多的观众觉得“好看”。否则不是有没有王朔和梁左待遇的问题，而是“吃什么？”

但想法再怎么变，人还是那些人，仍有强大的惯性。计划经济、精英意识的优点仍有残存，代表作就是那批考证严谨，制作精良的古装剧，《三国演义》《唐明皇》……“三国”让今人匪夷所思地用了三个军区的解放军演士兵，而在《我爱我家》这种小制作里的体现，就是用了大批优秀话剧演员，却都是凭面子请的，拿着超低的片酬。

有水平，却又肯迎合，观众怎么能不喜欢？

而在这个特殊时期，钱居然还成了节操的支撑。总体上说，梁左、王朔、郑渊洁这老几位都聪明得很，从来不说真正给自己惹麻烦的话。不过，他们总是心痒难耐地打打擦边球，在小说相声电视剧里，玩命委婉着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他们之前，很多知识分子是真正从内心自宫，根本就不会有自己的思想。偶尔出现一些身在国内而敢说真话的，大都是拼着一死，或者人和作品真死了。

因为他们都在作协、文联、大学里被养着。

市场经济大潮来了，靠作品是能赚钱的，这就培育出了梁左这一代——我有法子活，除非触及底线，凭几个狗腿子想断我的生路，没那么容易！

饭，往往是骨气的前觉条件。

即使从现象上，这也是值得在文化史上写一笔的。

他们尽力满足大众的通俗文化需求，但几十年的精英意识哪有那么容易改变？那一代作者打骨子里憋着上档次，当年那些《编辑部的故事》《便衣警察》，已经是他们向大众文化妥协的极致了。名利，开始成为大众文化的发展驱动力，但资本的力量还远没有今天那么雄厚，还不能轻而易举地碾压作者的个人坚持，更别提让作者主动去跪舔市场，文化精英意识仍在玩命死磕坚持自我。比如《爱你没商量》，明明是个言情剧，却因为主创认定表演难度大得找实力派演员，结果砸锅。

像如今唐家三少、于正这样有意识地坚决讨好低文化受众，打死他们——额，那估计他们也就从了。王朔后期的文章直指人生终极价值，却没有了市场认可；梁左一直在叫嚣写电视剧是纳妾，早晚要写真正有价值的小说；自认为有了足够票房号召力，冯小刚拍了想表达自我的《夜宴》《一九四二》，可是很悲哀，群众都认定了你得来那搞笑的，你居然不从，那还有好果子吃吗？只有姜文直到2010年还能靠《让子弹飞》站着把钱赚了，可实际上，他也不得不沾大众文化分配角色的光：有小丑也得有王爷，你看着那么吊，就演那高端的吧！

终于，在个性与市场的角力中，有了《我爱我家》这样把通俗和深度融合到极致的神作，我们从前并没有看出来里面引用的红楼梦、鲁迅、毛选、茶馆，没看出来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讽刺，但仍然笑得合不拢嘴。

更好的现在？：

二十年前，文化精英们引领了大众文化的兴起。二十年后，我们又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

早在当年，就有无数贾志国在抱怨“现在的电视剧越来越不好看了”，而曾经引导潮流、登台一次就能被全国人民记一辈子的央视春晚，播出完就挨骂更是成了常规动作——当然，不许别人讨论然后给自己刷个100%好评，也是个办法。

是节目水平越来越差了？是观众水平越来越高了？

其实，拉到更大的范围看，这只是上错了花轿，而且也没嫁对郎。

二十年间，我国人民的文化需求的变化，完美地诠释了马斯洛需求层级理论。

80、90年代是我们的温饱阶段。饿了那么多年，电视终于横空出世，彻底满足了人们吃饱肚子的欲望，只要打开电视，永远都有节目按摩你的大脑。那么多年没见过什么，刚摆脱饥饿的人们又不挑食，电视给什么咱们就吃什么呗。王朔回忆到：“当时我却以为这说明观众具有无限包容性和可塑性，可以让我乱来，任何一点新鲜的挑战或叫挑衅都会令他们兴奋不已并一路尾随。“

这就是当年趾高气昂的电视时代。

时光荏苒，人们终于进入了小康阶段，吃饱肚子再也不是什么追求了，倒是只能傻呵呵地盯着电视怪没劲的。于是从“超女”开始，高互动性的选秀节目出现了。它们满足了人们的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让大家自以为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然而风云突变，在新媒体诞生的时代，更加谄媚受众的互联网偷偷地分流走了电视的大量观众，网络社区激烈而低质量的辩论，取代了朝圣一般阅读严肃文学杂志；订阅符合自己观点的公众号，取代了《读者》塞过来的鸡汤文；又便宜又能打发时间的“进电影院”成为约会的首选，于是电影从曾经神圣的艺术，变成了瞬间的商业消费，让陈凯歌进行着拙劣的表演。

