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是如何成为比韩国还要富裕的发达国家的？ 第1页

前言

在正式回答问题之前，我希望先指出题目中的两个错误：

1、“人均GDP高于韩国”，在2015年韩国的人均GDP已经完成了对西班牙的赶超，在随后的两年里保持了这个优势，直到2018年被西班牙小幅反超，但是在2019年和2020年依然重现了对西班牙的优势。接下来几年，我们也许仍有机会看到韩国与西班牙人均产出水平的缠斗。

2、“西班牙人口与韩国差不多”，在2019年韩国的人口为5，170.9万，同期西班牙的人口仅为4,707.0万，这在千万级别国家的人口差距中绝对不能用差不多来形容。再考虑到西班牙（50.60wkm²）是韩国（10.02wkm²）整整5倍的国土面积，两者的人口密度更加难以相提并论。

有鉴于上述问题和误解，我希望将本问题理解为两个问题：

首先，韩国是如何完成对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赶超的。

其次，为什么韩国的大企业比西班牙要多（至少是在中国人眼中）。

韩国是如何完成对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赶超的。

这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问题，韩国与西班牙的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存在不同的基础。

经济基础

在二战结束时，尽管有日据时期留下的有限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但总体上朝鲜仍是一个贫弱的农业国，对于只占据矿物资源贫瘠的半岛南部的韩国来说，这一情况尤其显著。

在这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北方朝鲜压迫和美国指导的双重约束，韩国逐渐形成了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和企业家、工人、军人、农民、官僚等利益集团。到1953年朝战结束，1960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此时朝鲜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比韩国高了50%，为了寻求对内和对“北傀”的合法性，开始急切的寻求经济发展的路径。

西班牙的经济基础要优越的多，依靠着其在二战期间的中立状态，保护了建设成果。以及佛朗哥政府前中期推行的“自给自足”（la autarquía）经济战略，在强政府干预（统制经济）的环境下完成了重建工作，恢复到了战前的经济水平。

但是出于外界的孤立和维护权利的目的，佛朗哥政府继续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由于其国内资源的贫乏、封闭且强调独立性（民族性）的外贸、货币和投资政策、低效下的政府机能，在完成重建之后，随即陷入了低增长的长周期中。战争期间，西班牙尚可以因国内的和平环境聊以自慰，等到战争结束，西班牙因其法西斯政府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加之国内经济改革的失效，陷入了通货膨胀、公债膨胀和入超的境遇。尽管自1953年以来美国在《马德里条约》的框架下，向西班牙提供了10亿美元以上的援助，但是西班牙经济仍然陷入了僵局。

前期（趋同的）发展路径

韩国和西班牙大体都在1960年走向了发展开放经济的道路。通过上文的描述，我们能够推知韩国与西班牙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共同缺点，那就是人口过剩和资源贫乏，这两个国家必须寻求巨额的资本投入来对停滞的经济进行大推动，从而进入新的增长轨道。

因此政府会采取激进的手段来压制人口增长、抑制消费、扩大资本收益率和引入外部资本，最终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

1960年，佛朗哥从旧统制经济的支持者手中夺走了经济大权，转向新自由主义者。他们随后推出了“国家经济稳定计划”，在维持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的前提下，推行了适度的开放措施。加强了封闭的西班牙经济的对外联系：

• 统一汇率，提高西班牙货币比塞塔的可兑换性，促进外资流入。
• 重置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指导银行压缩贷款数量，压制工资的向下刚性。
• 压缩政府开支，推进税收改革扩大收入来源。
• 加入各个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

这些改革措施在短时间内起到了正向的效果，他们引起的经济事态变化倒逼了改革的深入。尽管在“国家经济稳定计划”期间，西班牙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是原有的“自给自足”时期的公共部门仍然尾大不掉，拖累了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并且影响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当局决定推动更激进的自由化改革。在六十年代中期，政府放弃了继续在市场中充当运动员的意图，改革公共部门，转而实施基于GDP增长率的指导性的经济计划。这些计划成功推动了西班牙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结构转型。

