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毛派武装怎么还没成功夺取政权，如果他们成功了，印度是不是有大概率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第1页

第二个问题是未来时，我不想在这里说，因为即便说得再多也还是遥远的事情，未必能够取信人。

我们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吧。

为什么印度毛派还没能夺取政权？原因非常多。但是，无非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观原因，也就是革命的主观力量不够强大；第二个是客观原因，敌人比较强大。

马列毛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主要的原因首先当然是主观原因，也就是革命的主观力量不够强大。其中最首要的因素是，长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就是毛主义党。

东南西北中，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有一个真正有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来领导革命，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但遗憾的是，印度在很长时间里是没有这样一个党的。

1967年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然而当时印度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并未形成，斗争多少处于自发阶段。当然，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毕竟是要在斗争中才能诞生。1970年5月，印共（马列）成立，这是非意味着一个真正有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诞生了？非常遗憾，答案是否定的。印共（马列）成立后，修正主义路线很快在党内产生，借口反对当时党内不成熟的盲动倾向，在1971年分裂了党。1972年，查鲁.马宗达也在斗争中牺牲了，党彻底分裂为左派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会（2CC）和右派的临时中央委员会。那么撇开机会主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是正确的吗？很遗憾也不是，它在穆克吉集团的领导下堕落为坚持神秘主义秘密结社的永远健康分子（当然21世纪初2CC开除了穆克吉分子，否定了永远健康，跟毛主义中心合并，现在已经回到印共（毛）内部来）。当然，不满穆克吉集团的中央委员米斯拉等人跟穆克吉集团决裂，控制中央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建立了解放派。解放派做了很多工作，建立了印度人民阵线，在比哈尔、西孟加拉、北方等邦发动农民起义展开了人民战争，那么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吗？很遗憾差远了，解放派从一开始就是亲幽州派，跟天尊贴贴，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放弃了人民战争，到后来它再也不打地主打军警打反动当局反而专门打毛派，堕落为了反动当局遥控的红旗党，现在沉溺于比哈尔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选举游戏之中。至此，我们可以说印共（马列）的主流派到1990年代中期无一例外已堕落为修正主义团伙，怎么能领导革命呢？就更不要说成功夺取政权了。

在反对这些篡夺中央的修正主义大领导的斗争中，从地方上、从基层涌现了许多反潮流的小将，同修正主义大领导决裂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地方派别，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也只是凭借一时的阶级义愤和感性认识，所以他们的斗争不能够扩展到全国。在大浪淘沙之中，有的派别被消灭了，有的派别最终也沦为修正主义者，还有的顽固坚持经验主义、宗派主义而不能有所作为。而上述那些修正主义团伙又不断分裂，最终到了1990年代初，印度出现了上百个自称纳萨尔派、印共（马列）的党派，其中又有一二十个党派领导着武装斗争，大部分派别影响力不出本邦或干脆是修正主义团伙。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成功夺取政权呢？

当然，这一阶段的“试错”也不能说没有价值。大浪淘沙，只有在这种复杂的路线斗争中才能涌现真正的革命者。到了1990年代中期，人民战争派才开始建立印度毛派的第一个人民政权；2001年以后，人民战争派才开始建立印度毛派的第一块根据地。1990年代后期，纳萨尔派里的两条红线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人民战争派）和毛主义中心涌现出来，并且在2004年合并，后来又陆续合并其他革命派，形成了百川归海之势，终于建成了印度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印共（毛）。然后直到21世纪中期，印度毛派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座井冈山（成块的根据地），到了2009年才有了第一支正规军；此前接近40年时间里，各派纳萨尔武装都只有游击区和游击队。如果要把印度革命与我国革命相比，那么他们现在正处于他们的1928—1930年。

综上所述，印度毛派花了37年时间“试错”才真正建成了全国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后到现在才斗争了17年。我党也花了28年才夺取政权，所以印共（毛）目前尚未夺取政权完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那么，我们再来谈谈客观原因。