信息筛选模式也随之改天换地。电视时代其实仍是一个权威时代，专业人士操刀，审查部门把关，观众能看到的，是权威筛选过的文化，可以叫做“向下筛选”。而互联网时代提供了海量的供给，观众们在这个超市里眼花缭乱，可以挑三拣四地去选节目，订阅频道，成为某人的微博粉丝，获得通过云数据计算推送过来的适切节目。一个前所未有的、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向上筛选”体系，谄笑着在不知不觉间就占据了我们的生活。

“电视时代”的大众文化正在逐渐衰落，而互联网时代的全新大众文化正在兴起。

但是“新胜旧”，可不见得就必然是一种进步。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全民普遍拥有消费能力。需求左右了资本的选择，资本又左右了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在我们这个脱离中古不过百余年、地区发展又极度不平衡的国度里，谁创造了最大的需求呢？

金字塔的底层总是面积最大的。在文化温饱阶段的人占据了绝对多数，比如，我们那已经上了年岁、无力再接受新生事物的父母。更有无数刚刚进入这个阶段的新生力量，比如，从未在学校或互联网上接受过什么审美教育的小孩子们，比如，接近三亿进城打工、在疲累中亟须发泄的农民工。而本来应该处于小康阶段的城市白领，因为强大的生存压力以及我国教育体系里严重缺失的审美教育，下了班的大脑也只想被按摩一下。

他们才是市场的主力消费者，他们需要熟悉的、不用脑子的文化产品。而有品味的文化，就意味着有挑战性，看着累。

文化上的富裕阶层哪里去了？有些人去追寻自己喜欢的小众文化，只肯去剧场看话剧，只看电影院并不播放的艺术电影……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劣势，加上他们挑剔的口味，使得他们成为大众文化最不喜欢的消费者，没几个想为他们服务。但他们绝不至于饿死，在互联网3.0时代，文化消费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垄断。他们消费着处于食物链高端的美剧、日漫……他们在外国的同类享受的是一样的东西——这个同类，可不是按民族划分了，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环球同此凉热。

二十年前，所有人都坐在一起，从不同层次欣赏着《我爱我家》，如今，早已分道扬镳。

失去了头部用户的大众文化，把粗制滥造的婆婆媳妇剧、手撕鬼子剧、雷人古装剧、充满粗口的网络直播、洗浴中心水准的综艺节目扔给了温饱阶段和小康阶段的人。

在所向披靡的实力碾压下，资本开始塑造创作者，创作者又开始塑造新的观众。综艺电影是电影吗？可是拍十几天就能卖几亿。网络直播本身有何低俗？但观众只需要软色情、粗口和低级幽默。影响力最大的80后作者，无论韩寒还是郭敬明，都逐渐把自己变成了“商品”。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南方都市报》记者马凌，得意之作是一篇写“鄙视链”，探讨文化等级观念的有趣文章，但只有当她变成咪蒙，才能靠狭隘暴戾的《致贱人》《致low逼》获得金钱和知名度。什么样的文章阅读量高？她说“热点、金钱、性、暴力”，必须让有修养的人不舒服，必须让有廉耻的人在公共场合说不出口，才能火遍网络。

而在这样生态下被灌输的孩子，如果并没有机会从家庭或者学校获得更高层次的审美教育，又会获得什么样的品味？《喜洋洋与灰太郎》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动画，因为他们的世界里并不存在《EVA》。

“自我超越”被资本无限期招安了。在90年代，精英分子顶着政策限制，凭借着骨子里的追求玩着乾坤大挪移，弄出了不少有特色的作品。但如今却是九群二十七地堡，地雷阵外带迷魂阵，资本+政策一起上，即使有好苗子，也基本会禁不住诱惑立马被商业招安，被低素质受众同化。而能经住诱惑的，往往在海量信息中无从检索，默默无名。