同期的国际形势也很有利，

• 西班牙的旅游业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国内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投资限额的撤销促进了外国投资的增长。
• 以法德为代表的主要欧洲国家正处于高速增长的轨道中，他们的溢出有力的促进了西班牙的增长
• 过剩的劳动力移民出国，既减轻了人口压力同时也带来了巨额侨汇。

到1974年，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这个新兴的发达国家很快就遭遇了当头棒喝。

韩国经历了教科书式的经济增长，这个国家的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稀缺比之西班牙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60年代，韩国的劳动力极其廉价，大量隐性失业人口人口集中在农村中，近乎无限量供应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匮乏的资本存量促使朴正熙政府倾向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韩国通过利用外部资源（包括直接与间接投资），推行并坚持面向出口的经济增长战略，为生产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市场，弥补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不可避免会遇到的资本、外汇、技术、管理等缺口。国内高储蓄率与政府开放、有效的经济发展政策相结合，在经济领域形成了储蓄、投资和出口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增强了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并对其他国家进行资本输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集约化运用，韩国政府通过指导贷款发放、金融制度导向、经济政策引导等方式，在国家推动发展理论的影响下，对有增长潜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选择赢家”（picking winners）和价格扭曲（getting the prices wrong）。在政府的支持下，没有组织起来的小企业迅速被财阀吞并，这增强了韩国经济的集中度和企业竞争力，并投入到对出口市场的争夺中去。西班牙可能存在大规模的地下经济，但是韩国经济早就集约化了。——这就是韩国大企业多的原因，正好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就名义GDP而言，在1965-1989年间，韩国取得了超越世界其他非小型经济体同期最高的增长率。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韩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然要高于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与地区。 尽管韩国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遭受 1984－1985 年世界危机的沉重打击，遇到困难的出口环境。然而，她在 1980－1990年间仍然保持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率。直至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 1997 年，韩国的实际 GDP 增长率高达4.8％。

紧接着，一场熟悉的风暴就来了。

韩国和西班牙的战后的发展路径有相似之处，两国都创建了自由开放的经济模式，投入到了对出口市场的争夺中。差异在于韩国更具备倾向性，韩国的经济水平更低、政策力度更大、执行更彻底、力量更集约、出口导向更坚定、人口过剩和资本匮乏的问题更严重，这是韩国在低起点对西班牙进行追赶的保证。这些因素和西班牙不坚定的经济政策导致韩国的增长率长期高于西班牙，缩小了与西班牙的差距，但是这不是最终达成超越的原因。这两个经济体在面对危机时推动内部改革时决心的差异，才是关键因素。

危机与改革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倒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尽管在总产量只下降了4%，但是国际油价还是在当年就在恐慌情绪的助推下翻了一番。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油价继续提升至高点，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直到1985年，油价才回到正常水平。

西班牙的工资水平已经随着上一次石油危机大幅提高，国内开始出现了去工业化的倾向。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周期内——也就是1975-1980年，西班牙工业失去了81万个工作岗位，政治经济体制相似的法国和意大利只分别损失了42万和53万个。由于工资的上涨，西班牙的劳动力不再享有优势，制造业岗位转移去了发展中国家或者劳动力素质更高的领先国家——比如德国的工业就业岗位增加了23万个。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为了保护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发展起来的以钢铁和造船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西班牙政府为之提供了税收减免、负利率贷款和关税保护的优惠政策，这虽然避免了石油危机的冲击，也使得这些产业部门对20世纪70年代重工业需求收缩反应迟钝，他们甚至扩张了产能，这进一步拉低了效率和利润率。

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油价再次走高，通胀爆炸；随着工资暴涨和失业率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迅速增多，政府财政开始入不敷出，这一切又再次推高了工业成本。时任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采取了紧缩政策——同时辅以经济改革，来应对这次经济危机。

经济改革总体上是正确的，核心指导思想是通过裁员来提高生产率和盈利能力、裁撤低效和过剩的产业部门、并将投资引入新兴产业部门。这些政策重新奠定了西班牙的增长基础，使得长期利率趋于下降。到1988年OECD^[1]说：