印度当局不是一个非常具有统合性的国家，在地方上特别是邦一级和县一级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封建土豪，所以印度当局不能够调动它最强大的武装——军队——直接来镇压毛派，各邦警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但是它比起1920—1930年代的国民党当局无疑强大太多了，至少她不是分裂的，人民党和国大党也没有爆发“中原大战”。

1990年代，印共毛的前身建立起强大的游击队，打败了地主民团和地方警察，印度当局很快就投入了邦后备警察部队（相当于各省市的武警内卫部队），烧杀劫掠，建立无人区和战略村，熟练程度不亚于日本关东军。但是在印共毛成立以后，人民解放游击军在2000年代后期又打败了邦后备警察部队，在各地建立起人民政权和革命政权。于是，印度当局宣布印共（毛）是“最大的国内安全威胁”，从2009年底开始调动大量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相当于武警机动部队）投入镇压。2014年，印度教教权法西斯的人民党把莫迪推上了总理宝座，进一步强化了印度国家机器的统合程度。莫迪投入了中央后备警察部队70多个营（总共也只有245个营）、边防军和邦后备警察部队100多个营以及各邦的地方警察，合计55万的军警投入到对印共（毛）领导的赤色区域的围剿之中，仅仅在贾坎德邦就部署了近10万的军警（地主民团还不在此列）；在城市，也以前所未有的手段打击民主人士和进步力量，为此发明了“城市里的纳萨尔派”一类莫须有的罪名。

其中，印度当局最为毒辣的一手是扶植红旗党——也就是当局控制的假CP和假游击队——吸纳印共（毛）的潜在支持者来反对印共（毛）。

扶植红旗党，是印度当局长期以来的策略。但是，同一般阴谋论者想象的不同，红旗党也很难凭空创造。过去，能在纳萨尔巴里运动里轻易制造红旗党，是因为当时运动自身存在许多弱点，特别是宗派主义，导致各纳萨尔党经常分裂，让军警有机可乘。比如2002年比哈尔—贾坎德邦的毛主义中心组织里曾分裂出所谓“第三次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派”（简称TPC/三大准委派，自称是反对毛主义中心过分重视主流的农民群体亚达夫亚种姓而忽视了其他部落民和森林亚种姓），后来曾被印度当局利用沦为“只打毛派不打军警”的红旗党，2013年曾杀害10名印共（毛）干部并把尸体交给眼镜蛇特种部队。但是，印共（毛）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分裂，这让当局扶植红旗党变得困难起来。然而，敌人不是躺在家里睡大觉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策略被发明了出来。

在21世纪初，贾坎德邦的昆蒂（Kunti）县被一个出身于萨胡世家（这是当地世世代代占统治地位的亚种姓）的土豪贾纳特.萨胡所统治。萨胡和地方警察合作，残暴地统治着当地人，从勒索人民和贩卖麻醉品中获取暴利。但是，其他亚种姓（亚种姓，是印度的世袭职业集团，成员的社会地位可以随整个亚种姓升降）里也出现了反抗萨胡的人，其中一名组织会党的人物就是苏雷什.戈佩（Suresh Gope）。

2003年，萨胡集团收买警察“击毙”了苏雷什。苏雷什的弟弟达尼什.戈佩（Dinesh Gope）当时是印度边防军（BSF）的一名军人。得知哥哥被杀后，他脱队返回家乡接手了哥哥的会党，并改名为“贾坎德解放猛虎”（JLT）。

2007年7月，达尼什吸纳了一名纳萨尔巴里运动干部马尼赫.查兰.普尔蒂（Masih Charan Purti）。也有人说普尔蒂是过去活动在当地的毛主义中心的一名叛徒。总之，普尔蒂向马尼赫传授了一些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组织术”。于是达尼什把他们的团伙改名为“印度人民解放阵线”（PLFI），这似乎是在模仿1980年代活跃于比哈尔邦（当时包括今贾坎德邦）的由印共（马列）解放派（即米斯拉派）领导的“印度人民阵线”。