至于监管的锅，我们不说。

我们的未来？

这种纷乱中，能否能结晶出曾是下里巴人的元曲、曾是通俗小说的《基督山伯爵》？甚至，能弄出一本《七龙珠》吗？

如果持续这般，就先不要谈什么文化输出了。大批只有火爆动作场面而水准低下的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票房已经超过了美国。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作家的作品照样没人翻译。谈中国文化必谈熊猫、功夫、旗袍，你什么时候在动漫里听说过“日本原素”、科幻片里听说过“美国元素”？孔子学院和所谓汉语热，那就是个免费甚至倒贴钱的美食培训班，人家不过当一个小爱好。至于所谓“中国玄幻小说开始被外国人大量翻译”，你真的相信那些低俗之作，不是一种一时的猎奇，而是能让有影响力的人心生向往，形成潮流吗？

中国有句实在的老话：打铁先要自身硬。

我们还有很多年可以活，我们拭目以待。

（1）用《我爱我家》当背景，回顾90年代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的拙作《当明天成为昨天——“我家”冷暖二十年》（上）电子书，此为各渠道链接。

（2）春晚怀旧系列：https://zhuanlan.zhihu.com/p/31170127，完整版见公众号：nk丢丢

1994-1997

中國新漫畫最好的年代，湧現了無數有希望的新人以及頗具亮點的原創長篇短篇作品，從《畫書大王》開始，然後是《少年漫畫》、《北京卡通》、《科普畫王》、《漫畫原子彈》、《科幻世界畫刊》、《卡通王》......陸續推出了顏開、陳翔、鄭旭升、聶峻、任長虹、林敏、曾途、任山崴、梁衡、姚非拉、胡蓉、胡倩蓉、趙佳、自由鳥、林意菲、阿恆、炎冰、苗蔚......全民投稿的熱情高漲，正當大家以為趕超日本指日可待的時候，國家對盜版漫畫和非法出版刊物的一次重拳，把氛圍直接打回娘胎了~~

後來慢慢再興起的其他漫畫雜誌已經遠不如當初了~~（不接受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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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平十国

1217年，蒙古帝国已经强大起来，而金朝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无法抵抗蒙古。这个时候，成吉思汗就向花剌子模派出一支几百人的穆斯林和平商队，没想到刚入花剌子模国家，就被讹答剌城守将海尔汗亦纳勒术诬指为间谍。摩柯末让这位外戚先拘留伤人，好好调查下。结果海尔汗贪图商队财富，自作主张把这些商人给杀了。

幸运的是，蒙古国商队中还有一个幸存者。他是一个拉骆驼的商人，由于当天到城外山民中做贸易，没有回城，因而躲过了一劫。

接到商队遇害消息三天后，成吉思汗再次派出三名使者，还想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

摩诃末接见了蒙古使者，听到使者代表成吉思汗带来的严辞责问，自知失理，自然无话辩驳。此时，他如果把海尔汗当做替罪羊交出去，或许可免除一场毁灭性的浩劫，至少可以推迟和减轻灾难的发生。

但他不能这样做。一方面，海尔汗是他母后的侄子，自己的表兄弟，他难以下手。况且，海尔汗手中握有军队，想抓他也未必能抓得到。另一方面，虐待蒙古商人的命令毕竟是自己下达的，责任也并不全在海尔汗，就算把他交给蒙古人，对方也未必肯善罢甘休。

更重要的是，野心勃勃的摩诃末早就想与蒙古人一争天下。从他收集来的情报看，蒙古国不及花剌子模的地盘大，军队也没有自己的多，财力没有自己的充足，况且两国相距千里之遥，纵使蒙古人打过来，也是兵困马乏。说不定，这一开战，正是自己灭亡蒙古，吞并东方的良机。思及此，丧心病狂的摩诃末居然命令将蒙古正使推出去砍了头，还下令把两位副使的胡子烧光，以示侮辱，然后将他们押送出境。

诺基亚当年的机皇N95

N95采用了划时代的双向滑盖设计，向上滑动露出键盘，向下滑动露出多媒体控制键，方便用户在一般操作和听音乐看片之间切换，非常巧妙。

除了这个设计外，N95的各项技术指标也是当年的顶配：2.6英寸1600万色TFT的彩色屏幕，500万像素蔡司认证摄像头，8G的内部存储空间，内置GPS，全新一代Symbian OS v9.2操作系统。。。

这部手机刚上市那会，价格最高抄到近1万，当时刚上大一的我，正好有那么一部，恨不得天天挂在脖子上以达到最佳吸睛效果，毕竟全院同届100多号学生里，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男生有N95。。。

当然，几个月后某个同学换了一部非常奇怪的手机：白不呲咧方方正正，而且最吓人的是他娘的没有键盘，屏幕大的跟面镜子似得，我拿来用了用他这部怪手机，评论道“这什么触摸屏打字不仅奇慢而且极容易按错，我估计这破玩意儿卖不动吧，建议你尽早拿到隔壁中关村卖了吧”