By the mid-1980s, the economy had begun to emerge from a prolonged period of stagnation and crisis. The GDP commenced its expansionary growth, rising by 2.3 percent in 1984 and by a high of 4.7 percent in 1987. Meanwhile, industrial output had succeeded in shedding its sluggishness and had embarked on a vigorous cycle of growth. Industrial production grew by 0.9 percent in 1984, by 2.2 percent in 1985, by 3.5 percent in 1986, and by 4.7 percent in 1987. Observers projected that output would somewhat decrease in 1988 and in 1989, but that it would reach growth levels of 3.8 and 3.7 percent, respectively, in these years. Despite a modest decline in the mid-1980s, Spanish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growth continued to be the strongest in Western Europe. Indicating an expanding economy, capital goods production increased by 9 percent in 1985, despite a previous decline in 1984.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metal fabr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precision instruments increased from 1.8 percent in 1984 to 4.1 percent in 1985. Nevertheless, production increases in minerals and in chemicals were a minimal 0.2 percent in 1985, compared with 3.3 percent in 1984. Auto assembly output soared, but iron and steel production and shipbuilding experienced sharp declines. Traditional export-oriented activities, such as petroleum refining, and textile, shoe, and leather production were suffering from reduced competitiveness.
80年代中期，西班牙经济开始摆脱停滞和危机， 1984年增长2.3%，1987年达到4.7%的高点。 工业产出成功地摆脱了低迷，开始了一段蓬勃的增长周期。工业生产1984年增长0.9%，1985年增长2.2%，1986年增长3.5%，1987年增长4.7%。 尽管1980年代中期略有下降，西班牙的经济和工业增长仍然是西欧最强劲的。 汽车组装产量飙升，但钢铁生产和造船却大幅下滑。传统的以出口为导向的活动，例如石油炼制、纺织、制鞋和皮革生产，都受到竞争力下降的影响。 。随着投资需求的恢复，建筑业估计增长了10%，整体工业增长了4.7%。

看起来西班牙即将走向产业升级的进程——如果一切照旧的话。但是，在1980s-1990s西班牙还发生了一件足以彻底改变其经济环境的事情，那就是向欧洲靠拢。1985年，西班牙正式签署条约加入欧洲共同体，1995年西班牙正式废除货币比索转而使用欧元。前文所述的西班牙工业是依赖关税、贬值和政府产业政策发展起来的，在统一货币和共同市场的情况下，无疑丧失了其部分竞争力，而被法德企业冲的七零八落。

然而，这个外部因素在其他方面起到了正向作用，由于西班牙成为了欧共体的一部分，市场评估其信用水平时会考虑到欧共体的担保，因此市场信心极大提升，利率顺势下滑至欧共体平均水平。这刺激了信贷的扩张，在信贷扩张和旅游业的共同作用下，西班牙经济中的建筑业和服务业部门获得了高速增长。在景气的1997-2007年这十年周期内，建筑业取代旅游业，荣升西班牙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GDP占比10%，就业占比13%。在建筑业的亮丽业绩引领下，西班牙经济全面欣欣向荣，成为欧元区最为亮丽的增长明星。在这十年内，年均增长3.7%。

很美好的一段历程，尽管却是个海市蜃楼。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欧盟的不协调性迅速展现出来 北欧的“协调市场经济体”(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包括德国及上述两个地区的欧洲小国)通过了危机的考验，对其由出口推动的平衡增长模式造成危害的，主要是它们的银行要面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给它们带来的不良贷款问题。西南欧和地中海的“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体”( state - influenced market economies)受到了仅次于以英美为代表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冲击，其中西班牙作为一个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的经济体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房地产泡沫毫不令人意外的被戳破了，全国最大实业部门的破产迅速的把整个国家拉入了痛苦的紧缩周期。中左翼政府不得不实施劳动市场改革，用弹性雇佣制来帮助企业压缩成本和降低失业率。