达尼什和普尔蒂领导的印度人民解放阵线，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矛头指向杀害苏雷什的印度警察，而是专注于打击萨胡集团。当然，反抗当地的恶霸土豪萨胡集团也反映了昆蒂县人民的普遍愿望，因此达尼什集团的力量迅速膨胀，在昆蒂县站稳了脚跟。

然而，从普尔蒂处学会了“组织术”之后，达尼什就向警方出卖了普尔蒂。普尔蒂在狱中宣布转向，2009年还参选地方议员。但也有说法认为，普尔蒂跟达尼什依然保持了关系，入狱只不过是表演，出狱之后的他还继续为达尼什服务并利用达尼什的资金开办私立学校。这些消息真假难辨，但普尔蒂现在俨然已经是印度主流社会的一名“地方精英”。

2009年，印度当局对印共（毛）发动了绿色狩猎行动。与此同时，印度当局却积极扶植达尼什，实质上把印度人民阵线作为红旗党来扶植以打击印共（毛）。印度人民阵线得到迅速发展。它一方面打击萨胡集团等土豪，以此标榜自己是所谓“人民武装“，分化印共（毛）潜在的群众基础；一方面也直接地帮助印度当局打击印共（毛），借此得到当局扶植。同时，它本身也在随意招募游民无产者，肆无忌惮地劫掠和勒索一般的小业主、劳动人民，贩卖麻醉品（阿片和大麻），每年收入高达到15亿卢比（约合1.2亿元人民币）。这些收入的一部分被拿出来收买人心（有人认为普尔蒂办几座对贫困生免受学费的私立学校学校就是利用了这部分资金），一部分则落入了达尼什私人的腰包中。到2012年，达尼什集团的武装人员已达到150—300人，活动范围从昆蒂县扩大到贾坎德邦的大部分县份。2008—2009年，贾坎德邦65—70%的“袭击事件”是印共（毛）制造的，而达尼什的印度人民解放阵线只占14%；到2012年，印共（毛）占比下降到44%，达尼什集团则上升到30%左右。

尽管达尼什集团避免攻击当局，而且跟一部分政客、警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甚至成为红旗党帮助当局镇压印共（毛），但是由于他跟旧有的土豪以及同土豪勾结的地方政客、警察处于敌对状态，所以他羽翼渐丰之后还是同这些地方警察发生了冲突，甚至发生了袭击地方警察局的事件。2015年，随着印共（毛）在贾坎德邦的斗争陷入低潮，印度当局开始对付尾大不掉的“印度人民解放阵线”。2016年，印度当局把对达尼什的悬赏从50万卢比提高到了250万卢比现金（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从此以后，印度当局每年都要打死和俘虏好些个“印度人民解放阵线”的干部和成员。

尽管印度当局现在投入了中央后备警察部队配合邦警、土豪民团围剿“印度人民解放阵线”，但是后者的头目们依然沉醉于诏安美梦，甚至更加急迫的发表“反贪官不反皇帝”等谬论。普尔蒂公开转向为主流政客已如前述，达尼什也不甘落后：2018年6月，他公开翼赞说“莫迪是一个合适且努力的领导人”只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太多缺陷，剥削了人民”。言下之意，莫迪不坏，坏的是土豪“民主”，应该由莫迪搞法西斯大一统。不过，莫迪并不屑于诏安此人。2020年12月21日，印度当局还在昆蒂县杀死了“印度人民解放阵线”的副总司令齐丹.古里亚（Zeedan Guria），沉重打击了这个被卸磨杀驴的红旗党。

达尼什“印度人民解放阵线”集团的兴衰，让我们看到了印度当局扶植红旗党的把戏。过去，他们致力于培植机会主义宗派来分化党，如今则采取扶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泛左武装红旗党，以收同时打击土豪和毛派的“奇效”。但是，这些会党演变而来的红旗党，本身又蕴含着成为新土豪的趋势，并与传统土豪之间矛盾重重，所以又往往在卸磨杀驴后成为当局的打击对象。