对，那就是第一代IPHONE

恩，所以说诺基亚07年全球市场占有率接近了40%，but，那已经是最后的巅峰了

相关回答：

所谓三体开始被广泛关注的中国科幻元年

汉代的民间资本，是整个中国古代民间资本发展的第一个巅峰，也是最后的绝响。

（一）汉代民间资本对东周、秦民间资本的继承与发展

东周时期是西周“封建制”下固化社会结构崩溃的开始。这一崩溃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民间资本从工商食官制度下分离出来，并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时的民间资本及其所有者购买土地、经营各类私营工商业，并开始在各个国家的政治层面展现自己的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资本，作为当时社会的新兴力量活跃在政治经济的各种舞台上，其带来的私有产权制度等新生事物，随着秦朝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被作为阶段性制度变迁的成果而确定下来。

秦朝国祚短促，但其建立的制度性框架为汉代所继承，并在四百余年中得以充实和完善。而汉代的民间资本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在经济层面表现在：汉代的民间资本相较于前代，除了资本总量的增长之外，在投资运营的方式上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如在财务管理方面有了复式记账法的雏形；又如组织形式方面出现了涉及多种行业的中介机构（节驵侩）、合伙组织（《中舨共侍约》），当然也包括东汉之后逐渐普及的庄园制复合经营模式；再如依托于大一统国家的郡县乡里制度，汉代的民间资本逐渐的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结构性流动模式；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汉代的民间资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势力，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继续更加深入地影响着汉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变革。这种影响即表现在短期的时点事件中，如西汉初年民间资本与地方诸侯王势力的结合；汉武帝改革时期应对官方强硬政策的适应性调整；王莽时期直接支持一方势力逐鹿天下并最终问鼎；等等。同时更表现在在长周期内持续不断地进行的对官方秩序体系的渗透，以及对稳定的权力再生产机制的探索。

（二）“巅峰”与“绝响”——汉代民间资本的历史地位

汉代的民间资本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可以说，自春秋时期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民间资本的发展到汉代形成了第一个巅峰。当我们回望两千余年的中国古代历史，汉代的民间资本无疑对当时以至后世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汉代民间资本在日益强大的皇权的压力下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在之后的历史中竟再无人能够超越。最初的“巅峰”竟成为了古代民间资本发展最后的“绝响”。

首先，在经济领域，汉代民间资本继承并延续了自先秦以来私有制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对以农业为主的各个行业的投资聚集财富，汉代民间资本推动了生产、经营等各方面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古代市场的发育和繁荣。纵观整个古代社会，在所有权结构方面，以土地为主要代表的财富总体上表现出从官方向民间流动的趋势。虽然从财富的总量来说，汉代的民间资本不如后世某些朝代，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汉代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的不断博弈，才为后世的财富“下沉”趋势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与汉代国家及国家资本的博弈过程中，面对日益强势的皇权，汉代民间资本并没有一味消极地妥协退让，而是主动地为自己的生存空间努力地挣扎。随着彼此实力的消长，汉代民间资本的挣扎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不论是西汉初年或新莽时期的直接干预，还是武帝之后到东汉时期对官僚体系的渗透和控制，甚至民间资本所有者们还以世家大族的身份在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与皇权分庭抗礼，所有的这些成就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都是空前绝后的。后世学者有云：“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1]，汉代民间资本及其所有者强大的影响力与集体行动的能力，正是“汉强”的一部分内容。而站在后世皇权的角度，汉代民间资本的这些成就，也正是其维系统治的教训。故隋唐之后，科举制瓦解了民间资本对社会流动渠道的控制；均田制破坏了民间资本庄园制经营的经济基础；府兵制剥夺了民间资本对抗皇权的军事力量。面对日益强大，尤其是宋代以后日益极端的皇权[2]，后世的民间资本纵然在总量上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其独立性却一再丧失，再也没有了左右时局的能力。

最后，在社会结构方面，汉代民间资本推动了自先秦开始的社会结构由固化到柔化的变迁过程，促使汉代国家建立制度化的社会流动体系，为我国古代社会流动性社会结构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但是，汉代民间资本利用这种流动性体系进入权力体系之后，又试图垄断这一流动渠道，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的流动和活力。但不论如何，后世门阀政治导致的阶层固化，亦不能否认先秦至汉代，民间资本在增加社会流动性方面取得的成绩。

[1]（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桓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6页。

[2]关于皇帝制度的演变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邢义田进行了精彩的研究。参见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版。本文接受他的观点，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