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 @司马懿 的思路来强行建模。
考虑存在一个平台,比如菜市场,它对接商家与消费者。平台上买卖的商品是标准化的。
商家可以选择对称做手脚来通过缺斤少两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而消费者如果认为存在缺斤少两,可以选择投诉。投诉后平台会检验商品的斤两,如果的确存在,就惩罚商家,并给予消费者一定补偿。
但投诉对平台和消费者都存在一个严格大于零的成本。而消费者对重量的感知存在误差,因而只有当他们有足够把握时才会选择投诉。
这样在均衡下商家会选择一个严格大于零而又不太大的缺斤少两数,消费者此时没有确切把握,只能选择忍让。但消费者事后可验证斤两,所以结果就是平台本身的竞争力受到影响。
而如果存在一些消费者,他们无论买到多少东西都会选择投诉,那么,如果这些人足够多、平台施以的惩罚足够大,商家又无法区分他们与普通消费者,那商家最优的策略就变成了足斤足两。
此时,在均衡下,虽然表面上看这些消费者的投诉行为在无谓地浪费平台的资源——因为此时商家是没有缺斤少两的——但他们的存在对平台是有利的。
我比较喜欢这种脑洞题,考验强行建模能力的时候到了! 多谢 @星日马 的邀请。
假如存在两种消费者,支付能力高的和支付能低的。和一个垄断企业。假设这个垄断企业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应该服务所有的消费者,而垄断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选择了只服务支付能力高的消费者——因为生产线是统一的,为两种消费者分别生产两种质量不同的产品进行价格歧视不划算。
现在支付能力高的消费者里面有一些“劣币”,也就是劣质消费者,比如喜欢买了之后乱退货。那么企业如何处理这些退货呢?其他的支付能力高的消费者是不会要的。于是企业只能打折处理,销售给支付能力低的消费者。最后形成的均衡就是消费能力高的消费者购买新货,消费能力低的消费者购买功能基本相同,但是被拆过封的退货。也就是说,这些支付能力高的消费者中的“劣币”就客观上帮助了垄断企业实行了二级价格歧视,提高了社会总福利。
继续,我们考虑一下信息传递。有一个信息发送者,一个信息中介,一个信息接受者。
如果信息中介非常精准的把信息发送者的信息传递给信息接受者,那么当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时候,效率损失是很大的。可以想象一个专家,一个信使,和一个决策者。决策者和专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时候,专家建议A,那么决策者可能想选B,然后专家预计到决策者选B,于是可能还会建议C…… 这种现象在Crawford-Sobel模型详细的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的均衡就是决策者划定几个范围,让专家只选范围,不选具体的值,然后自己对范围内的数字取一个均值作为最终的决定。这就是利益冲突导致明明很精准的信息变模糊的原因。
但是如果中间这个信使是一个很差的人,有的时候传递专家的信息是准的,有的时候就忘记了专家的信息,自己随便找一个信息汇报给决策者呢?
这可能是好的!因为当决策者拿到信使传递过来的信息的时候,决策者要考虑:1. 这个信息可能是真的专家传递来的,2.这个信息可能是信使瞎给的。考虑到瞎给的可能性, 所以决策者就会认为这个信息不一定代表专家的意见,而正因为如此,专家给意见的时候反而就可以给出更真实的意见。
所以存在一个信使犯错误的最优概率,能够让这个信息传递过程反而比信使完全精确的传递信息更加有效。可以粗略的想象一个给女神表白的场景,如果微信有一定的小概率自动发送表白信息而双方都知道这一点,是不是羞于表白的人可以减轻很多的压力,从而更愿意表白了。
上周去了一趟杭州,和 @冯晗 老师聊天的时候提到了发表论文的问题,觉得似乎可以作为一个答案。
很多研究生在未来的工作中可能并不需要有论文写作的能力甚至进行研究的能力,但是在短期内大学一定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情况下,一些“水”期刊的存在可以使得这些人能够得以顺利毕业,并进入岗位发挥自己的能力。
后来我又想到之前自己常用的一个例子:
如果某地的行政制度过于严苛,通过一些违法手段来绕过制度限制,最终反而可能达成有利于当地建设的结果——姑且称之为“贿赂”的正外部性。
这两个例子可能太过严肃(而且也很负面),来说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最近去某家商城买衣服,正好商城各个柜台在搞活动,我去看的那个柜台是买2件打6折,但是我只看中了一件衣服,怎么办呢?结果销售员表示不用担心,她可以按照6折给我计算,只要把我这件算成是和别人一块儿买的就可以了。从厂家的角度来说,这显然违背了政策的经济学初衷(二级价格歧视),但是反过来这又确实增加了销售额和利润——如果是原价我可能就不买了。
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如果制度不合理,那么“劣币”——违反制度的行为有可能反而有利于系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