实质上，“三大准备委员会”和“印度人民解放阵线”虽然已经沦为了新土豪恶霸，但毕竟还打打旧的土豪恶霸以及同旧土豪勾结的地方警察，在贾坎德邦的诸多红旗党中竟还算是有节操的。像贾坎德人民解放委员会（JJMP）等这样完全在当局操纵下成立的红旗党匪帮（2017年的报道宣称在贾坎德邦还有五六个，其中JJMP是最残暴的），比TPC/PLFI更加的没有节操。JJMP在当局的庇护下，肆意地横征暴敛、杀人放火、绑架群众、操纵村政、鱼肉乡里，为了勒索一点小钱就肆无忌惮地杀害劳动人民，可谓是无恶不作。贾坎德邦旧赤色区域（印共（毛）根据地）的群众哀叹道：“从前，党（指的是印共毛）会带村民坐下来开会，讨论和决定各种事情。”、“如果党杀错了人，他们会负责任。”、“如今，这些匪帮为了一点小钱就随便杀人，毫不负责。”

为了争夺地盘、铲除异己或替背后不同的主子打击对立面，这些有着不同后台的红旗党之间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互相挖墙脚、互相残杀、互相告密、彼此猜忌，又动辄怀疑村民成为对方的线人而进行屠杀，把贾坎德邦变成了现实版狼人杀的舞台。2017年以后，印度当局对其中一些尾大不掉的红旗党（比如鼎盛时期拥兵800人的TSP和拥兵500人的PLFI）展开了如上所述卸磨杀驴式的打击，但是对于JJMP等依然放纵，而且沉迷于不断分裂这些红旗党并操纵他们自相残杀。这一方面是由于印度当局内部有着不同的封建买办集团，彼此竞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众封多建，以分其势”，避免再出现尾大不掉的新土豪。

就这样，在印度当局的操纵下，贾坎德邦沦陷的老根据地，目前已经沦为诸多红旗党新土豪匪徒逐鹿中原“多元专政”的舞台。在这些匪帮以及还乡的老土豪恶霸层层掠夺下，经济活动完全无法展开，人民被迫纷纷逃离贾坎德邦，前往大城市和奥里萨邦等地做工，要不然就只能在新旧土豪的压迫裹挟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印度当局“剿赤”成功的结果，就是如此。

原因很简单，印度中央政府太强大，毛派武装太弱小。并且印度中央政府缓解了国内的矛盾，毛派武装的活动基础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政府要消灭毛派武装，又是不可能的，二者处于动态平衡当中。

TG诞生的大背景是，大清亡了，中央政权权威解体，国内一盘散沙，继而导致军阀割据，1929大危机逐渐向中国转嫁，三者结合，激化了国内的各种矛盾，派系丛生，山头林立。并且，除了有传统的三座大山之外，还有军阀、土匪、劣绅、民族资本、分裂主义这种小山头。这种山头林立的结果使得TG可以以小博大，前期斗地主、斗劣绅、斗土匪，军阀混战时期，依靠小农和无地农民遍地开花，接着联合中农驳倒富农和大地主，最后联合民族资本家取得政权。一步一步往前走，一点一点往上吃，最终，菜刀换鸟枪，鸟枪换大炮。

印度的背景和中国远远不同。TG发家的阶段，是四分五裂的年代，是几家的奴才，几个主人都在竞争性争夺当中。而印度是一家的奴隶，英殖不会面临被人杯羹的现象，印度人民面临的大山只有一座，就是那个坚挺的英殖政府。纵使孙中山的新旧三民主义都讲“驱除鞑虏”这种民族主义，但，国党斗争的目标终归是大清，而不是英俄美法日。所以出现了，孙中山斗大清失败之后，可以去美国、去日本、去欧洲争取各种支持，回国继续斗大清的现象。但英殖政府太强大，无论你在印度联合哪个阶层，建立什么党派，奉行什么主义，施行什么政策，只要搞武装斗争，都会被宗主国英国直接剿灭在萌芽之中，更别说什么发展壮大了。