西班牙开始了一个长达7年的衰退进程，而韩国将在这个周期内完成对西班牙的第一次收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的背后并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因而需要独力承担强大的冲击。以韩宝、起亚为代表的一批韩国传统大财团纷纷倒闭 ,导致金融机构陷入严重的支付危机。当年11月10日 ,韩元兑美元的比率首次跌破1000韩元大关 ,到12月底韩元贬值幅度高达40% 以上。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政府不得不于当年11月21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寻求援助 ,并于12月3日获得条件极为苛刻的援助许可。到1998年1月30日 ,韩国倒闭的商业银行已达10家 ,金融、经济形势极为严峻。1998年第一季度 ,韩国每天有将近150家公司倒闭 ,1万名工人失业。1998年韩国GDP年增长率只有-5.8% ,国内需求大幅度萎缩 ,当年7月韩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64.6% 。

1998年2月金大中上台后 ,新政府一方面着手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在 IMF、国际重建与发展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总计350亿美元贷款的帮助下，通过降低利率以缓和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的压力 ,并开始了贸易、投资、外汇以及资本市场的自由化 ,以稳定外汇市场引进外国投资；另一方面，开始推动经济改革，实施长期性的结构调整政策以校正结构性缺陷 ，以改革求生存。

金大中政府主要推动了四项改革：

• 金融市场改革：韩国的金融问题来源于上一阶段中政府与企业过于密切的“合作”，韩国银行向大企业集团发放了大量软贷款^[2]，而绝少考虑其偿付能力。为了恢复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韩国政府决定实施三项原则以使金融部门能够达到资本结构和谨慎监管的世界标准 ,即：

1. 清除整个金融部门的不确定性以恢复中介功能
2. 清算不良贷款和注入公共资金 ,从而迅速将不良金融机构清除出市场并及早使绩优金融机构标准化
3. 严格实施公共资金的损失分担原则来防止道德败坏行为。

最终的政策表现就是 ：

1. 通过关闭有问题的企业和处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消除银行系统潜在的有害因素。
2. 支持包括改进公司所有权结构和金融机构管理改革在内的软件重组计划。

• 企业结构改革：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大财团一直是韩国经济的灵魂和基础。然而 ,大财团虽然促成了韩国的经济奇迹 ,但无止境的扩张促成了这种经济奇迹的终结。97年的经济危机给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敲响的警钟，韩国政府意识到如果韩国想要逐步脱离当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走向科技和创新为主体的新经济，必须走向市场导向的道路，促进经济自由化。1998年 1月 ,韩国总统金大中与五大财团签订了著名的企业重组原则协议 ( CRA) ,包括:

1. 加强企业的透明度。 具体措施是创造一种市场导向的商业氛围框架 ,并使之在政府干预最小的前提下保持运转。
2. 消除财团附属企业之间的交叉贷款担保现象。
3. 改进公司的财务结构 ,降低大财团企业的债务资产比率 ,提高经营效率。
4. 集中发展核心业务领域。
5. 加强公司主要股东和管理人员的责任 ,要求上市公司从1999年起将外部董事的数量增加到 1/4,并进一步加强（外部董事的）权力。

1999年8月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韩国企业结构调整的成果 ,防止实体企业过度倚重金融业务，韩国政府与财团又达成三条原则：

1. 改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治理 ,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隔离 ,以遏制财团金融机构向母公司和附属企业输送金钱。
2. 制止流动贷款和非法内部交易 ,遏制间接的交叉持股和企业内部的不正当交易。
3. 防止逃避遗产税和礼品税。

到1999年6月 ,韩国30家最大财团总共剥离484家企业 ,最大的五家大财团也纷纷将其附属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3]。 通过改革 ,韩国最大公司附属企业间的债务担保额从1998年4月的26.9兆韩元下降到1999年6月底的7. 7兆韩元 ,五个最大财团的债务资产比从1998年的386%下降到 1999年底的 200% 以下。现代、三星、LG、SK等四大财团的财务结构也有大幅度的改善。有资料表明 ,四大财团的平均债务比在1999年底已经从1998年底的352%下降到173. 9%。1999年 ,四大集团通过出售资产获得12. 2兆韩元现金 ,通过发行新股获得 22. 7兆韩元现金。 结果 ,它们通过自救获得 37. 7兆韩元现金 ,超过预定目标 33兆韩元现金。此外 ,它们还吸引了 843亿美元的外国资本 ,超过预定的 719亿美元的目标^[4]。

