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阻挡蒙古铁骑,明朝耗费无数心血,构筑了真正意义上的万里长城。不过长城虽在宏观上是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却并不意味着永远不会被毁灭。除了隔三差五来刨墙的蒙古人外,长城还受到来自大自然的致命威胁——沙尘暴。沙尘暴不仅对今天的中国造成严重困扰,对于明朝人来说,或许让他们更加头疼。
崇祯八年(1635)四月初一,一封措辞严厉的圣旨,发到了宣府巡抚陈新甲的面前。在圣旨中,崇祯用他惯常的苛责语气说:“城墙岂宜壅沙?据称崇祯五、七两年,节经扒除,何复壅积?明系虚饰糜费。今既议分派兴工,着上紧率作竣事,务期尽除墙外,以图永久。”这一质问,搞得宣府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紧张不堪。
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不久前,宣府巡抚上了一份奏疏汇报说,宣府城快被沙尘暴埋了,宣府要大兴人力,召集军人、民工把积沙全部扒除。这种事情是宣府本镇的事儿,按理说自己解决就好,不过组织民工需要钱,就得向朝廷伸手。事关边防,朝廷自然是不会批驳的,照例向户部通气即可。然而,崇祯却对这事儿有了意见——崇祯五年、崇祯七年,你们都大张旗鼓地组织扒过沙,怎么今年又要扒?难道之前的两年都是白干了?生性多疑的崇祯对钱尤其敏感,当然会怀疑,是不是宣府的头头们把朝廷前两次发下的工程款都吞了,之前的扒沙根本就是敛财的骗局。
不过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崇祯,这次显然是误会了宣府文武们。沙尘暴可不是崇祯七年来了,崇祯八年就不来了。隆庆和议后,长城边外数百里以内的草原上,挤了几十万蒙古人,且不说逐渐升高的人口密度、随之增强的放牧活动对草场带来的生态压力;明军还要定期越过边墙进行生态大破坏活动——烧荒,焚烧沿边一定里程内的草木,既保证沿边瞭望的有效性,又加剧蒙古南侵的困难。明末长城沿线的生态环境就是这么个情况,明朝人不可能搞个三北防护林出来,无论是明人还是蒙古,都没有任何根治沙尘暴的可能。
所以,蒙古人来了还能坚决抵抗,沙尘暴来了可真没辙。东到宣府、西到延绥,长城长期受到沙尘暴的威胁。沙尘暴轻轻地走了,留下的积沙却成了明朝边军的梦魇,需要倾注大量人力物力去扒除积沙,这就是明边人谈之色变的“壅沙”问题。
崇祯八年春天的沙尘暴可太厉害了,一阵狂风过后,宣府城墙下出现了一堵沙墙,直接把宣府城墙半埋了。沙墙的规模有多大呢?“计沙之长可十余里,宽可百余步,高厚则夷而平之,均可二丈”,仅高度就有六米,这是大自然生生在宣府城外起了一座沙子做的“十里长堤”。这可是非常要命的事,且不说沙子会对城墙外层的城砖造成严重的破坏,现在宣府城外的情形就跟出现了一条连接地面和城墙顶部的长坡一样,要是后金军队打过来,直接踏着积沙就登上宣府城墙了,还怎么防守?
所以,宣府各衙门使出吃奶的劲,也得把镇城城墙外面的积沙给清除掉。这项工作由分守口北道副使张维世主持,宣府前卫经历曹三略负责具体工作,从宣府在城的标兵等营中征调了一部分军士,又招募了大量民工,拉起一支5400人的施工队,三月二十五日浩浩荡荡开出了宣府北门,热火朝天地扒了俩月沙。工费开销,则是1433.34两银子。这钱在明人看来,花的真是冤枉,本来朝廷财政就捉襟见肘,每一两银子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要是老天爷不使坏,这钱就能省下了,又能多募些军队。
麻烦还不止于此,宣府城下的积沙是终于一次性刨干净了,可城外更多的积沙,实在没有精力,更没钱管了。而且长年累月的积沙清理后,宣府城墙的墙根露了出来,这才发现,经过流沙的常年侵蚀,宣府城墙西、北两面的城砖大量剥落,墙体伤痕累累,南关城墙更是塌了大半,墙顶连人都没法站。堂堂九边之一的宣府城,都拉胯成这个样子,宣大山西三镇的长城墙体,就更别说有多惨了。用时任宣大总督杨嗣昌的话来说,是“名有边而实无边也,土石烂墙长二千里”,如此坑洼破败的长城,不知道结果中有多少孽是沙尘暴造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