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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在另外一个回答下面有提到过:
按照李达康目前的表现,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断,就连“秘书帮”这种概念,也是祁同伟这些人为强化圈子内部认同感而发明出的客体。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7899696/answer/156642267
汉大帮的人才辈出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这些人确实有专业优势,其次是高育良书记比较“重情讲义”,能说好话的就说好话,能拉一把就拉一把,这就造成了汉东官场无形中出现了一个以高育良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
广义地讲,汉大帮未必全是汉大出身,比如法院院长陈清泉之前是育良书记的大秘。
这个团体之所以能出现,育良书记行事风格的推动、以及随后的默认,具有直接关系。
但是并非本质性原因。
之所以出现汉大帮,严格来说,是前汉东省书记赵立春主政时留下的政治遗产。
包括陈岩石夫妇等不止一个方面的相关人士认为,风气之坏,自赵立春始。
赵立春为汉东省的政治生态灌注了一种以派系利益分析问题的基因,这种基因浇筑到之前一代干部“执政为公”的理念中,嬗变出公私弥合的新形态,并体现在李达康、高育良这一批干部的做事风格中。
李达康本人是比较厌恶派系的,但他也绝对不可能(当然也没义务)去和这种派系作风正面对抗。他能做的,就是搞好切割工作,让这种风气不影响自己主导的经济建设。
吕州的美食城,他在的时候坚决不上马,并且达康同志也确实贯彻了“市委不和包括赵家班在内的任何人做交易”的原则。
可他管不了别人啊,一到育良书记,该上的项目还是上了。
赵立春已离开汉东官场,至今未出面,但是赵家公子口衔天宪,你可以说他是扯父亲的虎皮做大旗,也可以说他是赵家班利益的体现。
而在赵瑞龙分析政治形势的时候,派系斗争的视角与祁同伟无二。
比如将猴子抓捕欧阳、京州市到山水山庄扫黄这两件事,看做汉大帮、秘书帮的火并,出面要求高、李二人在沙瑞金空降的当口保持团结,站稳脚跟,“巩固汉东发展成果”。
与此同时,赵立春还亲自给高育良(而不是李达康)挂了电话。
这些形势分析、行为决策,都是将汉东政治生态理解为新旧人(沙—高、李)之争,内部派系(秘书—汉大)之争。
它体现是不止是赵瑞龙一人的观点,也是赵公子背后的赵立春的判断。
这种以派系斗争分析政治生态的方式,在高、李二人身上得到或隐或显的体现,并被祁同伟为代表的少壮派彻底继承。
沙瑞金的空降,与其说是反腐,倒不如说是为了打破这种对赵立春政治遗产的继承。
而沙瑞金的做法,被惯于以派系斗争看问题的祁同伟等人,理解为“沙家帮”的夺权。
这也就意味着,祁同伟眼里的沙瑞金行动包括两大部分:
1)清理旧人;
2)像赵立春此前做的那样,培养一个以沙瑞金为核心的政治新势力。
这种理解方式,本身是赵立春时期的遗留,也正是与沙瑞金理念发生冲突、并为后者强烈扭转的地方。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看所谓的“汉大帮”、“秘书帮”。
前文说过,汉大帮的存在无须讳言,并且和高育良“重情讲义”(你也可以说是公私弥合)的行事风格有极大关系。
但是否就是育良书记的初衷呢?