韩国政府并没有一味地救济所有的大财团，1999年8月26日 ,大宇公司被列入待清理公司的名单 ,从而导致韩国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债务清算。

• 劳工市场改革：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实施了有利于工人的劳动市场政策。金融危机爆发后 ，企业负担加大,韩国劳资冲突急剧增加 , 1998年爆发的劳资冲突比1997年多1.7倍 ,损失的劳动时间多2-3倍。1999年 ,韩国发生的劳资冲突达198件 ,比1998年多1.5倍。迫于IMF的巨大压力 ,韩国政府不得不同意立即实施解雇工人制度 ,并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1998年1月15日 ,韩国建立了第一个由劳工组织、管理者和政府三方 代 表 组 成 的 三 方 委 员 会 ( Tripartite Commission ) ,以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解。1998年8月 ,解雇工人合法化的劳工标准法成功地经历了第一次考验 ,当时通过工会领导人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对话 ,现代汽车公司的罢工工人与资方之间的预期冲突和僵局得以避免 ,资方也缩小了最初计划的解雇规模。这一事件表明 ,韩国工会在原则上和实践上都接受了解雇的必要性。在允许解雇工人的同时 ,韩国政府又承诺通过创建适当的社会安全网为失业者提供充分的支持。金融危机后 ,政府加强了由各种反失业措施和就业保障措施等组成的社会安全网 ,特别是失业补贴、公共工程项目、工作培训得以实施^[5]。
• 公共部门改革：市场自由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政府的“退出”，指重新确定政府的作用并改进公共管理机构的效率 ,核心是政府结构与绩效的灵活性和透明性 ,以创造性和竞争性替代官僚思维。这意味着对政府机构进行改组和压缩规模^[6]。韩国政府同时削减政府管制，只留下必要性的、有关国际条约、环境、安全及公平竞争的管制条款，完全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国内市场 ,允许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进行敌意兼并 ,房地产市场也实行自由化^[7]。

韩国政府的这些措施明显比之前西班牙政府的改革措施更加深入。西班牙政府的改革措施完全是建立在应激性反应之上的，只是别动地对经济做出调整着眼于面向眼前的问题，较少对深层次的经济制度进行调整——这也是因为西班牙缺乏改革的力量基础。在加入欧共体之后，经济方面的负面效应完全被来自共同市场的红利所覆盖，更加缺乏改革的动力。

反观韩国的这一轮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对30余年来形成的社会经济体制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更新改造 ,目的在于使经济具有一个更合理的制度基础。金融部门改革意味着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中要取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活力 ,需要公司部门遵守全球通行的信贷准则 ,意味着一种有效的监管系统将促进更好的管理和透明度。 企业部门改革意味着韩国企业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将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效率 ,国际竞争力将获得极大的提高；劳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改革意味着韩国将建立起一种新的、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雇用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 所有这些都表明 ,韩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部门 ,而是涉及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方方面面。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韩国将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迥然有别于从朴正熙时代开始的以大企业为中心、以政 - 商- 金融三结合为特征的新型社会经济体制 ,从而将韩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置于一个更为坚实合理的制度基础之上 ,试图让市场经济原则真正成为支配韩国经济发展的惟一原则。

韩国迅速的从危机中走了出来——而西班牙在危机中呆了近十年，并且（尽管是有着中国高速发展的影响）进入了一个长达二十年的高增长周期，挺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并且在分别在2015年和2019年完成了对西班牙的赶超，并且极有可能在未来完成对意大利的赶超。

韩国这套模式，看起来简直完美，除了。。。

极具不确定性的未来

韩国发展经济的优势，包括两方面因素，其一是要素层面的比较优势；其二是正确的政策和适当且坚决的改革。这两方面的优势，促进了韩国在“坚定出口导向”道路上的发展进程。

韩国一贯抑制人口增长和消费的政策取向，打击了其在潜在劳动力的数量和消费能力，透支了其发展潜力；

国家与工业财团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在民主化后出现的包括工会和农协在内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形成了多强寡头式的竞争格局。而后发的服务业部门，无法有效的组织起来，因而长期处于被倾轧的状态，推进新的改革有多难？参见文在寅。韩国的服务业效率已经降低到了制造业部门的45%，而且由于制度因素和制造业利益集团的阻挠无法依靠改革提高效率。