现在所说的印度毛派武装，面临的也是这么一种窘境。印度国内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而毛派的武装还处于菜刀阶段，根本斗不过印度政府。

2005年印度内政部估计，印共毛派有9500名骨干成员和大约6500件常规武器，此外还有大量土制武器。印共毛派目前的武装党员或人民解放游击军数量为2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大约5—6w的革命同情者以及外围战斗人员。印度的毛派并非统一的组织，即使在印共毛派成立之后，全印各地还活跃着其他23个被印度官方认定为“左翼激进分子”的群体。

相对于100多万的印度军队，这种2万多人的游击队弱小的很。2009年，印度政府开始了新一轮围剿印度毛派的武装行动，采用类似美国那种间谍渗透、卫星定位手机信号的方式，对毛派领导层进行斩首行动，并取得一些成效。但，印度的毛派并不会被剿灭。

以下摘自《无地则反——印度北方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看完之后，大家会对一些答主说的“印度再不济，也不至于民国”的说法不屑一顾吧。

比哈尔种姓制度仍然有明显影响，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不平等，长期以来这里不断发生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武装冲突，此地是武器走私通道，当地土造枪支便宜到仅仅15个卢比一支（大约3－4美元）；这与普遍化的社会暴力犯罪相辅相成。曾经有过低种姓的整个村庄300多人被屠杀的事件。据报道，就在我们抵达的前两天，刚刚发生了一起比哈尔邦官方车队遭遇地雷袭击的情况，当地人说，其真实原因是由于地主民团杀害了7个农民导致游击队的报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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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机问了所住国营旅馆的服务员，他们月收入在80美元左右。据当地人说，印度劳动力过剩、劳工平均收入不到100美元/月，一般家庭人口4－5人，妇女大多数不能外出打工，所以一个劳工的收入要养活全家。政府制定的贫困人口标准折合7美元/月，当地人认为，如果以饿不死为最低生活标准，每个月大约5美元就够了。
　　由此可见，并不是只有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价低廉，如果把这个作为比较优势，印度比中国还要更有竞争优势。这一点，我在2003年6月去孟加拉的时候，就已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有关外资为什么不去比中国更民主、更市场化的南亚次大陆国家的原因分析，在我回来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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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哈尔（包括刚刚分出去的查拉肯）邦，被农民武装实际控制的地区主要是山区和半山区，政府已经不能在那里的大部分乡镇和村庄真正行使权力。但在平原地区和城市周围，农民武装的力量比较小。我们在那一带驱车数百公里，无论山区还是平原，并没有不安全感。
虽然没有机会访问处于地下状态的农民武装斗争组织的领导人，但当地有人说，也许你已经见到他们了，也许你已经跟他们交流过了；他们就在我访问的5个村庄所接触的农民群众之中。是的，在那些村里，一个有调研经验的人能够感到，在大批聚集的农民之间有人实际上起着领导核心作用。最近，这一带数以千计的农民被MCC组织起来，从四里八乡悄悄地集中到一个分区（Block）的集市，一声口哨便突然暴动，夺了当地警察的武器。
我在调研中了解到，农民地下武装的斗争策略很有特点：他们斗争地主的方式是以武力威胁，迫使地主减少应收租的50%，其中一半留给佃农，另外一半分给穷人。这等于在实行类似“二五减租”的同时，让佃户和穷人都得到革命的实惠。至于那些地主过去据以横行霸道的私人武装，1307也被迫向他们交出武器。这是他们得到群众拥护并且能够在农村形成实际控制的重要原因。
他们斗争贪官污吏的方式是,首先在群众中了解官吏的劣迹，然后以武力迫使官吏交出贪污所得的25％－30%，大部分救济贫苦农民，少部分用于地下武装的开支。此外，还对工程项目和工商企业征收10%的“税费”。这是那些贪官污吏不能在农民地区行使权力的重要原因。
他们治理地方的方式是建立“人民法庭”，绝对不是按照国家的正式法律，而是按照农村社会的传统约束来公审各种犯罪。例如，强奸犯会被游街，杀人犯会被砍头。虽然这属于严刑苛法之列，但对缺乏起码的“治理”能力的地区而言，却实在有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在其他地区非常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和犯罪，在农民控制区大幅度下降。因为地下农民武装中就有很多苦大仇深的妇女参加，这些“喜儿”们有了武器，在“人民法庭”的审判时往往会成群地发挥极大的威慑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点，在农村座谈中几乎无人表示与事实不符。