实际上很难说。
通过相关人士(陈氏夫妇、高氏夫妇、李达康等)等人对过往的描述,育良书记在处理问题上,比较具有灵活性,并且非常追求进步。他曾表明心迹,政坛是比学术更适合他的更大的天地。这令他在赵立春时期比李达康更善于也更乐意于领会上意,同时也就更多地沾染了地方习性。
他自己的进步来自于旁人的知遇之恩,他受惠其中,也重施故技,于是一大批同志被举贤不避亲地提拔上来。这群人上来之后,更直接地沾染了赵立春风格的习气,却未必有高育良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于是形成团体后,逐渐团结在以赵瑞龙—祁同伟为中心的山水庄园圈子中。
对此,高育良采取了与世沉浮的态度,但是并不代表他本人就随波逐流了。
对李达康处理“一一六”事件,育良书记的态度是“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政府在现场”;
对猴子拦截欧阳菁,育良书记的判断是“拯救了李达康的政治生命”;
对美食城项目,育良书记的说法是“此前为发展第三产业,后来意识到它的严重生态问题”。
凡此种种,无不是本诸于公义,落脚于私心。
而这,才是真正的育良书记。
和用派系斗争视角分析问题的方法,泾渭分明。
猴子向育良书记摊牌扫黄行动,育良书记暗示之以门生之谊,猴子便装糊涂。这实际上也意味着,高育良存着私心又本诸公义的灵活性(或者说,两面性),看到别人在装睡,那他也就跟着装醒。
这样的人,可能会欣慰于有一个对自己有正向影响的派系,但是绝对不可能亲自去维系这种派系。他不会走得那么远。
育良书记是保守派,但并非强硬顽固的保守分子,他在保守中也仍旧恪守着中庸之道。
再说李达康。
按照剧中的塑造,李达康是工作狂,技术官僚,理想主义者,“爱惜自己的羽毛”。
这样一种人设,尤其是在官场之中,毫无疑问是那种“官越大、胆子越小”的人,连老婆的亲弟弟、当初和自己搭伙并有大恩的老上级,他都不愿出来活动,更何况什么拉帮结派?
打铁还需自身硬。李达康是本剧里唯一一个敢这么说的人。
用某领导人引用的话来讲,就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
所谓廉者,实际上多少带有点儿自我诛心的色彩。想让吏害怕你的廉,前提就是你在自省时认为自己无愧于“廉”字,那这就不单纯是个不贪污受贿的问题了,它还鞭策着当事人反思:
不止是日常工作,尤其是在人事调度上,是否有出于私心、或被人误认为有私心的迹象?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拉帮结派?
既然高、李二人都并非醉心派系之辈,汉大帮、秘书帮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先从汉大帮开始分析,这群人在剧中已经不止一次地以“派系”的形象出现了。
对汉大帮而言,顶点是高育良,所有人都视高育良为“政治资源”,所有人都有求于高育良。
反过来看,高育良是否有求于汉大帮这个小团体呢?
据目前看来,高育良对他们的期待,无疑是比较消极保守的。
秉公做事,审时度势,静观其变,大致能代表高育良的态度。
八项规定出台之后,高育良甚至已经不再去山水庄园,也不再参加以祁同伟为学长组织的门生聚会,甚至连猴子的洗尘宴都没有参加。
但是祁同伟为首的一群人,还想继续进步,那他们就势必仰赖老师发挥更大的政治能量。
特别是当改换门庭的恶果被公之于众之后,所有人都看到这条路不可行,如此以来,向心力必会更加强烈。
高育良的行事风格给了他们一定的空间,共同的诉求和资源令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当政商结合之后,尤其是在沙瑞金冻结人事安排所形成的恐慌降临之后,“汉大帮”的存在意义进一步凸显出来。
他们必然下意识地抱团取暖,去和假想中的敌人展开搏斗,去打好手中的几张牌。
于是乎,汉大帮在事实上被自下而上地制造出来了。
当他们如此行事的时候,难免不会以己度人。
于是乎,所有侵犯他们利益、干涉他们部署的行为,都被理解为敌对阵营的挑衅、试探。一切斗争在他们看来都是权力的争抢,而不复公义的执行。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秘书帮也就被造出来了。
我们还可以再往回追溯,用排除法去看看,究竟谁是秘书帮。
丁义珍,被称为“李达康”的影子的人,祁同伟安排出逃的。算哪个帮呢?
孙连城,仰望星空,热爱宇宙,怠惰如是,完成本职工作就已经难为他了,哪来闲情搞派系斗争?
赵氏父子,赵立春离任前不曾举荐自己的秘书李达康,美食城项目因育良书记而促成,此后赵公子藉由山水庄园和汉大帮保持亲密关系,这到底算谁的政治资源?
易学习、王大路、欧阳菁,略;
赵东来,同情李达康者,目前主要是和出身汉大的猴子查案,以及追求陆亦可,硬摁的话也就只能说是个同情分子;
还有谁?
那么,谁是秘书帮?
宋太祖、明太祖、唐太宗这三位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英主,不存在不能相提并论的问题。同样的,汉高隋文光武康熙也可以与这三位还有秦皇汉武相提并论。