更致命的是，韩国当前制造业占其经济的比重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了，这意味着一旦在不远的将来韩国把提升制造业效率的这条路走到头之后，仍然无法来一场像1997年那样依靠内外部力量支持的改革来清除国内利益集团，并找到提高国内服务业效率的路径的话，停滞是必然的事情。

相比之下，西班牙在人口和经济结构上更加均衡，这为其的未来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韩国在未来因高龄少子化和改革失败陷入长期停滞，（西班牙）就存在反超的机会，或者至少韩国难以拉开与西班牙的差距。

^{[8] [9] [10] [11] [12] [13]}

参考

1. ^ Span:A country study,1988
2. ^ 软贷款是条件优惠的贷款或可用本国货币偿还的外币贷款。世界银行提供的长期无息优惠贷款，贷款期限最长可达50年，一般每年只收取0.75%的手续费。
3. ^ 现代财团已经宣布指定制造业 (包括重工业、建筑、汽车和电子 )和金融部门为其核心能力业务 ,到1999年底其子公司数从1998年底的57家减少到26家。处理掉的子公司包括石油化工、飞机、铁路车辆以及发电站等。到1999年底 ,现代公司的债务比已经下降到 181%。 三星公司指定电子、金融服务以及贸易服务业为其核心能力业务为此 ,它处理掉石油化工、发电站、船用发动机以及汽车等业务领域中的子公司。为此 ,它将其总负债减少到 6. 3兆韩元 ,而将股权资本增加到 6. 9兆韩元 ,负债比降到166. 3%。 LG集团的核心能力业务领域为能源、化学、电讯、建筑分销以及金融服务。 它的债务比到 1999年底降到 184. 2% 。SK集团宣布将促进能源化学、电讯、建筑分销以及金融服务作为核心业务能力领域。为此它的子公司数到 1999年底减至 38家 ,减少总负债 2000亿韩元 ,增加股权资本7. 5兆韩元 ,债务比到1999年底下降到 161. 0%。
4. ^ 1999年底开始其清理活动的 17个负债严重的主要财团 ,到2000年底已经处理了其 303个子公司中的 237个 ,其中 128个子公司已经完成清理程序。 在这237家清理的子公司中 , 112家子公司被出售 ,52家被关闭 , 51家与其他企业合并 , 22家处于法院的监管之下。
5. ^ 中国的相关研究认为：应该承认 ,允许解雇工人的严峻社会影响已经被一种资金充实的社会保障网抵消。
6. ^ 到 1999年 10月 ,已有 98个政府委员会被撤销或合并到其他政府委员 会中。政府机构改革的结果是: 政府官员的工资削 减 10%以上 ,总额达到 1. 1兆韩元。 国有公司雇 员的提前退休补偿金削减 50% 。从政府接受财政 资助的公共机构数量从 210家减少到 143家 ,减 少 31%以上。 1999年有 41家公共机构受到该计 划的影响 , 2000年有 14家 , 2001年有 12家受到 影响。韩国政府预期从中节省的预算数在 1999年 达到 373亿韩元 , 2000年达到 111亿韩元。
7. ^ 这些措施促使外国 投资大量流入韩国。 1996年 ,外国企业在韩国的 直接投资只有 32亿美元 , 1997年为 70亿美元 , 1998年为 89亿美元 , 1999年 1- 10月为 102亿 美元 ,全年估计达到 15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 大幅度增加是把韩国经济从灾难的边缘拉回来的 关键因素。
8.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9. ^EPS数据库 https://www.epsnet.com.cn/index.html
10. ^ [1]王春法.金融危机以来的韩国四大经济改革措施及其经济复兴[J].世界经济,2001(05):46-55.
11. ^ [2]维维恩·A.施密特,聂咏华.国家影响型市场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应对经济危机的表现为例[J].国外理论动态,2015(09):31-44.
12. ^ [3]沈红芳. 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厦门大学,2006.
13. ^天涯明月刀：西方主流经济学能解释现代中国的经济吗？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917417/answer/1465465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