另外一个重要的环境条件是，印度法律规定正规军只能对外，国内安全事务完全由警察处理。比哈尔的财政状况差，沿途所见警察很少，装备也很一般。看来难以对付地下状态的农民武装。
　　由于比哈尔60－80年代确有占地超过上万英亩的大地主，现在仍然有占地超过两千英亩的地主。而且，直到70年代封建性质的高级种姓地主还行使对农民的“初夜权”。因此，当地的主要矛盾被所有左翼政党共识为地主压迫农民，从事议会政治的CPI、CPIM和CPIMLL等政党无论各自政见如何、从事NGO运动的各种组织无论目标如何，大都致力于在农村发动和组织贫苦群众，与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开展斗争。由此，我们得以在搞扫盲运动的NGO组织的带领下，访问了5个村庄。
　　农村个案：2004年1月8日，拉另眼看世界扎普村Razzaqput调查。这是个4000多口人的大村，也是乡级政府的所在地，设有警察所和学校。村外的田野上间或有牛耕的吆喝声，尘土飞扬的村庄主要街道和路口上有各种店铺，大多数农民家庭住的是草房,穷得家徒四壁，很多住户的墙上和树上贴着牛粪饼（晒干用作燃料），农妇在昏暗的农舍中使用古老的石臼舂米。粗粗看去，大约1/3的农户有砖房，少数农户有摩托车或拖拉机。村长带我们去看过大地主的豪宅，这些有欧式门廊和罗马柱的、带有大院子的大房子错落着集中在村子的东边，现在已经被乡级公共部门如警察所、学校和电视接收站等占用。其中那个曾经拥有上万英亩土地的最大地主的宅院，在村子里大片低矮的民房之间虽仍然不失当年之威严气势，但如今中心庭院和其他住房已然是荒草萋萋、一片破败景象，仅东南一角成了警察所的厨房。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得产生“大户萧疏鬼唱歌”之感。接待我们的年轻村长辛哈Singh长得人高马大，满脸剃得发青的络腮胡子，头戴黑色羊皮帽，带我们去的人说，他是个“烈士子弟”，他的父兄就是在农民与本村大地主斗争的年代被杀害的。该村地主叫普拉萨德（AyodhylPrasad）周围4个村都有他的地，原来大约?!?000佃农为他干活。上世纪70年代印共（CPI）在这里发动群众与地主开展合法斗争，3000名农民组织起来，依据国家法律把该村地主超过25英亩的土地强行占领之后，按照人口分配。地主私人武装虽然杀害了几个农民积极分子，但架不住农民人多势众，最后不得不放弃土地，举家迁走。农民夺取土地后在印共领导下加入合作社，从政府取得6厘利率的农业贷款，加3厘转贷给农民；同时还经营种子、化肥等购销业务。20多年过去，这里虽然人口增加了上千，但年轻人大多数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日子还过得下去。陪同我们访问的比哈尔农业工会主席、印共州委委员特别强调，之所以至今没有农户破产，也没有再产生新的地主，主要是得益于合作社的支持。
　　调查中农民告诉我，地主的初夜权甚至被地主家族滥用，他们随时可以派地主的私人武装去农民家里强迫年轻女孩到地主家过夜。这与我2003年8月在墨西哥恰帕斯州了解的情况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